俱舍論 義疏通講 · 冊4Abhidharmakośabhāṣya · Exposition Throughout · Vol. 4
業體·表無表The Nature of Action · Manifest and Nonmanifest
全文五層 →Full five layers →讀這一卷之前
世品用四卷講完了有情與器兩重世間。這一卷開頭只有一句話:「如是差別由誰而生」——論主一問轉身,整部《俱舍》從『世界長什麼樣』走進『世界為什麼是這樣』。光記於品首解此次第云「所以次明業者,前品明果、此品明因,果不孤起必藉因生,望果是親故次說業」——前一品講果,這一品講因;果不會孤零零地生起,一定要靠因,而業比煩惱離果更近,所以先說業。
這一卷的骨架其實只有兩個字:體與諍。先立業的體(思與思所作、身語意三業、表與無表),再入兩場大諍——身表以什麼為體、無表到底是不是實有。兩場諍加起來占了本卷純漢的一半以上,是全論問答最密的地方之一。讀的時候要先有心理準備:這裡不是在下判決,而是在把兩造各自的理由講清楚。論主自己在諍中說過一句最要緊的話——「然此與彼俱難了知,今於此中無所憎嫉」。兩邊都難以了知,我對誰都沒有偏惡。這句話是整卷的定調。
還有一件事要先說。這一卷會反覆出現一個技術詞:表與無表。表,是身語動作顯現於外、他人看得見的那一分;無表,是隨著這個動作而起、不顯現於外卻能相續下去的那一分。整卷所辯的『有沒有』『是什麼』,翻來覆去都在這兩個字上。若把這兩個字放穩了,全卷的問答就有了掛鉤處。
一、世間的差別由誰而生
〔一之一〕先把『造物主』這一項劃掉。 先問:世間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差別?論答得極乾脆——「非由一主先覺而生,但由有情業差別起」。不是有一位主宰者先動了念頭而後造出來的,只是由於有情各自的業有差別。這一句在全論的位置很重,它把整部世品所描述的那幅巨大圖景,一次歸還給有情自己。
易誤處:把「一主」讀成泛指的『某個原因』。它不是。「一主」指的是主張有一位常住的造物者的那一類說法;論主所遮的是『一個先起念頭的作者』,不是『原因』本身——業正是原因。
落地上:讀阿毘達磨,遇到『為什麼會這樣』,第一步不要問『誰安排的』,要問『誰的業感的』。這一換,後面所有的分類與數目才會落在修行的帳上。
〔一之二〕內身與外具為什麼一美一醜——同一批業的兩面。 論在這裡插了一個很好的問難:既然同樣從業生,為什麼身外的欝金香、栴檀木那麼可愛,身內的形體卻「於九瘡門常流不淨」?答案是:「以諸有情業類如是」。若造的是雜業(善惡夾雜),感得的內身就是這副樣子;而為了對治這一分,同一批業又「感外具生色香味觸甚可愛樂」。至於諸天,「諸天眾等造純淨業,故彼所招二事俱妙」——業純,內外俱妙。
先問:這一段在證什麼?在證『業感』不是一條粗線,而是一張細帳:同一個人身上,內身與外具可以由同一批業感得而品質相反,只因為業本身是雜的。易誤處:把它讀成『美的歸外、醜的歸內』的固定分配。不是——諸天那一句正是反例:業若純,內外都妙。
落地上:這一段給了一個很實用的自檢法——看見自身與環境的不齊,先想『我的業是雜的』,而不是想『世界待我不公』。
〔一之三〕業的體是什麼:思,與思所作。 論主自設一問:「此所由業其體是何」,自答:「謂心所思及思所作」,並引經為證:「故契經說:有二種業,一者思業、二思已業,思已業者謂思所作」。
先問:為什麼要分二種?因為業有『還在心裡』與『已經作出來』兩個階段。思業是心裡那一段,思已業是心所作成的那一段。後文釋此二者之別最為清楚:前方便所起的是「思惟思」——我當作某事;既思惟已所起的是「作事思」,隨前所思去動身發語。易誤處:把「思」讀成一般的『想』。它是心所之一,是造作義;正因為它是造作,才能當業的體。
落地上:這一分為二,是後文一切業論的地基。往後讀到十業道、五無間,凡問『這件事成不成業』,都要回頭問一句:它在思業這一段,還是走到思已業了。
〔一之四〕三業何以能立為三——三把不同的尺。 二業再開為三:身、語、意。論主在此設了一個很嚴的問難:憑什麼立三?是就所依、就自性,還是就等起?並自己把三條路各走一遍,每一條都走不通——若就所依,一切業都依身,那就只有一業;若就自性,三者之中只有語本身就是造作,那就只有語是業;若就等起,一切業都由意等起,那也只有一業。
答案在毘婆沙師:「毘婆沙師說立三業,如其次第由上三因」。也就是說——三業不是用同一把尺量出來的:身業就所依而立(一切業並依身,而身業獨以身為其所依之名)、語業就自性而立(語本身就是造作,業性即語)、意業就等起而立(意是能等起者,身語二業皆由意等起)。論主隨即歸結:「然心所思即是意業,思所作業分為身、語二業,是思所等起故」。
易誤處:以為既然三條路都不通,三業就立不住。恰恰相反——論在此示範了一個阿毘達磨的常法:同一組法數,可以由不同的判準分別安立。凡遇到分類數目對不上,第一問不是『誰錯了』,是『這幾項各用了哪一把尺』。
落地上:這一手在本卷後面還要再用一次——四善四不善的四因(勝義·自性·相應·等起),用的正是同一種思路。
二、身語二業俱通表與無表
〔二之一〕一句頌,兩個世界。 「此身語二業,俱表無表性」——十個字。先問:這一句為什麼要單獨立為一頌半句?因為它一口氣把身語二業各切成兩半:看得見的那一半(表)與看不見的那一半(無表)。整卷此後所有的爭論,都掛在這一刀上。
易誤處:把無表理解為『心裡的念頭』。不是——無表在有部是色法,是無見無對的色,屬法處所攝;它不是心,也不是心所。正因為它被判為色,才會引出「諸無表無色相故」這樣的詰難(沒有色的相狀怎麼算色),也才會有本卷後半那一場大諍。
落地上:讀到這裡先立一個問題放在心裡——『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無質礙的東西,憑什麼算色?』這一問就是下半卷的引信。
三、身表是形,不是行動
〔三之一〕有部的正義:思力起身形。 論先出自宗之說:「由思力故,別起如是如是身形,名身表業」。光記於此句下標作「述說一切有部顯自師宗」——明白告訴讀者:這一句是論主敘述有部自宗,不是破他之語。
先問:身表既然是動作,為什麼說它的體是『形』而不是『動』?因為在有部的法相裡,能被眼根取的只有顯色(青黃赤白)與形色(長短方圓等);動作若要有體,只能落在形色這一格。所以有部說:思一發動,身上就另外生起這樣那樣的形,這些形就是身表。
易誤處:把『形』想成物理形狀的變化過程。論所立的是一剎那一剎那的形,不是一段連續的移動。落地上:這一分正是下一段破『行動』的伏筆——連續移動之所以不能作體,正因為法只有剎那。
〔三之二〕所破的那一部說什麼。 論錄異說:「有餘部說:動名身表,以身動時由業動故」。這一部主張:真正的身表是『動』本身——身在動的時候,是業使它動的,所以動就是業。三家古德於此繫屬全合:光記標作「有餘師說至說非行動者,釋第二句。有餘正量部說:別有動色從此至彼,名身表業」;寶疏標作「破正量部執行動名身表。『以身動時由業動故』者,是正量部計也。身無剎那」;頌疏標作「業。非行動為體者,正量部說動名身表,為破此故,說非行動」。
先問:這一部為什麼敢立『動』?因為他們不承認一切法剎那滅——寶疏一句點破:「身無剎那」。身若不是剎那滅的,就有一個東西從此處移到彼處,那就是動。易誤處:以為這只是名相之爭。不是——它是兩套時間觀的對立:一邊說法纔生即滅、沒有移動的餘地;一邊說法可以延續,所以有真實的移動。
落地上:往後凡遇『某某是不是實有』的爭論,先看雙方對『剎那』的看法是否一致;不一致的,爭的其實不是那個東西,是時間。
〔三之三〕論主的回擊只有一句:一切有為皆有剎那。 論主破得極省:「為破此故,說非行動,以一切有為皆有剎那故」。接著給剎那下定義:「得體無間滅,有此剎那法,名有剎那,如有杖人名為有杖」——得到自體之後中間不隔一念就滅,具有這種性質的法就叫『有剎那』,好比人拿著杖就叫『有杖人』。再推一句:「諸有為法纔得自體,從此無間必滅歸無」;既然「若此處生即此處滅」,就「無容從此轉至餘方」。
先問:這個『有杖人』的比喻在說什麼?在說『有剎那』是一個帶著屬性的稱呼——法帶著『得體即滅』這個屬性,所以叫有剎那,正如人帶著杖所以叫有杖人。易誤處:把「剎那」讀成一個極短的時間單位。在這裡它不是時段,是性質。
落地上:這條定義是全卷最被反覆引用的一句;後半卷講無表相續、講轉與隨轉,全都預設了它。
四、滅不待因——本卷最硬的一條比量
〔四之一〕論證的樞紐句。 那一部退一步救:「若有為法皆有剎那,不至餘方義可成立」——你要先證明『有為法都有剎那』,我才認你的結論。論主給出的證明只有一句:「謂有為法滅不待因。所以者何?待因謂果,滅無非果,故不待因」。
先問:這一句在推什麼?推理很短:需要因的是『果』;而『滅』是一種『無』,無不是果;所以滅不需要因。滅既然不需要因,那就沒有任何東西攔著它——所以纔生即滅。
論主再補一條反推:「若初不滅,後亦應然,以後與初有性等故。既後有盡,知前有滅。」若第一念不滅,後面那一念也該不滅,因為兩者在『有』這一點上完全一樣;既然後來確實盡滅了,可見前面一路都在滅。
易誤處:把「滅無非果」讀成『滅了以後什麼都沒有』。它說的是滅這件事本身不是一個新生的東西,所以不能拿因果去套它。落地上:這是全論極少數的純比量段落之一,讀它要一句一句對著推,不能靠語感。
〔四之二〕現量之難:柴薪遇火不是明明滅了嗎。 那一部搬出現量:「豈不世間現見薪等,由與火合故致滅無?」而且加了一句厲害的話——沒有哪一種量能勝過現量,所以不能說一切滅都不待因。
論主反徵:「如何知薪等,由火合故滅?」對方答:因為柴薪與火合了以後就看不見了。論主於是提出全段的關鍵分辨:看不見,有兩種可能——是因為火把它滅了,還是因為前面的柴薪自己滅了、後面不再生起,所以沒有了才看不見?論文舉了一組現成的例子:「如風手合燈焰鈴聲」——風吹燈、手按鈴,燈焰與鈴聲都不再相續,可是誰都不會說是風與手『滅』了它們,只是不再生起罷了。
先問:這一分辨為什麼致命?因為對方的現量只證得到『後來看不見』,證不到『火使它滅』;而『看不見』兩種解釋都能容納。所以論主說:「故此義成應由比量」——這件事只能靠推理定,不能靠眼睛定。
易誤處:以為論主在否認現量。不是——論主承認你確實看見了那個現象,只是指出你的解釋不是現量給的。落地上:這是一條可以帶著走的辨析法——分清『我看見的』與『我對所見的解釋』。
〔四之三〕三種替代方案,論主一一破。 對方陣營另有三種說法,論皆錄而破之:
其一,「有執覺聲前因後滅」——心念與聲音是被下一念滅掉的。論主破:「彼亦非理,二不俱故」,並舉疑與智、苦與樂、貪與瞋為例:自相相違的兩法不能同時,前念既滅後念才生,哪來一個能滅它的?而且還有一句追問極利落——「最後覺聲復由誰滅?」最後那一念沒有下一念了,它憑什麼滅?
其二與其三,「有執燈焰滅,以住無為因」(以『住相』為滅因)與「有執焰滅時,由法非法力」(以法與非法之力為滅因)。光記把後二者的來歷標得很清楚:前者「此是上坐部,正量部計。住謂住相」,後者「此是勝論異計。法、非法,德句義攝」;覺聲一項亦標作「此是勝論異師」。論主的破辭是「彼俱非理,無非因故」——若照這樣算,一切有為法上都可以隨意計度出這樣一個因,那就人人可說、無所定準;而一旦承認這一點,「既爾,本諍便應止息,許不待餘因皆有剎那故」——爭論自然結束,因為雙方都得承認不待外因而有剎那。
易誤處:把三說當成瑣碎的枝節。它們其實是同一個問題的三種答法:滅到底要不要一個外來的因。落地上:本卷此後凡遇『某法要不要別的東西來成就它』,都可以拿這三破當模板。
〔四之四〕熟變三品:把『生因』與『滅因』逼成同一個。 論主再出一記重手:若說柴薪之滅以火合為因,那麼在被火煮烤而漸變的過程中有下、中、上三品;中上之熟生起的同時,下中之熟正在滅去。同一個火合,一邊生一邊滅——「應生因體即成滅因」。而且論主把退路也堵死:就算在火焰有差別的場合還能勉強分出兩個因,那麼「於灰雪酢日水地合能令薪等熟變生中,如何計度生滅因異?」灰、雪、醋、日、水、地都能使東西熟變,難道每一樣都要另配一個滅因?
對方最後一問很具體:「若爾,現見煎水減盡,火合於中為何所作?」煮水煮到乾,火總做了什麼吧。論主的回答極精采:火合使火界增強,火界增強「能令水聚於後後位生漸漸微,乃至最微後便不續」——火只管『使後起者一次比一次少』,它從來沒有『滅』過誰。
先問:這個答案為什麼算贏?因為它給了『火有作用』一個完整的位置,同時不必請出『滅因』這個角色。易誤處:讀成『火不起作用』。論主說的是火起的是生的作用(使後念漸微),不是滅的作用。
落地上:於是全段收束——「故無有因令諸法滅,法自然滅,是壞性故」,「有剎那故定無行動」,最後回到本題:「既由斯理行動定無,身表是形理得成立」。至於為什麼人會覺得有東西在移動,論主也交代了:像燒草的火焰一路蔓延,那只是「起行增上慢」——一種以為有『走』的錯覺。
五、形色是不是實有——經部與有部的八番往復
〔五之一〕論主換了立場。 前一場破完,論主立刻轉身:「然經部說:形非實有,謂顯色聚一面多生即於其中假立長色……」——長短方圓不過是顯色在一面上生得多、生得少、四面俱多、遍滿而生的四種安布,各給一個名字罷了。論舉了一個人人有經驗的例子:一支火把在一個方向快速揮動,就叫它『長』;繞著圈子轉,就叫它『圓』——「故形無實別類色體」。
三家於此段之判全同:光記標「然經部說至別類色體者,此下論主述經部義,破說一切有部」;寶疏標「然經部說至隨應當知,論主述經部義破有部也」;頌疏標「是經部宗標破有宗實有形色。故論云:然經部師形非實有」。
先問:讀者最容易被繞暈的是什麼?是身分的轉換。上一場論主站在有部這邊破正量部,這一場論主站在經部這邊破有部。易誤處:以為論主前後矛盾。不是——這正是《俱舍》的體例,《婆藪盤豆法師傳》記其造論之法作「立薩婆多義隨有僻處以經部義破之」:以有部為底,遇到說不通的地方就用經部的義理去破。
落地上:往後每遇一段爭論,先問一句『這一段論主站在哪一邊』;三疏於此幾乎都會明標,是最可靠的路標。
〔五之二〕二根取之難——形若實有,就會被兩個根取到。 經部的第一難是一個很乾淨的歸謬:「若謂實有別類形色,則應一色二根所取」——若長短方圓另有實體,那麼在同一個色聚上,眼睛看得見它的長短,身體摸也摸得出長短,同一個色就被眼、身兩個根取到了;而按阿毘達磨的法相,「理無色處二根所取」。光記逐句釋其理路云「即釋頌第八句應二根取故。經部師言:汝常有宗」云云,指出這是經部拿有部自己的常規宗義來反打。
先問:有部怎麼救?有部答:其實摸到的只是觸,不是形;只因為觸與形同在一聚、彼此不離,取了觸就能憶起形——就像看見火的顏色便憶起火的暖、聞到花的香便憶起花的顏色。光記標此為「觸形至能念花色者,說一切有部救」。
易誤處:把『憶』讀成模糊的聯想。有部的救有嚴格條件——「此中二法定不相離,故因取一可得念餘」,必須是決定不相離的兩法才行。這個條件正是下一難的著力點。
〔五之三〕經部的反打與有部的再救。 經部立刻扣住那個條件:「無觸與形定不相離,如何取觸能定憶形?」——觸與形並不是決定不相離的(同一個觸可以配不同的形),你憑什麼由觸決定憶起形?光記標此為「至能憶念形者,經部難」。經部再推一層:若二者不定同聚而仍能由觸憶形,那顯色也該由觸決定被憶;或者形色也該像顯色那樣不決定,那取觸時就不該了知形——「而實不然」。又補一例:錦緞上看得見許多形,難道一處就有許多實形?
經部又換一路,從極微上打:「又諸所有有對實色,必應有實別類極微。然無極微名為長等」——凡是有對的實色都該有它自己那一類的極微,可是從來沒有一種極微叫作『長』;所以長短只能是「即多物如是安布差別相中假立」。光記標作「又諸所有至假立長等者,經部復難」。
有部再救:那就說形色的極微如此安布叫作長等。經部牒而破之:「此唯朋黨,非極成故」——這只是偏袒自宗的說法,雙方並不共許;因為形色根本沒有像顯色那樣自相極成的極微,哪裡來的『聚集安布』?光記標此為「若謂即以至聚集安布者,經部牒說一切有部救破」。
有部再舉一個生活例:「豈不現見諸土器等,有顯相同而形相異」——同樣的陶土顏色,器形卻不同(可見形另有體)。光記標作「豈不現見至而形相異者,說一切有部救」。經部答得極漂亮:這不正是我說的嗎——「如眾蟻等有相不殊,然有行輪安布形別」,一群螞蟻每一隻長得都一樣,可是排成一行、排成一圈,形就不同了。光記標作「為不已辨至理亦應然者,經部復破」。
最後一難是暗處遠處:在暗中或遠處看樹樁,只看得出形而看不出顏色,可見形不依顯而有。經部通釋:正因為暗遠中看不清顏色,所以只起長短的分別而已;就像遠處看一片人群,只知道那是一支行軍,卻不知一一別相——「以或有時不了顯形唯知總聚」。光記標作「知總聚者,經部通釋。以闇、遠中觀眾顯色」。
先問:這八番往復要記什麼?記判準,不記勝負:整場爭的其實只有一句話——長短方圓是『另一種東西』,還是『同一種東西的排法』。易誤處:以為讀完就該挑一邊。論在此並未落判語,兩造之語俱在論中。
落地上:這一段是全論最好的辯論範本之一。往後遇到任何『某某是不是實有』的爭論,都可以拿這裡的三把工具去量:能不能歸謬(二根取)、有沒有自己的極微(實色之驗)、能不能被安布差別解釋掉(假立之驗)。
〔五之四〕經部立什麼作身表——一句話交底。 論主結問:「既已遮遣行動及形,汝等經部宗立何為身表?」既然動也破了、實形也破了,你們立什麼?經部答:「立形為身表,但假而非實」。光記於此標得極清楚:問句是「既已遮遣正量部師動名身表,及說一切有部實形為身表,汝等經部宗立何」,答句是「立形為身表但假而非實者,經部答」。
先問:這是什麼樣的一種答法?它是『名字照用、實體不承認』——形這個名字留著當身表,但只是假立。這是經部一貫的手法。
再問一層:那身業又是什麼?經部答:「若業依身立為身業,謂能種種運動身思,依身門行故名身業」——真正的業是那個能使身作種種運動的思;它因為依著身這個門而運行,所以叫身業。語業、意業也一樣。頌疏於此覆述云「經部宗形為身表,但假非實。形雖是表,而非是業」,把『表』與『業』分得極清楚。
易誤處:把『三業以思為體』當作論主的定說。它在本卷是並錄之一造;毘婆沙隨即結歸自宗:「毘婆沙師說:形是實故,身表業形色為體,語表業體謂即言聲」。二說俱在論中。
落地上:這一分野是後半卷的伏筆——正因為經部把業收在思上,無表才會被它化成『思的種子相續』;下一大段整場爭論就從這裡長出來。
〔五之五〕表業若定無,無表怎麼辦——經部先自答了一場。 論在此段末尾另設三問,一問比一問緊。第一問:既然形是假,「若爾,表業則為定無」;表業既無,欲界無表也該沒有(因為無表要依表而生),「便成大過」。經部答:「如是大過有理能遮」——從前面所說的身表語表二者,由殊勝的思而起一種思的差別,這就叫無表。第二問:這樣有什麼過失?「此應名為隨心轉業,如定無表心俱轉故」——你這個無表既由思起,就該與心同時俱轉,那它跟定所生的隨心轉無表有什麼分別?經部答:「無如是過,審決勝思、動發勝思所引生故」——它是由審決之思與動發之思引生的,不是與心同時俱轉的那一類。並補一句退讓語:就算承認有表業,表業也一樣要靠思力,「以性鈍故」。
先問:第二問為什麼算利?因為它抓住了經部的軟處——你若把無表收在思上,就很難再說它不隨心轉。易誤處:把經部的答讀成含糊其詞。它的分辨其實很清楚:『被思引生』與『與心俱轉』是兩回事;前者是因果先後,後者是同時並起。
再看第一問中的一句話——「若爾,何故契經中說有二種業」。經部趁勢把思業與思已業重新界定了一遍:前方便所起的是「思惟思」,既思惟已所起的是「作事思」,「隨前所思作所作事,動身發語名思已業」。⇒ 經部沒有丟掉經文,它只是把經文的落點從『色』搬到了『思』。 落地上:判一個宗派是不是『撥無』,看它有沒有丟掉經文;只是換了落點的,不叫撥無。
六、無表是不是實有——毘婆沙的八證
〔六之一〕頌只有十個字,卻是一張目錄。 「說三無漏色,增非作等故」——說三種色、說無漏色、說(福業)增長、說(遣他)非作,以及等等。先問:為什麼頌這麼短?因為它是證據的清單,不是論證本身;每一個詞都指向一條經文。光記於此標經部之破時逐條編號,稱為「此下經部破前八證,此即破第一證」;頌疏亦作「上八證證無表實。從此經部會通前說」——三家皆以八證計數。
八條列出來是這樣:①經說色有三種,第三種是有色而無見無對——若不是無表,它是什麼?②經說有無漏色——若不是無表,什麼色能無漏?③經說福業增長,起別心或無心時仍在增長——沒有無表,靠什麼增長?④遣他人作而自己非作,卻成業道——沒有無表,靠什麼成?⑤經說法處是無見無對而不說『無色』——可見法處中有色。⑥若無無表,在定中沒有語等,八聖道支就不足。⑦若無無表,受戒後沒有戒體相續,憑什麼還叫苾芻。⑧經說離殺等戒叫『隄塘戒』,能長時堰阻犯戒——「非無有體可名隄塘」。
易誤處:把這八條讀成八個獨立的論題。它們其實是同一個推法的八次應用:經裡有一個位置空著,只有無表填得進去。落地上:往後看見任何『某法必須實有』的論證,先看它是不是這一型;是的話,破法也只有一種——找出另一個東西也填得進去。
〔六之二〕論主的結語與那句止諍。 毘婆沙結曰:「由此等證知,實有無表色」。而在整場逐難結束之後,論主親自止諍:「且止此等眾多諍論」,毘婆沙師則結歸本宗:「毘婆沙師說有實物名無表色,是我所宗」。
先問:這兩句誰說的、有什麼分別?前一句是論主停止爭論的話,後一句是毘婆沙宣告自己的立場。論以此收段而不加判語——這一點極重要:它是『並錄不判』的標準格式。
易誤處:把「是我所宗」讀成論主的自白。它是毘婆沙師的自白;光記於此標作「毘婆沙師至是我所宗者,說一切有部結歸本宗」。落地上:讀論遇到第一人稱,先確認說話的是誰——本卷之中『我』至少換過兩位主人。
七、經部逐難八證
〔七之一〕總非之句與破法的第一式:另找一個填空的。 經部的總非只有一句:「經部師說:此證雖多種種希奇,然不應理」。寶疏標作「論『經部師說至然不應理』,經部非前證,別有無表實體不應理也」。
破第一證的方法就是前面說的『另找一個填得進去的』:無見無對的第三種色,可以是修定所得的定境界色——「瑜伽師說:修靜慮時定力所生定境界色」,它不是眼根之境所以無見,不障礙處所所以無對。頌疏於此全合,作「且三色者,是定境色,非無表色」。
有部立刻回頭一詰:既然無見無對,它憑什麼還叫『色』?經部答得很妙:解釋這個難處,「與無表同」——你我同難,你怎麼答我就怎麼答。
先問:這種『同難』的答法算不算逃避?不算。它指出對方的難是雙面刃:你若能解釋無表為什麼是色,我用同一套解釋定境色即可。易誤處:以為經部承認了定境色實有。經部只是說『這個位置不必非無表不可』。
落地上:破『唯一解釋』式的論證,標準手法就是給出第二個解釋——不必證明它更好,只要證明它同樣說得通,原論證的『唯一性』就失效了。
〔七之二〕無漏色一節:三說並列與一段小往復。 破第二證,經部先出瑜伽師之解:「即由定力所生色中,依無漏定者即說為無漏」。另有一位師別出一解——無學身色及一切外色都是無漏,因為它們不是諸漏所依而增長;光記標此為「有餘師言至得無漏名者,敘異釋。有餘譬喻師言」。
於是有一段短而密的往復。有部難:既然如此,為什麼經中說『有漏法者,諸所有眼乃至廣說』(把色一概說成有漏)?光記標作「說一切有部難。何故經言有漏法者謂十五界」。譬喻師答:那是就『不是漏的對治』這一面說它有漏。有部再逼:那同一物就既有漏又無漏了。譬喻師反問:「若爾,何過?」有部答:有相雜之失。譬喻師答:依這個道理說有漏時,就不曾依這個道理說無漏;反之亦然,各依一義,何來相雜。
先問:這一小段的技術點在哪?在『一物可依不同義而得不同名』。易誤處:把「相雜」讀成邏輯矛盾。它指的是名相系統的混亂,而譬喻師的答正是說:只要標明依何義而說,系統就不亂。
落地上:這是阿毘達磨處理『同一法多重判定』的通用解法;本論後文講一法通幾性、通幾界,反覆都是這一招。
〔七之三〕福業增長一節:思種子第一次正式登場。 破第三證,經部搬出前代軌範師的解釋:由法爾之力福業增長——施主所施之物被受者受用,功德攝益有差別,於是施主後來心雖攀緣別事,「而前緣施思所熏習,微細相續漸漸轉變差別而生,由此當來能感多果」。光記標作「此下破第三證。福增長者,經部先代軌範師釋」。
這一段是本卷經部『種子』說最詳細的地方,讀時要抓住三個詞:熏習(前思留下痕跡)、相續(痕跡一念一念傳下去)、轉變差別(傳的過程中有變化,所以能感新果)。
有部反問:怎麼會由別人(受者)的功德差別,使我這一相續產生轉變?經部答:這個疑難「與無表同」——你也一樣說不清。然後反打一句更重的:「彼復如何由餘相續德益差別令餘相續別有真實無表法生?」我這裡只是相續在變,你那裡卻要憑空生出一個真實的法來,難的是你不是我。光記標此為「若謂如何至無表法生者,經部牒難徵破」。
接著是無依之福的問答。問:沒有受施對象時福怎麼增長?經部答:也是由於數習攀緣那個境的思,「乃至夢中亦恒隨轉」。而後經部反難有部:「無表論者於無依福既無表業,寧有無表?」沒有身語動作,你的無表從哪裡來?
論主最後引經破一位走得太遠的異師(那位主張連有依之福也只靠數習之思的):經中說苾芻受施後入無量心定,施主此時福恆增長——「豈定常有緣彼勝思?」施主未必時時都在起那個思。所以還是要回到「思所熏習微細相續漸漸轉變差別而生,定為應理」。光記標此為「若爾經說至定為應理者,論主引經破異師說」。
先問:論主在這裡打的是誰?打的是經部內部走偏的一支,不是有部。易誤處:把這一段讀成論主倒戈。落地上:讀諍論段要隨時記住『這一箭射向哪一邊』;本卷之中論主射向自己這一邊的箭不止一支。
〔七之四〕遣他為作一節:業道與那位大德。 破第四證,經部給出正解:由本來的加行,等使者依教作成時,「法爾能令教者微細相續轉變差別而生」;而「應知即此微細相續轉變差別名為業道」——這是在果上假立因名,因為它是身語業所引之果。光記標作「此下破第四證」。
論中順帶敘了一位大德的異說:於取蘊中由『我當殺』『正殺』『殺已』三時起思,殺罪便觸。光記標其名云「大德,謂達磨多羅」,寶疏亦作「論『然大德說至正殺殺已』,敘異計也。此是達磨多羅計也」——二疏繫屬全合。論主對此是有破有取:單憑三時起思業道就究竟,那麼母親實未被害而自以為害了也成無間業,這不對;然而若是在自己所造、並非誤殺的事上起這三思,「若依此說非不應理」。
先問:這種『破一半取一半』的處理常見嗎?在本論裡很常見,也最考驗讀者。易誤處:看見「非不應理」就當成論主全盤接受。它只接受了加了限定條件之後的那一版。
落地上:讀古論遇到雙重否定句(『非不應理』『不無其義』),要停下來看清它限定了什麼;限定詞才是判語所在。
〔七之五〕那句定調的話:俱難了知,無所憎嫉。 有部在此發出全卷最帶情緒的一問:「何於無表偏懷憎嫉定撥為無,而許所熏微細相續轉變差別?」——同樣看不見,你憑什麼只承認種子不承認無表?光記標此為「何於無表至轉變差別者,說一切有部訴」。
論主的回答分兩層。第一層是姿態:「然此與彼俱難了知,今於此中無所憎嫉」——兩邊都難以了知,我沒有偏惡。第二層才是理由:你們既然承認業道是心的種類,卻要說在身加行事究竟時,離開心與身,在教者身中另生一個無表法——「如是所宗不令生喜」;若說就是這一心相續由那個而轉變差別地生起,「如是所宗可令生喜」,因為單由心等相續轉變差別就能生未來果。
先問:論主拒絕的到底是什麼?不是『看不見的東西』,而是『離開心與身另立一個新法』這一步。易誤處:把它讀成論主反對一切不可見法。
落地上:這是全卷最能學的一段——辯論可以極利而心不帶憎。論主先聲明無憎嫉,再把理由講到底;姿態與理由分開,兩邊都不打折。
〔七之六〕餘四證之破:法處色、八道支、別解脫、隄塘。 破第五證極短:法處之所以不說『無色』,是因為有前面所說的定境無見無對法處所攝色,不必是無表。光記標作「又說法處至法處攝色者,此破第五證」。
破第六證是一段完整的往復。經部先要有部自己說:正在道中時哪來的正語正業正命?真有發言、作業、乞衣的事嗎?有部答:不是;是那時獲得了一類無漏無表,出觀後憑先前勢力能起三正不起三邪——「以於因中立果名故」。經部立刻接住:「若爾,云何不受此義?」——同樣是因中立果名,我說在道中獲得的是『意樂依止』而不是無表,一樣可以安立八聖道支,你為什麼不接受?光記標作「若爾云何至八聖道支者,經部師言」;寶疏於同段標作「論『且彼應說至求依等不』,經部反問有部」與「論『不爾』,有部答」,二疏繫屬相合。論中另敘經部一位異師之說:只是說『不作邪語等事』而以之為道支,並舉世間八法中『不得衣食』並非別有實體為例;光記標作「有餘師言至此亦應然者,敘經部異說」。
破第七、第八證合在一處:別解脫律儀是由思願之力先立要期而能遮防身語惡業;有部前難『起了別緣心就該沒有律儀』,經部通釋:「由熏習力欲起過時憶便止故」。光記標作「若起異緣心至憶便止故者,牒前說一切有部難通釋」。隄塘戒同理——先立誓限決定不作惡,後數數憶念、慚愧現前而自制持,「故隄塘義由心受持」。最後論主反責一句:「若由無表能遮犯戒,應無失念而破戒者」——若真有一個無表在擋著,怎麼還會有人失念破戒?光記標此為「此破第八證」。
先問:這八破有沒有共同的骨架?有——凡有部要立一個實法的地方,經部就放一個心相續的功能進去。易誤處:以為經部否認戒的存在。經部否認的只是『戒是一個色法實體』;戒的功能、相續、遮防,它一項都沒有取消。
落地上:這一整段給了讀者一把很好用的尺——分清『這個功能存在嗎』與『這個功能需要一個實體來承載嗎』。全論許多爭論,拆到底都是這一問。
八、能造無表的大種與表所依的大種不同
〔八之一〕一句頌一個理由。 「此能造大種,異於表所依」——能造無表的大種,與表業所依的大種不是同一批。理由只有一句:「無表與表異大種生。所以者何?從一和合有細麁果,不應理故」。從同一和合的四大種同時生出一個細果(無表)與一個麁果(表),不合理。光記於此段之科標作「前說無表至為有異耶者,此下第二明能造」。
先問:為什麼細麁不能同源?因為在有部的因果格式裡,一具四大種所造之果應當是齊等的;同一組因生出品類懸殊的兩果,因果之相就亂了。易誤處:以為這是在說『無表比表高級』。不是——細麁在此是質礙的粗細,不是價值。
落地上:這一條看似瑣碎,卻是後面「異大生」「無異大」二句頌的地基;那兩句正是在數這一批大種到底有幾具。
九、欲界第二念以後的無表,依過去的大種
〔九之一〕為什麼要拉過去的大種進來。 「欲後念無表,依過大種生」——只有欲界所繫的無表,從第一剎那之後,都是從過去的大種而生。先問:為什麼要這麼安排?因為欲界的無表必須靠最初那一念表業所依的大種來持續;那批大種一念即過,往後的無表若還要有所依,就只能依那已過去的一批。
論文交代現在身上的大種的角色:「現身大種但能為依,為轉隨轉因隨其次第」——現在的大種只作『依』,並依次作轉因與隨轉因。並給了一個很形象的喻:「如輪行於地,手地為依」——車輪能走,手推之力是一種依(如轉因),地承之力是另一種依(如隨轉因)。
易誤處:把『依過去大種』讀成『無表住在過去』。無表本身仍是現在或未來的法,只是它的所依取自過去。落地上:這一條把『轉/隨轉』這一對詞第一次帶進來——同一對詞到本卷末段講心的等起時還要再用一次,兩處要合看。
十、有漏業依自地大種,無漏業隨生處
〔十之一〕三個理由撐一句頌。 「有漏自地依,無漏隨生處」。有漏的身語業,欲界的就由欲界大種所造,乃至第四靜慮的就由那一地的大種所造——界地齊整。無漏的身語業則沒有自己的地,只能隨著行者現在生在哪一地,就由那一地的大種所造。
論給了三條理由:「以無漏法不墮界故、必無大種是無漏故、由所依力無漏生故」。先問:這三條各管什麼?第一條說無漏不屬三界,所以沒有『自地』可言;第二條說大種本身沒有無漏的,所以無漏業的造者只能是有漏大種;第三條說無漏之所以能生,靠的正是所依之力。
易誤處:以為『無漏業由有漏大種所造』是一個矛盾。不矛盾——能造與所造可以不同性,這一條在本卷後面講『大種不是見所斷』時還會再用一次。
落地上:這是一個很好的自檢點——讀到任何『某法由某法所造』,都要分開問一次能造之性與所造之性。
十一、無表與表之類別:執受、等流、情數、散與定
〔十一之一〕先把幾個名相釘住。 頌一口氣給了七八項判定,讀之前要先立三個詞:執受(是不是有心識執為自體、能生苦樂的那一分)、等流(是不是由同類因所生)、情數(是不是屬於有情)。
論說:無表是無執受的,「無變礙故」;也是等流性,而頌中一個「亦」字另有交代——「亦言顯此有是剎那,謂初無漏」,最初那一念無漏無表不是等流而是剎那;其餘「餘皆等流性,謂同類因生」。至於情數,「此唯有情,依內起故」。
先問:那個「亦」字為什麼要特別解?因為頌文極省,一字之增減就是一類法的出入。光記於此類處常補其例,寶疏亦於本段標科作「論『此表無表其類是何』,已下兩頌,大文第三明執受類別」。易誤處:看見「亦等流」就當作全部等流;最初無漏那一念正是例外。
落地上:讀頌要養成一個習慣——凡遇『亦』『唯』『皆』『餘』這幾個字,都要停下來問它在收什麼、放什麼。
〔十一之二〕散無表與定無表:一個各別、一個共一。 欲界的無表是「等流有受別異大生」;所謂異大,論自釋云「異大生言顯身語七一一是別大種所造」——身三語四共七支,每一支各有自己的一具四大種。定所生的無表則相反:靜慮律儀與無漏律儀二者「俱依定所長養」,是無執受、非異大所生;論自釋云「無異大言顯此無表七支同一具四大種所生」,理由是「所依大種,如心唯一,無差別故」。
先問:為什麼散地要各別、定地要共一?因為散地的無表隨著各別的身語動作而起,動作各別,所依自然各別;定地的無表隨心而起,而定心唯一,所依也就唯一。易誤處:把『七支同一具四大種』讀成七支合成一支。不是——七支仍是七支,只是共用一具所依。
落地上:這一組對照給了一條可推廣的規則——所依之數,隨能起者之數。心一則依一,動作七則依七。
〔十一之三〕表業會不會把身體撐大——一個很具體的追問。 論在此插了一個極生活化的問答:起表業時要不要破壞本來的身量?若要破壞,那已斷的異熟色就該可以重續,違背毘婆沙宗;若不破壞,同一處怎麼容得下兩個形量?答案是:另有新生的等流大種造起表業而不破本身。追問還沒完:那麼起表業之處就該比原來大了。論的回答只有八個字——「身有孔隙,故得相容」。
先問:這一問答看起來瑣碎,為什麼要保留?因為它是把抽象法相逼到具體處的示範:既然說表業是新生的大種所造,那就得回答『它擺在哪裡』。易誤處:把「孔隙」當成解剖學。它是法相上的『容受之處』。
落地上:讀論時不妨常學這一手——把一條抽象主張推到最具體的場景去問一次,能不能答得出來,是檢驗它是否周密的好辦法。
十二、三性與界地:無表通二性,表通三性
〔十二之一〕無表為什麼沒有無記。 「無表唯通善不善性,無有無記」,理由是:「以無記心勢力微劣,不能引發強業令生,可因滅時果仍續起」。先問:這句理由在說什麼?無表的特徵是『因滅了果還在續』——動作已經過去,那一分東西還在。要有這種續力,發動它的心必須夠強;而無記心太弱,發不動。
易誤處:把『無記心弱』讀成『無記心不重要』。它在這裡只是就引發強業這一功能上說弱。落地上:這條給了一把量業的尺——看業有沒有後續力,先看發動它的心強不強。
〔十二之二〕表與思通三性、不善唯在欲、無表遍欲色。 「所言餘者,謂表及思」,此二通善惡無記三性。不善的無表只在欲界,因為上二界「已斷不善根無慚無愧故」。無表遍於欲色二界,「以無色中無大種故」——無色界沒有大種,無表既是大種所造,自然沒有。論並補一條總則:「隨於何處有身語轉,唯是處有身語律儀」。
隨即有人設難:那麼身在欲色二界而入無色定的人,豈不是該有律儀(就像起無漏心時有無漏無表)?論主答:不會——「以彼不墮界故」;而且無色界若有無表,就該有一種無表不是大種所生;也不能拿別界地的大種當所依;何況入無色定正是背捨諸色,「故彼定中不能生色,由彼定有伏色想故」。毘婆沙師另補一路:戒是為對治惡戒而起的,惡戒唯欲界有,而無色界對欲界具四種遠(所依遠、行相遠、所緣遠、對治遠),所以無色界沒有無表色。
先問:這裡為什麼要給這麼多條理由?因為這是一個跨界的邊界問題,論主把界、依、緣、對治四條路都堵一遍。易誤處:把『無色定中無無表』推成『無色界無戒』。論說的是無色界沒有無表色,不是說在那裡的人沒有德。
落地上:凡遇界地的邊界判定,可以照這一段的四路自問:屬不屬這一界、有沒有所依、緣不緣得到、需不需要對治。
〔十二之三〕表色只在有伺二地,欲界沒有有覆無記表。 「表色唯在二有伺地」——欲界與初靜慮,再上就沒有表。「有覆無記表,欲界定無,唯於梵世中可得說有」,論並舉一則舊事為證:「曾聞大梵有誑諂言」——大梵天在自己眾中為了迴避馬勝比丘的徵問而矯飾自誇。
有人問:上地既然無言語,哪來聲處?答:「有外大種為因發聲」。另一位師說上三靜慮也有無覆無記表業,論主取捨作「前說為善」。至於欲界為什麼沒有有覆無記表,理由是「以無發業等起心故」——要有尋有伺的心才能發表,而二定以上沒有這種心;又「發表心唯修所斷,見所斷惑內門轉故」,而欲界的有覆無記唯是見所斷,向內門轉而不發身語。
先問:這一連串判定的軸是什麼?是發業的心。有沒有表,看有沒有能發它的心。易誤處:把『欲界無有覆無記表』誤讀成『欲界無有覆無記』。欲界有有覆無記煩惱,只是那一類煩惱不發表業。
落地上:全卷到此第一次明確提出『發業之心』這個角色;它就是下一頌『等起』二字的前身,兩段要連著讀。
十三、四種善、四種不善與二種常無記
〔十三之一〕四把尺量一個『善』字。 承轉句問得很直白:是不是單憑等起就能使諸法成善成不善?答:不是——「由四種因成善性等:一由勝義、二由自性、三由相應、四由等起」。
四者各有定義與譬喻,論文給得極整齊:勝義善是真解脫,「以涅槃中最極安隱、眾苦永寂猶如無病」;自性善是慚、愧與三善根,「不待相應及餘等起,體性是善猶如良藥」;相應善是與它們相應的心心所,喻作「如雜藥水」;等起善是身語業與不相應行,喻作「如良藥汁所引生乳」。不善四種一一相對:勝義不善是生死法「猶如痼疾」,自性不善是無慚無愧與三不善根「猶如毒藥」,相應不善「如雜毒水」,等起不善「如毒藥汁所引生乳」。光記於此段之科標作「論曰至猶如無病者,釋第一句,明勝義善」,並於自性一節標「此五強勝名為自性」。
先問:這四個譬喻為什麼排得這麼齊?因為它們刻意排成一條遞降的鏈:無病(本自安隱)→ 良藥(本身即良)→ 藥水(因摻藥而稱藥)→ 藥汁所生之乳(因藥而味甘)。善性一層一層地被『借』下去,越後面越依賴前面。易誤處:把四者讀成四種平行的善。它們是一條傳導鏈,不是四個並列的格子。
落地上:這條鏈是全論價值判斷的總綱。往後判任何一法是善是惡,都可以問一句:它是自己就善,還是因相應而善,還是因等起而善?
〔十三之二〕兩處『應思』——論主自己留下的空格。 論在這一節留了兩個沒有答完的問題。其一:「若異類心所起得等,云何成善?」染心所起的『得』等不相應行怎麼算善?論主只答「此義應思」。其二:定中隨心轉的無表既非正在定中作意所引生、又非散心加行所引發,如何成善?或者天眼天耳也該成善性了?論主答「於如是義應設劬勞」。
先問:論主為什麼不答?因為這兩處觸到了『等起善』這一條的邊界:等起善靠的是能起之心,而這兩例的能起之心與所起之法性類不合。易誤處:把『應思』讀成論主不知道。它是明白標出待研之處的體例語,是誠實而不是含糊。
落地上:讀古論看到『應思』『應設劬勞』,要當作路標記下來——那是論自己標明的難處,往往正是後代論師用力最多的地方。
〔十三之三〕勝義不善若成立,豈不是一切有漏都不善。 有人立刻抓住漏洞:若生死法都是勝義不善,那就沒有一個有漏法是無記或善的了。論主的答法很漂亮:「若據勝義誠如所言,然於此中約異熟說」——就勝義說確實如此,但這裡是就異熟而說的:「諸有漏法若不能記異熟果者立無記名」,能記可愛異熟的就叫善。至於勝義無記,「謂二無為,以太虛空及非擇滅唯無記性更無異門」。
先問:這是什麼樣的解法?是換尺:勝義是一把尺,異熟是另一把尺,同一批法在兩把尺下可以得到不同的名。易誤處:以為論主前後矛盾。不矛盾,只是換了判準;而論主明白說出他換了。
落地上:這正是第一節『三業三尺』那一手的重演。全論之中『同一批法、不同判準、不同結論』的例子極多,看清尺,數就不會亂。
〔十三之四〕大種為什麼不隨等起成善不善。 論再設一問:若等起之力能使身語業成善不善,那諸大種按例也該如此。答:「以作者心本欲起業,非四大種,故不成例」——造作者的心本來要起的是『業』,不是大種;大種只是順帶被造,不在心的意向之內。
先問:這條理由的關鍵詞是什麼?是意向所指。等起之力只染得到心所指向的那個東西。易誤處:以為『同時被起』就該『同性』。落地上:這條在本卷末段還要再用一次——大種雖由見所斷心所起而仍非見所斷,用的正是同一條理。
十四、等起二種:轉與隨轉
〔十四之一〕兩個心,兩個位置。 「表無表業等起有二,謂因等起、剎那等起,在先為因故、彼剎那有故。如次初名轉,第二名隨轉」。論自釋:「謂因等起將作業時,能引發故說名為轉」,「剎那等起正作業時,不相離故名為隨轉」。頌疏於此訓得最精簡清楚:「發業前心,名因等起,在先為因故。與業俱心,名剎那等起,同一剎那時故」。
先問:為什麼要分兩個?因為一件身語業從發起到作成,至少牽動兩個心——決定要作的那個心(在前)與正在作時伴著的那個心(同時)。論隨即問隨轉有什麼用,答得極生動:「雖有先因為能引發,若無隨轉者如死業應無」——只有先前的決定而作時無心,那就像死人動了一下,算不上業。
有人設難:那入無心定的人怎麼發戒?論主答:「諸有心者業起分明」——有心的人業起得分明;無心位是另一回事,不能拿來否定隨轉之用。
易誤處:把轉與隨轉讀成前念後念的一般相續。它們是功能位:一個管引發,一個管成就。落地上:這一對詞是判業性善惡的關鍵工具,下一節整段都靠它。
〔十四之二〕四句差別:把四種心排進兩個格子。 論列出四句:「有轉非隨轉,謂見所斷心」;有隨轉非轉的,是眼等五識;有既轉又隨轉的,是修所斷的三性意識;「有非轉隨轉,謂諸無漏異熟生心」。理由也給得清楚:五識「無分別故、外門起故」所以只能隨轉;修所斷意識「有分別故、外門起故」所以通二;無漏與異熟生心則「唯在定故、不由加行任運轉故」。
先問:這張表的兩個軸是什麼?一是有沒有分別(能不能引發),二是向內門還是外門(能不能伴著身語動作)。四種心在這兩個軸上的取值,正好排出四句。易誤處:把五識『無分別』讀成沒有認識作用。此處的分別指的是能引發身語業的計度分別。
落地上:四句法是阿毘達磨最常用的整理術。遇到任何兩個判準交叉的地方,都可以自己動手排一張四句表,比背結論管用得多。
〔十四之三〕見所斷心發表色,那色算不算見所斷。 這一節有一段短而利的往復。經部師問:見所斷心若發表色,那色就該是見所斷;就算是,又有什麼過失?光記標作「見所斷若發表色,色應見斷。『若許見斷斯有何失』者,經部師問」。有部答:那就「違越阿毘達磨」,而且「明無明不相違故」;光記標作「是則違越至非見所斷者,說一切有部答」。
有部隨即反打一句:那大種也該是見所斷了,因為同樣是見所斷心力所起。光記標作「若爾大種至力所引故者,說一切有部反難。經部」。經部答:沒有這樣的過失——就像大種雖由善心所起而其性非善非不善一樣。有部最後定調:不應許然,因為一切不染污法與明無明都不相違,所以諸大種決定不是見所斷、也不是非所斷。
先問:這一段爭的是什麼?爭的是『所起之法的性,跟不跟能起之心走』。易誤處:把它與前面『大種不隨等起成善不善』看成兩件事。它們是同一條理的兩次應用。
落地上:這一段收在「彼經但據前因等起而作是說,故不相違」——經中說『由邪見起邪語邪業』,講的是因等起(在前引發),不是剎那等起(同時俱起)。一場看似繁瑣的辯論,最後只是為了安放一句經文。這正是阿毘達磨的性格。
〔十四之四〕轉與隨轉同不同性——唯佛不同。 問:轉心與隨轉心決定同性嗎?答:「此不決定」。轉心若善,隨轉可通三性;不善、無記也一樣。唯有一個例外:「唯牟尼尊轉隨轉識,多分同性少有不同」——佛的轉與隨轉多分同性,只有少分不同:轉善則隨轉善,轉無記則隨轉無記;然而「有時善隨無記轉,曾無無記為善隨轉時」。理由是「以佛世尊於說法等,心或增長無萎歇故」。
先問:為什麼只有佛是例外?因為佛心不會退墮——可以由無記之轉升為善之隨轉,卻不會由善之轉落為無記之隨轉。易誤處:把『多分同性』讀成『必定同性』。頌文自己就說了『少有不同』。
落地上:這一節把一組冷硬的心法判定,最後落在一個很暖的結論上——佛心只往上,不往下。全卷至此,法相的線與修證的線第一次接上了。
十五、那伽頌:佛是不是常在定
〔十五之一〕一首經頌與一場小辯。 論錄異部之說:諸佛世尊常在定故,心唯是善,沒有無記心;並引經頌為證——「那伽行在定,那伽住在定,那伽坐在定,那伽臥在定」。那伽是大龍,經中以之稱佛;行住坐臥四威儀,句句在定。
毘婆沙師的解釋很有分寸:「此顯佛意若不樂散心,則於四威儀能常在定,然於餘位非無威儀及異熟生通果心起」——這一頌顯示的是佛的『意』:只要不樂散心,四威儀中都能常在定;但在其餘的位次上,並非沒有威儀路心、異熟生心與通果心(這些是無記性的)。寶疏於此標作「至那伽臥在定,敘異說也」。
先問:毘婆沙為什麼要這樣拆?因為若照字面一口咬定佛全無無記心,就與『佛有威儀、有異熟生』的法相衝突。所以它把頌讀成顯佛之意樂,而不是讀成一條窮盡的法相判定。易誤處:把這一段當成貶低佛。恰恰相反——它是在守住『佛不失定』的同時,不讓法相系統自相矛盾。
落地上:這是處理經頌與論義關係的一個好樣本——經頌顯意趣,論文定法相;兩者不必字字對榫。
〔十五之二〕最後一問:表業成善,是像轉心還是像隨轉。 卷末留了一個徵難:諸表業之成善等性,是像轉心那樣,還是像隨轉那樣?兩邊各有難處:若像轉心,欲界就該有有覆無記表(身見邊見能作它的轉);若像隨轉,與惡心無記心俱起的別解脫表就該不是善性。
論主的正釋是:「應言如轉心表成善等性」——是像轉心;然而不是像那見所斷的轉心,因為中間有修所斷的轉心作間隔。所以那部經應當這樣讀:「彼經唯據餘心所間因等起說」——經是就『被其餘的心所間隔的因等起』而說的;如此則見所斷心雖能作轉,欲界仍然決定沒有有覆無記的表業。
先問:這個『間隔』是什麼意思?是說從見所斷的心到真正發出身語,中間必須經過一個修所斷的心;決定業性的是後面那個,不是最前面那個。易誤處:把它讀成見所斷心完全不參與。它參與,只是不決定業性。
落地上:全卷至此收束,收在一個很典型的阿毘達磨動作上——不是取消爭點,而是給爭點加一個限定詞。加了「餘心所間」四字,兩難就同時消解了。下一卷接著要辯的三種律儀,正是從這裡走出去的。
承衍:三疏之鏡
以上是本卷論文自身之義。此下另立一節,收四事:三疏之判釋與互異、眾賢之破與補、真諦舊譯之異、可對讀之座標。鏡非論,只是換一種讀法看同一段文;並錄不判,各還其位。
一、三疏互異之處
一部缺席的疏。 本卷的疏有一個特別的情形:神泰疏是殘本,現存七卷分屬界品、根品、賢聖品,業品全闕,所以本卷沒有泰疏的逐文釋可繫。泰疏於現存的界品卷內尚有兩處前指業品(「辨業品中當更思擇」與「如下業品說」),可見它原本確曾釋過業品,只是那部分今已不傳。據實標闕,不以他卷之文充之。唯泰疏卷一的全論總覽表中「業品一百三十一行」一語,是本品頌數的第二個獨立來源,與頌本單行本的品題夾注相合。
品分三還是分四。 光記於品首標「就此品中,一明業體性、二釋經諸業、三雜明諸業」,頌疏標「總作三門:一明業體性、二釋諸業名、三雜明諸業」——二家皆三分。寶疏獨作四分:「此品大文分四:一明業體、二明律儀等、三明經中諸業、四雜明諸業」。差別在於『律儀等』一節:光記與頌疏把它收在業體性章內作第三小節(廣明表無表),寶疏另立它為品級大科。三家於本卷所占的範圍其實全合——都判本卷為『業體』一章之全部;所異者只是下一卷該掛在哪一層。並錄不判。
業之得名:一義與三義。 光記與頌疏皆以『造作』一義釋業(頌疏作「造作名業,此品廣明,故名分別」);寶疏獨出三義:「以三義故名之為業:一者作用、二持法式、三分別果」。一取詞源之簡,一取義用之備。並錄不判。
本卷內部的細分:二節與六段。 光記於業體性章下只分二節(正明業體性、諸門分別業);寶疏則自具六段,逐段繫以頌數——「第一四頌半明業體性,第二一頌半明能造大」,其下續列執受類別、義門分別、四善等、二等起。頌疏同光記。⇒ 寶疏之科最細,且以頌數為單位,是三家中最便於對照頌文的一系。並錄不判。
結問「立何為身表」的問方,二疏所出者不同。 論文「既已遮遣行動及形,汝等經部宗立何為身表」一句,光記標作「結問」,其釋文以所遮者為正量部之動、有部之實形,所問者為經部——「既已遮遣正量部師動名身表,及說一切有部實形為身表,汝等經部宗立何」,問方是論主;寶疏於同一句則標作「正量部、有部徵問」,把問方判給正量部與有部二家。二家所指的是同一句,而問方之所屬不同。⇒ 同一句而二疏所出之問方不同,唯錄不判;本卷白話層依光記之科作論主結問。 此處尤須再辨一層:寶疏的「既執但用至為身業耶,有部問」一標,繫的是下一句「復立何法為身業耶」,不是上面那個結問句;而光記於這下一句只標一個「問」字,不出宗名。兩句各有各的標,讀疏時不可把下句之標挪來充上句——這是疏文逐句繫屬的通則,也是本卷對讀二疏時最容易錯位的一處。
論主止諍語的姿態:訴與責。 「何於無表偏懷憎嫉」一段,光記標作「說一切有部訴」,寶疏標作「此有部責經部情偏」。一個標『陳訴』,一個標『詰責』——光記偏取中立的敘述,寶疏偏取詰責的語氣。同一段文而二疏所讀出的溫度不同,並錄不判。
四善之釋:喻與反照。 光記於四善逐句以喻申明,其標語作「論曰至猶如無病者,釋第一句,明勝義善」,於自性一節標「此五強勝名為自性」;寶疏則於自性一節反其道而行,逐列不善根之五義以為反照——「此釋第二自性善也。無慚、無愧有二義故」,其下列不善根通五部、遍六識、是隨眠性、斷善根時作牢強加行、能發麁惡身語二業共五義。頌疏於此最簡,僅存定型釋語「中最極安隱,眾苦都寂,猶如無病」。三家詳略取向三異。並錄不判。
等起二種之訓:頌疏最詳。 光記於此節僅標「差別。『論曰至名為隨轉』者,釋初頌可知」而不另訓;頌疏則逐詞拆開——「等起有二種者,標也」「因及彼剎那者,列名也」「發業前心,名因等起,在先為因故。與業俱心,名剎那等起,同一剎那時故」。全卷最抽象的一組詞,反而由科判之疏訓得最清楚。並錄不判。
科判用語各成一系。 光記用『此下第幾』,寶疏用『大文第幾』,頌疏用『從此第幾』。引三疏的『第幾』時必須繫其家,不得互充——同一個科界,三家所給的編號常常不同。這是讀三疏最容易出錯的地方,據實記。
寶疏一處用了『經主』。 寶疏於等起段末作「此由經主不達我宗」——以『經主』稱世親。這是《順正理論》一系的用語(眾賢通篇稱世親為經主),出現在俱舍之疏中頗可注意,見寶疏行文受該系影響。唯錄不判。
頌疏所引本頌的一字之異。 頌疏引本頌末句作「牟尼善必同,無記隨或善」,而底本作『惑』。這一字之異另有旁證:本論的大正校記錄明本、宮本作『或』,頌本單行本於此亦作『或』。四路旁證同向而底本仍作『惑』。依本帙體例底本讀不改,此處只誌錄其異,取捨屬義理之判。
二、眾賢之破與補釋
眾賢的兩部論在此品的品名不作『分別業品』,而作『辯業品』——《順正理論》作辯業品第四,《顯宗論》作辯業品第五。以俱舍的品名去搜它們,必定假零命中。
剎那之訓被正面否定。 世親給剎那下的定義(得體無間滅,如有杖人名為有杖),三疏皆奉為定說;眾賢卻逐字牒引而破——「而經主言:剎那何謂?得體無間滅,有此剎那法,名有剎那,如有」,判曰「彼釋非理,如杖異人,不可說故。喻不同法,非別有法異於得體」。他的理由是:杖與人是兩個東西,可以說『有杖』;而『得體無間滅』並不是一個異於法體的別法,比喻不同法。⇒ 這不是駁論證,是直接否定那個訓詞本身。一義二宗並錄,不判勝負。
滅不待因也被正面立反。 眾賢牒引「經主於此作如是釋:謂有為法滅不待因」,判曰「彼釋非理,盡即是滅,佛說盡滅是有為相」——盡就是滅,而佛說盡滅是有為之相,既是『相』就是所有之法,不能說它只是一個『無』。他以教證立『滅亦是有為之相』,正面對上世親的『滅無非果故不待因』。這是本卷兩造最針鋒相對的一處。並錄不判。
形色之諍,兩論幾乎逐字同文。 眾賢牒「然經主言:形非實有,謂顯色聚一方多生」(俱舍作『一面』,眾賢牒作『一方』,一字之異),復牒二根取之難而判「此理不然,了相別故」——眼所了與身所了相狀有別,不成二根取一色之過。又牒「經主於此復作是言:諸有二法定不相離,故」而破之。《顯宗論》同段作「所依既別,體別理成」云云,與《順正理論》幾乎逐字相同。⇒ 眾賢在此正面立『形色別有極微』以破經部,也就是破世親所述的經部立場。並錄不判。
對世親結案語的直接質疑。 「汝等經部宗立何為身表?此中經主辯彼宗言:身表即形,然假」——眾賢引世親的結案語,續詰其立義曖昧:所謂假非實,是說長等之形假非實,還是說『成長等的極微名為形』假非實?這一問針對的不是經部本宗,而是世親自己的措辭。誌錄不判。
無表非實有的那句話被逐字覆按。 「然經部言:此亦非實,由先誓限唯不作故」——眾賢逐字牒引俱舍原句,續破「如是諸因,皆不應理。且非唯不作即名無表業」。二本此句字字相合,是本卷對辯中最工整的逐字對照段。並錄不判。
業成善等以何為決定因。 俱舍立「一切無漏異熟生心非轉隨轉」,眾賢引而評「然經主言:不由加行任運轉故,諸異熟識非轉隨轉」,判曰「由此經主有減增失,因復非因」,末立己宗「業成善等定由轉力,非由隨轉力,其理善成」。而俱舍卷末毘婆沙的答正作「應言如轉心表成善等性」——兩處其實同向而理路不同。並錄不判。
那伽頌一段不是對辯。 二論引同一頌,逐字全合,無異文;眾賢續以毘婆沙之釋申之,與俱舍所錄義理相合而措辭稍詳。⇒ 這一段是同宗申義的詳略差,不是對辯,據實記。
兩部論之間的詳略也不同。 《顯宗論》於本卷對應段遠比《順正理論》簡略:以容錯法覆核『動名身表』『那伽行在定』二詞於顯宗論相應範圍內逐字零命中,唯形色一義有濃縮對應。這是二論體例之實,不是檢索之失。
三、真諦舊譯之異
真諦《俱舍釋論》於本卷相應段自成一系。最先要知道的是譯名的總開關:玄奘的表/無表,真諦全作有教/無教。這一組字貫穿全段,凡涉及表無表之處都隨它變;以玄奘的詞去搜真諦本,此界永遠找不到。
體例基差。 玄奘作「頌曰/論曰」,整頌先出而後長行;真諦作「偈曰/釋曰」,逐句嵌釋,一頌常拆為二至數處分引,且偈句不拘五言。所以本卷玄奘的十四頌,在真諦本作若干短偈散布。二本分卷也不同:玄奘業品六卷,真諦四卷;本卷所對的那一段仍落在真諦的一卷之內,段界只能以場景結構定。
譯名自成一系。 無漏作無流、瑜伽師作先舊觀行師、無見無對作無顯無礙、大種作四大、有情作眾生名、等流性作流果、無執受作非心取、長養作增長、有伺作有觀、慚愧作慚羞、修所斷作修道滅、異熟生作果報生。其中最須留意的是等起/緣起:真諦以『緣起』對譯『等起』,與十二緣起之『緣起』同字而異指,讀時必須分辨。
兩處最見譯法分途的例。 其一是身表之相:玄奘作「由思力故,別起如是如是身形,名身表業」,真諦偈作「說身有教相」而釋曰「由隨故意,是身如此如此相貌,說名有教」——奘取『身形』,諦取『相貌』。其二是瑜伽師:玄奘逕作瑜伽師,真諦作「此中先舊觀行師說」,多了『先舊』二字,明標其為前代舊說,玄奘無此限定語。
那伽頌的雙重差異。 玄奘引頌作行、住、坐、臥四句在定;真諦作「那伽行寂靜,那伽倚寂靜,那伽臥寂靜,那伽坐寂靜」——『住』作『倚』、『在定』作『寂靜』,且坐臥二句次序互換。以容錯法覆核『那伽住在定』於真諦全篇零命中,這是二譯之實異,不是檢索之失。並錄不判。
詳略不是一面倒。 有幾段真諦更詳:經部立身表一節,玄奘逕答一句,真諦先設一問句而後引出答語。也有幾段二本幾乎逐字相合:剎那滅的有杖人喻、生因即成滅因的比量、經部總非八證的起句——尤其最後一句,玄奘作「此證雖多種種希奇,然不應理」,真諦作「此證甚多種種希有,理實不然」,只差幾個字,可見這一句在譯場流傳之穩定。詳略隨段而異,無定向。
四、可對讀之座標
本卷所立的表無表色,是部派毘曇『業體面』的總樞;它向唯識一系的承接,是全論最直的一條線之一。
《成唯識論》於同一論題也設了一模一樣的問:表無表色難道不是實有嗎。它破形色的理由,是『若說形是實有,那它以什麼為性——若說是形便非實有,因為可以分析』;破行動的理由,是『纔生即滅所以沒有動義』『有為法滅不待因』。⇒ 這正是本卷經部所用的三把工具(可分析、長等無別極微、剎那滅),一件不少。它最後的結論是『表既然實無,無表哪裡會實』,而另立『依思願的善惡分限假立無表』。⇒ 本卷之中作為並錄一造的經部立場,在唯識系被完整承接而成為自宗。同一組論證、兩個位置,這是最可對讀的一處(逐字與頁錨見本子考據目七)。
三業之體亦然。本卷經部答『身業是能運動身的思』;彼系亦作『不撥為無,但說它不是色』『能動身的思叫身業,能發語的思叫語業』——『三業以思為體』一義二系相承;所異者唯本卷以之為並錄之一造,彼系以之為自宗。
還有一條在法數上:本卷立無表為無見無對色,而長行又錄瑜伽師以定境色別解三無漏色之證。《瑜伽師地論》於法界之開列,把法處所攝色分為兩種——律儀不律儀所攝色,與三摩地所行色。⇒ 彼系的這兩種法處色,恰與本卷這兩件事一一相對:前者對無表,後者對定境界色。⇒ 同一組法而二系開合的座標,唯誌錄,不作定判(逐字與頁錨見本子考據目七)。
至於本卷收尾的『轉與隨轉』,下一卷講三種律儀之得捨時還要再用;那是下一卷的事。這一卷只做兩件事:把業的體立起來,把兩場大諍原原本本地錄下來。
Before Reading This Fascicle
The Chapter on the World took four fascicles to finish its account of the twofold world, of sentient beings and of the receptacle. This fascicle opens with a single sentence: “by what are differences such as these produced?” — the author turns on the heel of one question, and the whole Kośa walks out of “what the world looks like” into “why the world is as it is.” Puguang’s Record, explaining at the head of the chapter why it comes in this order, says that “the reason action is explained next is that the previous chapter explained results and this chapter explains causes; a result does not arise alone but must arise in dependence upon a cause, and as regards the result action is the nearer, and so action is spoken of next” — the previous chapter treated results, this chapter treats causes; a result does not arise all by itself but must rely upon a cause, and action is nearer to the result than the afflictions are, and so action is spoken of first.
The skeleton of this fascicle is really just two words: entity and dispute. First the entity of action is established (volition and what volition brings about; the three actions of body, speech, and mind; the manifest and the nonmanifest), and then the two great disputes are entered — what the entity of bodily manifest action is, and whether the nonmanifest really exists at all. The two disputes together take up more than half of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fascicle, and are among the densest places of question and answer in the whole treatise. One should be prepared before reading: what is going on here is not the handing down of a verdict but making the reasons of each of the two parties clear. In the midst of the dispute the author himself say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sentence in it — “this and that are alike hard to know, and here I bear no grudge against either.” Both sides are hard to know; toward neither do I bear ill will. That sentence sets the key of the whole fascicle.
There is one more thing to say first. A technical pair of words recurs throughout this fascicle: manifest and nonmanifest. The manifest is that portion of a bodily or verbal act which is displayed outwardly and which others can see; the nonmanifest is that portion which arises along with the act, is not displayed outwardly, and yet is able to continue on. Everything argued in the fascicle — “does it exist?” and “what is it?” — turns over and over upon these two words. Set these two words firmly in place, and the whole fascicle’s questions and answers have something to hang from.
I. By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World Produced
〔1.1〕First strike out the item “creator.” First the question: why does the world have so many differences? The treatise answers with the utmost bluntness — “they do not arise from a single lord who first conceived them, but arise from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ctions of sentient beings.” It is not that some sovereign first stirred a thought and thereafter made them; it is only that the actions of sentient beings severally differ. This one sentence occupies a weighty place in the whole treatise: it hands the enormous panorama described throughout the Chapter on the World back, at one stroke, to sentient beings themselves.
The easy error: to read “a single lord” as a general term for “some cause.” It is not. “A single lord” means that class of account which maintains an eternally abiding creator; what the author blocks is “one maker who first conceives,” not “cause” itself — for action is precisely the cause.
In practice: in reading Abhidharma, when you meet “why is it thus?”, the first step is not to ask “who arranged it?” but to ask “whose action drew it?” Make that exchange, and all the classifications and numbers that follow will be entered in the ledger of practice.
〔1.2〕Why the inner body is ugly and the outer goods lovely — two faces of one set of actions. The treatise inserts here an excellent objection: since both alike arise from action, why are saffron and sandalwood, which are outside the body, so lovely, while the form within the body “constantly runs impurity from the nine sores”? The answer is: “because the class of actions of sentient beings is just so.” If what was done was mixed action (wholesome and unwholesome mingled), then the inner body obtained is exactly of this sort; and in order to counteract just this portion, the same set of actions further “obtains outward goods whose color, scent, taste, and touch are most lovely and delightful.” As for the gods, “the hosts of gods do purely pure actions, and so the two things they draw to themselves are both excellent” — the action being pure, inner and outer are both excellent.
First ask: what is this passage proving? It is proving that “being obtained by action” is not one coarse line but a fine-grained ledger: in one and the same person the inner body and the outer goods may be obtained by one and the same set of actions and yet be opposite in quality, simply because the action itself is mixed. The easy error: to read it as a fixed apportionment, “the beautiful to the outside, the ugly to the inside.” It is not — the sentence about the gods is precisely the counter-instance: if the action is pure, inner and outer are both excellent.
In practice: this passage yields a very serviceable self-examination — when you see the unevenness between yourself and your surroundings, think first “my action is mixed,” and not “the world has treated me unfairly.”
〔1.3〕What the entity of action is: volition, and what volition brings about. The author poses himself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entity of this action by which they come about,” and answers himself: “it is the volition that arises in the mind, together with what volition brings about,” and adduces a sūtra in proof: “hence the sūtra says: there are two kinds of action, first the action that is volition, second the action of having willed; and the action of having willed refers to what volition brings about.”
First ask: why divide it into two kinds? Because action has two stages, “still in the mind” and “already carried out.” The action that is volition is the stretch within the mind; the action of having willed is the stretch that the mind has brought to completion. The later text distinguishes the two most clearly: what arises at the stage of preliminary effort is the “deliberating volition” — I should do such a thing; what arises once one has deliberated is the “volition that does the deed,” which moves the body and issues speech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was deliberated before. The easy error: to read “volition” as ordinary “thinking.” It is one of the mental factors, and its sense is doing; and precisely because it is a doing, it can serve as the entity of action.
In practice: this division into two is the ground floor of all the treatments of action that follow. Whenever, further on, you read of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or the fiv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and ask “does this constitute an action or not?”, turn back and ask one question: is it in the stretch of the action that is volition, or has it gone on to the action of having willed?
〔1.4〕How the three actions can be established as three — three different measures. The two actions are opened out again into three: body, speech, and mind. The author sets up a very severe objection here: on what ground are three established? From their support, from their own nature, or from what raises them? And he walks each of the three roads himself, and none of them is passable — if from their support, all action depends upon the body, and then there would be only one action; if from their own nature, of the three only speech is of itself a doing, and then speech alone would be action; if from what raises them, all action is raised by mind, and then again there would be only one action.
The answer lies with the Vaibhāṣikas: “the Vaibhāṣika masters say that the three actions are established, in that same order, by the three causes above.” That is to say — the three actions are not measured out with one and the same measure: bodily action is established from its support (all action alike depends upon the body, but bodily action alone takes the body as the name of its support); verbal action is established from its own nature (speech is itself a doing, and its nature as action is just speech); mental action is established from what raises it (mind is that which raises, and the two actions of body and speech are both raised by mind). The author at once draws the conclusion: “the volition that arises in the mind is mental action; and the action that volition brings about divides into the two, bodily action and verbal action, since these are raised by volition.”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because none of the three roads was passable, the three actions cannot be established. Quite the contrary — the treatise here demonstrates a standing rule of Abhidharma: one and the same set of enumerated dharmas may be established separately by different criteria. Whenever the numbers of a classification fail to agree, the first question is not “who is wrong?” but “which measure was each of these items taken with?”
In practice: the move will be used once more later in this fascicle — the four causes of the four wholesome and four unwholesome (ultimate · intrinsic · associated · raised) run on exactly the same line of thought.
II. Bodily and Verbal Action Both Extend to the Manifest and the Nonmanifest
〔2.1〕One line of stanza, two worlds. “These two, bodily action and verbal action, both alike have the nature of the manifest and the nonmanifest” — ten characters. First ask: why should this one line be set up as half a stanza of its own? Because at one breath it cuts each of the two actions, bodily and verbal, into halves: the half that can be seen (the manifest) and the half that cannot (the nonmanifest). Every dispute in the rest of the fascicle hangs upon this one cut.
The easy error: to understand the nonmanifest as “a thought in the mind.” It is not — for the Sarvāstivādins the nonmanifest is a form-dharma, a form invisible and unresistant, gathered under the sphere of dharmas; it is neither mind nor a mental factor.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it is adjudged a form that a challenge such as “the nonmanifest has no characteristic of form” arises (how can what has no characteristic of form count as form?), and precisely for that reason there is the great dispute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is fascicle.
In practice: on reaching this point, set a question in your mind at once — “on what ground does a thing invisible, untouchable, and without resistance count as form?” That question is the fuse of the fascicle’s second half.
III. Bodily Manifest Action Is Shape, Not Motion
〔3.1〕The correct position of the Sarvāstivādins: the force of volition raises a bodily shape. The treatise first sets out the account of its own school: “by the force of volition, such and such a shape further arises in the body, and this is called bodily manifest action.” Puguang’s Record marks this sentence as “setting out the Sarvāstivādins and displaying the tenet of his own masters” — telling the reader plainly that this sentence is the author narrating the Sarvāstivādins’ own school, and is not language refuting another.
First ask: since bodily manifest action is a movement, why is its entity said to be “shape” and not “motion”? Because in the Sarvāstivādins’ scheme of dharma-characteristics, what the eye faculty can apprehend is only visible color (blue, yellow, red, white) and shape-form (long, short, square, round, and the rest); and if a movement is to have an entity, it can fall only into the square of shape-form. So the Sarvāstivādins say: as soon as volition sets things going, such and such shapes further arise in the body, and these shapes are bodily manifest action.
The easy error: to imagine “shape” as a process of change in physical form. What the treatise establishes is a shape at each single moment, not a stretch of continuous movement. In practice: this very point is the fuse laid for the refutation of “motion” in the next passage — continuous movement cannot serve as an entity precisely because dharmas have only moments.
〔3.2〕What the school that is refuted says. The treatise records the divergent account: “some other school says: motion is called bodily manifest action, since when the body moves it is by action that it moves.” This school maintains that the true bodily manifest action is “motion” itself — when the body moves, it is action that makes it move, and so motion is action. The three ancient commentaries agree entirely in their attribution here: Puguang’s Record marks it, “‘some other master says’ down to ‘not motion’ explains the second line. Some others, the Sāṃmitīyas, say: there is a separate moving form going from here to there, and that is called bodily manifest action”; Fabao’s Commentary marks it, “refuting the Sāṃmitīyas’ holding that motion is called bodily manifest action. ‘Since when the body moves it is by action that it moves’ is the Sāṃmitīyas’ reckoning. The body has no moments”; and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marks it, “‘action; not motion for its entity’: the Sāṃmitīyas say motion is called bodily manifest action, and in order to refute this it says ‘not motion.’”
First ask: how does this school dare to establish “motion”? Because they do not grant that all dharmas cease momentarily — Fabao’s Commentary puts a finger on it in one line: “the body has no moments.” If the body does not cease momentarily, then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moves from this place to that, and that is motion.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is a mere quarrel over names. It is not — it is the opposition of two views of time: on one side, dharmas cease as soon as they arise and there is no room at all for movement; on the other, dharmas can persist, and so there is real movement.
In practice: whenever hereafter you meet a dispute over “does such and such really exist,” look first at whether the two sides agree in their view of “the moment”; where they do not, what is being argued is not that thing at all, but time.
〔3.3〕The author’s counterstroke is a single sentence: all conditioned things have moments. The author refutes with the utmost economy: “it is in order to refute this that it says ‘not motion,’ since all conditioned dharmas have moments.” He then defines the moment: “having obtained its own entity, it perishes with nothing intervening; a dharma that has this moment is called ‘having a moment,’ just as a man with a staff is called ‘having a staff’” — having obtained its own entity, it perishes without one thought-instant intervening, and a dharma possessing that nature is called “having a moment,” just as a man holding a staff is called a man having a staff. He presses one step further: “conditioned dharmas, as soon as they obtain their own entity, must from that point, with nothing intervening, perish into nonexistence”; and since “if it arises in this place it ceases in this place,” there is “no opportunity to shift from here to another quarter.”
First ask: what is that simile of the man with a staff saying? It is saying that “having a moment” is a designation carrying an attribute — a dharma carries the attribute “perishing as soon as it obtains its entity,” and so is called having a moment, just as a man carries a staff and so is called a man having a staff. The easy error: to read “moment” as a unit of extremely short time. Here it is not a stretch of time but a property.
In practice: this definition is the sentence most often cited back to throughout the fascicle; the treatments of the continuity of the nonmanifest and of the raising and the concurrent raising in the fascicle’s second half all presuppose it.
IV. Cessation Awaits No Cause — the Hardest Inference in the Fascicle
〔4.1〕The pivot sentence of the demonstration. That school retreats a step to save itself: “if all conditioned dharmas have moments, then the sense that they do not shift to another quarter can indeed be established” — first prove that “conditioned dharmas all have moments,” and then I will grant your conclusion. The proof the author gives is a single sentence: “that is, the cessation of conditioned dharmas awaits no cause. Why so? What awaits a cause is a result; cessation is a nonexistence, and a nonexistence is not a result, and so it awaits no cause.”
First ask: what is this sentence inferring? The inference is very short: what needs a cause is a “result”; and “cessation” is a kind of “nonexistence,” and a nonexistence is not a result; therefore cessation needs no cause. And since cessation needs no cause, there is nothing whatever to hold it back — and so it ceases as soon as it arises.
The author adds a further reverse inference: “if the first did not cease, the later ought to be the same, since the later and the first are equal in the nature of existing. And since there is a perishing later, one knows that the earlier was ceasing.” If the first thought-instant did not cease, the one after ought likewise not to cease, since the two are exactly alike in the single point of “existing”; and since later on there truly is a perishing, one can see that all along it was ceasing.
The easy error: to read “cessation is a nonexistence and a nonexistence is not a result” as “after cessation there is nothing at all.” What it says is that the event of ceasing is not itself a newly arisen thing, and so cause and effect cannot be laid over it. In practice: this is one of the very few stretches of pure inference in the whole treatise, and it must be followed sentence by sentence and not by the feel of the language.
〔4.2〕The difficulty from direct perception: when firewood meets fire, is it not plainly extinguished? That school brings out direct perception: “is it not plainly seen in the world that firewood and the rest come to cessation and nonexistence through conjunction with fire?” — and adds a formidable line: no means of knowledge surpasses direct perception, and so one cannot say that all cessation awaits no cause.
The author questions back: “how do you know that firewood and the rest cease through conjunction with fire?” The other answers: because after the firewood is conjoined with fire it is no longer seen. Whereupon the author brings out the key distinction of the whole passage: not seeing admits of two explanations — is it because the fire extinguished it, or because the firewood before ceased of itself and what follows does not arise, so that, there being nothing there, it is not seen? The text offers a ready pair of instances: “as with the conjunction of wind with a lamp flame and of a hand with a bell’s sound” — wind blows on the lamp, a hand stops the bell, and the flame and the sound no longer continue; yet nobody would say that the wind and the hand “extinguished” them; they merely no longer arise.
First ask: why is this distinction fatal? Because the other party’s direct perception can establish only “it is not seen afterward,” and cannot establish “the fire made it cease”; and “not seen” accommodates both explanations. Hence the author says: “therefore this sense must be made out by inference” — this matter can be settled only by reasoning and not by the eyes.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e author is denying direct perception. He is not — he grants that you did indeed see that phenomenon, and only points out that your interpretation was not given you by direct perception. In practice: this is a discriminating method you can carry with you — tell apart “what I saw” and “my interpretation of what I saw.”
〔4.3〕Three alternative accounts, each refuted by the author. The opponent’s camp offers three further accounts, all of which the treatise records and refutes.
The first: “some hold that with a thought and a sound the earlier is the cause and the later ceases” — a thought and a sound being extinguished by the thought-instant that follows. The author refutes: “this too is unreasonable, since the two cannot be simultaneous,” and instances doubt and knowledge, pain and pleasure, greed and hatred: two dharmas whose own characteristics are opposed cannot be simultaneous; the earlier having ceased, the later then arises — so where is there anything to extinguish it? And there is a further pursuit that is very neat: “and by whom is the very last thought and sound extinguished?” The last thought-instant has no successor; by what should it cease?
The second and third: “some hold that the cessation of a lamp flame has the nonexistence of abiding for its cause” (taking the mark of abiding as the cause of cessation) and “some hold that when a flame ceases it is by the power of dharma and non-dharma” (taking the power of dharma and non-dharma as the cause of cessation). Puguang’s Record marks the provenance of the latter two very clearly: of the first, “this is the reckoning of the Elders and the Sāṃmitīyas. ‘Abiding’ means the mark of abiding”; of the second, “this is a divergent reckoning of the Vaiśeṣikas. Dharma and non-dharma are gathered under the category of quality”; and the item of thought and sound is likewise marked, “this is a divergent master of the Vaiśeṣikas.” The author’s refutation is “both are unreasonable, since there is nothing that is not a cause” — for by such a reckoning one might at will contrive such a cause upon any conditioned dharma whatever, and then anyone may say anything and there is no settled standard; and once that is granted, “this being so, the original dispute ought to be laid to rest, since it is granted that without awaiting any other cause all have moments” — the dispute ends of itself, for both sides must then grant momentariness without an external cause.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e three accounts for trivial side-matters. They are in fact three answers to one and the same question: does cessation require an external cause or not? In practice: hereafter in this fascicle, whenever you meet “does such a dharma require something else to accomplish it?”, these three refutations can serve as your template.
〔4.4〕The three grades of cooking-change: forcing the “productive cause” and the “extinguishing cause” to be one and the same. The author strikes heavily once more: if the cessation of firewood has conjunction with fire for its cause, then in the process of gradual alteration under cooking there are the three grades, low, middle, and high; at the very moment when the middle and high grades of cooking arise, the low and middle grades are ceasing. One and the same conjunction with fire produces on one side and extinguishes on the other — “the entity of the productive cause would become the extinguishing cause.” And the author blocks the line of retreat as well: even granting that where the flames differ one might contrive to distinguish two causes, then “where ash, snow, vinegar, sun, water, and earth are conjoined and can make cooking-change arise in firewood and the rest, how will you contrive to reckon the productive and the extinguishing causes as different?” Ash, snow, vinegar, sun, water, and earth can all bring about cooking-change; is each of them to be fitted out with an extinguishing cause of its own?
The opponent’s last question is very concrete: “if that is so, when it is plainly seen that water boiled dwindles away, what does the conjunction of fire accomplish in it?” Water boiled to dryness — surely the fire did something. The author’s answer is superb: the conjunction with fire strengthens the fire element,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fire element “makes the mass of water arise ever more slightly in each successive stage, until at the slightest it no longer continues” — fire attends only to “making what arises afterward less each time”; it has never “extinguished” anything.
First ask: why does this answer count as a victory? Because it gives “fire has a function” a complete place, while dispensing with the role of “extinguishing cause.” The easy error: to read it as “fire does nothing.” What the author says is that what fire performs is the work of producing (making the later instants ever slighter), not the work of extinguishing.
In practice: and so the whole passage closes — “therefore there is no cause that makes dharmas cease; dharmas cease of themselves, since it is their nature to perish,” “since they have moments, motion is definitely nonexistent,” and at last back to the topic: “since by this principle motion is definitely nonexistent, that bodily manifest action is shape is established in principle.” As for why people feel that something is moving, the author accounts for that too: like the flame of burning grass spreading along, it is merely “a conceit of superiority about traveling” — an illusion that there is a “going.”
V. Whether Shape-Form Really Exists — Eight Rounds between the Sautrāntikas and the Sarvāstivādins
〔5.1〕The author changes sides. The previous engagement over, the author turns about at once: “yet the Sautrāntikas say: shape is not really existent; that is, where visible color arises abundantly on one side of a mass, just therein a long form is conventionally established . . .” — long, short, square, and round are no more than four arrangements of visible color arising abundantly on one side, sparsely on one side, abundantly on all four sides, or pervading throughout, each given a name. The treatise offers an instance everyone has experienced: a torch swung swiftly in one direction is called “long”; whirled about in a circle, it is called “round” — “therefore shape has no real form-entity of a further kind.”
The three commentaries adjudge this passage identically: Puguang’s Record marks, “‘yet the Sautrāntikas say’ down to ‘a form-entity of a further kind’: from here the author sets out the Sautrāntika sense and refutes the Sarvāstivādins”; Fabao’s Commentary marks, “‘yet the Sautrāntikas say’ down to ‘to be understood as applicable’: the author sets out the Sautrāntika sense and refutes the Sarvāstivādins”;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marks, “this is the Sautrāntika school declaring its refutation of the Sarvāstivāda school’s really existent shape-form. Hence the treatise says: yet the Sautrāntika masters hold shape not to be really existent.”
First ask: what is likeliest to leave a reader dizzy here? The change of identity. In the previous engagement the author stood with the Sarvāstivādins to refute the Sāṃmitīyas; in this one he stands with the Sautrāntikas to refute the Sarvāstivādins.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e author contradicts himself. He does not — this is precisely the form of the Kośa, and the Life of Master Vasubandhu records his manner of composing it as “establishing the sense of the Sarvāstivādins and, wherever there was a partial position, refuting it with the sense of the Sautrāntikas”: taking the Sarvāstivādins as the ground, and where a thing will not hold, refuting it with Sautrāntika doctrine.
In practice: whenever hereafter you come to a stretch of dispute, ask first, “on which side is the author standing in this stretch?”; the three commentaries almost always mark it expressly, and are the most reliable of signposts.
〔5.2〕The difficulty of apprehension by two faculties — if shape really exists, it will be apprehended by two faculties. The Sautrāntikas’ first difficulty is a very clean reduction to absurdity: “if it be said that there really exists a further kind of shape-form, then one form ought to be apprehended by two faculties” — if long, short, square, and round have an entity besides, then on one and the same mass of form the eye sees its length and the body can also feel out its length, and one and the same form is apprehended by two faculties, the eye and the body; whereas by the Abhidharma scheme of characteristics, “in principle no form-sphere is apprehended by two faculties.” Puguang’s Record explains the line of the reasoning sentence by sentence, saying, “this explains the stanza’s eighth line, ‘since it would be apprehended by two faculties.’ The Sautrāntika masters say: your standing tenet . . .” and so on, pointing out that the Sautrāntikas are striking back with the Sarvāstivādins’ own standing tenet.
First ask: how do the Sarvāstivādins save themselves? They answer: what is felt is in fact only touch, not shape; it is only because touch and shape are in one mass and inseparable from each other that on apprehending touch one can recollect shape — just as seeing the color of fire one recollects its warmth, or smelling a flower’s scent one recollects its color. Puguang’s Record marks this as “‘touch and shape’ down to ‘can recollect the flower’s color’: the Sarvāstivādins save their position.”
The easy error: to read “recollect” as vague association. The Sarvāstivādins’ rescue has a strict condition — “the two dharmas here are definitely inseparable, and so by apprehending one the other can be recollected”: the two dharmas must be definitely inseparable. That very condition is where the next difficulty applies its leverage.
〔5.3〕The Sautrāntikas strike back and the Sarvāstivādins save themselves again. The Sautrāntikas fasten at once on that condition: “there is no touch definitely inseparable from shape; how then can apprehending touch recollect shape with certainty?” — touch and shape are not definitely inseparable (one and the same touch may go with different shapes); on what ground do you recollect shape with certainty from touch? Puguang’s Record marks this as “down to ‘can recollect shape’: the Sautrāntikas object.” The Sautrāntikas press one layer further: if the two are not definitely in one mass and yet shape can still be recollected from touch, then visible color too ought to be recollected with certainty from touch; or else shape-form too ought to be as indefinite as visible color, and then on apprehending touch one ought not to know shape — “but in fact it is not so.” And they add an instance: many shapes are seen upon brocade; are there then many real shapes in one place?
The Sautrāntikas change tack again and strike from the side of atoms: “again, whatever is a real form with resistance must have real atoms of a further kind of its own. Yet there is no atom called long and the rest” — every real form with resistance ought to have atoms of its own class, yet there has never been an atom called “long”; and so long and short can only be “conventionally established within the differing marks of many things arrayed in such and such a way.” Puguang’s Record marks it, “‘again, whatever there is’ down to ‘conventionally establishing long and the rest’: the Sautrāntikas object again.”
The Sarvāstivādins save themselves again: then let it be said that the atoms of shape-form arrayed in this way are called long and the rest. The Sautrāntikas cite this and refute it: “this is mere partisanship, since it is not thoroughly granted” — it is only a statement partial to one’s own school, and the two parties do not grant it in common; for shape-form has no atoms whose own characteristic is thoroughly granted, as visible color has, and whence then the “assembling and arraying”? Puguang’s Record marks this as “‘if it be said that just by’ down to ‘assembled and arrayed’: the Sautrāntikas cite the Sarvāstivādins’ rescue and refute it.”
The Sarvāstivādins offer a further instance from daily life: “is it not plainly seen that earthen vessels and the like have their visible appearance alike while their shapes differ” — the same color of clay, and yet the vessel-shapes differ (from which it appears that shape has an entity of its own). Puguang’s Record marks it, “‘is it not plainly seen’ down to ‘while their shapes differ’: the Sarvāstivādins save their position.”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beautifully: is this not exactly what I said — “as with many ants, whose appearance is no different, and yet arrayed in a line or in a ring their shape differs”; every ant in a swarm looks the same, and yet ranged in a line or in a ring the shape differs. Puguang’s Record marks it, “‘has it not already been made out’ down to ‘ought in principle to be so’: the Sautrāntikas refute again.”
The last difficulty is the dark and the distance: looking at a tree stump in the dark or from afar, one makes out only its shape and not its color, from which it appears that shape exists independently of visible color. The Sautrāntikas explain it through: precisely because in the dark and at a distance the color cannot be seen clearly, one gives rise only to the discrimination of long and short; just as looking at a crowd of people from afar, one knows only that it is a marching army and not the several particular marks — “because at times one does not know visible color and shape and knows only a general mass.” Puguang’s Record marks it, “‘knows only a general mass’: the Sautrāntikas explain it through. Because in the dark and at a distance one looks at the mass of visible color.”
First ask: what is to be remembered from these eight rounds? Remember the criterion, not who won: the whole engagement argues one sentence only — are long, short, square, and round “another kind of thing,” or “an arrangement of the same kind of thing”?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one ought to pick a side when the reading is done. The treatise passes no sentence here, and the words of both parties stand in the treatise together.
In practice: this passage is one of the finest models of debate in the whole treatise. Whenever hereafter you meet any dispute over “does such and such really exist,” you can measure it with the three tools used here: can it be reduced to absurdity (apprehension by two faculties), does it have atoms of its own (the test of real form), and can it be explained away by differences of array (the test of conventional establishment)?
〔5.4〕What the Sautrāntikas establish as bodily manifest action — a one-sentence disclosure. The author closes with a question: “since both motion and shape have been set aside, what do you of the Sautrāntika school establish as bodily manifest action?” Motion refuted and real shape refuted, what do you establish?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we establish shape as bodily manifest action, but as a convention and not as a real thing.” Puguang’s Record marks it here with the utmost clarity: the question is “since the Sāṃmitīya masters’ motion as bodily manifest action and the Sarvāstivādins’ real shape as bodily manifest action have both been set aside, what do you of the Sautrāntika school establish,” and the answer is “‘we establish shape as bodily manifest action, but as a convention and not as a real thing’: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First ask: what kind of answer is this? It is “keep the name in use, refuse the entity” — the name shape is retained to serve as bodily manifest action, but only conventionally established. This is the standing method of the Sautrāntikas.
Ask a layer deeper: what then is bodily action?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if action established in dependence upon the body is called bodily action, then the volition that can move the body in its various ways, proceeding by the gate of the body, is called bodily action” — the real action is that volition which can make the body perform its various movements; because it proceeds in dependence upon the gate that is the body, it is called bodily action. Verbal action and mental action likewise.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restates it here: “in the Sautrāntika school shape is bodily manifest action, a convention and not a real thing. Shape, though it is the manifest, is not action” — separating “manifest” and “action” with perfect clarity.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e three actions have volition for their entity” as the author’s settled position. In this fascicle it is one of two parties recorded; the Vaibhāṣikas at once conclude by reverting to their own school: “the Vaibhāṣika masters say: shape is really existent, and so bodily manifest action has shape-form for its entity, and the entity of verbal manifest action is just vocal sound.” Both accounts stand in the treatise.
In practice: this parting of ways is the fuse for the fascicle’s second half — precisely because the Sautrāntikas gather action up into volition, the nonmanifest will be turned by them into “a continuum of the seeds of volition”; the whole of the next great dispute grows out of here.
〔5.5〕If manifest action is definitely nonexistent, what of the nonmanifest —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a round for themselves first. At the end of this passage the treatise sets up three further questions, each tighter than the last. The first: since shape is conventional, “if that is so, manifest action is definitely nonexistent”; and manifest action being nonexistent, the nonmanifest of the desire realm ought also to be absent (since the nonmanifest arises in dependence upon the manifest), and “this becomes a great fault.”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such a great fault we have a principle by which to fend off” — from the two spoken of above, bodily manifest and verbal manifest, there arises by a superior volition a certain difference of volition, and this is called the nonmanifest. The second question: what fault is there in this? “This ought rather to be called action that turns along with the mind, since the nonmanifest of absorption turns together with the mind” — since your nonmanifest arises from volition, it ought to turn together with the mind at the same time; how then does it differ from the nonmanifest that turns along with the mind produced by absorption?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there is no such fault, since it is produced by the superior volition that resolves and the superior volition that sets in motion” — it is drawn forth by the resolving volition and the setting-in-motion volition, and is not of that class which turns together with the mind. And they add a conceding line: even granting that there is manifest action, manifest action too must rely upon the force of volition, “since its own nature is dull.”
First ask: why is the second question keen? Because it seizes the Sautrāntikas’ soft place — if you gather the nonmanifest up into volition, it becomes very hard to say that it does not turn along with the mind.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as equivocation. Their distinction is in fact very clear: “being drawn forth by volition” and “turning together with the mind” are two different things; the former is a sequence of cause and effect, the latter a simultaneous co-arising.
Look again at one sentence within the first question — “if that is so, why does the sūtra say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action?” The Sautrāntikas take the opening to redefine the action that is volition and the action of having willed: what arises at the stage of preliminary effort is the “deliberating volition,” what arises once one has deliberated is the “volition that does the deed,” and “doing the deed to b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was deliberated before, moving the body and issuing speech, is called the action of having willed.” ⇒ The Sautrāntikas have not thrown away the sūtra text; they have only shifted where the text comes down, from “form” to “volition.” In practice: to judge whether a school is “denying outright,” look at whether it has thrown away the sūtra text; one that has merely shifted where it comes down is not denying outright.
VI. Whether the Nonmanifest Really Exists — the Vaibhāṣikas’ Eight Proofs
〔6.1〕The stanza has only ten characters, and yet it is a table of contents. “Because it says three, and says form without outflows, and says increase, and says not doing, and so on” — it says three kinds of form, says form without outflows, says that (meritorious action) increases, says that (having another do a deed and) not doing it, and so on. First ask: why is the stanza so short? Because it is a list of evidence, not the argument itself; every word of it points to a passage of sūtra. Puguang’s Record, marking the Sautrāntikas’ refutations, numbers them one by one, saying “below, the Sautrāntikas refute the eight foregoing proofs; this is the refutation of the first proof”; and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likewise has “the eight proofs above prove the nonmanifest real. From here the Sautrāntikas explain the foregoing through” — all three count eight proofs.
The eight, set out, are these: ① the sūtra says form is of three kinds, and the third has form yet is invisible and unresistant — if it is not the nonmanifest, what is it? ② the sūtra says there is form without outflows — if it is not the nonmanifest, what form can be without outflows? ③ the sūtra says meritorious action increases, and it goes on increasing even when another mind has arisen or when there is no mind — without the nonmanifest, by what does it increase? ④ one dispatches another to do a deed and does not do it oneself, and yet a path of action is accomplished — without the nonmanifest, by what is it accomplished? ⑤ the sūtra says that the dharma sphere is invisible and unresistant and does not say “without form” — from which it appears that there is form within the dharma sphere. ⑥ without the nonmanifest, there being no speech and the rest in absorption, the eight limbs of the noble path fall short. ⑦ without the nonmanifest, after the precepts are received there is no entity of discipline continuing on, and on what ground is he still called a monk? ⑧ the sūtra says that the discipline of abstaining from killing and the rest is called “the discipline that is a dyke,” able to dam and hold back transgression for a long time — “a thing without entity cannot be called a dyke.”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se eight as eight independent theses. They are in fact eight applications of one and the same method of inference: there is a slot standing empty in the sūtras, and only the nonmanifest will fit it. In practice: whenever hereafter you see an argument that “such a dharma must really exist,” look first whether it is of this type; if it is, there is only one way of refutation — find another thing that fits the slot as well.
〔6.2〕The author’s closing words and the sentence that lays the dispute to rest. The Vaibhāṣikas conclude: “by these proofs it is known that nonmanifest form really exists.” And after the whole train of refutation has ended, the author lays the dispute to rest with his own hand: “let these many disputes rest here for now”; whereupon the Vaibhāṣika masters conclude by reverting to their own school: “the Vaibhāṣika masters say: there is a real thing called nonmanifest form, and this is the tenet of my school.”
First ask: who says these two sentences, and what is the difference? The first is the author’s laying the dispute aside; the second is the Vaibhāṣikas declaring their own position. The treatise closes the passage with this and adds no sentence of judgment — and this is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it is the standard form of “recording both parties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is is the tenet of my school” as the author’s own confession. It is the Vaibhāṣikas’ confession; Puguang’s Record marks it here, “‘the Vaibhāṣika masters’ down to ‘the tenet of my school’: the Sarvāstivādins conclude by reverting to their own school.” In practice: when you meet the first person in reading a treatise, first make sure who is speaking — within this fascicle the word “I” changes owners at least twice.
VII. The Sautrāntikas Refute the Eight Proofs One by One
〔7.1〕The blanket denial, and the first pattern of refutation: find another thing to fill the slot. The Sautrāntikas’ blanket denial is a single sentence: “the Sautrāntika masters say: these proofs, though many and of all kinds of marvelousness, are nevertheless unreasonable.” Fabao’s Commentary marks it, “on the treatise’s ‘the Sautrāntika masters say’ down to ‘nevertheless unreasonable’: the Sautrāntikas deny the foregoing proofs — that there is a separate real entity of the nonmanifest is unreasonable.”
The method of refuting the first proof is just the “find another thing to fill the slot” spoken of above: the third kind of form, invisible and unresistant, may be the form in the object-field of absorption obtained by cultivating absorption — “the yogins say: when one cultivates the meditative absorptions, the form in the object-field of absorption produced by the force of absorption”; it is invisible because it is not the object-field of the eye faculty, and unresistant because it does not obstruct a place.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agrees entirely here, giving “as for the three forms, they are the form in the object-field of absorption and not nonmanifest form.”
The Sarvāstivādins at once turn and challenge: since it is invisible and unresistant, on what ground is it still called “form”?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very neatly: the explaining through of this difficulty is “the same as with the nonmanifest” — we are under one difficulty together; answer me as you answer yourself.
First ask: does this manner of answering, “the same difficulty,” count as evasion? It does not. It points out that the other party’s difficulty is a double-edged blade: if you can explain why the nonmanifest is form, I shall explain the form in the object-field of absorption with the same explanation.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e Sautrāntikas have granted that the form in the object-field of absorption really exists. They say only that “this slot need not be filled by the nonmanifest alone.”
In practice: to refute an argument of the “only explanation” type, the standard technique is to supply a second explanation — one need not prove it better; it is enough to prove that it holds just as well, and the original argument’s claim of uniqueness lapses.
〔7.2〕The section on form without outflows: three accounts side by side and a short exchange. In refuting the second proof, the Sautrāntikas bring out first the yogins’ explanation: “within the form produced by the force of absorption, that produced in dependence upon an absorption without outflows is said to be without outflows.” Another master gives a divergent explanation — that the form on the body of one beyond training and all outer form are without outflows, since they are not what the outflows depend upon for their increase; Puguang’s Record marks this as “‘another master says’ down to ‘obtain the name without outflows’: setting out a divergent explanation. Some other master of similes says.”
Whereupon there is a short and dense exchange. The Sarvāstivādins object: that being so, why does the sūtra say “as for dharmas with outflows, they are all the eye whatever, and so on at length” (speaking of form as with outflows throughout)? Puguang’s Record marks it, “the Sarvāstivādins object. Why does the sūtra say that dharmas with outflows are the fifteen elements.” The masters of similes answer: that is said from the side of its not being the counteragent of the outflows. The Sarvāstivādins press again: then one and the same thing is both with outflows and without outflows. The masters of similes ask back, “if so, what fault is there?” The Sarvāstivādins answer: the fault of mixture. The masters of similes answer: when it is called with outflows with regard to this principle, it was not with regard to this principle called without outflows, and conversely likewise; each is said with regard to one sense, and where is the mixture?
First ask: where is the technical point of this short passage? In “one thing may receive different names with regard to different senses.” The easy error: to read “mixture” as logical contradiction. It means disorder in the system of names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asters of similes’ answer is precisely that so long as one marks with regard to which sense a thing is said, the system is not disordered.
In practice: this is Abhidharma’s general solution for “multiple adjudications of a single dharma”; further on, in treating how one dharma extends over several natures and several realms, the treatise resorts to this move again and again.
〔7.3〕The section on the increase of merit: the seeds of volition make their first formal entrance. In refuting the third proof, the Sautrāntikas bring out the explanation of the masters of the norm of former times: meritorious action increases by the force of the very nature of things — what the donor gives is enjoyed by the recipient, the merit gathered and benefited differs, and so afterward, though the donor’s mind take some other thing for its object, “the subtle continuum perfumed by that earlier volition which took the giving for its object goes on gradually transforming and differentiating as it arises, and by this it can in time to come draw forth many fruits.” Puguang’s Record marks it, “below, the refutation of the third proof. As for the increase of merit, it i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Sautrāntika masters of the norm of former times.”
This passage is the fullest statement of the Sautrāntika “seed” doctrine in this fascicle, and three words are to be seized in reading it: perfuming (the earlier volition leaves a trace), continuity (the trace is handed on instant by instant), and transform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there is change in the handing on, and so a new fruit can be drawn forth).
The Sarvāstivādins ask back: how should the differences of merit in another (the recipient) produce a transformation in this continuum of mine?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this difficulty is “the same as with the nonmanifest” — you cannot make it out either. And they strike back with something heavier: “and how should he, by differences of merit and benefit in another continuum, cause a really existent nonmanifest dharma to arise besides within another continuum?” On my side there is only a continuum undergoing change; on yours a really existent dharma must arise out of nothing — the difficulty is yours, not mine. Puguang’s Record marks this as “‘if it be asked how’ down to ‘a nonmanifest dharma arises’: the Sautrāntikas cite the difficulty and question it back.”
Then comes the question and answer on merit without a support. Question: with no recipient to give to, how does merit increase?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also by the volition that repeatedly practices taking that object-field for its object, “so that even in dreams it turns along at all times.” And then the Sautrāntikas object in return to the Sarvāstivādins: “you proponents of the nonmanifest, since in merit without a support you have no manifest action, whence should you have a nonmanifest?” With no bodily or verbal movement, where does your nonmanifest come from?
The author at last cites a sūtra to refute a divergent master who has gone too far (the one who maintains that even merit with a support rests on repeatedly practiced volition alone): the sūtra says that after a monk has received what was given he enters the immeasurable states of mind, and the donor’s merit at that time increases at all times — “but is there necessarily always a superior volition taking that matter for its object?” The donor is not necessarily giving rise to that volition at every moment. And so one must come back to “the subtle continuum perfumed by volition goes on gradually transforming and differentiating as it arises, and this is decidedly the reasonable account.” Puguang’s Record marks this as “‘if that were so, the sūtra says’ down to ‘decidedly the reasonable account’: the author cites a sūtra to refute the divergent master’s account.”
First ask: whom is the author striking here? He is striking a wayward branch within the Sautrāntikas, not the Sarvāstivādins.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is passage as the author changing sides. In practice: in reading passages of dispute, keep track at every moment of “which way is this arrow flying?”; within this fascicle the author looses more than one arrow at his own side.
〔7.4〕The section on having another act: the path of action and that Venerable. In refuting the fourth proof, the Sautrāntikas give the correct account: by the original preparatory effort, when the messenger has done the deed as instructed, “by the very nature of things the subtle continuum on the instructor’s side is made to arise transforming and differentiating”; and “it should be known that just this subtle continuum transforming and differentiating is what is called the path of action” — this being a conventional establishing of the name of the cause upon the result, since it is the result drawn forth by bodily and verbal action. Puguang’s Record marks it, “below, the refutation of the fourth proof.”
The treatise sets out in passing the divergent account of the Venerable: that within the appropriated aggregates one is touched by the sin of killing by giving rise to volition at the three times, “I shall kill,” “I am killing,” and “I have killed.” Puguang’s Record gives his name, “the Venerable means Dharmatrāta,” and Fabao’s Commentary likewise gives, “on the treatise’s ‘yet the Venerable says’ down to ‘I am killing, I have killed’: setting out a divergent reckoning. This is the reckoning of Dharmatrāta” — the two commentaries agree entirely in the attribution. The author’s treatment of it refutes in part and accepts in part: if merely giving rise to volition at the three times completed the path of action, then when one’s mother has in fact not been harmed but one supposed oneself to have harmed her, a deed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would be accomplished, which is wrong; yet if these three volitions arise in a matter of one’s own doing that is not a killing by mistake, “if it is said in this way, it is after all not unreasonable.”
First ask: is this treatment of “refuting one half and accepting the other” common? In this treatise it is very common, and it tries the reader most of all. The easy error: to see “not unreasonable” and take it for the author’s wholesale acceptance. He accepts only the version that has had a qualifying condition added to it.
In practice: when reading ancient treatises and meeting double negatives (“not unreasonable,” “not without sense”), stop and see clearly what has been qualified; the qualifier is where the judgment lies.
〔7.5〕The sentence that sets the key: alike hard to know, and no grudge borne. The Sarvāstivādins here voice the most emotional question in the whole fascicle: “why do you bear a grudge against the nonmanifest in particular and definitely deny it as nonexistent, while granting a perfumed subtle continuum transforming and differentiating?” — both being equally invisible, on what ground do you grant seeds and not the nonmanifest? Puguang’s Record marks this as “‘why against the nonmanifest’ down to ‘transforming and differentiating’: the Sarvāstivādins complain.”
The author’s answer falls into two layers. The first is a posture: “this and that are alike hard to know, and here I bear no grudge against either” — both sides are hard to know, and I have no ill will. Only the second layer is the reason: since you grant that a path of action is of the class of mind, and yet would say that when the matter is brought to completion by bodily preparatory effort a further nonmanifest dharma arises within the instructor’s body apart from mind and body — “a tenet such as this cannot make one glad”; whereas if it be said that it is just this continuum of mind that arises transforming and differentiating by force of that, “a tenet such as this can make one glad,” since by the transforming and differentiating of the continuum of mind and the rest alone a future fruit can be produced.
First ask: what exactly is the author refusing? Not “things that cannot be seen,” but the step of “setting up a new dharma apart from mind and body.” The easy error: to read it as the author’s opposing all invisible dharmas.
In practice: this is the passage in the whole fascicle from which most can be learned — a debate may be as keen as you like while the heart bears no grudge. The author first declares that he bears no ill will, and then presses his reasons to the end; posture and reason are kept apart, and neither is discounted.
〔7.6〕The refutation of the remaining four proofs: form in the dharma sphere, the eight limbs of the path, individual liberation, and the dyke. The refutation of the fifth proof is very short: the reason the dharma sphere is not said to be “without form” is that there is the invisible and unresistant form gathered under the dharma sphere in the object-field of absorption spoken of above, and it need not be the nonmanifest. Puguang’s Record marks it, “‘again, as to the dharma sphere’ down to ‘form gathered under the dharma sphere’: this refutes the fifth proof.”
The refutation of the sixth proof is a complete exchange. The Sautrāntikas first make the Sarvāstivādins speak for themselves: while one is in the path, whence right speech, right action, and right livelihood? Is there truly a raising of words, a doing of deeds, a begging for robes? The Sarvāstivādins answer: there is not; it is that at that time a nonmanifest of a class without outflows is obtained, and after emerging from contemplation one is able by the force of what went before to give rise to the three right ones and not the three wrong — “since the name of the result is conventionally established upon the cause.” The Sautrāntikas take it up at once: “if that is so, why do you not accept this sense?” — the name of the result being likewise established upon the cause, I say that what is obtained in the path is a “resolve and support” and not a nonmanifest, and the eight limbs of the noble path can be established just as well; why will you not accept it? Puguang’s Record marks it, “‘if that is so, how’ down to ‘the eight limbs of the noble path’: the Sautrāntika masters say”; and Fabao’s Commentary marks the same passage with “on the treatise’s ‘let them first say’ down to ‘begging for a support and the rest, or not’: the Sautrāntikas ask the Sarvāstivādins in return” and “on the treatise’s ‘there is not’: the Sarvāstivādins answer,” the two commentaries agreeing in attribution. The treatise sets out besides the account of a divergent Sautrāntika master: that it is merely a matter of saying “the not doing of wrong speech and the rest” and taking that as a limb of the path, with the instance that among the eight worldly dharmas “not gaining robes and food” is not a further real entity; Puguang’s Record marks it, “‘another master says’ down to ‘this too ought to be so’: setting out a divergent Sautrāntika account.”
The refutations of the seventh and eighth proofs are taken together: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is a matter of setting up a limit undertaken by the force of a resolve of intention, so as to hold off the unwholesome actions of body and speech; and to the Sarvāstivādins’ earlier objection that “once a mind of another object has arisen there ought to be no discipline,” the Sautrāntikas explain it through: “since by the force of perfuming, at the time when a fault is about to arise a single act of recollection stops it.” Puguang’s Record marks it, “‘if a mind of another object arises’ down to ‘a recollection stops it’: citing the Sarvāstivādins’ earlier objection and explaining it through.” The discipline that is a dyke runs the same way — one first sets up a vowed limit definitely not to do what is unwholesome, and afterward, by repeated recollection and by conscience and shame being present, restrains and upholds oneself, “and so the sense of a dyke is upheld by the mind.” At the end the author reproaches them in one line: “if transgression of the discipline were held off by a nonmanifest, there ought to be nobody who transgresses through loss of mindfulness” — if a nonmanifest were truly holding the door, how should anyone lose mindfulness and break the precepts? Puguang’s Record marks this as “this refutes the eighth proof.”
First ask: have these eight refutations a common skeleton? They have — wherever the Sarvāstivādins would set up a real dharma, the Sautrāntikas put in a function of the continuum of mind.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e Sautrāntikas deny that discipline exists. What they deny is only that “discipline is an entity of the class of form”; of discipline’s function, its continuity, and its holding off of wrongdoing they cancel not one item.
In practice: this whole stretch gives the reader a most serviceable measure — tell apart “does this function exist?” and “does this function require an entity to carry it?” Many disputes in the whole treatise, taken apart to the bottom, are just this one question.
VIII. The Great Elements That Produce the Nonmanifest Differ from Those upon Which the Manifest Depends
〔8.1〕One line of stanza, one reason. “These great elements that produce it differ from those upon which the manifest depends” — the great elements that produce the nonmanifest are not the same set as those upon which manifest action depends. The reason is a single sentence: “the nonmanifest arises from great element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manifest. Why so? Because for one combination to have a subtle result and a coarse result is unreasonable.” For one and the same combination of the four great elements to produce at once a subtle result (the nonmanifest) and a coarse one (the manifest) is unreasonable. Puguang’s Record marks the outline of this passage as “‘it was said above that the nonmanifest’ down to ‘or is there a difference’: below, the second, explaining what produces it.”
First ask: why can the subtle and the coarse not have one source? Because in the Sarvāstivādins’ causal scheme, the results produced by one set of four great elements ought to be of equal grade; for one and the same set of causes to produce two results of vastly different class would throw the marks of cause and effect into disorder.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is is saying that “the nonmanifest is higher than the manifest.” It is not — subtle and coarse here are the fineness and grossness of resistance, not a matter of value.
In practice: this item looks trifling, and yet it is the ground floor of the two later lines of stanza, “arising from different great elements” and “not from different great elements”; those two lines are precisely counting how many sets of these great elements there are.
IX. The Nonmanifest of the Desire Realm from the Second Thought-Instant On Depends upon Past Great Elements
〔9.1〕Why past great elements have to be brought in. “In the desire realm the nonmanifest thereafter arises in dependence upon past great elements” — only for the nonmanifest affiliated to the desire realm, from after the first moment on, does it all arise from past great elements. First ask: why is it arranged so? Because the nonmanifest of the desire realm must be carried on by the great elements on which the very first moment of manifest action depended; that set of great elements passes in a single instant, and if the nonmanifest thereafter is still to have a support, it can only depend upon the set that has passed.
The text accounts for the role of the great elements upon the present body: “the great elements of the present body can serve only as a support, and as the raising cause and the concurrently raising cause each in its own order” — the present great elements serve only as a “support,” and serve in order as the raising cause and the concurrently raising cause. And it gives a very vivid simile: “as a wheel runs upon the ground, with the hand and the ground for its support” — the wheel can run, the force of the hand that pushes being one kind of support (like the raising cause) and the force of the ground that bears it another (like the concurrently raising cause).
The easy error: to read “depends upon past great elements” as “the nonmanifest resides in the past.” The nonmanifest itself is still a present or future dharma; only its support is taken from the past. In practice: this item brings in the pair of words “raising / concurrently raising” for the first time — the same pair will be used again in the fascicle’s closing passage on the raising of action by mind, and the two places should be read together.
X. Action with Outflows Depends on the Great Elements of Its Own Level, Action without Outflows Follows the Place of Birth
〔10.1〕Three reasons hold up one line of stanza. “With outflows depends on its own level; without outflows follows the place of birth.” Bodily and verbal action with outflows of the desire realm is produced by desire-realm great elements, and so on up to the fourth meditative absorption, whose action is produced by the great elements of that level — realm and level being of a piece. Bodily and verbal action without outflows has no level of its own, and can only be produced by the great elements of whatever level the practitioner is presently born in.
The treatise gives three reasons: “because dharmas without outflows do not fall within the realms; because there are definitely no great elements that are without outflows; and because it is by the force of their support that what is without outflows arises.” First ask: what does each of the three govern? The first says that what is without outflows does not belong to the three realms, and so has no “own level” to speak of; the second says that no great element is itself without outflows, so that the producer of action without outflows can only be great elements with outflows; the third says that what enables what is without outflows to arise is precisely the force of its support.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action without outflows is produced by great elements with outflows” is a contradiction. It is not — the producer and the produced may be of different natures, and this same item will be used again later in the fascicle in treating that the great elements are not abandoned by seeing.
In practice: this is an excellent point of self-examination — whenever you read that “a certain dharma is produced by a certain dharma,” ask separately once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producer and the nature of the produced.
XI. The Class of the Nonmanifest and the Manifest: Appropriated, Outflowing, of the Class of Sentient Beings, Unconcentrated and Concentrated
〔11.1〕First pin down a few technical terms. The stanza gives seven or eight adjudications at one breath, and three words must be set up before reading it: appropriated (is it that portion which consciousness appropriates as its own entity and which can give rise to pain and pleasure?), homogeneous (is it produced by a homogeneous cause?), and of the class of sentient beings (does it belong to a sentient being?).
The treatise says: the nonmanifest is unappropriated, “since it has no alterability and resistance”; it is also of homogeneous nature, and the word “also” in the stanza carries a further account — “the word ‘also’ shows that a portion of it is momentary, namely the first without outflows,” the first thought-instant of nonmanifest without outflows being not homogeneous but momentary; the rest are “all of homogeneous nature, that is, produced by a homogeneous cause.” As for the class of sentient beings, “it belongs to sentient beings alone, since it arises in dependence upon the inner body.”
First ask: why must that word “also” be explained specially? Because the stanza is extremely economical, and the addition or removal of one word admits or excludes a whole class of dharmas. Puguang’s Record commonly supplies instances at such places, and Fabao’s Commentary likewise marks the outline of this passage as “on the treatise’s ‘these manifest and nonmanifest, what is their class,’ the two stanzas below are the third main division, explaining the appropriated and the classes.” The easy error: to see “also homogeneous” and take it that all of it is homogeneous; the first thought-instant of what is without outflows is precisely the exception.
In practice: in reading the stanzas one should form a habit — whenever you meet the words “also,” “only,” “all,” or “the rest,” stop and ask what it is taking in and what it is letting go.
〔11.2〕The unconcentrated nonmanifest and the nonmanifest of absorption: the one several, the other shared. The nonmanifest of the desire realm is “homogeneous, appropriated, arising from different great elements”; and as to “different great elements,” the treatise explains itself: “the words ‘arising from different great elements’ show that the seven limbs of body and speech are each produced by separate great elements” — three of body and four of speech, seven limbs in all, each with its own set of four great elements. The nonmanifest produced in absorption is the reverse: the discipline of the meditative absorptions and the discipline without outflows “both depend upon what is nourished by absorption,” being unappropriated and not produced from different great elements; the treatise explains itself: “the words ‘not from different great elements’ show that this nonmanifest has its seven limbs produced from one and the same set of four great elements,” the reason being that “the great elements on which it depends are, like the mind, but one and admit of no difference.”
First ask: why must the unconcentrated levels be several and the level of absorption shared? Because the nonmanifest of the unconcentrated levels arises along with several distinct bodily and verbal movements, and the movements being several, their supports are naturally several; while the nonmanifest of the level of absorption arises along with the mind, and the mind of absorption being one, its support is one as well.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 seven limbs from one and the same set of four great elements” as the seven limbs merging into one. They do not — the seven limbs are still seven; they merely share one support.
In practice: this pair of contrasts yields a rule that can be extended — the number of supports follows the number of what raises them. One mind, one support; seven movements, seven supports.
〔11.3〕Does manifest action swell the body — a very concrete pursuit. The treatise inserts here a most homely question and answer: when manifest action arises, must the original bodily measure be destroyed? If it must, then the maturational form already cut off could be continued anew, contrary to the Vaibhāṣika tenet; if it need not, how should one place contain two bodily measures? The answer is: there are further newly arisen homogeneous great elements which produce manifest action without destroying the original body. The pursuit is not over: then the place where manifest action arises ought to be larger than before. The treatise’s answer is only eight characters — “there are interstices in the body, and so they can be contained.”
First ask: this exchange looks trifling; why is it kept? Because it is a demonstration of pressing an abstract characteristic down into the concrete: having said that manifest action is produced by newly arisen great elements, one must answer “where is it put?” The easy error: to take “interstices” for anatomy. It is a “place of containing” in the scheme of dharma-characteristics.
In practice: in reading treatises one may often learn this move — push an abstract thesis down to the most concrete scene and ask it once; whether it can answer is a good way of testing whether it is thorough.
XII. The Three Natures and Realm and Level: The Nonmanifest Extends to Two Natures, the Manifest to Three
〔12.1〕Why the nonmanifest has no indeterminate. “The nonmanifest extends only to the wholesome and unwholesome natures and has no indeterminate,” the reason being: “because the force of an indeterminate mind is feeble and inferior and cannot draw forth a strong action and make it arise, such that after the cause has ceased the result may still continue to arise.” First ask: what is this reason saying? The mark of the nonmanifest is that “the cause has ceased and the result still continues” — the movement is past, and that portion is still there. For such continuing force there must be a mind strong enough to set it going; and an indeterminate mind is too weak to set it going.
The easy error: to read “an indeterminate mind is weak” as “the indeterminate is unimportant.” Here it is called weak only as regards this one function of drawing forth a strong action. In practice: this item yields a measure for weighing actions — to see whether an action has continuing force, look first at whether the mind that set it going was strong.
〔12.2〕The manifest and volition extend to all three natures; the unwholesome only in the desire realm; the nonmanifest pervades desire and form. “What is called the rest refers to the manifest and to volition,” and these two extend to the three natures, wholesome, unwholesome, and indeterminate. The unwholesome nonmanifest is only in the desire realm, since in the two higher realms “the unwholesome roots and non-conscience and shamelessness have already been cut off.” The nonmanifest pervades the two realms of desire and form, “since within the formless realm there are no great elements” — the formless realm has no great elements, and the nonmanifest being produced from great elements, there naturally is none. And the treatise adds a general rule: “wherever bodily and verbal action operates, there and there alone is there discipline of body and speech.”
Someone at once poses a difficulty: then one whose body is in the desire or form realm and who has entered a formless absorption ought to have discipline (just as, when a mind without outflows arises, there is a nonmanifest without outflows). The author answers: he will not — “since that does not fall within the realms”; and moreover, if the formless realm had a nonmanifest, there ought to be a nonmanifest not produced from great elements; nor may the great elements of another realm and level be taken as its support; and besides, entering a formless absorption is precisely turning away from and abandoning the forms, “and so within that absorption form cannot be produced, since that absorption suppresses the perception of form.” The Vaibhāṣika masters add another road: discipline arises in order to counteract bad conduct, and bad conduct exists only in the desire realm, while the formless realm has toward the desire realm the four kinds of remoteness (remoteness of support, of mode of activity, of object, and of counteragent), and so within the formless realm there is no nonmanifest form.
First ask: why are so many reasons given here? Because this is a boundary question across realms, and the author blocks all four roads at once — realm, support, object, and counteragent. The easy error: to push “there is no nonmanifest in a formless absorption” into “there is no discipline in the formless realm.” What the treatise says is that the formless realm has no nonmanifest form, not that those there have no virtue.
In practice: whenever you meet an adjudication about the boundary of a realm or level, you may question yourself along these four roads: does it belong to this realm, has it a support, can it reach the object, and does it require a counteragent?
〔12.3〕Manifest form is only in the two levels with sustained thought; the desire realm has no obscured-indeterminate manifest. “Manifest form is only in the two levels that have sustained thought” — the desire realm and the first meditative absorption; above that there is no manifest. “Obscured-indeterminate manifest is definitely absent in the desire realm, and can be said to exist only in the Brahmā world,” and the treatise adduces an old story in proof: “it was once heard that Mahābrahmā uttered words of deceit and flattery” — Mahābrahmā, within his own assembly, dissembling and praising himself in order to evade the challenging questions of the monk Aśvajit.
Someone asks: since the higher levels have no speech, whence a sound sphere? Answer: “there are outer great elements which serve as cause and give rise to sound.” Another master says that the upper three meditative absorptions too have unobscured-indeterminate manifest action, and the author adjudicates, “the former account is the good one.” As for why the desire realm has no obscured-indeterminate manifest, the reason is “because there is no raising mind able to set action going” — only a mind with applied and sustained thought can set the manifest going, and the second absorption and above have no such mind; and further, “a mind that sets the manifest going is only such as is abandoned by cultivation, since the afflictions abandoned by seeing turn toward the inner gate,” while the obscured-indeterminate of the desire realm is abandoned by seeing alone, turning inward and not issuing in bodily or verbal action.
First ask: what is the axis of this whole train of adjudications? It is the mind that sets action going. Whether there is a manifest depends on whether there is a mind able to set it going. The easy error: to misread “the desire realm has no obscured-indeterminate manifest” as “the desire realm has no obscured-indeterminate.” The desire realm has obscured-indeterminate afflictions; only that class of affliction does not set the manifest going.
In practic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fascicle expressly puts forward the role of “the mind that sets action going”; it is the forerunner of the words “what raises” in the next stanza, and the two passages should be read continuously.
XIII. The Four Kinds of Wholesome, the Four Kinds of Unwholesome, and the Two Constant Indeterminates
〔13.1〕Four measures for the one word “wholesome.” The transitional question is put very bluntly: is it by what raises them alone that dharmas are made wholesome and unwholesome? Answer: it is not — “it is by four kinds of cause that they come to be of wholesome nature and the rest: first by the ultimate, second by their own nature, third by association, fourth by what raises them.”
Each of the four has its definition and its simile, and the text gives them with perfect regularity: the ultimate wholesome is true liberation, “since within nirvāṇa there is the utmost security and all sufferings are forever stilled, as when one is free of illness”; the intrinsically wholesome are conscience, shame, and the three wholesome roots, which “need not await association nor anything else to raise them, but are in their nature wholesome, like a good medicine”; the associated wholesome are the mind and ment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m, likened to “water mixed with medicine”; the wholesome by what raises them are bodily and verbal action and the dissociated formations, likened to “the milk drawn forth by the juice of a good medicine.” The four unwholesome answer to them one by one: the ultimate unwholesome is the dharmas of birth and death, “like a chronic disease”; the intrinsically unwholesome are non-conscience, shamelessness, and the three unwholesome roots, “like a poison”; the associated unwholesome are “like water mixed with poison”; and the unwholesome by what raises them are “like the milk drawn forth by the juice of a poison.” Puguang’s Record marks the outline of this passage as “‘the treatise says’ down to ‘as when free of illness’ explains the first line, showing the ultimate wholesome,” and in the section on the intrinsic marks, “these five, being strong and superior, are called intrinsic.”
First ask: why are the four similes ranged so regularly? Because they are deliberately ranged as a descending chain: freedom from illness (secure of itself) → good medicine (good in itself) → medicinal water (called medicine because medicine is mixed in) → milk drawn forth by the medicine’s juice (sweet because of the medicine). Wholesomeness is “borrowed” down one layer at a time, and the further along, the more it depends upon what precedes.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 four as four parallel kinds of wholesome. They are a chain of transmission, not four squares side by side.
In practice: this chain is the general outline of value judgment in the whole treatise. Whenever hereafter you judge a dharma wholesome or unwholesome, you may ask: is it wholesome of itself, or wholesome by association, or wholesome by what raises it?
〔13.2〕Two places of “should be pondered” — blanks the author leaves himself. The treatise leaves two questions unfinished in this section. The first: “if it be a case of obtainment and the rest raised by a mind of another class, how does it become wholesome?” How should the dissociated formations such as obtainment, raised by a defiled mind, count as wholesome? The author answers only, “this sense should be pondered.” The second: how should the nonmanifest that turns along with the mind in absorption become wholesome, being neither drawn forth by an act of attention while in absorption nor set going by the preparatory effort of an unconcentrated mind — or else the divine eye and divine ear would have to become wholesome in nature? The author answers, “upon a sense such as this one should expend some labor.”
First ask: why does the author not answer? Because these two places touch the boundary of the item “wholesome by what raises them”: the wholesome by what raises them rests upon the mind that can raise, and in these two instances the mind that raises and the dharma raised do not agree in class. The easy error: to read “should be pondered” as the author’s not knowing. It is the formulaic language for marking expressly a place awaiting study, and it is honesty and not vagueness.
In practice: when in reading ancient treatises you see “should be pondered” or “one should expend some labor,” note them down as signposts — they are the hard places the treatise itself has marked, and they are often just where the treatise masters of later ages spent most of their strength.
〔13.3〕If the ultimate unwholesome holds, is not everything with outflows unwholesome? Someone at once seizes the gap: if the dharmas of birth and death are all ultimate unwholesome, then no dharma with outflows is indeterminate or wholesome. The author’s solution is very fine: “if the matter be argued from the ultimate, it is indeed as you say; yet here it is spoken of with regard to maturation” — from the ultimate it is indeed so, but here the speaking is with regard to maturation: “of dharmas with outflows whatever, those that cannot record a maturational result are given the name indeterminate,” and those that can record a lovely maturation are said to be wholesome. As for the ultimate indeterminate, “it refers to the two unconditioned, since empty space and cessation independent of discernment are of indeterminate nature alone and there is no other gate.”
First ask: what kind of solution is this? It is changing the measure: the ultimate is one measure and maturation another, and one and the same set of dharmas may receive different names under the two.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e author contradicts himself. He does not; he has merely changed the criterion — and he says expressly that he has changed it.
In practice: this is a repetition of the move of “three actions, three measures” in the first section. Instances of “one set of dharmas, different criteria, different conclusions” are extremely numerous throughout the treatise; see the measure clearly and the numbers will not fall into confusion.
〔13.4〕Why the great elements do not become wholesome and unwholesome by what raises them. The treatise poses a further question: if the force of what raises them can make bodily and verbal action wholesome and unwholesome, then the great elements ought by the same rule to be so. Answer: “because what the mind of the doer originally intends to raise is action and not the four great elements, and so the rule cannot be extended.” What the doer’s mind intends to raise is “action,” not the great elements; the great elements are only produced incidentally and lie outside the mind’s intention.
First ask: what is the key word of this reason? It is what the intention is directed at. The force of what raises a thing dyes only what the mind is directed at.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raised at the same time” entails “of the same nature.” In practice: this item will be used once more at the end of the fascicle — that the great elements, though raised by a mind abandoned by seeing, are still not abandoned by seeing, rests on this very principle.
XIV. What Raises Action Is of Two Kinds: the Raising and the Concurrent Raising
〔14.1〕Two minds, two positions. “What raises manifest and nonmanifest action is of two kinds, the causal raising and the momentary raising, since the former is prior and serves as cause and the latter is present with that moment. In order the first is called the raising and the second the concurrent raising.” The treatise explains itself: “the causal raising, at the time when the action is about to be done, is able to draw it forth, and so is called the raising”; “the momentary raising, at the time when the action is being done, is inseparable from it, and so is called the concurrent raising.”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glosses this most concisely and clearly: “the mind before the action is raised is called the causal raising, since it is prior and serves as cause. The mind together with the action is called the momentary raising, since it is of the same single moment.”
First ask: why must two be distinguished? Because a bodily or verbal action from its setting going to its completion sets at least two minds in motion — the mind that decides to do it (prior) and the mind that accompanies the doing (simultaneous). The treatise at once asks what use the concurrent raising is, and answers most vividly: “though there be a prior cause able to draw it forth, yet if there were no concurrent raising it would be like a dead man and action ought not to be established” — with only the prior decision and no mind at the time of doing, it would be like a corpse twitching, and would not count as action.
Someone poses a difficulty: how then does one who has entered a mindless absorption generate discipline? The author answers: “whoever has a mind, his action arises distinctly” — for one who has a mind, action arises distinctly; the mindless stages are a separate matter and cannot be used to deny the function of the concurrent raising.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 raising and the concurrent raising as the ordinary continuity of earlier and later thought-instants. They are functional positions: one governs the drawing forth, the other the bringing to completion. In practice: this pair of words is the key tool for judging the wholesome or unwholesome nature of an action, and the whole of the next section rests upon it.
〔14.2〕The fourfold distinction: ranging four minds into two squares. The treatise sets out the four members: “there is what is the raising and not the concurrent raising, namely a mind abandoned by seeing”; what is the concurrent raising and not the raising is the five consciousnesses beginning with the eye; what is both is the mental consciousness abandoned by cultivation in all three natures; “there is what is neither the raising nor the concurrent raising, namely minds without outflows and maturation-born minds.” The reasons too are given clearly: the five consciousnesses, “being without discrimination and arising by the outer gate,” can only be the concurrent raising; the mental consciousness abandoned by cultivation, “having discrimination and arising by the outer gate,” extends to both; and minds without outflows and maturation-born minds, being “only in absorption” and “turning spontaneously without preparatory effort,” are neither.
First ask: what are the two axes of this table? One is whether there is discrimination (whether it can draw forth), the other is whether it turns by the inner gate or the outer (whether it can accompany bodily and verbal movement). The values of the four minds on these two axes range out exactly into the four members.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 five consciousnesses’ “being without discrimination” as their having no cognitive function. The discrimination meant here is the deliberative discrimination that can draw forth bodily and verbal action.
In practice: the fourfold method is the ordering technique most used in Abhidharma. Wherever two criteria cross, you may set out a fourfold table with your own hand, which is far more serviceable than memorizing conclusions.
〔14.3〕If a mind abandoned by seeing sets manifest form going, is that form abandoned by seeing? This section has a short and keen exchange. The Sautrāntika masters ask: if a mind abandoned by seeing sets manifest form going, that form ought to be abandoned by seeing; and if it be granted so, what fault is there? Puguang’s Record marks it, “‘if a mind abandoned by seeing sets manifest form going, the form ought to be abandoned by seeing. If it be granted to be so, what fault is there’: the Sautrāntika masters ask.” The Sarvāstivādins answer: that would “transgress the Abhidharma,” and moreover “knowledge and ignorance are not mutually opposed”; Puguang’s Record marks it, “‘that would transgress’ down to ‘not abandoned by seeing’: the Sarvāstivādins answer.”
The Sarvāstivādins at once strike back: then the great elements too ought to be abandoned by seeing, since they likewise are set going by the force of a mind abandoned by seeing. Puguang’s Record marks it, “‘if so, the great elements’ down to ‘drawn forth by that force’: the Sarvāstivādins object in return. The Sautrāntikas.”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there is no such fault — just as the great elements, though raised by a wholesome mind, are neither wholesome nor unwholesome in nature. The Sarvāstivādins settle it at last: it should not be granted, since undefiled dharmas of every class are not opposed to knowledge or ignorance, and so the great elements are definitely neither abandoned by seeing nor of the not-to-be-abandoned.
First ask: what is this passage arguing? It is arguing whether “the nature of the dharma raised follows the mind that raises it.” The easy error: to see this and the earlier “the great elements do not become wholesome and unwholesome by what raises them” as two different matters. They are two applications of one and the same principle.
In practice: the passage closes with “that sūtra speaks so only with regard to the prior causal raising, and so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 the sūtra’s saying that “from wrong view there arise wrong speech and wrong action” speaks of the causal raising (prior and drawing forth), not of the momentary raising (simultaneous). A debate seemingly so intricate turns out in the end to be only for the sake of finding a place for one sentence of sūtra. This is exactly the character of Abhidharma.
〔14.4〕Whether the raising and the concurrent raising are of one nature — only in the Buddha is it otherwise. Question: are the raising mind and the concurrently raising mind necessarily of one nature? Answer: “this is not settled.” If the raising mind is wholesome, the concurrent raising may extend to all three natures; and so likewise if it is unwholesome or indeterminate. There is only one exception: “only in the Sage are the raising and concurrently raising consciousnesses for the most part of one nature, with a small portion not so” — in the Buddha the raising and the concurrent raising are for the most part of one nature, with only a small portion otherwise: a wholesome raising has a wholesome concurrent raising, an indeterminate raising an indeterminate concurrent raising; and yet “at times there is a wholesome concurrent raising following upon an indeterminate raising, while there has never been an indeterminate concurrent raising following upon a wholesome raising.” The reason is “because the Buddha, the World-Honored One, in expounding the Dharma and the like, has a mind that may increase and has never flagged.”
First ask: why is the Buddha alone the exception? Because the Buddha’s mind does not fall back — it may rise from an indeterminate raising to a wholesome concurrent raising, but will not fall from a wholesome raising to an indeterminate concurrent raising. The easy error: to read “for the most part of one nature” as “necessarily of one nature.” The stanza itself says “a small portion not so.”
In practice: this section brings a set of cold, hard adjudications about mind to rest at last upon a very warm conclusion — the Buddha’s mind goes only upward, never downward. At this point in the fascicle, the line of dharma-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ine of practice and realization are joined for the first time.
XV. The Nāga Stanza: Is the Buddha Always in Absorption
〔15.1〕One sūtra stanza and one small debate. The treatise records the account of another school: that the Buddhas, the World-Honored Ones, being always in absorption, have minds that are wholesome alone and no indeterminate mind; and it adduces a sūtra stanza in proof — “the nāga when he walks is in absorption; the nāga when he stands is in absorption; the nāga when he sits is in absorption; the nāga when he lies down is in absorption.” Nāga means the great dragon, by which the sūtras designate the Buddha; the four postures of walking, standing, sitting, and lying down are line by line in absorption.
The Vaibhāṣika masters’ explanation has a fine sense of proportion: “this shows the Buddha’s intent — if he takes no delight in an unconcentrated mind, then in the four postures he is able to be always in absorption; yet at the remaining stages it is not that there arise no mind of the modes of deportment, no maturation-born mind, and no mind of penetrative effect” — what the stanza shows is the Buddha’s “intent”: so long as he takes no delight in an unconcentrated mind, in all four postures he can be always in absorption; but at the remaining stages it is not that the mind of the modes of deportment, the maturation-born mind, and the mind of penetrative effect (which are of indeterminate nature) do not arise. Fabao’s Commentary marks it here as “down to ‘the nāga when he lies down is in absorption’: setting out a divergent account.”
First ask: why do the Vaibhāṣikas take it apart in this way? Because if one bit down on the letter and insisted that the Buddha has no indeterminate mind whatever, it would conflict with the dharma-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ddha has deportment and has the maturation-born.” So they read the stanza as displaying the Buddha’s inclination, and not as an exhaustive adjudication of dharma-characteristics.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is passage as a slighting of the Buddha. Quite the contrary — it holds fast to “the Buddha does not lose absorption” while not letting the system of dharma-characteristics contradict itself.
In practice: this is a good specimen of how the relation of sūtra stanza to treatise doctrine is handled — a sūtra stanza displays the intent, the treatise settles the characteristics; the two need not be mortised word for word.
〔15.2〕The last question: does manifest action become wholesome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raising or of the concurrent raising? At the end of the fascicle a challenge is left: does the wholesome nature and the rest of the several manifest actions follow the manner of the raising mind or of the concurrent raising? Each side has its difficulty: if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raising mind, the desire realm ought to have obscured-indeterminate manifest action (since the view of self and the extreme views can act as its raising); if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concurrent raising, the manifest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arising together with an unwholesome or indeterminate mind ought not to be of wholesome nature.
The author’s correct explanation is: “it should be said that manifest action comes to be of wholesome nature and the rest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raising mind” —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raising mind; yet not after the manner of that raising mind abandoned by seeing, since a raising mind abandoned by cultivation intervenes between them. And so that sūtra should be read thus: “that sūtra speaks only with regard to the causal raising that is separated off by other minds” — the sūtra speaks with regard to a causal raising separated off by other minds; and so, though a mind abandoned by seeing can act as the raising, within the desire realm there is still definitely no obscured-indeterminate manifest action.
First ask: what does this “separating off” mean? It means that between a mind abandoned by seeing and the actual issuing of bodily or verbal action a mind abandoned by cultivation must intervene; and what settles the nature of the action is the latter, not the foremost. The easy error: to read it as meaning that the mind abandoned by seeing takes no part at all. It takes part; only it does not settle the nature of the action.
In practice: the fascicle closes here, and closes upon a most typical Abhidharma move — not cancelling the point at issue, but adding a qualifier to it. With the four words “separated off by other minds” added, both horns dissolve at once. The three disciplines to be argued in the next fascicle walk out from just here.
Further Resonances: The Mirror of the Three Commentaries
The above is the sense of the treatise’s own text in this fascicle. Below, a further section is set up to gather four matters: the adjudications of the three commentaries and their divergences, Saṅghabhadra’s refutations and supplements, the divergences of Paramārtha’s earlier translation, and coordinates for parallel reading. A mirror is not the treatise; it is only looking at the same text by another way of reading. Both are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each restored to its own place.
1. Where the Three Commentaries Diverge
One commentary absent. The commentaries on this fascicle are in a special situation: Shentai’s commentary is a fragment, and the seven fascicles extant belong to the Chapter on the Elements, the Chapter on the Faculties, and the Chapter on the Worthy and the Noble; the Chapter on Action is wholly wanting, and so there is no line-by-line commentary of Shentai to hang upon this fascicle. Within the extant fascicles on the Chapter on the Elements, Shentai’s commentary still has two forward references to the Chapter on Action (“in the chapter analyzing action this will be further considered” and “as is said below in the chapter on action”), from which it appears that he did once comment on the Chapter on Action, and only that portion no longer survives. The absence is marked as it stands, and text from other fascicles is not made to stand in for it. Only the phrase in the general conspectus of the whole treatise in Shentai’s first fascicle, “the chapter on action, one hundred thirty-one lines,” is a second independent source for the stanza count of this chapter, and it agrees with the interlinear note under the chapter title in the separate edition of the root stanzas.
Whether the chapter divides into three or into four. Puguang’s Record marks at the head of the chapter, “within this chapter, first the nature of the entity of action, second the explanation of the actions in the sūtras, third miscellaneous explanations of the actions,” and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marks, “three gates in all: first the nature of the entity of action, second the explanation of the names of the actions, third miscellaneous explanations of the actions” — both dividing into three. Fabao’s Commentary alone makes it four: “the main text of this chapter divides into four: first the entity of action, second discipline and the rest, third the actions in the sūtras, fourth miscellaneous explanations of the actions.” The difference lies in the section on “discipline and the rest”: Puguang and Yuanhui gather it into the chapter on the nature of the entity of action as its third subsection (the extended explanation of the manifest and nonmanifest), while Fabao sets it up separately as a chapter-level division. The three in fact agree entirely as to the extent covered by this fascicle — all adjudge this fascicle to be the whole of the chapter on “the entity of action”; what differs is only the layer from which the next fascicle is to be hung.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How action gets its name: one sense or three. Puguang and Yuanhui both explain action by the single sense of “doing” (Yuanhui gives, “doing is called action, and this chapter explains it at length, hence ‘analysis’”); Fabao alone brings out three senses: “by three senses it is called action: first function, second upholding a norm, third distinguishing results.” The one takes the simplicity of the etymology, the other the fullness of sense and function.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internal subdivision of this fascicle: two sections or six. Puguang divides the chapter on the nature of the entity of action into two sections only (properly explaining the nature of the entity of action, and analyzing action through the several gates); Fabao has six sections of his own, each hung with its stanza count — “the first four and a half stanzas explain the nature of the entity of action, the second one and a half stanzas explain what produces the great elements” — and thereafter lists the appropriated and the classes, analysis through the gates of sense, the four wholesome and the rest, and the two raisings. Yuanhui agrees with Puguang. ⇒ Fabao’s outline is the finest of the three and takes the stanza as its unit, which makes it the one most convenient for collating against the stanza text.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two commentaries differ as to who asks the closing question “what do you establish as bodily manifest action.” On the treatise’s sentence “since both motion and shape have been set aside, what do you of the Sautrāntika school establish as bodily manifest action,” Puguang marks it as a “closing question,” and his explanation takes what is set aside to be the Sāṃmitīyas’ motion and the Sarvāstivādins’ real shape and the one questioned to be the Sautrāntikas — “since the Sāṃmitīya masters’ motion as bodily manifest action and the Sarvāstivādins’ real shape as bodily manifest action have been set aside, what do you of the Sautrāntika school establish” — so that the questioner is the author; Fabao, on the same sentence, marks it as “the Sāṃmitīyas and the Sarvāstivādins put the question,” assigning the questioner to those two schools. The two point at one and the same sentence while differing as to whose the question is. ⇒ One sentence, and the two commentaries give different questioners;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vernacular layer of this fascicle follows Puguang’s outline and takes it as the author’s closing question. Here a further layer must be distinguished: Fabao’s mark “‘since you hold that only’ down to ‘as bodily action’: the Sarvāstivādins ask” hangs upon the next sentence, “what dharma then do you establish as bodily action,” and not upon the closing question above; while Puguang on this next sentence marks only the single word “question” and gives no school name. Each of the two sentences has its own mark, and in reading the commentaries the mark on the lower sentence may not be moved up to stand for the upper — this is the general rule of the commentaries’ sentence-by-sentence attribution, and the place in this fascicle where collating the two commentaries most easily slips out of alignment.
The posture of the author’s laying the dispute to rest: complaint or reproach. On the passage “why do you bear a grudge against the nonmanifest in particular,” Puguang marks it as “the Sarvāstivādins complain,” and Fabao marks it as “here the Sarvāstivādins reproach the Sautrāntikas for partiality of feeling.” The one marks it a plaint, the other an arraignment — Puguang inclining to neutral narration, Fabao to the tone of reproach. One and the same passage, and the two commentaries read a different temperature out of it;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four wholesome: simile and counter-illumination. Puguang sets forth the four wholesome sentence by sentence with similes, his mark being “‘the treatise says’ down to ‘as when free of illness’ explains the first line, showing the ultimate wholesome,” and in the section on the intrinsic, “these five, being strong and superior, are called intrinsic”; Fabao in the section on the intrinsic goes the other way and lists the five senses of the unwholesome roots by way of counter-illumination — “this explains the second, the intrinsically wholesome. Non-conscience and shamelessness have two senses” — and thereafter lists five senses: that the unwholesome roots extend over the five categories, pervade the six consciousnesses, are of the nature of latent tendencies, make a firm and strong preparatory effort when the wholesome roots are cut off, and can set going the coarse and evil actions of body and speech. Yuanhui is the briefest here, preserving only the formulaic gloss “within it the utmost security, all sufferings wholly stilled, as when free of illness.” The three differ in their inclination as to fullness and brevity.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gloss on the two raisings: Yuanhui is the fullest. Puguang in this section marks only “the distinction. ‘The treatise says’ down to ‘is called the concurrent raising’ explains the first stanza, and may be known,” and adds no gloss of his own; Yuanhui takes it apart word by word — “‘what raises is of two kinds’ is the heading”; “‘the cause and the moment of that’ is the listing of names”; “the mind before the action is raised is called the causal raising, since it is prior and serves as cause; the mind together with the action is called the momentary raising, since it is of the same single moment.” The most abstract set of words in the whole fascicle is glossed most clearly, of all places, by the commentary of outlines.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Each commentary’s outline terminology forms a system of its own. Puguang uses “below, the Nth”; Fabao uses “the Nth of the main text”; Yuanhui uses “from here the Nth.” In citing the “Nth” of the three commentaries one must attach it to its own house and not let one stand for another — for one and the same outline boundary the three often give different numbers. This is where reading the three commentaries most easily goes wrong, and it is recorded as it stands.
Fabao once uses “Sūtra-master.” At the end of the section on the raisings Fabao gives “this is because the Sūtra-master did not understand the tenet of my school” — designating Vasubandhu as “the Sūtra-master.” This is the usage of the Treatise Conforming to Correct Principle lineage (Saṅghabhadra throughout calls Vasubandhu the Sūtra-master), and its appearance in a commentary on the Kośa is well worth noticing, showing the influence of that lineage upon Fabao’s composition.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A one-word divergence in the root stanza as cited by Yuanhui. Yuanhui cites the last line of the root stanza as “in the Sage they are necessarily of one nature; where indeterminate, the concurrent raising may be wholesome,” using the character for “may,” where the base text has the character for “delusion.” This one-word divergence has further collateral evidence: the Taishō collation notes for this treatise record the Ming and the Palace editions as having “may,” and the separate edition of the root stanzas likewise has “may” here. Four lines of collateral evidence run one way, and the base text still has “delusion.” By the form of this collection the base-text reading is not altered; here only its divergence is recorded, the choice between them belonging to doctrinal adjudication.
2. Saṅghabhadra’s Refutations and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s
The chapter name in Saṅghabhadra’s two treatises is not “Analysis of Action” but “Adjudication of Action” — the Treatise Conforming to Correct Principle has “Adjudication of Action, chapter four,” the Treatise Revealing the Doctrine has “Adjudication of Action, chapter five.” To search them with the Kośa’s chapter name is bound to yield a false zero.
The gloss on the moment is expressly denied. Vasubandhu’s definition of the moment (having obtained its entity it perishes with nothing intervening, as a man with a staff is called having a staff) is upheld as settled doctrine by all three commentaries; Saṅghabhadra, however, cites it word for word and refutes it — “yet the Sūtra-master says: what is called a moment? Having obtained its entity it perishes with nothing intervening; a dharma that has this moment is called having a moment, as one has” — and adjudges, “his explanation is unreasonable, since a staff is other than the man and so it cannot be said; the simile is not of like dharma, and there is no separate dharma other than the obtaining of the entity.” His reason is that a staff and a man are two things and so “having a staff” may be said, whereas “perishing with nothing intervening after obtaining its entity” is not a separate dharma other than the dharma-entity, and the simile is not of like dharma. ⇒ This is not a refutation of an argument but an outright denial of the gloss itself. One sense with two schools, recorded together, with no adjudication of who prevails.
Cessation awaiting no cause is likewise met with an express counter-thesis. Saṅghabhadra cites “the Sūtra-master explains it thus: the cessation of conditioned dharmas awaits no cause,” and adjudges, “his explanation is unreasonable; exhaustion is just cessation, and the Buddha said that exhaustion and cessation are a mark of the conditioned” — exhaustion is cessation, and the Buddha said that exhaustion and cessation are a mark of the conditioned; being a “mark,” it is a dharma that is had, and cannot be said to be a mere “nonexistence.” He establishes by scriptural proof that “cessation too is a mark of the conditioned,” meeting head-on Vasubandhu’s “cessation is a nonexistence and a nonexistence is not a result, and so it awaits no cause.”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the two parties of this fascicle stand most sharply opposed.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On the dispute over shape-form the two treatises are almost word for word the same. Saṅghabhadra cites “yet the Sūtra-master says: shape is not really existent; that is, where visible color arises abundantly in one quarter” (the Kośa has “on one side,” Saṅghabhadra’s citation has “in one quarter,” a one-word divergence), then cites the difficulty of apprehension by two faculties and adjudges, “this principle is not so, since what is made out differs in mark” — what the eye makes out and what the body makes out differ in mark, and so the fault of one form apprehended by two faculties does not follow. He further cites “the Sūtra-master here says again: whatever two dharmas are definitely inseparable, therefore” and refutes it. The corresponding passage in the Treatise Revealing the Doctrine gives “the supports being separate, that the entities are separate is established in principle,” and so on, almost word for word the same as in the Treatise Conforming to Correct Principle. ⇒ Saṅghabhadra here expressly establishes that “shape-form has atoms of its own” in order to refute the Sautrāntikas — that is, to refute the Sautrāntika position as set out by Vasubandhu.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A direct challenge to Vasubandhu’s closing words. “What do you of the Sautrāntika school establish as bodily manifest action? Here the Sūtra-master states their school’s position, saying: bodily manifest action is just shape, yet conventional” — Saṅghabhadra cites Vasubandhu’s closing words and goes on to press the ambiguity of the position stated: does “conventional and not real” mean that the shape of long and the rest is conventional and not real, or that “the atoms that make up the long and the rest, called shape,” are conventional and not real? What this question addresses is not the Sautrāntika school itself but Vasubandhu’s own wording.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sentence that the nonmanifest is not really existent is gone over word for word. “Yet the Sautrāntikas say: this too is not real, since it is merely a not-doing by force of a limit vowed beforehand” — Saṅghabhadra cites the Kośa’s original sentence word for word and goes on to refute, “all such causes are unreasonable. And a mere not-doing is not to be called nonmanifest action.” The sentence in the two texts agrees character for character, and this is the most exactly matched passage of word-for-word collation in the disputation of this fascicle.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What is the decisive cause of an action’s becoming wholesome and the rest. The Kośa establishes that “all minds without outflows and maturation-born minds are neither the raising nor the concurrent raising”; Saṅghabhadra cites and comments, “yet the Sūtra-master says: because they turn spontaneously without preparatory effort, the maturational consciousnesses are neither the raising nor the concurrent raising,” and adjudges, “by this the Sūtra-master has the fault of both diminishing and adding, making a cause of what is not a cause,” and at the end establishes his own school’s position, “that an action becomes wholesome and the rest is definitely by the force of the raising and not by the force of the concurrent raising, and this principle is well made out.” Whereas the Vaibhāṣika answer at the end of the Kośa is precisely “it should be said that manifest action comes to be of wholesome nature and the rest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raising mind” — the two run in the same direction while the lines of reasoning differ.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nāga stanza passage is not a disputation. The two treatises cite the same stanza, word for word the same with no divergent reading; Saṅghabhadra goes on to set it forth with the Vaibhāṣika explanation, agreeing in doctrine with what the Kośa records while a little fuller in wording. ⇒ This passage is a difference of fullness in setting forth the sense of one and the same school, not a disputation, and is recorded as it stands.
The two treatises also differ in fullness between themselves. The Treatise Revealing the Doctrine is far briefer than the Treatise Conforming to Correct Principle in the passages corresponding to this fascicle: a fault-tolerant re-check of the two phrases “motion is called bodily manifest action” and “the nāga when he walks is in absorption” within the corresponding range of the Samayapradīpikā yields a word-for-word zero, and only the one sense of the real existence of shape-form has a condensed correspondence. This is a fact about the form of the two treatises, not a failure of searching.
3. The Divergences of Paramārtha’s Earlier Translation
Paramārtha’s Commentary on the Abhidharmakośa forms a system of its own in the passages corresponding to this fascicle. The first thing to know is the master switch of the renderings: Xuanzang’s manifest / nonmanifest is throughout Paramārtha’s instructive / uninstructive. This pair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assage, and everything touching the manifest and nonmanifest changes with it; search Paramārtha’s text with Xuanzang’s words, and in this field you will never find anything.
A basic difference of form. Xuanzang has “the stanza says / the treatise says,” the whole stanza coming out first and the prose commentary after; Paramārtha has “the verse says / the explanation says,” glossing line by line inset, so that one stanza is often broken into two or several places of citation, and his verse lines are not confined to five characters. So Xuanzang’s fourteen stanzas in this fascicle appear in Paramārtha as a number of short verses scattered about. The two also divide their fascicles differently: Xuanzang’s Chapter on Action has six fascicles, Paramārtha’s four; the passage corresponding to this fascicle still falls within one fascicle of Paramārtha, and its boundaries can be fixed only by the structure of the scenes.
The renderings form a system of their own. What is without outflows becomes “without flow”; yogins become “the observing masters of former times”; invisible and unresistant becomes “without display and without obstruction”; great elements become “the four greats”; sentient beings become “the designation of living beings”; homogeneous nature becomes “the flowing result”; unappropriated becomes “not grasped by mind”; nourished becomes “increased”; having sustained thought becomes “having observation”; conscience and shame become “conscience and abashment”; abandoned by cultivation becomes “extinguished by the path of cultivation”; maturation-born becomes “born of retribution.” Of these the one most to be watched is what raises / conditioned arising: Paramārtha renders “what raises” by “conditioned arising,” the same characters as the “conditioned arising” of the twelvefold chain but pointing at something else, and the two must be told apart in reading.
Two instances where the methods of translation most clearly part. The first is the mark of bodily manifest action: Xuanzang has “by the force of volition, such and such a shape further arises in the body, and this is called bodily manifest action,” while Paramārtha’s verse has “it is said that the body has the instructive mark,” and his explan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intention, the body is of such and such an appearance, and this is called instructive” — Xuanzang taking “bodily shape,” Paramārtha “appearance.” The second is the yogins: Xuanzang has simply yogins, Paramārtha “here the observing masters of former times say,” with the two extra words “of former times” expressly marking them as an account of an earlier age, a qualifier Xuanzang does not have.
A twofold divergence in the nāga stanza. Xuanzang cites the stanza with the four lines of walking, standing, sitting, and lying down, all in absorption; Paramārtha has “the nāga in walking is at peace, the nāga in leaning is at peace, the nāga in lying down is at peace, the nāga in sitting is at peace” — “standing” becoming “leaning,” “in absorption” becoming “at peace,” and the lines of sitting and lying exchanged in order. A fault-tolerant re-check of “the nāga when he stands is in absorption” across the whole of Paramārtha yields zero: this is a real divergence of the two translations, not a failure of searching.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Fullness does not run all one way. In several passages Paramārtha is the fuller: in the section where the Sautrāntikas establish bodily manifest action, Xuanzang answers with a single sentence while Paramārtha first sets up a question and then brings out the answer. In several passages the two texts agree almost word for word: the simile of the man with a staff for momentary cessation, the inference that the productive cause becomes the extinguishing cause, and the opening sentence of the Sautrāntikas’ blanket denial of the eight proofs — and especially that last sentence, where Xuanzang has “these proofs, though many and of all kinds of marvelousness, are nevertheless unreasonable” and Paramārtha has “these proofs are very many and of all kinds of rarity, yet in truth it is not so,” differing by only a few words, from which the stability of this sentence in the translation halls may be seen. Fullness varies passage by passage, with no settled direction.
4. Coordinates for Parallel Reading
The nonmanifest form established in this fascicle is the central pivot of the “side of the entity of action” in the Abhidharma of the schools; its being taken up by the Yogācāra lineage is one of the most direct lines in the whole treatise.
The Treatis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sciousness-Only poses on the same topic exactly the same question: are manifest and nonmanifest form not really existent? Its reason for refuting shape-form is that “if shape is said to be really existent, what is its nature? — if it is said to be shape, then it is not really existent, since it can be analyzed”; its reason for refuting motion is that “what arises ceases at once, and so there is no sense of motion” and “the cessation of a conditioned dharma awaits no cause.” ⇒ These are precisely the three tools used by the Sautrāntikas in this fascicle (analyzability, the absence of separate atoms for long and the rest, momentary cessation), not one of them missing. Its final conclusion is that “the manifest being really nonexistent, how should the nonmanifest be real,” and it establishes instead that “the nonmanifest is conventionally established upon the wholesome and unwholesome limits of resolve and intention.” ⇒ The Sautrāntika position that stands in this fascicle as one of two parties recorded is taken up entire in the Yogācāra lineage and becomes its own school’s position. The same set of arguments in two positions — this is the most readily collated place of all (for the word-for-word citations and page anchors, see item seven of this unit’s apparatus).
The entity of the three actions is likewise. In this fascicle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that “bodily action is the volition that can move the body”; that lineage too gives “it is not denied as nonexistent, but only said not to be form” and “the volition that can move the body is called bodily action, the volition that can issue speech is called verbal action” — the one sense that “the three actions have volition for their entity” is handed on in both systems; what differs is only that this fascicle takes it as one of two parties recorded, while that lineage takes it as its own school’s position.
And one thing further, on the side of enumeration: this fascicle establishes the nonmanifest as invisible and unresistant form, while the prose commentary records the yogins’ separate explanation of the three forms without outflows by the form in the object-field of absorption. The Yogācārabhūmi, in listing the sphere of dharmas, divides the form gathered under the dharma sphere into two — the form gathered under discipline and non-discipline, and the form ranged over by concentration. ⇒ These two forms of the dharma sphere in that lineage correspond one to one with the two matters of this fascicle: the former to the nonmanifest, the latter to the form in the object-field of absorption. ⇒ The coordinates by which one and the same set of dharmas is opened out in the two systems are recorded only, and no settled judgment is passed (for the word-for-word citations and page anchors, see item seven of this unit’s apparatus).
As for the “raising and concurrent raising” with which this fascicle closes, the next fascicle will use them again in treating the obtaining and relinquishing of the three disciplines; that is the business of the next. This fascicle does two things only: it sets up the entity of action, and it records the two great disputes exactly as they stand.
三律儀·近事近住·三歸The Three Disciplines · The Lay Follower and the One-Day Observance · The Three Refuges
全文五層 →Full five layers →讀這一卷之前
上一卷把業的體性辨完了——業以思為體,思所作的是身業語業,身語二業又各有表與無表兩分。中間插了一段旁論(四善四不善、二種等起),這一卷開頭一句就把它收掉:「傍論已了,復應辯前表無表相」。論主一句轉身,正論就從『無表有三種』起。
三家古德在這裡都把科判的刀落在同一處,只是所繫的層級不同:光記標「此下第三廣明表、無表」,頌疏標「從此第三,廣明表無表」,兩家連子目的名字都逐字一樣(一明三無表、二依三別解);寶疏則把這一刀標得更高,作「自此已下大文第二明律儀等三」。刀口相同而層級二式,並錄不判。
這一卷要讀的是一件事:戒不是一句誓言,是一個實有的、不隨心的、會相續的東西。有部把它安在『無表』這一格裡——不顯現於外,卻確實存在,你睡著了它還在,你起惡念它還在,直到你捨它為止。整卷的三律儀、八種名目、四種實體、成就的過現未、盡壽與晝夜、八支與三歸,全都掛在這一個判斷上。讀的時候不妨隨時問一句:這一條在說戒的什麼——說它的體、它的名、它的時、還是它的緣。
一、無表三種與律儀三種
〔一之一〕無表為什麼要先分成三格。 先問:業品前卷已經說過無表是什麼,這一卷開頭何必再分三種?因為前卷說的是『無表是不是實有』,這一卷要說的是『無表分幾類』——換了一個問題。論答得極簡:「此中無表,略說有三」,一是律儀、二是不律儀、三是非二(既不是律儀也不是不律儀)。律儀之所以得名,論給的理由是「能遮能滅惡戒相續故名律儀」——遮是擋住將來的,滅是斷掉已來的。光記於這八個字逐層拆過,並就『律儀』二字的構詞釋云「律謂法律,儀謂儀式」,又說表業不遍通於三者,所以這裡不說表。
易誤處:以為『非二』是一個中間地帶的模糊格。它不是模糊的,它是一個有嚴格定義的第三格——下文正23前半整段就專講這一格的人如何成就無表。落地上:你受戒之前並不是『沒有戒』,你是在第三格裡;一受戒才進第一格,一起畢竟惡意樂才落第二格。三格不是程度,是身分。
〔一之二〕三種律儀為什麼這樣切。 先問:律儀既然是一個,為什麼要分別解脫、靜慮生、道生三種?論的切法不是按持戒的好壞,是按戒所繫屬的界:「一別解脫律儀,謂欲纏戒」「二靜慮生律儀,謂色纏戒」「三道生律儀,謂無漏戒」。寶疏於這三個名字下另立一喻,說『纏』就像纏市(纏繞、繫屬之義),別解脫戒繫屬欲界故名欲纏戒,靜慮律儀繫屬色界故名色纏戒,道生律儀不繫三界故名無漏戒——這個喻是寶疏獨有的,光記沒有。
易誤處:把『靜慮生』讀成『在定中持得比較好的戒』。不是。它是隨定而有、隨定而失的另一種戒體,得定就得、出定不失但退定即失,跟你受不受都無關。落地上:這三種在一個身上可以同時有;受了五戒的人若得初禪,他身上就有兩種律儀,若見道就有三種。三種不是三個階段,是三條並行的線。
二、別解脫有八個名字,實體卻只有四個
〔二之一〕八與四的差距從哪裡來。 先問:苾芻、苾芻尼、正學、勤策、勤策女、近事、近事女、近住——明明是八種人受八種戒,為什麼說「實體唯有四」?論的理由只有一句:離開男眾的那一個,並沒有另一個女眾的。所以苾芻尼律儀不在苾芻律儀之外,正學與勤策女律儀不在勤策律儀之外,近事女律儀不在近事律儀之外。剩下苾芻、勤策、近事、近住四個,才各有各的體。
怎麼知道?論給的證據是轉根:「由形改轉,體雖無捨得,而名有異故」——「形謂形相,即男女根」。一個苾芻轉了根就叫苾芻尼,戒體既沒有捨掉、也沒有新得,只是名字換了。既然沒有捨得的因緣,可見本來就是同一個體。
易誤處:以為苾芻尼戒條比苾芻多,體怎麼會同。光記正是就這一疑設了數重解,其首解作「男、女不同,開、遮有異,隨緣別故」——就本七支說兩眾戒體相等,多出來的是遮戒,隨緣而別,不動根本。落地上:判戒體同異的尺,是『有沒有捨得』,不是『條文數目』。這把尺後面判近事一分等時還要再用一次。
〔二之二〕從近事到勤策到苾芻,是加還是換。 先問:一個人先受五戒、再受十戒、再受具足,前面的戒是被後面的取代了嗎?這一段論文「此三律儀為由增足遠離方便立別別名。如隻雙金錢及五十二十,為體各別具足頓生。」是問不是直陳,二疏同標:光記於此逐字作「此下釋第四句,問:若從近事受勤策戒,復從勤策受苾芻戒。」而以「答釋頌各別」承下句;寶疏亦作「問近事、勤策、苾芻律儀支體同異。」而以「答三各體別」承之。問裡有二關:前一關是只在同一個體上逐次增足遠離、增廣方便,隨之改一個名——就像單枚的錢添一枚便改稱雙枚、數目由五十而二十那樣,體只是一個而名目遞增;後一關是三個體各是各的,一受便各自具足、頓時生起。論取後一關而答:「三種律儀體不相雜,其相各別具足頓生」;三種之中各各都有離殺乃至離飲酒那一分。
那麼同樣是離殺,三者有什麼不同?論答:由因緣別。你求受的學處愈多,所能離的憍逸處愈多,所離的殺等緣起也就愈多——遠離依因緣而發,因緣別則遠離別。論還給了一個反證:假如三種不是各別的體,那麼捨苾芻戒時三種應該一起捨(因為前二被攝在後一中);既然不許如此,可見三各別。
易誤處:把受具足讀成『把五戒繳回去換一張大的』。不是換,是疊——「於一身中俱時而轉」,捨了苾芻戒的人並不因此連近事都不是。落地上:這一條直接答一個實際的疑——還俗的人是不是連五戒也沒了?依本論,不是。
三、五、八、十、一切——四種律儀怎麼安立
〔三之一〕四種律儀的骨架是『所離的條數』。 先問:近事、近住、勤策、苾芻這四位,論是憑什麼把它們排成一列的?憑所受遠離的條數,「依四遠離立四律儀」:受離五條立近事,受離八條立近住,受離十條立勤策,受離一切所應離的身語業立苾芻。五條是殺生、不與取、欲邪行、虛誑語、飲諸酒;八條把欲邪行換成非梵行,再加塗飾香鬘舞歌觀聽、眠坐高廣嚴麗床座、食非時食;十條是把第六條開為兩條、再加受畜金銀等寶。
易誤處:以為近住的八條是在五戒上加三條。不是——它先把第三條換掉了(欲邪行換成非梵行),才加後三條。這一換是近住戒最要緊的地方:一晝夜之內,在家人受的是出家人的那一條。落地上:讀八關齋戒的條文時,第三條不要照五戒讀。
另外一問:受畜金銀為什麼不列進近住的八條,卻在勤策十條裡開為第十?光記於此自設一問「問:受畜金等,何故不立近住戒中」,其答是在家人耽著金銀等寶未能遠離,故近住戒不制此條;並引《正理》「為引怯怖眾多學處」之語,說近住之所以把塗飾香鬘與舞歌觀聽合為一支,是為了接引那些一見學處眾多就怯怖的在家人。⇒ 條數的開合不是隨手,是為了讓人受得下。
四、一體數名——尸羅、妙行、業、律儀、別解脫、業道
〔四之一〕同一分戒為什麼有這麼多名字。 先問:這一段連出六個名字,是六種東西嗎?不是,是同一分戒從六個角度看。論逐一訓釋:「能平險業故名尸羅」(能把險惡不平的業剷平),又就字義說「訓釋詞者,謂清涼故」,並引一首伽他為證(受持戒樂,身無熱惱);「智者稱揚,故名妙行」;「所作自體,故名為業」;「能防身語,故名律儀」。
這裡論主自己插了一難:無表在經中也叫『不作』,怎麼現在又說它是『所作』的自體?——光記把這一句標為問,判它是論主自設之問,不是異宗來難。論主自答:有慚恥的人由無表之力不造眾惡,就這一面說名不作;而它又是表思所造,就那一面得所作名。另有一釋說它是作因、是作果,故名作也無過失。
易誤處:把『不作』與『所作』當成矛盾而想選一個。論根本沒有要你選——兩個名字著眼於兩件事。落地上:讀阿毘達磨的名相,第一步先問『這個名字是從哪一面立的』,同一物有六名並不奇怪。
〔四之二〕為什麼只有第一剎那叫別解脫與業道。 先問:既然整條戒都叫尸羅、妙行、業、律儀,為什麼『別解脫』與『業道』兩個名字只給最初那一剎那?論的理由是:受戒時最初的表與無表,是「別別棄捨種種惡故」——一條一條分別捨掉,所以「依初別捨義,立別解脫名」;也就在那時所作究竟圓滿,所以「依業暢義立業道名」。第二念以後就不叫別解脫,只叫別解脫律儀;也不叫業道,改叫「不名業道,名為後起」。
易誤處:以為『別解脫』是指將來能解脫,所以整條戒都該叫。論不是這樣訓的——別解脫的『別』是『一條一條分別捨』的別,是受戒那一剎那的事相,不是果位的懸記。落地上:受戒的那一剎那與其後的守戒,在毘曇裡是兩個位、兩組名字;這也是為什麼下文論成就時要一再分『初剎那』與『初剎那後』。
五、誰成就哪一種律儀
〔五之一〕八眾、得定者、聖者——三張成就表。 先問:三種律儀各屬於誰?論分三層答:「八眾皆成就別解脫律儀」,從苾芻到近住;得靜慮的人定成靜慮生律儀;道生律儀唯聖者成就,又分有學與無學二種。至於隨心轉的問題,論說三種之中只有靜慮生與道生二種隨心轉,別解脫不隨心——理由是「異心無心亦恒轉故」:你起別的心、乃至無心,別解脫律儀照樣在。
論主在這裡自設一問:外道難道沒有他們所受的戒嗎?(光記標此段為論主自設問自答)論主自答:雖然有,卻不叫別解脫戒,因為「無有功能永脫諸惡」,他們的受是依著對『有』的執著而發的。
易誤處:把『外道無有所受戒耶』讀成論主否認外道有戒。論明說『雖有』——否認的不是有戒,是它能不能算別解脫。落地上:判一條戒是不是別解脫,看的不是它戒了多少事,是它是否指向永脫諸惡;這正是上文『別別棄捨』一義的延伸。
六、斷律儀——一個位次上的別名
〔六之一〕為什麼要另立一個『斷律儀』。 先問:靜慮生與道生二種律儀已經有名字了,為什麼還要再給一個名?因為要標出一個位次:「未至定中九無間道,俱生靜慮無漏律儀」,這兩種律儀在這個位次上「以能永斷欲纏惡戒及能起惑名斷律儀」——是就『正在斷』這件事上另立的名。光記引《婆沙》自設一問「問:何故唯此名斷律儀」,其答是它能與破戒及能起破戒的煩惱作斷對治。
論接著用四句把界線劃清:是靜慮律儀而非斷律儀的,是除去未至九無間道之外其餘的有漏靜慮律儀;是斷律儀而非靜慮律儀的,是未至九無間道的無漏律儀;二者都是的,是未至九無間道的有漏律儀;二者都不是的,是除去未至九無間道之外其餘一切無漏律儀。無漏律儀與斷律儀的四句,比照著讀就行。
易誤處:把斷律儀當成第四種律儀。它不是第四種,是前兩種在特定位次上的別名——四句正是為了把這件事講死。落地上:毘曇凡遇『某某又名某某』,第一問是『這是別體還是別名』;本論的答法是拿四句去試,能分出四句就是別名而非別體。
七、根律儀——一首略戒頌引出的問題
〔七之一〕經裡的『意律儀』把論逼到一個牆角。 先問:這一首略戒頌是從哪裡冒出來的?是論主自己引來設難的。四句四句地說完斷律儀之後,論主自問:若是這樣,世尊所說的略戒又怎麼講——「身律儀善哉,善哉語律儀,意律儀善哉,善哉遍律儀」;又有經說應善守護、應善安住眼根律儀。難處在於:身語二律儀可以是無表色,意律儀與根律儀卻不能是色(意沒有身語可防)。論當場承認:「此二自性非無表色」。
易誤處:把這一段讀成論在解釋經文。它不是解經,是論在自曝一個難處——本論以無表為色,而經裡偏偏有兩個叫『律儀』卻不是色的東西。落地上:讀論體的書,凡見『若爾,經中所說……』這種句式,先認清這是論主自設的關口,下一段一定是他的解法。
〔七之二〕解法是換一個體,不是改一個名。 先問:既然不是無表色,那是什麼?頌答得乾脆:「正知正念合,名意根律儀」。論釋云二種律儀都以正知、正念為體,所以「謂意律儀慧念為體」——正知是慧、正念是念,都是心所而非色。論還特地說明頌文為什麼先列名而後說一個『合』字:是要顯示不可以照文字次第呆板配對(「故離合言顯勿如次」)。
易誤處:以為既然意律儀不是色,就證明有部承認戒可以不是色。論守住的是『別解脫等三律儀是色』,並沒有說一切叫律儀的都是色——意律儀與根律儀是經裡另一個用法,論給它另一個體,正是為了不讓它動搖前面的立場。落地上:同一個詞在經與論裡未必同義;判義理之前先判『這個詞在此處指什麼體』。
八、成就無表的位次(一)——住律儀、住不律儀、得定者、聖者
〔八之一〕四種人,四張時間表。 先問:這一大段為什麼要一位一位地排過去?因為毘曇要問的不是『有沒有戒』,而是『在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的哪一分上成就』。論逐位排:住別解脫的人,未捨以來恒成現世,「初剎那後亦成過去」,而未來那一分無人成就——理由是「不隨心色勢微劣故」。住不律儀的人照樣如此。得靜慮律儀的人「乃至未捨恒成過未」,連過去也成就,因為餘生所失的過去定律儀今初剎那必還得回(光記牒此句作「失過去定律儀,今初剎那必還得彼故」,並引《正理》釋此位)。一切聖者的無漏律儀過去未來亦恒成就,唯初剎那只成未來不成過去,因為這一類聖道先未起故。正住在定中道中,才成現在。
易誤處:把『成就過去』讀成『過去那一段時間我有戒』。不是——毘曇的『成就』是現在這一刻你身上有沒有那一分法的『得』;成就過去,是說你現在身上有著過去那一分的得。落地上:這一段是全卷最像帳簿的一段,讀法是先認人(四位),再認世(三世),再認時分(初剎那/初剎那後),三個座標對上了,句子就不繞。
九、住中的人怎麼成就無表
〔九之一〕第三格的人有沒有無表。 先問:既非律儀又非不律儀的人,他造善造惡有沒有無表?論答得謹慎:「言住中者,謂非律儀非不律儀」,這種人所起的業「未必一切皆有無表」;若有無表,也就是善戒或惡戒這一類所攝。有的話,最初剎那只成現在,初剎那後未捨以來恒成過現二世。
論還順手解釋了頌文為什麼用一個『中』字說現在:因為「現在世處過未中,故以成中說成現在」——現在正夾在過去未來當中,所以說成中即是說成現在。
易誤處:把住中的人當成『沒有無表的人』。他不是沒有,是不定——作得夠重就有,作得輕就只有表業。落地上:這一格說的正是絕大多數沒有受戒的人。你隨手作一件善事未必留下無表,但作得夠殷重就留得下;這是後面『住律儀而起染、住不律儀而起淨』一段的預備。
十、住律儀的人起染、住不律儀的人起淨
〔十之一〕戒與惡戒不是互相排斥的。 先問:一個受了戒的人作了惡,會不會發起惡的無表?論答:會——「若住律儀,由勝煩惱作殺縛等諸不善業,由此便發不善無表」;反過來,住不律儀的屠夫由淳淨信作禮佛等勝善業,「由此亦發諸善無表」。這兩種無表要相續多久?「乃至此二心未斷來,所發無表恒時相續」,初念只成現在,此後通成過現——就是頌文所謂「至染淨勢終」。
易誤處:以為受了戒就不會有惡無表、或有了惡無表就等於失戒。二者是並存的:律儀那一分還在,惡的那一分另起,各有各的相續期限。落地上:這一條解了一個實際的疑——犯了戒是不是就沒戒了?依本論,不是;除非到了捨戒的因緣。而由淳淨信作的善事會留下無表這一句,對第二格的人尤其要緊:你此刻的身分並不封死你這一念的果。
十一、成就表業的位次與二無記表
〔十一之一〕表業的帳比無表短。 先問:表業的成就跟無表一樣嗎?不一樣。論說:住律儀、住不律儀、住中的人,「乃至正作諸表業來恒成現表」;初剎那後至未捨來恒成過去;而必無成就未來表者。有覆無記與無覆無記這兩種表業更短,「定無有能成就過未」,只成現在——理由是「法力既劣得力亦微,是故無能逆追成者」。
易誤處:以為表業與無表業是一套帳。不是——無表可以成未來(如得靜慮者),表業一律不成未來;無記表連過去都不成。同一分業的兩面,成就的範圍不同。落地上:讀這一段時把三格對照著看,你會看見毘曇如何用『成就的範圍』替各種法排出強弱的等第。
〔十一之二〕論主自問自答的四段式。 先問:無記表的力量為什麼這麼劣?論主自問「此法力劣誰之所為」,自答「是心所為」;隨即自難:若是這樣,有覆無記的心等也應當不成過未才對;末後自釋:「此責非理」——表業昏昧遲鈍、依他而起,心等不然;無記表從劣心生起,其力比能起之心又劣一倍,所以表與心在成就上就有差別。光記把這一段逐句標成問、答、難、釋四段,並引《正理》補一句理由,說所起的必劣於能起之心,如無記心能發表業而所發表業不生無表。
易誤處:看見『若爾……』就以為有第二個人進來了。此處自始至終只有論主一個人在說話——這是毘曇最常見的自設難自釋的體裁。落地上:分辨『自設難』與『他宗難』,最穩的辦法是看古德的科文;本卷的問答有一半以上是論主自問自答。
十二、不律儀的五個名字
〔十二之一〕五個名字各從哪一面立。 先問:不律儀為什麼要有五個異名?跟正18『一體數名』是同一種寫法——同一分惡戒從五面看。論逐一訓釋:智者所訶厭故、果非愛故,立惡行名;「障淨尸羅故名惡戒」;身語所造故名為業;根本所攝故名業道;「不禁身語名不律儀」。並補一句界線:「業道名唯目初念」,其餘四名通於初後一切位。
光記於這一段自承其文可解,沒有另補新義;所以這一節的教學材料只能從論文自身的五句訓釋逐字展開——這一點正好可以拿來對照正18:善的那一邊有六名,惡的這一邊有五名,而『業道唯初念、餘名通初後』這條規矩兩邊完全一樣。
易誤處:把五個名字當成五種輕重不同的惡。它們不分輕重,只分角度。落地上:讀到後文十業道的時候,這裡的『業道唯初念』一條會再出現;先在這裡把它認熟。
十三、成表非無表——四句把邊界劃死
〔十三之一〕哪些人只有表沒有無表。 先問:有沒有『作了卻不留無表』的情形?有。論答:住中的人「以微劣思造善造惡,唯發表業尚無無表」,何況無記思所發的表業更不會有;但要除開有依福以及已成業道的那些(那些是有無表的)。反過來,只有無表而沒有表的,是「謂易生聖補特伽羅,表業未生或生已捨」。這裡的『易生』要先講清楚:不是『容易生起』,而是轉生受新身——光記釋此句作「謂三界易生聖者」,並出其所以:「表有不成,如處胎等表業未生,或表生已遇緣復捨」。聖者換了所依之身,新身之中表業還來不及造起(如處胎等位),或先前造起的表業已隨身而捨,而先前所得的定無表、道無表仍在,於是成了『唯無表非表』這一句。其餘兩句(俱是、俱非)比照可知。
易誤處:把『微劣思』理解成『心不誠』的道德評語。它是力量的等第語,不是誠不誠的問題——同一件善事,思弱就只有表,思強才留下無表。落地上:這一條給了一個很實在的指標——要不要在一件善惡上留下相續的力量,取決於作它時思的強度;殷重心正是這個道理的修行說法。
十四、三種律儀各由什麼緣而得
〔十四之一〕定與道的戒隨心得,別解脫的戒要人給。 先問:三種律儀得到的方式一樣嗎?完全不一樣。論說:靜慮律儀「由得有漏根本近分靜慮地心,爾時便得,與心俱故」;無漏律儀由得無漏的那一分心而得,「亦心俱故」;頌中的『彼』字指前面的靜慮心,『聖』字是簡別取無漏。有六個靜慮地有無漏心(未至、中間及四根本定),不包括那三個近分。至於別解脫律儀,則「由他教等得」——能教的人稱為他,從他教之力發戒。這又分兩類:苾芻、苾芻尼、正學三種戒從僧伽得,其餘五種從補特伽羅得。
易誤處:以為定戒也要受。定戒與道戒沒有受法,得心即得、失心即失;只有別解脫非有人給不可。落地上:這一條解釋了一件常被問的事——為什麼受戒非要有師、非要有僧?因為別解脫這一種戒的得緣本來就是『他教』,這不是儀式的講究,是體性上如此。
〔十四之二〕十種得具足戒的方法。 先問:既然說『由他教等得』,那個『等』字收了什麼?論答:收毘柰耶毘婆沙師所說的十種得具戒法——自然(佛與獨覺)、得入正性離生(五苾芻)、佛命善來(耶舍等)、信受佛為大師(大迦葉)、善巧酬答所問(蘇陀夷)、敬受八尊重法(大生主)、遣使(法授尼)、持律為第五人(邊國)、十眾(中國)、三說歸依佛法僧(六十賢部)。論還補一句要緊的話:「如是所得別解律儀,非必定依表業而發」。
光記於這十種逐一考據其人,如釋第一種作「自然盡智心時,得具足戒」,於第五種出小傳云「蘇陀夷,此云善施,年始七歲」,說他由聰明善答佛問、稱可佛心,年未滿二十而佛令僧眾羯磨與受具足。
易誤處:把這十種當成十套並行的受戒程序。前八種都是一次性的個案,只有第九(十眾)與第十(三歸)是可以沿用的常法。落地上:這十種的意義在於那句「非必定依表業而發」——受戒的形式可以不同,發戒的關鍵不在形式本身。
十五、盡壽與晝夜——戒只有兩個時間邊際
〔十五之一〕為什麼只有兩種期限。 先問:受戒能不能受三年、受十日?論答不能,「戒時邊際但有二種:一壽命邊際、二晝夜邊際」,半月等等只是把晝夜重複地說。七眾所持的別解脫戒唯應盡壽受,近住所持的唯一晝夜受。論還順帶釋了『時』是什麼法——「謂諸行增語」,是諸行相續上的一個假名;四洲之中光位與闇位依次立晝夜之名。至於命終之後,先前的期約不能再生戒,因為「依身別故,別依身中無加行故、無憶念故」。
〔十五之二〕近住戒能不能超過一晝夜再受——一場六番的往復。 先問:一晝夜過了,再受五日十日的近住戒行不行?這一段的說者要一番一番認清楚(依光記所標)。經部先問:一晝夜後,或五或十晝夜等中受近住戒,有什麼法作障礙,使那些眾多的近住律儀不能也起?說一切有部答:必應有法能為障礙,因為薄伽梵在經中說近住律儀唯一晝夜。經部再說:對這件事應共尋思——究竟是佛正觀一晝夜後理無容起,才在經中說一晝夜?還是為觀所化根難調者,才姑且授一晝夜戒?有部問:依何理教作如是言?經部答:過此戒生,不違理故。末後有部復難而結歸本宗:曾無契經說過晝夜有別受得近住律儀,是故我宗不許斯義。
易誤處:把最後那一句讀成論主的結論。它句面自標『毘婆沙者作如是言』與『我宗』——是本宗的結語,不是論主的裁決。落地上:這一諍的分歧點很乾淨——有部要的是聖教之證,經部要的是道理不違;兩造爭的不是能不能受,是憑什麼判能不能受。
易誤處:以為兩種期限是戒法的行政規定。它們是依著『所依身』與『晝夜』這兩個自然邊際立的——一個以身為界,一個以日光為界,沒有第三個自然界可用。落地上:這一條解釋了八關齋戒為什麼一定要日出受、次日日出捨,也解釋了為什麼沒有『受一年五戒』這回事。
十六、惡戒沒有一晝夜
〔十六之一〕惡戒為什麼不能短期受。 先問:善戒有盡壽與一晝夜兩種,惡戒為什麼只有盡壽這一種?論答:「謂此非如善戒受故」——必定沒有人立限對師受不律儀,說我一晝夜決定受不律儀,因為那是智人所訶厭的事。論主隨即自難:若是這樣,也不會有人立限對師說我乃至命終定受惡戒,那盡形壽也不該得不律儀才對。論主自答:雖無對師要期,只要盡壽造諸惡業,「由起畢竟壞善意樂得不律儀」;若只起暫時壞善的意樂而又無師,就不能令他得不律儀。
論在段末錄了經部一說:善律儀既沒有另一個實物叫無表,這不律儀也應當不是實有;所謂不律儀就是那個造惡的不善意樂相續不捨,所以後來雖起善心仍名成就不律儀者,因為還沒有捨那個意樂。
易誤處:把『得不律儀』理解成一種懲罰或身分認定。它是一個相續的體:由畢竟壞善的意樂而發起,不因你今天沒殺生就中斷。落地上:這一條的實修意義在於它的反面——決定性的意樂比單次的行為更能定住一個人的相續;善的那一邊也同此理,這正是受戒何以要立誓的道理。
十七、近住的受法——七件事,缺一不成
〔十七之一〕七件事各防一種病。 先問:受八關齋戒為什麼要規定這麼多細節?論列了七件:晨旦受(要日出時,因為此戒要經一晝夜;先有期約者若旦有礙緣,齋竟亦得受)、下座(在師前居卑劣座,或蹲或跪曲躬合掌,唯除有病,「若不恭敬不發律儀」)、從師受(「此必從師,無容自受」,理由是以後遇犯戒緣時由愧戒師能不違犯)、隨教說(隨師教在後說,勿前勿俱,否則授受二俱不成)、具支(「具受八支方成近住,隨有所闕近住不成」)、離嚴飾(憍逸處故;但平常慣戴的莊嚴具不必捨,因為緣彼不能生甚憍逸)、晝夜(至明旦日初出時)。論還說:若不如法而受,「但生妙行不得律儀」。
易誤處:把這七件當成儀軌的講究。每一件論都給了理由,而且理由都指向戒體發不發得起來——不恭敬則不發,自受則不成,闕支則不成,不如法受則只成妙行。落地上:這一段可以逐條當作受戒前的自查表;其中『由愧戒師能不違犯』一句,說出了『從師受』真正的作用不在儀式而在日後的持守。
十八、近住又叫長養——一首頌所立的名
〔十八之一〕兩個名字,兩種功能。 先問:這個一晝夜的戒為什麼有『近住』與『長養』兩個名?論釋『近住』云:「言近住者,謂此律儀近阿羅漢住,以隨學彼故」,並另錄一說「有說:此近盡壽戒住」。光記在這兩解之外還引《婆沙》多出一解(此戒近時而住),三解並陳。論釋『長養』則說:「如是律儀或名長養」,能長養善根薄少的有情令其善根漸增;並引一首頌為證——由此能長養自他善淨心,是故薄伽梵說此名長養。
易誤處:把這首引頌當成本頌。它前面明作『如有頌言』,是引來作證的,不是本論的頌。落地上:兩個名字正好標出這條戒的兩頭——往上看是隨學阿羅漢(近住),往下看是把薄弱的善根養起來(長養)。八關齋戒的實修分位就在這兩個名字之間。
十九、八支為什麼是八
〔十九之一〕四、一、三——三類支各防一病。 先問:八支能不能少受幾條?論先分類:前四支(離殺生至虛誑語)是尸羅支,「由此四種離性罪故」;次一支(離飲諸酒生放逸處)是不放逸支,因為「雖受尸羅,若飲諸酒則心放逸,犯尸羅故」;後三支(離塗飾香鬘乃至食非時食)是禁約支,「以能隨順厭離心故」。然後答為什麼要具受:不具支就不能離性罪、失念、憍逸三種過失——前四防性罪,飲酒一條防失念(飲酒時忘失應作不應作),後三防憍逸(受用香鬘高廣床座、習近歌舞則心憍舉尋即毀戒)。
論還特別解釋了『非時食』這一條的作用:能持依時食者,因為遮止了恒食之時,「便憶自受近住律儀,能於世間深生厭離」;若非時食,則憶戒與厭離二事俱無,而且數食能令心縱逸。
〔十九之二〕齋的體是離非時食,還是八支合起來——一場五番的往復。 先問:這八支之中,哪一支才是『齋』本身?有餘師先立一說:離非時食名為齋體,其餘八種(把塗飾香鬘與舞歌觀聽分為二)名為齋支。經部隨即引經破之:若作此執便違契經——因為經中說完離非時食之後,接著就說『此第八支我今隨聖阿羅漢學』,可見離非時食自己就是第八支,不是支外之體。餘師於是反問:若爾,另有什麼別的齋體,而說這八種叫齋支?經部答:齋是總標的名號,支是分別而說,由別成總才得支名——如車由眾分成、如四支軍、如五支散,齋戒八支也應如此。毘婆沙師則正面立自宗:離非時食既是齋也是齋支,其餘七支是齋支而非齋,正如正見是道亦是道支、擇法覺是覺亦是覺支、三摩地是靜慮亦是靜慮支。經部最後又難:支是分支之義,須望他而說,不可以正見等自己作自己的支;若說前生的正見等作後生正見等之支,那麼最初剎那的聖道就該不具八支了。
易誤處:把這一段讀成在爭『可不可以過午吃』。所爭的是體與支的關係——齋是一個獨立的體,還是八支合成的假名。落地上:這一問其實是全論常見的一個問法(總與別、假與實)在戒學上的一次演練;認熟了它的形狀,後面遇到同型的問答就不會迷路。
易誤處:以為後三支是枝節可省。論的結構是四防性罪、一防失念、三防憍逸——少一類就漏一種病。落地上:八支不是八件禁令,是三道防線;受持時知道自己這一條在防哪一種病,持起來就不只是忍耐。
二十、不是近事也能受近住,但不受三歸就沒有
〔二十之一〕近住的門檻在三歸,不在近事。 先問:一個沒受五戒的人能不能受八關齋戒?論答:能——「諸有未受近事律儀,一晝夜中歸依三寶,說三歸已受近住戒,彼亦受得近住律儀」;但若沒有先說三歸就沒有,只除去那些不知道要先受三歸的人。論並引《大名經》為證:在家白衣男子男根成就,歸佛法僧起殷淨心、發誠諦語,自稱我是鄔波索迦,願尊憶持慈悲護念,「齊是名曰鄔波索迦」。
易誤處:把三歸讀成受戒前的一段客套。論把它立成發戒的必要條件——沒有它,八支照受也不發律儀。落地上:這一條給了在家人一個很清楚的次第:三歸是門,近事與近住都從這道門進;所以下文接著就要問『那到底什麼時候發戒』。
二十一、什麼時候發戒
〔二十一之一〕自稱之時就發。 先問:受三歸而未說五戒相的時候,戒發了沒有?論答:發了——「起殷淨心發誠諦語,自稱我是鄔波索迦,願尊憶持慈悲護念。爾時即發近事律儀」,因為自稱近事等言便是發律儀之緣;又因為經中接著說「我從今時乃至命終捨生」一句,這句略去了殺等而只說一個『生』字,可見在先前的時候就已得五戒。至於後來為他說五種戒相,是「為令了知所應學處」,就像得苾芻具足戒後再重說學處令識堅持一樣,勤策亦然。
〔二十一之二〕只受三歸算不算近事——外國師與迦濕彌羅師的四番。 先問:這個『何時發戒』的問題是誰逼出來的?是前一段一場短諍的結果,說者依光記所標如下。依經而問:為但受三歸即成近事?外國諸師(迦濕彌羅國外健馱羅一系)答:唯此即成——受三歸時未發五戒,後說戒相方別發戒。迦濕彌羅國諸論師則說:離近事律儀則非近事,要具五戒方名近事。外國師難:若爾,應與此經相違——《大名經》說到自稱之處便名鄔波索迦,並沒有說要發戒。迦濕彌羅答:此不相違,已發戒故。外國師於是追問:何時發戒?下一頌就是答這一問的。
易誤處:把『若爾,應與此經相違』讀成迦濕彌羅一方的話。依光記,這一難是外國師提的,而『此不相違,已發戒故』才是迦濕彌羅的答。一問一答繫錯了人,整段的走向就反了。落地上:讀短諍時,數清楚『難』與『答』交替的次數,比記住結論更能防錯。
易誤處:把後說戒相當成正式受戒。論說那是令識堅持,不是發戒;發戒在自稱那一剎那。落地上:這一條與上一節合起來,就是本卷對在家受戒的完整判斷——三歸是緣、自稱是發、說相是持。
二十二、一分等四句——本卷最大的一場諍
〔二十二之一〕經說四種近事,跟『近事必具律儀』衝突嗎。 先問:世尊明明說有能學一分、少分、多分、滿分四種近事,若近事都具足五戒,這四種怎麼講?這一難是經部提出來的(光記標此段上兩句為經部引經為難、第三句為說一切有部通釋)。有部的通法只有一句:「謂約能持故作是說」——四種是就『能持』說的,不是就『所受』說的;他們所能持的是先前已受的,所以說一個『學』字,若不然經上就該說『受一分』了。
易誤處:把『能學一分』讀成『只受了一條戒』。有部的讀法是:五條全受了,只是持得住幾條有別。落地上:這一諍的實際意義很大——它決定了一個持不全五戒的人算不算近事。二宗各有一答,本論並錄。
〔二十二之二〕七番往復的走向。 先問:這場諍怎麼推下去的?依光記逐句所標,次第是這樣:經部難『如是所執違越契經』;有部徵『如何違經』;經部答——沒有經說自稱便發五戒,而且這部經並沒有說『我從今者乃至命終捨生』;有部問『經如何說』;經部答『如《大名經》,唯此經中說近事相』;經部又引別經而通前(那句捨生歸淨是見諦者舉命自要、表於正法深懷愛重,不是為說近事相而說);經部破前所通(若就持犯說一分等,受戒者尚不應問佛,何況佛為之答);經部自釋經文(正因為他未解近事律儀受量少多才請問,佛答有四鄔波索迦,他猶未了才復問何名能學一分);有部難(若闕律儀得名近事,苾芻勤策闕亦應成);經部反責(那近事乃至苾芻所受支量何以定爾);有部答(由佛教力施設故然);經部例釋(那也該許由佛教力施設,雖闕律儀而名近事非苾芻等);末後迦濕彌羅結歸本宗——「迦濕彌羅國毘婆沙師,不許闕律儀得成近事」。
易誤處:把最後那一句讀成論主的裁決。它是本宗的結語,句面自標迦濕彌羅毘婆沙師;本論的體例是一義二宗並錄,此處並沒有判誰勝。落地上:讀這種長鏈往復,最穩的辦法是先把『誰在說』標出來再讀內容——光記與寶疏在這一段的繫屬完全一致,是本卷最可靠的一段科文。
二十三、下中上隨心
〔二十三之一〕戒的品第由誰決定。 先問:同樣受五戒,戒有沒有高下?論答有,而且判準只有一個字——心:「八眾所受別解脫律儀,皆隨受心有下中上品」。由這個道理,會出現一個很刺眼的結果:「諸阿羅漢或有成就下品律儀,然諸異生或成上品」。論在這一節末尾還順帶答了一問:只受近事律儀而不受三歸,成不成近事?答:不成,除有不知者。
易誤處:以為戒的品第隨人的果位。論明說不隨——隨的是受戒當時那一念心的強弱,與你後來證到哪裡無關。落地上:這一條把受戒那一刻的心力抬到了決定性的位置;同一堂法會上受同一條戒,得的品第可以完全不同,差別只在那一念是否殷重。
二十四、三歸之體
〔二十四之一〕歸依佛,歸依的是什麼。 先問:說歸依佛,是歸依那個身體嗎?論答:「歸依佛者,謂但歸依能成佛無學法」——因為那些法殊勝,身才得佛名;或者由得那些法,佛才能覺一切。哪些是佛無學法?「謂盡智等及彼隨行」,不是色等身,因為身在成佛前後是一樣的。至於是歸一佛還是一切佛,論答理實應言歸一切佛,因為諸佛道相無異。
易誤處:把這一句讀成『不歸依佛的色身』的單邊主張。論在同段後面自己就把這個誤讀堵死了——它明說本論不曾言『唯無學法即名為佛』,只說『無學法能成於佛』,並不遮佛體也攝依身。所歸的重心在法,而不是把身排除在佛體之外。落地上:這一條是三歸最容易被講偏的地方;記住論自己的分寸——重心在法,不是排除身。
〔二十四之二〕歸依僧與歸依法。 先問:僧與法又歸依什麼?論答:「歸依僧者,謂通歸依諸能成僧學無學法」,由得那些法,僧才成八種補特伽羅而不可破;理實通歸一切佛僧,因為諸僧道相無異。至於經中說『當來有僧汝應歸者』,論說那只是為了顯示當來現見的僧寶。歸依法則是「歸依法者,謂歸涅槃」——此涅槃言唯顯擇滅,自他相續的煩惱與苦寂滅是同一相,所以是通歸依的。
易誤處:把『歸依僧』理解成歸依某一位或某一群出家人。論歸的是能成僧的學無學法,所以才說『不可破』——會破的是人,不會破的是法。落地上:三歸的三個對象在論裡是同一種歸法——都歸在法上:佛歸無學法,僧歸學無學法,法歸擇滅。這一條把三歸從人情的層面整個提起來了。
〔二十四之三〕出佛身血之難與論主的收束。 先問:若只有無學法是佛,那以惡心令佛身出血只損生身,怎麼會成無間罪?這一難光記自己於歸屬存二解,其標科逐字作「論主難,或述經部難」——古德在這裡就沒有定判,本節依實錄之,不代判。答者是毘婆沙師:「壞彼所依,彼隨壞故」。接著的第二難,光記於歸屬同樣存二解而不定判,其標科逐字作「論主又難,或申經部難」——本節亦依實錄之:尋查本論並沒有說唯無學法即名為佛,只說無學法能成於佛;既不遮佛體亦攝依身,那就沒有前難的餘地。論並反推:若不然,佛與僧住世俗心時就非僧非佛了;也應當執成苾芻戒即是苾芻——那麼想供養苾芻的人,便只是在供養那條能成苾芻的尸羅了,想歸依佛的人也就只該歸依那些能成佛的無學法了。這兩句是歸謬的果,不是論的主張;光記把它反過來一逼便明白:「不應四事供養依身。既現供養戒所依身,故知依身亦是苾芻」,又說「若言唯歸佛無學法,是則還與世間相違,現見歸禮佛生身故」——世人現見所供養、所歸禮的正是那個身,可見所依之身不在佛體之外。段末另錄一說:「有餘師說:歸依佛者,總歸依如來十八不共法」。
易誤處:把這一段讀成論主與毘婆沙師的對立。論主最後的落點是回護本論的原文——問題出在『唯』字,不在無學法。落地上:這一段是本卷示範『如何拆一個誤讀』的最好例子:先找出對方替你加上去的那個字,再證明本論沒有那個字。
二十五、歸依之義——一首經頌所收
〔二十五之一〕能歸依以什麼為體,歸依是什麼意思。 先問:說了所歸依的是什麼,那『能歸依』這一邊呢?論答:「此能歸依何法為體?語表為體」——是語表業。歸依又是什麼意思?「救濟為義」,因為由它作依,能永解脫一切苦。接著論引一首經頌來收這一段:眾人被怖畏所逼,多歸依諸山、園苑、叢林、孤樹、制多等,那樣的歸依不是最勝、不是最尊,不因那樣的歸依能解脫眾苦;歸依佛與法僧的人,於四聖諦恒以慧觀察,知苦、知苦集、知永超眾苦、知八支聖道,趣安隱涅槃,這樣的歸依最勝最尊,必因這樣的歸依能解脫眾苦。論以一句總收:「是故歸依,普於一切受律儀處為方便門」。
易誤處:把這首頌當成本論之頌。它前明作『如世尊言』,是引經之頌。落地上:這首頌把『歸依』與『畏懼求庇』分開了——判準不在你怕不怕,在你歸依的那一個能不能讓你於四諦生慧。而末後那一句『為方便門』正好回應了前面『不受三歸無近住』一節:三歸不是入門儀節,它就是門本身。
二十六、邪行最可訶——近事為什麼只離邪行
〔二十六之一〕三個理由,一個顧慮。 先問:其餘六眾的律儀都立離非梵行,為什麼近事只制離欲邪行?論給三個理由:其一,「唯欲邪行世極訶責」,因為能侵毀他妻等、感惡趣,非梵行卻不如此;其二,欲邪行易遠離,而在家人耽著欲故離非梵行難可受持,觀彼不能長時修學,所以不制;其三,諸聖者於欲邪行一切定得不作律儀,經生聖者亦不行,離非梵行則不如是。論還補出一個顧慮:「勿經生聖者犯近事律儀」——若把離非梵行也制進近事戒,那麼轉生之後仍在家的聖者就要犯戒了。
易誤處:把這一條讀成佛對在家人降低標準。論的第三個理由恰恰相反:它是為了不讓聖者犯戒——所立的界要能被聖者無誤地守住,這是制戒的一條硬約束。落地上:戒條的寬嚴不只看『難不難持』,還要看『立了會不會逼出不該有的犯』。
二十七、得戒是照著誓願得的
〔二十七之一〕後娶妻妾為什麼不算犯戒。 先問:先受近事戒、後來娶妻妾的人,對那些妻妾在受戒時得沒得戒?論主自問自答:「理實應得」——不然就變成只在一部分有情身上得別解脫律儀了。論主隨即自難:那後來娶妻妾豈不是犯戒?頌答:「得律儀如誓,非總於相續」。論釋云:本受誓是離欲邪行,並不是對一切有情相續說『我皆當離非梵行』;所以普於有情相續只得離欲邪行戒,不得離非梵行的律儀,因此「後納妻妾非毀犯前戒」。光記在此引《正理》補一句,說先娶妻妾後受律儀者,於自妻等亦發此戒,因為近事等別解脫律儀是於一切有情處所得的。
易誤處:把『非總於相續』讀成『這條戒只對一部分人有效』。正好相反——戒對一切有情相續都有效,只是所離的內容照誓願而定。落地上:這一條給了持戒一把很準的尺——你所得的戒,範圍等於你受時所立的誓,不多也不少。
二十八、一開了說謊之門,一切學處都會被違越
〔二十八之一〕虛誑語為什麼一定要制。 先問:語有四過(虛誑、離間、麁惡、雜穢),為什麼近事戒只制第一條?論先說仍是前面那三個理由(最可訶、易遠離、聖者得不作),光記標此問作「語有四過,何唯制一」,並判其答由前三因。然後論再給一個獨有的理由:「越諸學處被檢問時,若開虛誑語,便言我不作,因斯於戒多所違越」——一旦開了說謊,被問到犯戒時就一句『我沒作』推掉,於是所有的戒都跟著鬆。所以佛為令堅持,於一切律儀都制離虛誑語;這樣才能使他「若犯戒時便自發露能防後犯」。
易誤處:把這一條讀成『說謊比離間更重』。論給的不是輕重的比較,是功能的比較——虛誑語是唯一一條會讓其餘各條失去檢查機制的。落地上:這是全卷最有實修味道的一條:持戒真正的守門人是發露,而說謊一開,發露就沒了。
二十九、遮罪之中唯獨離酒
〔二十九之一〕酒為什麼進得了戒支。 先問:遮罪那麼多,為什麼只有酒被制進近事律儀?論主先自問『何以不於遠離遮罪建立近事律儀』,自答『誰言此中不離遮罪』——就是離飲酒。再問何以獨遮酒,頌答:「遮中唯離酒,為護餘律儀」。論釋云:「諸飲酒者心多縱逸,不能守護諸餘律儀,故為護餘令離飲酒」。光記在這一段逐句標問、徵、釋,把論主自設的問答鏈標得極密。
易誤處:以為酒被列入是因為它本身罪重。論的理由完全不在酒本身,在它會讓你守不住別的——這一條是為了護持其餘四條而設的。落地上:這給了一個判斷法——凡是會讓你失去對其餘戒的守護力的事,其地位就等同於這一條。
〔二十九之二〕飲酒是性罪還是遮罪。 先問:怎麼知道飲酒屬遮罪?論主自答:「由此中無性罪相故,以諸性罪唯染心行」——為療病而飲不為醉亂,能無染心。論主又自難:明知酒能醉亂而故欲飲,豈不就是染心?自答:不是,因為自知分量、為療病而分限而飲,不令醉亂。接著論並錄了兩造:諸持律者說飲酒是性罪,並引鄔波離問供給病者、世尊答唯除性罪一事,又舉有染疾釋種須酒而世尊不開、契經說乃至一茅端所霑酒量亦不應飲、聖者雖易多生亦不犯、經說是身惡行等數證;對法諸師則說非性罪,並逐條回應——那時是為病者總開遮戒,異時遮酒是為防因此犯性罪,遮至茅端之量是因醉亂的量無定限,聖者不飲是具慚羞且飲酒能令失正念,乃至少分不飲是因如毒藥而量無定,經說身惡行則因「酒是一切放逸處故」,所以「由是獨立放逸處名」而餘者不立此名(餘者皆是性罪)。
論末後還解了幾個名相:所謂數習墮惡趣,是顯數飲酒能令身中諸不善法相續轉、能引發惡趣業、或令彼轉增盛;窣羅是醞食成酒,迷麗耶是醞餘物所成,二酒未熟已壞不能令醉的不名末陀,能令醉時才名末陀酒;又因檳榔稗子等亦能令醉,為簡別它們,才須說窣羅迷麗耶酒。全卷最後一句是:「放逸處言,酒是放逸所依處故」。
易誤處:把兩造之中的一造當成本論的結論。論在此並錄二說而不判勝負——這是本卷第二處明顯的一義二宗並錄。落地上:不論性罪遮罪之判如何,兩造在『不飲』這一件事上完全一致,所爭的只是它憑什麼不飲。持戒的人不必等這一諍有結論才持。
承衍:三疏之鏡
以上是本卷論文自身之義。此下另立一節,收四事:三疏之判釋與互異、眾賢之破與補、真諦舊譯之異、可對讀之座標。鏡非論,只是換一種讀法看同一段文;並錄不判,各還其位。
一、三疏互異之處
一部無文可繫的疏。 神泰疏是殘本,現存七卷分屬界品、根品與賢聖品,業品全闕,所以本卷沒有泰疏的逐文釋可繫。據實標闕,不以他卷之文充之。
同一刀口,三家所繫的層級不同。 卷十四首這一刀,光記標「此下第三廣明表、無表」、頌疏標「從此第三,廣明表無表」,兩家連子目名字都逐字相同,而都把它繫在『明業體性』一章之內作第三;寶疏卻標「自此已下大文第二明律儀等三」,把同一刀口提到品級的大文第二。名目全合而層級二式,並錄不判。
寶疏獨有的一個喻。 三律儀繫界之訓,寶疏立「言欲等纏者,如纏市」之喻,光記於同處無此喻。一喻之有無,可見二疏取徑不同——寶疏好以世間熟象立喻,光記好以構詞訓義。
近住可否過一晝夜再受:一家逐番標科,一家逕下判語。 這一段光記把往復逐句標得極細,從『經部許近住戒多日受得,故作此問』起,到說一切有部答、經部師言、說一切有部問、經部答、末後說一切有部復難,一番一番不下斷語;寶疏於同段卻在末尾逕下一句判語,說二家其實無諍而橫起爭論——其文作「經部與正理師,無諍理中橫興諍論」。這一句光記沒有;但要留意:同一句逐字也見於眾賢的《順正理論》同段,二處漢字全同而只差一個標點,所以它不宜逕稱為寶疏自出的判語,當是寶疏承用了眾賢之語。二疏之風格於此一目瞭然,而所承之源亦當誌明,並錄不判。
齋體之諍:光記逐番分科而寶疏從簡。 本論『有餘師說:離非時食名為齋體』一段,光記逐層標二造往復凡五番——經部引經破、餘師問、經部答(齋無別體,攬八以成)、敘毘婆沙師解、經部難;寶疏於同段但作『敘有部宗』一類的簡標,不逐番分。詳略懸殊為本卷之最,並錄不判。
外國師還是經部:陣營標籤二疏用語有別。 『為但受三歸即成近事』一諍,光記於此以「外國師」與「迦濕彌羅國師」對舉,其標外國師之答作「敘外國師答。外國是迦濕彌羅國外健馱羅國經部」;寶疏則逕以「外國師者是迦濕彌羅國外健駄羅國經部諸師說」開頭,其下的往復也逕用『經部』二字。同一批人而標籤寬窄不同,唯錄不判——讀者若見二疏標法不同,不必以為所指有異。
一分等四句:這一段二疏繫屬全然一致。 光記全段一律以經部為問難方、以說一切有部(迦濕彌羅本宗)為答護方;寶疏標法逐字相應,作「經部反問有部戒支不同」「經部引文不同,例釋具支、不具支異」。本卷諸諍之中,唯此一段二疏無互異——這也正是本卷義理承重最深的一段,繫屬可靠是讀者的大幸。
出佛身血之難:光記自身存二解,寶疏從寬。 光記標此難作「論主難,或述經部難」,二解並陳而不決;寶疏則逕標為外人難有部,不細分論主與經部。古德於歸屬存疑而明白標出,此亦體例,據實錄。
寶疏獨補而光記未涉的一段。 『歸依法者,謂歸涅槃』之下,寶疏獨引《婆沙》三十四的一整段問答,其引首作「問:歸依法者,為歸依自相續諸蘊滅」,下續他相續、無情數二問,答謂應說歸依自他相續及無情數等一切蘊滅;並自設一難——他相續等諸蘊滅於我無救護義,如何歸依?答彼雖於我無救護義而於他有救護義。這一段光記無對應文。因涉『歸依法』體性的三分判釋,居此節而不入正文。
光記於論文簡處的自承。 不律儀五異名一段,光記自承其文可解,未別立新義。古德於無可補處直說『可解』,也是體例的一種——不強作解人。
二、眾賢之破與補釋
眾賢的兩部論在此品的品名不作『分別業品』而作『辯業品』;以俱舍品名去搜,必得假零命中。
一句頌文的訓詁性詰難。 得三律儀之緣一頌,眾賢就『定生得定地』一句評之,謂『定地』一言總攝此地所有諸法,則律儀亦是此地所收,如是即成『得律儀由得律儀』而無所成,其結語逕作「經主此中應自思擇」,主張但應說『得靜慮』。⇒ 所詰的是頌文的表述,不是義理的立場。唯錄不判。
一分等之諍:措辭最烈的一段。 眾賢逐句牒破,其牒文作「經主此中作如是說:如是所執違越契經」,末判作「經主於此不正尋思」,並斥其於諍理中懷朋黨執。然而此諍的核心(近事是否必具五支律儀),俱舍論主自身於頌釋中已先立『約能持故作是說』一解,並以迦濕彌羅毘婆沙師結歸本宗;眾賢所作的是就俱舍此段所引的經部式解讀逐句回護有部本宗。一義二宗並錄,不判勝負。
上座撥難『下中上隨心』——難者不是經主。 眾賢自錄上座之難,其牒文作「此中上座作是撥言」,謂如是所宗違正理教,若必爾者則應無勇猛正勤修持禁戒。這一難的主是上座,不是世親;本頌之上,有部本宗、上座、經主三方各有立場。唯錄不判。
三歸之體:措辭比前一段更重。 眾賢於『唯無學法即是佛』一辯三度評騭,作「經主此中作如是說」、「今詳經主於本論義未甚研尋」,末又斥「是故經主於對法宗,不善了知所說文義」。同段眾賢另錄並破第三方之說——「婆雌子部作如是言:補特伽羅是所歸佛」,而判其非理(彼無差別,不成歸故)。這一說俱舍本文未錄,屬眾賢書獨有的延伸材料。
飲酒之辯:這一處眾賢不是反破,是申論。 眾賢於同一諍點先錄性罪一造,其牒文作「有言飲酒是性罪攝」,由阿笈摩與正理二門立之,並引同一鄔波離問答為證;後自申本宗,其標作「正理論者作如是言」,謂非飲諸酒是性罪攝,由此中無性罪相故。⇒ 與俱舍本文所歸之宗相同(皆判非性罪屬對法本宗),所引底料亦同,這是本卷唯一一處眾賢與論主同向的段落。並錄不判。
校勘之淺與對辯之烈,恰成對照。 本卷大正校記二十五枚,異讀二十一條,多屬形近訛字、虛字增減、詞序倒置,無一條足以動搖義理;而系內對辯偏偏在『一分等』與『三歸之體』二處達到最烈的措辭——二處恰是本卷義理承重最深的兩段。據實記,不強作因果之判。
三、真諦舊譯之異
真諦《俱舍釋論》於本卷相應段自成一系,體例是『偈曰/釋曰』逐句嵌釋,一頌常拆為二至五枚短偈散布,中間夾長行;玄奘則『頌曰/論曰』整頌先出而後長行。所以本卷玄奘的二十八個本頌塊,在真諦本裡散成許多短偈——住別解脫成無表那八句,真諦就拆成五處逐一夾釋。
譯名自成一系。 無表作無教、律儀作護、不律儀作不護、住中作中住、別解脫作波羅提木叉、靜慮生律儀作定護、道生律儀作無流護、斷律儀作滅護;八眾之名作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優波婆娑;妙行作善行、語律儀作口護、正知作善慧、制多作支提、遮罪作假制罪、隨心作如意、一分作一處。以玄奘的詞去搜真諦本,這些界永遠找不到——跨本比對只能取場景結構。
分卷點二本不重合。 本卷所對的真諦段橫跨其自分之一末與之二前段,而真諦之二的品續題恰落在一個接縫上——玄奘『住律不律儀』一頌的釋文剛剛說完、『表正作成中』一頌還沒有出,真諦就在這裡換了卷。所以本卷的對應段界只能以場景結構定,不得以真諦的卷界充。
一處★譯字之異值得留意。 邪行一頌,玄奘作『邪行最可訶,易離得不作』,真諦作『邪婬最可訶,易作得不作』。玄奘的『易離』逕謂邪行易於遠離;真諦的『易作』語序上容易生出『邪行易於造作』的歧讀,然依其釋文語脈,那是『遠離……易作』之省。唯錄不判。
兩處詳略互見。 其一,真諦於離殺、離邪婬、離妄語三處都用同一句式(最可訶、易作得不作)三度複沓,玄奘只在邪行與虛誑語二處各自成頌,不作三學處同式複沓——真諦的修辭密度較高。其二反過來:玄奘以一整頌收『稱名即發近事戒』(稱近事發戒,說如苾芻等),真諦於同一場景不作獨立頌收,逕以一短偈句帶過,長行也較簡省。詳略隨段而異,無定向。
一處二譯取徑各異的名。 近住的異名,玄奘作意譯『長養』,真諦作音譯『布沙他』;同一首引頌的前二句幾近逐字全同,末句卻一意譯一音譯。同型的還有近住本名——玄奘作近住,真諦作優波婆娑(或意譯布薩)。並錄不判。
四、可對讀之座標
本卷所立者,是把戒安在『無表』這一格裡的一套完整說明。這一個判斷,到了唯識一系整個翻轉:《成唯識論》於同一法逕作反判,說表與無表色並非實有,而自立其所以然曰依思願善惡分限假立無表。⇒ 同一個『無表』之名,二系一實一假:有部繫之於色法的實體,唯識繫之於思種增長位的假立。同一個問題、兩代答案,這是本卷最可對讀的一處。
三律儀的名目,瑜伽行系之根本論所立有可逐字對讀者:彼系於律儀所攝業列別解脫律儀、靜慮等至果斷律儀、無漏律儀三種——三者的名目與本卷相合,唯彼系以『靜慮等至果斷律儀』一名兼收了本卷的『靜慮生律儀』與『斷律儀』二名。同一組法數而開合異,可以並看。
至於不律儀,本卷詳其五個異名與成就的位次,卻不列它的事類;彼系則逕設問『何等十二不律儀類』而逐一列之。二系詳略互補——俱舍問的是它是什麼、成就到哪裡,瑜伽問的是它有哪些;同一名而問法不同,正是兩系性格的一個小小切片。
Before Reading This Fascicle
The previous fascicle finished making out the nature of the entity of action — action has volition for its entity, what volition brings about is bodily action and verbal action, and these two, bodily and verbal, each extend to the manifest and the nonmanifest. A subsidiary discussion was inserted in the middle (the four kinds of wholesome and four kinds of unwholesome, the two raisings), and the opening sentence of this fascicle gathers it up: “the subsidiary discussion is finished; now again we should make out the marks of the manifest and the nonmanifest spoken of before.” The author turns on his heel in one sentence, and the main discussion sets out from “the nonmanifest is of three kinds.”
The three ancient masters all let the knife of their outline fall in the same place here, differing only in the layer to which they attach it: Puguang marks “below, the third, explaining the manifest and the nonmanifest at length,” Yuanhui marks “from here the third, explaining the manifest and the nonmanifest at length,” and the two houses agree word for word even in the names of the subsections (first, explaining the three nonmanifests; second, explaining individual liberation in reliance upon the three); Fabao marks the same cut higher up, as “from here below, the second of the main text, explaining the three of discipline and the rest.” The cut is the same and the layer is of two patterns;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re is one thing to read in this fascicle: discipline is not a vow but a really existent thing that does not follow the mind and that continues on. The Sarvāstivādins lodge it in the square called “the nonmanifest” — not displayed outwardly, yet really existent; it is there while you sleep, it is there while you raise an evil thought, until the time you relinquish it. The three disciplines, the eight names, the four real entitie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possession, the term of life and of a day and a night, the eight limbs and the three refuges — the whole fascicle hangs upon that one adjudication. While reading, one may ask at any point: what about discipline is this article speaking of — its entity, its name, its time, or its condition?
I. The Three Kinds of Nonmanifest and the Three Disciplines
〔1.1〕Why the nonmanifest must first be divided into three squares. First ask: the previous fascicle of the Chapter on Action has already said what the nonmanifest is, so why must this fascicle open by dividing it into three kinds? Because the previous fascicle was saying “whether the nonmanifest is really existent,” while this fascicle is to say “into how many classes the nonmanifest divides” — the question has been changed. The treatise answers with the utmost brevity: “the nonmanifest here, stated in brief, is of three kinds,” first discipline, second non-discipline, third “neither of the two” (neither discipline nor non-discipline). As for why that portion is named discipline, the reason the treatise gives is that “it can block and can extinguish the continuum of evil discipline, and so is called discipline” — blocking holds off what is to come, extinguishing cuts off what has already come. Puguang takes those eight characters apart layer by layer, and on the make-up of the word “discipline” glosses it as “‘dis-’ means law and rule, ‘-cipline’ means norm and form,” adding that manifest action does not extend to all three alike, and so the manifest is not spoken of here.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neither of the two” is a vague middle ground. It is not vague; it is a third square with a strict definition — the whole passage of the first half of Root 23 below is devoted to how a person in this square possesses the nonmanifest. In practice: before you undertake the discipline you are not “without discipline”; you are in the third square. Undertake it and you enter the first square; raise a settled evil inclination and you fall into the second. The three squares are not degrees but identities.
〔1.2〕Why the three disciplines are cut in this way. First ask: discipline being one, why divide it into individual liberation, produced by meditative absorption, and produced by the path? The treatise’s cut is not by how well the discipline is kept but by the realm to which the discipline is affiliated: “first,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that is, the discipline bound to the desire realm”; “second, the discipline produced by meditative absorption, that is, the discipline bound to the form realm”; “third, the discipline produced by the path, that is, the discipline without outflows.” Under those three names Fabao sets up a simile of his own, saying that “bound” is like a binding market (the sense of winding round and being affiliated):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is affiliated to the desire realm and so is called the discipline bound to desire, the discipline of absorption is affiliated to the form realm and so is called the discipline bound to form, and the discipline produced by the path is bound to none of the three realms and so is called the discipline without outflows — this simile is Fabao’s alone, and Puguang has it not.
The easy error: to read “produced by meditative absorption” as “a discipline that is kept rather better while one is in absorption.” It is not. It is another kind of entity of discipline that is had along with absorption and lost along with it — obtained when absorption is obtained, not lost on emerging from absorption but lost as soon as one falls away from it, and having nothing at all to do with whether you undertook it. In practice: these three can be present in one body at the same time; a man who has undertaken the five precepts, if he obtains the first meditative absorption, has two disciplines in him, and if he sees the path, three. The three are not three stages but three parallel lines.
II. Individual Liberation Has Eight Names but Only Four Entities
〔2.1〕Where the gap between eight and four comes from. First ask: bhikṣu, bhikṣuṇī, probationer, novice, female novice, lay follower, female lay follower, one-day observance — plainly eight kinds of person undertaking eight kinds of discipline, so why is it said that “the real entities are four only”? The treatise’s reason is a single sentence: apart from the one for the men, there is no further one for the women. Hence the discipline of the bhikṣuṇī is not outside the discipline of the bhikṣu, the disciplines of the probationer and the female novice are not outside the discipline of the novice, and the discipline of the female lay follower is not outside the discipline of the lay follower. There remain the bhikṣu, the novice, the lay follower, and the one-day observance, four, and only these have each their own entity.
How is this known? The proof the treatise gives is the turning of the faculty: “because by the changing and turning of the shape the entity is neither relinquished nor obtained, and yet the name differs” — “‘shape’ means the shape and mark, that is, the male and female faculties.” A bhikṣu whose faculty turns is then called a bhikṣuṇī; the entity of the discipline has neither been relinquished nor newly obtained, only the name has been exchanged. And since there is no occasion of relinquishing or obtaining, one may see that it was one and the same entity all along.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since the bhikṣuṇī has more articles than the bhikṣu, the entity cannot be the same. Puguang sets up several explanations upon just this doubt, the first of which runs “men and women are not the same, what is opened and what is prohibited differ, and they differ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 — as regards the basic seven limbs the disciplines of the two companies are equal, and what is in excess is prohibitory discipline, differing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 and not touching the root. In practice: the measure for judging sameness and difference of the entity of discipline is “whether there is relinquishing and obtaining,” not “the number of articles.” This measure will be used once more below, in adjudging “one part” and the rest of the lay follower.
〔2.2〕From lay follower to novice to bhikṣu: is it addition or exchange? First ask: when a man first undertakes the five precepts, then the ten, then full ordination, are the earlier disciplines replaced by the later? This passage of the treatise — “are these three disciplines given separate names by the increasing of the abstentions and of the means? as with a single or a double gold coin, and with fifty and twenty; or are their entities separate, each arising complete and all at once upon undertaking?” — is a question and not a plain statement, and the two commentaries mark it alike: Puguang word for word makes it “below i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fourth line. Question: if from being a lay follower one undertakes the discipline of a novice, and then from being a novice undertakes the discipline of a bhikṣu,” and takes up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the answer explains that the stanza says they are separate”; Fabao likewise makes it “a question about the sameness or difference of the limbs and entity of the disciplines of lay follower, novice, and bhikṣu,” and takes it up with “the answer: the three are each separate in entity.” The question has two horns: the former is that upon one and the same entity the abstentions are successively increased and the means enlarged, and a name is changed accordingly — just as a single coin with one added is called a double, and the number runs from fifty to twenty, the entity being only one while the names mount up; the latter is that the three entities are each their own, and upon undertaking each arises complete and all at once. The treatise takes the latter horn in its answer: “the entities of the three disciplines are not mixed with one another; their marks are severally distinct, and they arise complete and all at once”; and each of the three has in it that portion which abstains from killing and so on down to that which abstains from liquor.
Then, abstention from killing being the same in all, what difference is there among the three? The treatise answers: by difference of conditions. The more training articles you seek to undertake, the more occasions of self-intoxication you are able to abstain from, and the more numerous become the occasions of killing and the rest that you abstain from — abstention is raised in dependence upon conditions, and where the conditions differ the abstention differs. The treatise gives a counter-proof besides: if the three were not separate entities, then on relinquishing the discipline of the bhikṣu all three ought to be relinquished together (the former two being gathered into the latter); and since this is not allowed, one may see that the three are each separate.
The easy error: to read full ordination as “handing back the five precepts in exchange for a larger certificate.” It is not an exchange but a stacking — “in one body they turn at the same time,” and a man who has relinquished the discipline of a bhikṣu does not thereby cease to be a lay follower as well. In practice: this article answers a practical doubt directly — does one who returns to lay life lose even the five precepts? By this treatise, no.
III. Five, Eight, Ten, and All: How the Four Disciplines Are Established
〔3.1〕The skeleton of the four disciplines is “the number of articles abstained from.” First ask: on what does the treatise range the four — lay follower, one-day observance, novice, bhikṣu — into a single row? Upon the number of the abstentions undertaken, “in reliance upon four abstentions the four disciplines are established”: undertaking abstention from five articles establishes the lay follower, from eight the one-day observance, from ten the novice, and from all the bodily and verbal actions that ought to be abstained from, the bhikṣu. The five are killing, taking what is not given, sexual misconduct, false speech, and drinking liquors; the eight exchange sexual misconduct for unchastity and then add anointing with scents and wearing garlands and watching dancing and singing, sleeping and sitting on high, broad, and ornate seats, and eating at the improper time; the ten split the sixth into two and add the receiving and hoarding of gold, silver, and other treasures.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e eight of the one-day observance are the five precepts with three added. They are not — the third article is first exchanged (sexual misconduct for unchastity), and only then are the last three added. That exchange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the discipline of the one-day observance: for one day and one night, the householder undertakes the article of the renunciant. In practice: when reading the articles of the eight-limbed fast, do not read the third as it stands in the five precepts.
A further question: why is the receiving and hoarding of gold and silver not listed among the eight of the one-day observance, yet opened out as the tenth among the novice’s ten? Puguang sets himself a question here, “Question: the receiving and hoarding of gold and the rest — why is it not established within the discipline of the one-day observance,” and his answer is that householders are attached to gold, silver, and other treasures and cannot abstain from them, and so this article is not instituted in the discipline of the one-day observance; and he cites the Correct Principle on “drawing in those who take fright at many training articles,” saying that the reason the one-day observance joins anointing with scents and wearing garlands together with watching dancing and singing into one limb is to draw in those householders who take fright at the sight of many training articles. ⇒ The opening out and gathering up of the number of articles is not casual; it is so that people can undertake them.
IV. One Entity, Several Names: Śīla, Excellent Conduct, Action, Discipline, Individual Liberation, Path of Action
〔4.1〕Why one and the same portion of discipline has so many names. First ask: this passage produces six names in a row — are they six things? They are not; they are one and the same portion of discipline seen from six sides. The treatise glosses them one by one: “because it can level rugged action, it is called śīla” (it can level the rough and uneven ground of action), and it says besides, as to the sense of the word, that “the gloss of the term is that it is cooling,” adducing a gāthā in proof (one who upholds the discipline is at ease and has no fever of body); “the wise extol it, and so it is called excellent conduct”; “it is the very self of what is done, and so it is called action”; “it can guard body and speech, and so it is called discipline.”
Here the author inserts a difficulty of his own: is the nonmanifest not also called “not doing” in the sūtras, and how then can it now be said to be the very self of “what is done”? — Puguang marks this sentence as a question and adjudges it a question the author raises for himself, not a difficulty brought by another school. The author answers himself: a man who has conscience and shame does not, by the force of the nonmanifest, commit manifold evils, and on that side it is named not doing; and it is also produced by the volition of manifest action, and on that side it obtains the name of what is done. Another explanation says that it is the cause of doing and the result of doing, and so there is no fault in calling it doing either.
The easy error: to take “not doing” and “what is done” as a contradiction and try to choose one. The treatise never asked you to choose — the two names have their eyes on two different things. In practice: in reading the technical terms of Abhidharma, the first step is to ask “from which side is this name established”; that one thing should have six names is not strange at all.
〔4.2〕Why only the first thought-instant is called individual liberation and path of action. First ask: if the whole article of discipline is called śīla, excellent conduct, action, and discipline, why are the two names “individual liberation” and “path of action” given only to the very first thought-instant? The treatise’s reason is this: at the time of undertaking the discipline, the first manifest and nonmanifest are “a relinquishing severally and separately of the manifold evils” — cast off one article at a time, and so “in reliance upon the sense of a first relinquishing severally, the name individual liberation is established”; and at just that time what is done is brought to its utmost completion, and so “in reliance upon the sense of action being brought through, the name path of action is established.” From the second thought-instant on it is no longer called individual liberation but only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nor is it called a path of action any longer, but is called instead “not a path of action, but what arises afterward.”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individual liberation” means being able to be liberated in the future, so that the whole article of discipline ought to bear the name. That is not the treatise’s gloss — the “individual”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is the “individually, one article at a time” of relinquishing, a matter of the event at the instant of undertaking, and not a prophecy of a fruit to be attained. In practice: the instant of undertaking the discipline and the subsequent keeping of it are, in Abhidharma, two stages and two sets of names; and this is also why, in treating possession below, the text distinguishes again and again the “first thought-instant” from “after the first thought-instant.”
V. Who Possesses Which Discipline
〔5.1〕The eight companies, those who obtain absorption, the noble ones — three tables of possession. First ask: to whom does each of the three disciplines belong? The treatise answers in three layers: “the eight companies all possess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from the bhikṣu down to the one-day observance; one who obtains the meditative absorptions certainly possesses the discipline produced by absorption; the discipline produced by the path is possessed by the noble ones alone, and divides again into the two, the learner and the one beyond learning. As for the question of turning along with the mind, the treatise says that of the three only the two, produced by absorption and produced by the path, turn along with the mind, and individual liberation does not — the reason being “because it turns constantly even when the mind is other and when there is no mind”: you may raise another mind, or have no mind at all, and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is there as before.
Here the author sets himself a question: have the non-Buddhists then no discipline that they undertake? (Puguang marks this passage as a question the author sets and answers himself.) The author answers himself: they have, yet it is not called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because “it has no power to liberate one from evils forever”; their undertaking is raised in reliance upon a grasping at existence.
The easy error: to read “have the non-Buddhists no discipline that they undertake?” as the author denying that they have discipline. The treatise says expressly that they have — what is denied is not that they have a discipline but whether it can count as individual liberation. In practice: in judging whether an article of discipline is individual liberation, what one looks at is not how many things it abstains from but whether it points toward being liberated from evils forever; and this is just the extension of the sense of “relinquishing severally” above.
VI. The Discipline of Cutting Off: A Separate Name at One Stage
〔6.1〕Why a further “discipline of cutting off” is set up. First ask: the two disciplines produced by absorption and by the path already have names, so why give another? Because a stage must be marked out: “the nine uninterrupted paths within access concentration, and the disciplines of absorption and without outflows arising together with them,” these two disciplines at this stage “can cut off forever the evil discipline bound to the desire realm and the afflictions that can raise it, and so are called the discipline of cutting off” — the name is established separately upon the matter of “cutting off, now.” Puguang cites the Mahāvibhāṣā and sets himself a question, “Question: why is this alone called the discipline of cutting off,” his answer being that it can serve as the antidote that cuts off both the breaking of discipline and the afflictions that can raise the breaking of discipline.
The treatise then draws the boundary clear with four statements: what is a discipline of absorption and not a discipline of cutting off is all the remaining disciplines of absorption with outflows, apart from the nine uninterrupted paths of access concentration; what is a discipline of cutting off and not a discipline of absorption is the discipline without outflows of the nine uninterrupted paths of access concentration; what is both is the discipline with outflows of the nine uninterrupted paths of access concentration; and what is neither is all the remaining disciplines without outflows apart from the nine uninterrupted paths of access concentration. The four statements of the discipline without outflows and the discipline of cutting off are to be read by the same pattern.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e discipline of cutting off as a fourth discipline. It is not a fourth kind but a separate name for the former two at a particular stage — and the four statements are precisely what settle the matter beyond dispute. In practice: whenever in Abhidharma you meet “such-and-such is also called such-and-such,” the first question is “is this a separate entity or a separate name?”; and this treatise’s way of answering is to try it with four statements — if four statements can be sorted out, it is a separate name and not a separate entity.
VII. The Discipline of the Faculties: The Problem Raised by a Stanza of Abbreviated Discipline
〔7.1〕The “discipline of mind” in the sūtra drives the treatise into a corner. First ask: where does this stanza of abbreviated discipline come from? The author has adduced it himself in order to set up a difficulty. Having finished the discipline of cutting off with four statements upon four statements, the author asks himself: if that is so, how is one to construe the abbreviated discipline spoken by the World-Honored One — “the discipline of body is excellent, excellent is the discipline of speech, the discipline of mind is excellent, excellent is the universal discipline”; and there is besides a sūtra that says one should well guard and well abide in the discipline of the eye faculty. The difficulty is this: the two disciplines of body and speech may be nonmanifest form, but the discipline of mind and the discipline of the faculties cannot be form (mind has no body or speech to guard). The author concedes it on the spot: “the nature of these two is not nonmanifest form.”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is passage as the treatise explaining the sūtra. It is not explaining a sūtra; it is the treatise exposing a difficulty of its own — this treatise makes the nonmanifest to be form, and yet the sūtras have two things called “discipline” that are not form. In practice: in reading a book of the treatise class, whenever you see the construction “if that is so, what is said in the sūtra …,” recognize first that this is a barrier the author has set for himself, and the next passage will certainly be his way through it.
〔7.2〕The way through is to exchange the entity, not to alter the name. First ask: if it is not nonmanifest form, what is it? The stanza answers bluntly: “correct knowing and correct mindfulness joined are called the discipline of mind and of the faculties.” The treatise explains that both disciplines have correct knowing and correct mindfulness for their entity, and so “the discipline of mind has discernment and mindfulness for its entity” — correct knowing is discernment, correct mindfulness is mindfulness, and both are mental factors and not form. The treatise explains besides why the stanza lists the names first and then says the one word “joined”: it is to show that one may not pair them off woodenly in the order of the letters (“the words separated and joined show that it is not in that order”).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since the discipline of mind is not form, this proves the Sarvāstivādins granting that discipline may be other than form. What the treatise holds is that “the three disciplines, individual liberation and the rest, are form”; it never said that everything called discipline is form — the discipline of mind and the discipline of the faculties are another usage in the sūtras, and the treatise gives them another entity precisely so that they shall not unsettle the position taken above. In practice: one and the same word need not have one sense in sūtra and in treatise; before adjudging the doctrine, adjudge “what entity this word points to here.”
VIII. The Stages of Possessing the Nonmanifest (1): Abiding in Discipline, in Non-Discipline, Having Obtained Absorption, the Noble Ones
〔8.1〕Four kinds of person, four timetables. First ask: why does this long passage range them one position at a time? Because what Abhidharma asks is not “is there discipline or not” but “in which portion of the three tim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t is possessed.” The treatise ranges them position by position: one who abides in individual liberation, so long as he has not relinquished it, constantly possesses the present, and “after the first thought-instant possesses the past as well,” while that future portion no one possesses — the reason being “because form that does not follow the mind is feeble in force.” One who abides in non-discipline is likewise. One who has obtained the discipline of absorption “constantly possesses past and future until he relinquishes it,” possessing even the past, because the past discipline of absorption lost in another life is necessarily regained at this first thought-instant (Puguang cites this sentence as “because the past discipline of absorption that was lost is necessarily regained at this first thought-instant,” and cites the Correct Principle in explanation of this stage). The discipline without outflows of all noble ones is constantly possessed in past and future too, only that at the first thought-instant the future alone is possessed and not the past, since this class of noble path has not arisen before. Only when one is presently abiding in absorption or in the path is the present possessed.
The easy error: to read “possesses the past” as “in that past stretch of time I had discipline.” It is not — the “possession” of Abhidharma is whether at this present moment there is in you the “acquisition” of that portion of dharma; to possess the past is to say that there is now in you the acquisition of that past portion. In practice: this is the passage in the fascicle that most resembles a ledger, and the way to read it is first to identify the person (four positions), then the time (three times), then the time-portion (first thought-instant / after the first thought-instant); get the three coordinates lined up and the sentences cease to wind.
IX. How One Who Abides in the Middle Possesses the Nonmanifest
〔9.1〕Has one in the third square a nonmanifest? First ask: has a man who is neither in discipline nor in non-discipline any nonmanifest when he does good or does evil? The treatise answers with care: “as for one said to abide in the middle, he is neither in discipline nor in non-discipline,” and the actions such a man raises “need not all of them have a nonmanifest”; and if there is a nonmanifest, it is gathered under the class of wholesome discipline or evil discipline. If there is, then at the first thought-instant he possesses the present alone, and after the first thought-instant, until it is relinquished, he constantly possesses the two times, past and present.
The treatise also explains in passing why the stanza uses the one word “middle” to say the present: because “the present time is situated in the middle of past and future, and so possessing the middle is said for possessing the present” — the present lies jus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and so to say “possesses the middle” is to say “possesses the present.”
The easy error: to take one who abides in the middle for “a man with no nonmanifest.” He is not without one; he is undetermined — do the deed heavily enough and there is one, do it lightly and there is manifest action only. In practice: this square is speaking of the great majority of people who have undertaken no discipline. A good deed done offhand need not leave a nonmanifest behind, but done with sufficient earnestness it will; and this is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passage below on “one abiding in discipline raising the defiled, one abiding in non-discipline raising the pure.”
X. One Abiding in Discipline Raises the Defiled; One Abiding in Non-Discipline Raises the Pure
〔10.1〕Discipline and evil discipline do not exclude each other. First ask: if a man who has undertaken the discipline does an evil deed, will an evil nonmanifest be raised? The treatise answers: it will — “if one abides in discipline and, by a superior affliction, does unwholesome actions of killing, binding, and the rest, thereby an unwholesome nonmanifest is raised”; and conversely, a butcher abiding in non-discipline who, out of pure and thick faith, does superior wholesome actions such as paying homage to the Buddha “thereby raises wholesome nonmanifests as well.” How long do these two nonmanifests continue? “So long as these two minds are not cut off, the nonmanifest raised continues constantly,” the first thought possessing the present alone and thereafter possessing both past and present — which is what the stanza calls “until the force of the defiled or the pure is spent.”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having undertaken the discipline one will have no evil nonmanifest, or that having an evil nonmanifest is the same as having lost the discipline. The two coexist: that portion which is discipline is still there, and the evil portion arises besides, each with its own term of continuing. In practice: this article settles a practical doubt — if one has broken a precept, is one then without discipline? By this treatise, no; not until the occasion of relinquishing. And the sentence that a good deed done out of pure and thick faith leaves a nonmanifest behind matters especially for those in the second square: your present identity does not seal off the fruit of your present thought.
XI. The Stages of Possessing Manifest Action and the Two Indeterminate Manifests
〔11.1〕The ledger of manifest action is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nonmanifest. First ask: is the possessing of manifest action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nonmanifest? It is not. The treatise says: one who abides in discipline, in non-discipline, or in the middle, “so long as he is presently doing the various manifest actions, constantly possesses the present manifest”; after the first thought-instant, until it is relinquished, he constantly possesses the past; and there is certainly no one who possesses the future manifest. The two manifest actions that are obscured-indeterminate and unobscured-indeterminate are shorter still, since “there is certainly none who can possess their past and future,” and they possess the present alone — the reason being “since the force of the dharma is already inferior, the force of acquisition is feeble too, and so there is none who can possess them backward or forward.”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manifest action and nonmanifest action are one ledger. They are not — the nonmanifest may be possessed as future (as by one who has obtained the meditative absorptions), while manifest action is never possessed as future; and the indeterminate manifest is not even possessed as past. The two sides of one and the same portion of action differ in the range of their possession. In practice: read this passage with the three squares side by side, and you will see how Abhidharma uses “the range of possession” to rank the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the various dharmas.
〔11.2〕The author’s four-part pattern of asking and answering himself. First ask: why is the force of the indeterminate manifest so inferior? The author asks himself “this dharma being inferior in force, by what is it so,” and answers himself “it is done by the mind”; then at once raises a difficulty against himself: if that is so, then the obscured-indeterminate minds and the rest ought likewise not to be possessed as past and future; and finally explains himself: “this reproach is unreasonable” — manifest action is dull and slow and arises in dependence upon another, while minds and the rest are not so; and the indeterminate manifest arises from an inferior mind, its force being once again more inferior than the mind that can raise it, and so manifest action and mind differ in respect of possession. Puguang marks this passage sentence by sentence into the four parts of question, answer, difficulty, and explanation, and cites the Correct Principle to supply a reason, saying that what is raised must be inferior to the mind that raises it, as an indeterminate mind can raise manifest action while the manifest action it raises produces no nonmanifest.
The easy error: to see “if that is so …” and suppose that a second person has entered. From beginning to end there is only the author speaking here — this is the most common form in all Abhidharma, of raising a difficulty against oneself and explaining it oneself. In practice: the surest way to tell “a difficulty set for oneself” from “a difficulty of another school” is to look at the outlines of the ancient masters; more than half the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 this fascicle are the author asking and answering himself.
XII. The Five Names of Non-Discipline
〔12.1〕From which side each of the five names is established. First ask: why should non-discipline have five separate names? It is the same manner of writing as Root 18 above, “one entity, several names” — one and the same portion of evil discipline seen from five sides. The treatise glosses them one by one: because the wise reproach and loathe it, and because its result is not lovely, the name evil conduct is established; “because it obstructs pure śīla it is called evil discipline”; because it is produced by body and speech it is called action; because it is gathered under the root it is called a path of action; “not restraining body and speech, it is called non-discipline.” And it supplies one boundary line: “the name path of action refers to the first thought alone,” while the other four names extend to the first and to every stage that follows.
Puguang, at this passage, avows that the text can be construed as it stands and adds nothing new; and so the teaching material for this section can only be unfolded word by word from the treatise’s own five glosses — which is exactly what makes it useful to set against Root 18: on the wholesome side there are six names and on the evil side five, and the rule that “path of action refers to the first thought alone, while the other names extend to the first and to what follows” is exactly the same on both sides.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e five names as five kinds of evil differing in gravity. They do not differ in gravity but in angle. In practice: when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come up in the text below, this rule that “a path of action refers to the first thought alone” will appear again; get it by heart here first.
XIII. Possessing the Manifest but Not the Nonmanifest: Four Statements That Fix the Boundary
〔13.1〕Who has manifest action without a nonmanifest. First ask: is there such a case as “doing a deed and yet leaving no nonmanifest”? There is. The treatise answers: one who abides in the middle and “by a feeble volition does good or does evil raises manifest action only and has no nonmanifest at all,” how much less the manifest action raised by an indeterminate volition; but one must set aside the meritorious deeds with a basis and those cases in which a path of action has already been completed (these do have a nonmanifest). Conversely, those who have the nonmanifest without the manifest are “the noble persons who change their birth, whose manifest action has not yet arisen or has arisen and been relinquished.” “Changing birth” must be made clear first: it does not mean “easily arisen” but being reborn and taking up a new support — Puguang explains this sentence as “the noble ones who change their birth within the three realms,” and gives the reason: “there are cases where the manifest is not possessed, as when in the womb and the like the manifest action has not yet arisen, or the manifest having arisen it is again relinquished upon meeting a condition.” The noble one has exchanged the body he depends upon, and in the new body manifest action has not yet had time to be produced (as at the stage of being in the womb and the like), or the manifest action produced before has been relinquished along with the body, while the nonmanifest of absorption and of the path obtained before is still there — whence the statement “the nonmanifest without the manifest.” The remaining two statements (both, and neither) may be known by the same pattern.
The easy error: to understand “feeble volition” as a moral verdict of “insincerity of heart.” It is a term of degree of force, not a matter of sincerity — with one and the same good deed, a weak volition leaves the manifest only, and a strong volition leaves a nonmanifest behind. In practice: this article gives a very concrete index — whether a continuing force is to be left behind by a good or evil deed depends upon the strength of the volition with which it is done; earnestness of mind is just the practitioner’s way of saying this principle.
XIV. By What Conditions Each of the Three Disciplines Is Obtained
〔14.1〕The disciplines of absorption and of the path are obtained along with the mind;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must be given by another. First ask: are the three disciplines obtained in the same way? Not at all. The treatise says: the discipline of absorption is obtained “by obtaining the mind of a fundamental or preliminary stage of meditative absorption with outflows, at that time it is obtained, since it arises together with the mind”; the discipline without outflows is obtained by obtaining that portion of mind which is without outflows, “also since it arises together with the mind”; the word “that” in the stanza points to the mind of absorption spoken of before, and the word “noble” distinguishes what is without outflows. Six stages of meditative absorption have minds without outflows (access concentration, the intermediate absorption, and the four fundamental absorptions), and the three preliminary stages are not included. As for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it is “obtained through the instruction of another and the rest” — one who can instruct is called “another,” and the discipline is raised by the force of instruction from him. This divides again into two: the three disciplines of bhikṣu, bhikṣuṇī, and probationer are obtained from the Saṅgha, and the remaining five from a person.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e discipline of absorption too must be undertaken. The disciplines of absorption and of the path have no rite of undertaking at all; obtain the mind and you obtain them, lose the mind and you lose them; only individual liberation cannot be had unless someone gives it. In practice: this article explains something often asked — why undertaking the discipline requires a master and requires the Saṅgha. Because the condition by which this kind of discipline is obtained is precisely “the instruction of another”; this is not a fastidiousness about ritual but the way the entity itself is.
〔14.2〕The ten ways of obtaining full ordination. First ask: if it is said “obtained through the instruction of another and the rest,” what does that “and the rest” gather up? The treatise answers: it gathers up the ten ways of obtaining full ordination spoken of by the Vaibhāṣika masters of the Vinaya — spontaneously (the Buddha and the pratyekabuddhas), by entering the certainty of the noble path (the five bhikṣus), by the Buddha’s call of “come well” (Yaśas and the rest), by receiving in faith the Buddha as the great master (Mahākāśyapa), by answering skillfully what was asked (Sudāyin), by receiving with reverence the eight weighty dharmas (Mahāprajāpatī), by sending a messenger (the nun Dharmadinnā), by an upholder of the Vinaya as the fifth man (in the border countries), by ten of the Saṅgha (in the central country), and by saying three times the refuge in the Buddha, the Dharma, and the Saṅgha (the sixty of the worthy company). The treatise adds one important sentence besides: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so obtained is not necessarily raised in dependence upon manifest action.”
Puguang examines the persons of these ten one by one, explaining the first as “at the time of the mind of the knowledge of exhaustion spontaneously, full ordination is obtained,” and on the fifth giving a small biography, “Sudāyin, which here means Good Giving, was but seven years old,” saying that because he was clever and answered the Buddha’s questions well and pleased the Buddha’s mind, the Buddha had the Saṅgha perform the formal act and give him full ordination though he was not yet twenty.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ese ten as ten parallel procedures for undertaking the discipline. The first eight are all single occasions, and only the ninth (the ten of the Saṅgha) and the tenth (the three refuges) are standing methods that can be carried on. In practice: the meaning of these ten lies in the sentence “not necessarily raised in dependence upon manifest action” — the form of undertaking may differ, and what raises the discipline does not lie in the form itself.
XV. For Life and for a Day and a Night: Discipline Has Only Two Bounds of Time
〔15.1〕Why there are only two terms. First ask: may a discipline be undertaken for three years, or for ten days? The treatise answers that it may not, since “the bounds of time for discipline are two only: first the bound of the life span, second the bound of a day and a night,” a half-month and the rest being only the day and night said over again.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held by the seven companies is to be undertaken for life alone; that held for the one-day observance for a day and a night alone. The treatise explains in passing what dharma “time” is — “it is a designation upon the formations,” a conventional name upon the continuum of the formations; and in the four continents the stretch of light and the stretch of darkness are established in order as the names of day and night. As for after death, the earlier engagement cannot raise the discipline again, because “the support is different, and in a different support there is neither preliminary effort nor recollection.”
〔15.2〕Whether the one-day observance may be undertaken again beyond one day and night — an exchange of six turns. First ask: once a day and a night have passed, may one undertake the one-day observance for five days or ten? In this passage the speakers must be identified turn by turn (following Puguang’s marks). The Sautrāntikas first ask: after one day and night, or within five or ten days and nights, when the one-day observance is undertaken, what dharma acts as an obstruction so that those many disciplines of the one-day observance cannot arise as well? The Sarvāstivādins answer: there must certainly be a dharma that can act as an obstruction, because the Bhagavat says in the sūtra that the discipline of the one-day observance is for one day and night alone. The Sautrāntikas say again: upon this matter we should consider together — was it that the Buddha rightly observed that after one day and night there is in principle no room for it to arise, and therefore said “one day and night” in the sūtra? or was it that, observing that those to be trained were hard to tame in their faculties, he provisionally conferred a discipline of one day and night? The Sarvāstivādins ask: on what principle or what scriptural teaching do you speak so?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that the discipline should arise beyond this term is not contrary to principle. Finally the Sarvāstivādins raise a further difficulty and close back upon their own school: there has never been a sūtra saying that beyond a day and a night there is a separate undertaking and obtaining of the discipline of the one-day observance, and therefore our school does not allow this position.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at last sentence as the author’s conclusion. It marks itself on its face with “the Vaibhāṣikas say thus” and “our school” — it is the closing word of the school in question, not the author’s verdict. In practice: the point of divergence in this dispute is very clean — the Sarvāstivādins want the proof of the holy teaching, the Sautrāntikas want a principle not contravened; what the two parties dispute is not whether it may be undertaken but on what ground that is to be judged.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e two terms an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of the discipline. They are established upon the two natural bounds of “the body one depends upon” and “a day and a night” — one bounded by the body, one by the light of day, and there is no third natural bound to be had. In practice: this article explains why the eight-limbed fast must be undertaken at sunrise and relinquished at the next sunrise, and also wh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undertaking the five precepts for a year.”
XVI. Evil Discipline Has No Day-and-Night Term
〔16.1〕Why evil discipline cannot be undertaken for a short term. First ask: wholesome discipline has the two terms of life and of a day and a night; why has evil discipline the term of life alone? The treatise answers: “because this is not undertaken as wholesome discipline is” — there will certainly be no one who sets a term and undertakes non-discipline before a master, saying “for one day and night I definitely undertake non-discipline,” since that is a thing the wise reproach and loathe. The author at once raises a difficulty against himself: if that is so, neither will anyone set a term and say before a master “until the end of my life I definitely undertake evil discipline”; and then non-discipline ought not to be obtained even for life. The author answers himself: though there is no engagement before a master, so long as one does evil actions all one’s life, “by raising the inclination to destroy the wholesome once and for all, non-discipline is obtained”; whereas if one raises only a temporary inclination to destroy the wholesome and has no master besides, it cannot make him obtain non-discipline.
At the end of the passage the treatise records an account of the Sautrāntikas: since wholesome discipline has no separate real thing called the nonmanifest, this non-discipline too ought not to be really existent; what is called non-discipline is just that unwholesome inclination to do evil continuing on unrelinquished, and therefore, though a wholesome mind arise later, he is still called one who possesses non-discipline, since he has not yet relinquished that inclination.
The easy error: to understand “obtaining non-discipline” as a punishment or a designation of status. It is a continuing entity: raised by an inclination to destroy the wholesome once and for all, and not interrupted because you happened not to kill today. In practice: the meaning of this article for cultivation lies in its converse — a settled inclination fixes a man’s continuum more surely than a single act does; and it is the same on the wholesome side, which is exactly why undertaking the discipline calls for a vow.
XVII. How the One-Day Observance Is Undertaken: Seven Matters, and It Fails If One Is Lacking
〔17.1〕Each of the seven matters guards against one ailment. First ask: why does undertaking the eight-limbed fast require so many particulars? The treatise lists seven: undertaking it at dawn (at sunrise, since this discipline must run a day and a night; one who has made an engagement beforehand may, if there is a hindering condition in the morning, still undertake it when the fast is done), a low seat (a humble and lowly seat before the master, squatting or kneeling, the body bent and the palms joined, only the sick excepted, since “if one is not reverent the discipline is not raised”), undertaking it from a master (“this must be from a master, and there is no room for undertaking it oneself,” the reason being that when afterwards one meets an occasion of transgression, shame before the master of the discipline will keep one from transgressing), speaking after the instruction (speaking after the master’s instruction, neither before nor together with him, or else both the giving and the undertaking fail), completeness of the limbs (“undertaking all eight limbs completes the one-day observance, and if any is lacking the one-day observance is not completed”), leaving off ornaments (because they are occasions of self-intoxication; but the ornaments one habitually wears need not be laid aside, since one cannot raise much self-intoxication by taking them for object), and a day and a night (until the first rising of the sun the next morning). The treatise says besides that if it is not undertaken according to the rule, “only excellent conduct is produced and the discipline is not obtained.”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ese seven for a fastidiousness of ritual. For each the treatise gives a reason, and every reason points to whether the entity of discipline can be raised at all — without reverence it is not raised, undertaken by oneself it is not completed, with a limb lacking it is not completed, undertaken contrary to the rule it becomes excellent conduct only. In practice: this passage may be taken article by article as a self-examination before undertaking the discipline; and the sentence “shame before the master of the discipline will keep one from transgressing” tells what the real work of “undertaking it from a master” is — not the rite, but the keeping of it afterwards.
XVIII. The One-Day Observance Is Also Called the Nourishing: A Name Established by a Stanza
〔18.1〕Two names, two functions. First ask: why has this discipline of a day and a night the two names “one-day observance” and “the nourishing”? The treatise glosses the one-day observance thus: “as for what is called the one-day observance, this discipline abides near the arhat, since one trains after him,” and it records besides another account, “some say: this abides near the discipline for life.” Puguang, besides these two explanations, cites the Mahāvibhāṣā for one more (this discipline abides near in time), setting the three side by side. The treatise glosses “the nourishing” by saying: “such a discipline is also named the nourishing,” since it can nourish sentient beings whose wholesome roots are thin and few and make those roots increase by degrees; and it adduces a stanza in proof — by this one can nourish the pure and wholesome mind of oneself and of others, and therefore the Bhagavat called this the nourishing.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is adduced stanza for a root stanza. It is expressly preceded by “as a stanza says,” and is adduced in proof, not a stanza of this treatise. In practice: the two names mark out the two ends of this discipline — looking up, one trains after the arhat (the one-day observance); looking down, one raises up wholesome roots that are thin (the nourishing). The place of the eight-limbed fast in practice lies between those two names.
XIX. Why the Limbs Are Eight
〔19.1〕Four, one, three — three classes of limb, each guarding against one ailment. First ask: may one undertake fewer than the eight limbs? The treatise first classifies them: the first four limbs (from abstaining from killing to abstaining from false speech) are the limbs of śīla, “because by these four the intrinsic offences are abstained from”; the next one limb (abstaining from drinking liquors, an occasion of heedlessness) is the limb of heedfulness, because “though one has undertaken śīla, if one drinks liquors the mind becomes heedless and transgresses śīla”; the last three limbs (from abstaining from anointing with scents and wearing garlands to abstaining from eating at the improper time) are the limbs of restraint, “because they can conduce to a mind of disgust and turning away.” It then answers why they must be undertaken complete: without completeness one cannot abstain from the three faults of intrinsic offence, lost mindfulness, and self-intoxication — the first four guard against intrinsic offences, the one about liquor guards against lost mindfulness (in drinking one forgets what should and should not be done), and the last three guard against self-intoxication (making use of garlands and high broad seats and frequenting song and dance, the mind is elated and forthwith the discipline is ruined).
The treatise explains besides the function of the article on “eating at the improper time”: one who can keep to eating at the proper time, because the times of constant eating are blocked, “then recollects the discipline of the one-day observance he has undertaken, and can generate a deep disgust with the world”; whereas if he eats at the improper time, both things — recollecting the discipline and disgust — are absent, and frequent eating makes the mind loose and dissolute.
〔19.2〕Is the entity of the fast abstention from untimely eating, or the eight limbs together — an exchange of five turns. First ask: which among these eight limbs is the “fast” itself? Some other masters first set up an account: abstention from untimely eating is called the entity of the fast, and the remaining eight (splitting anointing with scents and wearing garlands from watching dancing and singing) are called the limbs of the fast. The Sautrāntikas at once cite the sūtra to refute it: to hold this is to contravene the sūtra — for the sūtra, having finished with abstention from untimely eating, goes straight on to say “this eighth limb I now train in after the noble arhats,” which shows that abstention from untimely eating is itself the eighth limb and not an entity outside the limbs. The other masters then ask in return: if that is so, what other entity of the fast is there, that these eight are called limbs of the fast?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the fast is the name of the whole, and the limbs are stated by division; it is by the several constituting the whole that the several obtain the name of limb — as a chariot is made up of many parts, as with the fourfold army and the five-ingredient powder, so also with the eight limbs of the fast. The Vaibhāṣikas then establish their own school head-on: abstention from untimely eating is both the fast and a limb of the fast, while the remaining seven limbs are limbs of the fast and not the fast, just as right view is both the path and a limb of the path, the awakening-factor of discernment of dharmas is both awakening and an awakening-factor, and concentration is both meditative absorption and a limb of meditative absorption. The Sautrāntikas raise one last difficulty: a limb means a branch, and must be said with respect to another, so that right view and the rest cannot be limbs of themselves; and if the right view and the rest of an earlier moment be said to be the limbs of the right view and the rest of a later moment, then the noble path of the first thought-instant ought not to be complete in the eight limbs.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is passage as a dispute over whether one may eat after noon. What is disputed is the relation of entity and limb — whether the fast is an independent entity or a conventional name made up of the eight limbs. In practice: this question is really one exercise, within the study of discipline, of a way of asking common throughout the treatise (whole and part, conventional and real); learn the shape of it here, and you will not lose your way when the same form of question and answer comes later.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e last three limbs mere details that might be omitted. The treatise’s structure is four against intrinsic offences, one against lost mindfulness, three against self-intoxication — drop one class and one ailment goes unguarded. In practice: the eight limbs are not eight prohibitions but three lines of defence; undertake them knowing which ailment your article is guarding against, and the keeping will be more than endurance.
XX. One Need Not Be a Lay Follower to Undertake the One-Day Observance, but Without the Three Refuges There Is None
〔20.1〕The threshold of the one-day observance is the three refuges, not the state of lay follower. First ask: may a man who has not undertaken the five precepts undertake the eight-limbed fast? The treatise answers that he may — “whoever has not undertaken the discipline of the lay follower, if within a day and a night he takes refuge in the Three Jewels and, having said the three refuges, undertakes the discipline of the one-day observance, he too undertakes and obtains the discipline of the one-day observance”; but without first saying the three refuges there is none, only those excepted who do not know that the three refuges must be undertaken first. The treatise cites the Mahānāman Sūtra in proof: a white-robed layman of the household, whose male faculty is complete, taking refuge in the Buddha, the Dharma, and the Saṅgha, raising a mind earnest and pure and uttering words sincere and true, declares of himself “I am an upāsaka, may the venerable one bear me in mind and guard me with compassion,” and “at this point he is named an upāsaka.”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 three refuges as a courtesy before undertaking the discipline. The treatise establishes them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of the discipline’s being raised — without them the eight limbs may be undertaken and no discipline is raised. In practice: this article gives the householder a very clear order: the three refuges are the gate, and both the lay follower and the one-day observance come in by that gate; whence the text next asks “at what moment, then, is the discipline raised?”
XXI. When the Discipline Is Raised
〔21.1〕It is raised at the moment of self-declaration. First ask: at the time when one has taken the three refuges but the marks of the five precepts have not been said, has the discipline been raised? The treatise answers that it has — “raising a mind earnest and pure and uttering words sincere and true, he declares of himself ‘I am an upāsaka, may the venerable one bear me in mind and guard me with compassion.’ At that time the discipline of the lay follower is raised,” since words declaring oneself a lay follower and the rest are the very condition that raises the discipline; and further because the sūtra goes on to say “from this time forward, until the end of my life, I renounce living beings,” a sentence that omits killing and the rest and says only the one word “living,” which shows that the five precepts had already been obtained at the earlier time. As for the five marks of discipline set out for him afterwards, that is “in order that he may know the training articles he ought to train in,” just as after obtaining a bhikṣu’s full ordination the training articles are said over again so that he may know them and hold them firmly; and it is so with the novice as well.
〔21.2〕Whether taking the three refuges alone makes a lay follower — four turns between the masters abroad and the masters of Kaśmīra. First ask: who forced out this question of “when the discipline is raised”? It is the outcome of a short dispute in the passage before, the speakers being as Puguang marks them. Asking in reliance upon the sūtra: is one made a lay follower by taking the three refuges only? The masters abroad (the Sautrāntika line of Gandhāra, outside the country of Kaśmīra) answer: by this alone he is made one — at the time of taking the three refuges the five precepts are not raised, and the discipline is separately raised only when the marks of the discipline are said afterwards. The treatis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of Kaśmīra say instead: apart from the discipline of the lay follower there is no lay follower, and one must be complete in the five precepts to be named a lay follower. The masters abroad raise a difficulty: if that is so, it ought to contravene this sūtra. The masters of Kaśmīra answer: it does not contravene it, since the discipline has already been raised. The masters abroad then press: at what time is the discipline raised? The next stanza is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The easy error: to read “if that is so, it ought to contravene this sūtra” as the words of the Kaśmīra side. By Puguang, this difficulty is raised by the masters abroad, and “it does not contravene it, since the discipline has already been raised” is the answer of Kaśmīra. Attach the one question and one answer to the wrong parties and the whole direction of the passage is reversed. In practice: in reading a short dispute, counting the alternations of “difficulty” and “answer” guards against error better than remembering the conclusion.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e saying of the marks of the discipline afterwards for the formal undertaking. The treatise says it is so that he may know them and hold them firmly, not the raising of the discipline; the discipline is raised at the instant of self-declaration. In practice: this article together with the preceding section is the whole of this fascicle’s adjudication of the householder’s undertaking of discipline — the three refuges are the condition, the self-declaration raises it, and the saying of the marks keeps it.
XXII. The Four Statements of “One Part” and the Rest: The Largest Dispute in the Fascicle
〔22.1〕Does the sūtra’s four kinds of lay follower conflict with “a lay follower must be complete in the discipline”? First ask: the World-Honored One plainly says that there are four lay followers, able to train in one part, in a small part, in a large part, and in the full part; if every lay follower is complete in the five precepts, how are these four to be construed? This difficulty is raised by the Sautrāntikas (Puguang marks the first two sentences of the passage as the Sautrāntikas adducing the sūtra as a difficulty, and the third as the Sarvāstivādins’ construal). The Sarvāstivādins’ way of construing is a single sentence: “it is said with regard to what can be kept” — the four are said with regard to “what can be kept,” not to “what has been undertaken”; what they can keep is what they undertook beforehand, and so the word “train” is used, since otherwise the sūtra ought to have said “undertakes one part.”
The easy error: to read “able to train in one part” as “has undertaken one article only.” The Sarvāstivādins’ reading is: all five articles have been undertaken, and the difference lies only in how many can be held. In practice: the practical import of this dispute is large — it settles whether a man who cannot keep all five precepts counts as a lay follower. The two schools have each their answer, and this treatise records both.
〔22.2〕The course of the seven exchanges. First ask: how is this dispute pressed forward? Following Puguang’s marks sentence by sentence, the order is this: the Sautrāntikas raise the difficulty, “what is thus held contravenes the sūtra”; the Sarvāstivādins probe, “how does it contravene the sūtra”;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 no sūtra says that the self-declaration itself raises the five precepts, and this sūtra does not say “from this time forward, until the end of my life, I renounce living beings”; the Sarvāstivādins ask, “how then does the sūtra say it”;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as in the Mahānāman Sūtra; in that sūtra alone are the marks of a lay follower stated”; the Sautrāntikas then adduce another sūtra to construe the former (that line about renouncing life and turning to the pure being one who has seen the truths staking his life upon his own oath and showing that he cherishes the true Dharma deeply, and not said in order to set out the marks of a lay follower); the Sautrāntikas refute the construal offered before (if “one part” and the rest were said with regard to keeping and transgressing, the man undertaking the discipline ought not even to have asked the Buddha, much less should the Buddha have answered him); the Sautrāntikas explain the text of the sūtra for themselves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he had not understood how much the discipline of a lay follower comprises that he asked, and when the Buddha answered that there are four upāsakas he still did not understand and asked again what is meant by able to train in one part); the Sarvāstivādins raise a difficulty (if one may be called a lay follower while lacking the discipline, then a bhikṣu and a novice who lack it ought to be established as such too); the Sautrāntikas retort (then why is the measure of limbs undertaken by the lay follower and on up to the bhikṣu fixed as it is); the Sarvāstivādins answer (it is so instituted by the force of the Buddha’s teaching);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by parallel instance (then it should equally be allowed that by the force of the Buddha’s teaching one may be called a lay follower, though lacking the discipline, and not a bhikṣu and the rest); and finally Kaśmīra closes back upon its own school — “the Vaibhāṣika masters of the country of Kaśmīra do not allow that one who lacks the discipline can become a lay follower.”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at last sentence as the author’s verdict. It is the closing word of the school, marking the Vaibhāṣika masters of Kaśmīra on its face; the form of this treatise is one meaning and two schools recorded together, and here no judgment is passed as to who prevails. In practice: in reading a long chain of exchanges like this, the surest method is to mark out “who is speaking” before reading what is said — Puguang and Fabao are entirely at one in their attributions in this passage, which makes it the most reliable stretch of outline in the fascicle.
XXIII. Low, Middle, and High Follow the Mind
〔23.1〕What settles the grade of a discipline. First ask: undertaking the same five precepts, is there a higher and a lower in the discipline? The treatise answers that there is, and the criterion is a single word — the mind: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undertaken by the eight companies all has the low, middle, and high grades according to the mind with which it is undertaken.” From this principle a very startling result follows: “some arhats may possess a discipline of the low grade, while some ordinary beings may possess one of the high.” At the end of this section the treatise also answers a question in passing: does one who undertakes the discipline of the lay follower but not the three refuges become a lay follower? The answer: he does not, save those who do not know.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e grade of the discipline follows the fruit attained by the person. The treatise says expressly that it does not — what it follows is the strength or weakness of the very thought at the time of undertaking, an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where you later attain. In practice: this article raises the force of mind at the instant of undertaking into the decisive place; at one and the same assembly, undertaking one and the same article, the grade obtained may be wholly different, and the difference lies only in whether that thought was earnest.
XXIV. The Entity of the Three Refuges
〔24.1〕In taking refuge in the Buddha, in what does one take refuge? First ask: in saying that one takes refuge in the Buddha, is it that body one takes refuge in? The treatise answers: “one who takes refuge in the Buddha takes refuge only in the dharmas beyond learning that can make a Buddha” — because those dharmas are superior, the body obtains the name of Buddha; or because by obtaining those dharmas the Buddha is able to awaken to all. Which are the Buddha’s dharmas beyond learning? “The knowledge of exhaustion and the rest, together with what accompanies them,” and not the body of form and the rest, since the body is the same before and after becoming a Buddha. As to whether one takes refuge in one Buddha or in all, the treatise answers that in truth one should say all Buddhas, since the mark of the path is no different in any Buddha.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is sentence as a one-sided assertion that “one does not take refuge in the Buddha’s form body.” The treatise itself later in the same passage blocks that misreading — it says expressly that this treatise never said “the dharmas beyond learning alone are what is called Buddha,” but only that “the dharmas beyond learning can make a Buddha,” and it does not exclude the body one depends upon from being gathered into the entity of a Buddha. The weight of what is taken refuge in rests upon the dharmas, and not upon shutting the body out of the entity of a Buddha. In practice: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the three refuges are most easily taught awry; remember the treatise’s own measure — the weight is on the dharmas, not on excluding the body.
〔24.2〕Taking refuge in the Saṅgha and in the Dharma. First ask: and in what do the Saṅgha and the Dharma take refuge? The treatise answers: “one who takes refuge in the Saṅgha takes refuge generally in the dharmas of the learner and beyond learning that can make a Saṅgha,” since by obtaining those dharmas the Saṅgha becomes the eight persons and cannot be broken; and in truth one takes refuge generally in the Saṅgha of all Buddhas, since the mark of the path is no different in any Saṅgha. As for the sūtra’s saying “there will be a Saṅgha in time to come, in which you should take refuge,” the treatise says that this only shows the Jewel of the Saṅgha that will be present and visible in time to come. Taking refuge in the Dharma is “one who takes refuge in the Dharma takes refuge in nirvāṇa” — this word nirvāṇa displays cessation through discernment alone, and the stilling of the afflictions and suffering in one’s own and in others’ continua is of one mark, and so the refuge is general.
The easy error: to understand “taking refuge in the Saṅgha” as taking refuge in some one renunciant or some group of them. What the treatise takes refuge in is the dharmas of the learner and beyond learning that can make a Saṅgha, and that is why it says “cannot be broken” — what can be broken is persons, what cannot be broken is dharmas. In practice: the three objects of the three refuges are, in the treatise, taken refuge in in one and the same way — all of them in dharmas: the Buddha in the dharmas beyond learning, the Saṅgha in the dharmas of the learner and beyond learning, the Dharma in cessation through discernment. This article lifts the three refuges wholly clear of the plane of human feeling.
〔24.3〕The difficulty of drawing blood from the Buddha’s body, and the author’s close. First ask: if the dharmas beyond learning alone are the Buddha, then when one with an evil mind draws blood from the Buddha’s body only the born body is injured — how should this constitute a deed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On this difficulty Puguang himself leaves two explanations standing, his outline running word for word “the author’s difficulty, or a setting out of the Sautrāntikas’ difficulty” — the ancient master here made no settled adjudication, and this section records it as it stands without adjudicating on his behalf. The answerers are the Vaibhāṣikas: “his support being ruined, they are ruined along with it.” On the second difficulty that follows, Puguang likewise leaves two explanations standing without adjudicating, his outline running word for word “the author raises a further difficulty, or advances the Sautrāntikas’ difficulty” — and this section records it as it stands too: searching this treatise, it has not said that the dharmas beyond learning alone are what is called Buddha, but only that the dharmas beyond learning can make a Buddha; and since it does not exclude the entity of a Buddha from gathering the body it depends upon, there is no room for the former difficulty. And the treatise pushes back: were it otherwise, the Buddha and the Saṅgha, while abiding in a conventional mind, would be neither Saṅgha nor Buddha; and one ought likewise to hold that the discipline that makes a bhikṣu is just the bhikṣu — in which case a man who wished to make offerings to a bhikṣu would be making offerings only to that śīla which can make a bhikṣu, and a man who wished to take refuge in the Buddha ought to take refuge only in those dharmas beyond learning that can make a Buddha. These two sentences are the consequent of a reduction to absurdity and not the treatise’s own position; and Puguang makes it plain by pressing it back the other way: “it should not be that the four requisites are offered to the body one depends upon; and since it is plainly seen that offerings are made to the body upon which the discipline depends, one knows that the body one depends upon is also the bhikṣu,” and again, “if one says that one takes refuge only in the Buddha’s dharmas beyond learning, then this again contravenes the world, since it is plainly seen that people take refuge in and pay homage to the Buddha’s born body” — what the world plainly sees itself making offerings to and paying homage to is just that body, which shows that the body one depends upon is not outside the entity of a Buddha. At the end of the passage another account is recorded: “some other masters say: one who takes refuge in the Buddha takes refuge generally in the eighteen dharmas exclusive to the Tathāgata.”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is passage as an opposition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he Vaibhāṣikas. The author’s final landing is a defence of the wording of this treatise — the trouble lies in the word “alone,” not in the dharmas beyond learning. In practice: this passage is the fascicle’s best demonstration of how to take a misreading apart: first find the word the other side has added on your behalf, then prove that the treatise has no such word.
XXV. The Sense of Taking Refuge: Gathered by a Stanza of the Sūtra
〔25.1〕What the refuge-taking side has for its entity, and what taking refuge means. First ask: having said what is taken refuge in, what of the side that takes refuge? The treatise answers: “what does this refuge-taking have for its entity? Verbal manifest action for its entity” — it is verbal manifest action. And what does taking refuge mean? “Its sense is rescue and relief,” since by making it one’s support one can be liberated from all suffering forever. The treatise then adduces a stanza of the sūtra to gather up the passage: multitudes driven by fear take refuge for the most part in mountains, in gardens and groves, in thickets, in lone trees, in caityas, and the like; such a refuge is not the most excellent, is not the most honorable, and by such a refuge one is not liberated from the manifold sufferings; whereas those who take refuge in the Buddha and in the Dharma and the Saṅgha, contemplating the four noble truths constantly with discernment, know suffering, know the arising of suffering, know the transcending of the manifold sufferings forever, and know the eightfold noble path, and go toward the security of nirvāṇa — such a refuge is the most excellent, such a refuge is the most honorable, and by such a refuge one is certainly liberated from the manifold sufferings. The treatise gathers it up in one sentence: “therefore taking refuge is universally the gateway of means at every place where a discipline is undertaken.”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is stanza for a stanza of this treatise. It is expressly preceded by “as the World-Honored One says,” and is a stanza adduced from the sūtra. In practice: this stanza sets “taking refuge” apart from “seeking shelter out of dread” — the criterion lies not in whether you are afraid but in whether the one you take refuge in can make discernment arise in you upon the four truths. And that last sentence, “the gateway of means,” answers exactly to the earlier section on “without the three refuges there is no one-day observance”: the three refuges are not an entrance ceremony; they are the gate itself.
XXVI. Sexual Misconduct Is the Most Reproachable: Why the Lay Follower Abstains from Misconduct Only
〔26.1〕Three reasons and one misgiving. First ask: the disciplines of the other six companies all establish abstention from unchastity, so why is the lay follower alone instituted to abstain from sexual misconduct? The treatise gives three reasons: first, “sexual misconduct alone the world reproaches utterly,” since it can violate and injure another’s wife and the rest and draws on the evil destinies, whereas unchastity is not so; second, sexual misconduct is easy to abstain from, whereas householders are attached to desires and abstention from unchastity is hard for them to hold, and observing that they cannot train in it for long it is not instituted; third, all noble ones certainly obtain the discipline of not doing with regard to sexual misconduct, and noble ones who pass through birth do not commit it either, whereas abstention from unchastity is not so. The treatise supplies one misgiving besides: “lest noble ones who pass through birth transgress the discipline of the lay follower” — were abstention from unchastity written into the discipline of the lay follower, then a noble one still in the household life after rebirth would have to transgress it.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is article as the Buddha lowering the standard for householders. The treatise’s third reason is precisely the contrary: it is so that a noble one shall not transgress — the boundary set must be one that a noble one can keep without fail, and this is a hard constraint upon the instituting of the discipline. In practice: the breadth or strictness of an article of discipline is not settled by “how hard it is to keep” alone, but also by “whether instituting it would force out transgressions that ought never to have been.”
XXVII. Discipline Is Obta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ow
〔27.1〕Why taking a wife afterwards is not a transgression. First ask: those who first undertook the discipline of the lay follower and afterwards took wives and concubines — with regard to those wives and concubines, was the discipline obtained at the time of undertaking? The author asks and answers himself: “in truth it should have been obtained” — otherwise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would be obtained with respect to only a part of sentient beings. The author at once raises a difficulty against himself: if so, is the taking of wives and concubines afterwards not a transgression? The stanza answers: “the discipline is obta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ow, and not upon the whole of the continua.” The treatise explains: the vow originally undertaken was to abstain from sexual misconduct, and it was not said with regard to the continua of all sentient beings “from all of them I shall abstain from unchastity”; and so with respect to the continua of sentient beings universally one obtains only the discipline of abstaining from sexual misconduct and not the discipline of abstaining from unchastity, and therefore “taking wives and concubines afterwards is no violation of the earlier discipline.” Puguang here cites the Correct Principle to supply a sentence, saying that for one who took wives and concubines first and undertook the discipline afterwards, the discipline is raised with regard to his own wife and the rest as well, since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of the lay follower and the rest is obtained with regard to every sentient being.
The easy error: to read “not upon the whole of the continua” as “this article of discipline holds with regard to only some people.” It is exactly the contrary — the discipline holds with regard to the continua of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only what is abstained from is settled by the vow. In practice: this article gives keeping the discipline a very exact measure — the discipline you obtain is coextensive with the vow you made when undertaking it, no more and no less.
XXVIII. Once the Door of Lying Is Open, Every Training Article Will Be Transgressed
〔28.1〕Why false speech must be instituted. First ask: speech has four faults (false, divisive, harsh, and idle); why does the discipline of the lay follower institute only the first? The treatise first says that it is still by the three reasons above, and Puguang marks this question as “speech has four faults, why is only one instituted,” adjudging the answer to be by the three former causes. Then the treatise gives a further reason of its own: “when one is examined for having transgressed the training articles, if the door of false speech be opened, he will say ‘I did not do it,’ and thereby will transgress much in the discipline” — once lying is allowed, on being asked about a transgression he brushes it aside with “I did not do it,” and thereupon all the articles slacken along with it. And so the Buddha, to make them hold firmly, instituted abstention from false speech in every discipline; only thus can it make a man “when he transgresses the discipline, disclose it himself and so guard against transgressing again.”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is article as “lying is graver than divisive speech.” What the treatise gives is not a comparison of gravity but a comparison of function — false speech is the one article that would rob every other article of its mechanism of examination. In practice: this is the article in the fascicle with the strongest savor of practice: the true gatekeeper of the discipline is disclosure, and once lying is allowed, disclosure is gone.
XXIX. Among Prohibited Offences, Liquor Alone
〔29.1〕How liquor got into the limbs of the discipline. First ask: the prohibited offences are so many; why is liquor alone instituted into the discipline of the lay follower? The author first asks himself, “for what reason is the discipline of the lay follower not established upon abstaining from prohibited offences,” and answers himself, “who says that there is no abstaining from a prohibited offence here?” — namely abstention from drinking liquor. He asks again why liquor alone is prohibited, and the stanza answers: “among the prohibited, liquor alone is abstained from, to guard the remaining disciplines.” The treatise explains: “those who drink liquor are for the most part loose and dissolute in mind and cannot guard the remaining disciplines; therefore, in order to guard the rest, they are made to abstain from drinking liquor.” Puguang in this passage marks question, probe, and explanation sentence by sentence, marking out the chain of the author’s own questions and answers very densely.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liquor is listed because it is itself a grave offence. The treatise’s reason lies not in liquor at all but in its making you unable to hold the others — this article is instituted for the sake of guarding the remaining four. In practice: this gives a way of judging — whatever would take away your power to guard the remaining articles stands in the same place as this one.
〔29.2〕Is drinking liquor an intrinsic offence or a prohibited one? First ask: how is it known that drinking liquor is a prohibited offence? The author answers himself: “because there is no mark of an intrinsic offence in it, since all intrinsic offences proceed only in a defiled mind” — one who drinks to cure an illness and not for intoxication can be without a defiled mind. The author raises a difficulty against himself again: to know plainly that liquor can intoxicate and yet deliberately wish to drink it — is this not a defiled mind? He answers himself: it is not, because knowing his own measure, drinking within a limit for the curing of illness, he does not let himself be intoxicated. The treatise then records both parties: those who uphold the Vinaya say that drinking liquor is an intrinsic offence, and adduce Upāli’s asking about supplying the sick and the World-Honored One’s answering “only intrinsic offences excepted,” and instance a man of the Śākya clan afflicted with illness who needed liquor and to whom the World-Honored One would not allow it, and the sūtra’s saying that not so much as the measure of liquor that would wet the tip of a reed should be drunk, and that the noble ones do not transgress it though they pass through many births, and that the sūtra calls it a bodily evil conduct, and other proofs; while the Abhidharma masters say that it is not an intrinsic offence, and answer them article by article — at that time the prohibitory disciplines were opened for the sick as a whole, the prohibition of liquor at other times being to guard against transgressing an intrinsic offence thereby, the prohibition down to the measure of a reed’s tip being because the measure of intoxication has no fixed limit, the noble ones’ not drinking being because they have conscience and shame and because liquor can make one lose correct mindfulness, the not drinking of even the smallest portion being because it is like a poison whose measure is not fixed, and the sūtra’s calling it a bodily evil conduct being because “liquor is the occasion of all heedlessness,” whence “it alone obtains the name occasion of heedlessness” while the others do not obtain that name (the others being all intrinsic offences).
At the very end the treatise glosses a few terms besides: what is called falling into the evil destinies by frequent habituation shows that frequent drinking can make the various unwholesome dharmas in the body continue on and turn, can draw forth actions leading to the evil destinies, or can make those actions grow the stronger; surā is liquor fermented from grain, maireya is made by fermenting other things, and these two liquors, when not yet ripened or already spoiled so that they cannot intoxicate, are not called madya, and only when they can intoxicate are they called madya liquor; and because betel nut and barnyard millet and the like can also intoxicate,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them it is necessary to say surā and maireya liquor. The last sentence of the fascicle is: “as for the words occasion of heedlessness, liquor is the place upon which heedlessness depends.”
The easy error: to take one of the two parties for the conclusion of this treatise. The treatise here records both accounts and does not judge which prevails — this is the second plain instance in the fascicle of one meaning and two schools recorded together. In practice: however the adjudication of intrinsic and prohibited may go, the two parties are wholly at one on the matter of not drinking, and what they dispute is only on what ground one is not to drink. One who keeps the discipline need not wait for this dispute to be concluded before keeping it.
Further Resonances: The Mirror of the Three Commentaries
The above is the sense of the text of this fascicle itself. Below a separate section is set up, gathering four matters: the adjudications of the three commentaries and their divergences, Saṅghabhadra’s refutations and supplements, the divergences of Paramārtha’s earlier translation, and coordinates for parallel reading. A mirror is not the treatise; it is only another way of reading the same passage. Recorded together without adjudication, each restored to its own place.
1. Where the Three Commentaries Diverge
A commentary with no text to hang upon. Shentai’s commentary is a fragment; the seven fascicles extant belong to the Chapter on the Elements, the Chapter on the Faculties, and the Chapter on the Worthy and the Noble, and the Chapter on Action is wholly wanting, so that this fascicle has no line-by-line commentary of his to hang upon. The want is marked as it stands, and text from other fascicles is not made to stand for it.
One and the same cut, attached by the three houses to different layers. For the cut at the head of Fascicle Fourteen, Puguang marks “below, the third, explaining the manifest and the nonmanifest at length,” Yuanhui marks “from here the third, explaining the manifest and the nonmanifest at length,” the two houses agreeing word for word even in the names of the subsections, and both attaching it as “the third” within the chapter on the nature of the entity of action; Fabao instead marks “from here below, the second of the main text, explaining the three of discipline and the rest,” raising the same cut to the second main division at the chapter level. The names agree entirely and the layers are of two patterns;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A simile Fabao has alone. On the gloss of the three disciplines as affiliated to the realms, Fabao sets up the simile “as for being bound to desire and the rest, it is like a binding market,” and Puguang has no such simile at the same place.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one simile shows the different roads the two commentaries take — Fabao is fond of establishing similes from familiar things of the world, Puguang of glossing the sense by the make-up of the words.
Whether the one-day observance may be undertaken again beyond a day and a night: one house marks the turns of outline, the other hands down a verdict outright. Puguang marks this passage exchange by exchange in the finest detail, from “the Sautrāntikas allow that the discipline of the one-day observance may be undertaken and obtained for many days, and so raise this question,” through the Sarvāstivādins’ answer, the Sautrāntika masters’ words, the Sarvāstivādins’ question,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and finally the Sarvāstivādins’ further difficulty, one turn at a time and no verdict passed; Fabao at the end of the same passage hands down a verdict outright, saying that the two houses in truth have no dispute and yet have raised a crosswise quarrel — his text running “the Sautrāntikas and the master of the Correct Principle, in a matter where in principle there is no dispute, have raised a crosswise quarrel.” Puguang has not this sentence; but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same sentence is found word for word in the corresponding passage of Saṅghabhadra’s Treatise Conforming to Correct Principle, the Chinese in the two places being wholly identical and differing only in a mark of punctuation, so that it ought not to be called outright a verdict of Fabao’s own, but must be a taking over of Saṅghabhadra’s words by Fabao. The style of the two commentaries is plain at a glance here, and the source of what is taken over should be marked as well; recorded together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dispute over the entity of the fast: Puguang divides the turns, Fabao is brief. On the treatise’s passage “some other masters say: abstention from untimely eating is called the entity of the fast,” Puguang marks the exchanges of the two parties layer by layer in five turns — the Sautrāntikas adducing the sūtra in refutation, the other masters’ question,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the fast has no separate entity, being made up by gathering the eight), the setting out of the Vaibhāṣikas’ explanation, and the Sautrāntikas’ difficulty; Fabao at the same passage gives only a brief mark of the kind “setting out the Sarvāstivāda school,” without dividing the turns. The disparity of fullness is the greatest in the fascicle; recorded together without adjudication.
Masters abroad or Sautrāntikas: the two commentaries differ in the labels of the camps. On the dispute “is one made a lay follower by taking the three refuges only,” Puguang here sets “the masters abroad” over against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of Kaśmīra,” marking the answer of the masters abroad as “setting out the answer of the masters abroad; abroad means the Sautrāntikas of the country of Gandhāra outside the country of Kaśmīra”; Fabao instead opens straightway with “the masters abroad are the Sautrāntika masters of the country of Gandhāra outside the country of Kaśmīra,” and in the exchanges below uses the two words “Sautrāntika” outright. The same body of men is labeled with different breadth; recorded only, without adjudication — the reader who sees the two commentaries marking them differently need not suppose that what is pointed to differs.
The four statements of “one part” and the rest: here the two commentaries are entirely at one in their attributions. Puguang throughout the passage makes the Sautrāntikas the questioning and objecting party and the Sarvāstivādins (the home school of Kaśmīra) the answering and defending party; Fabao’s marks correspond word for word, running “the Sautrāntikas ask in return about the Sarvāstivādins’ difference in the limbs of the discipline” and “the Sautrāntikas adduce a difference of text, and explain by parallel insta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ing complete in the limbs and not being complete.” Among the disputes of this fascicle, this passage alone has no divergence between the two commentaries — and it is also the stretch that bears the deepest doctrinal weight in the fascicle, so that reliable attribution is the reader’s good fortune.
The difficulty of drawing blood from the Buddha’s body: Puguang leaves two explanations standing, Fabao is broad. Puguang marks this difficulty as “the author’s difficulty, or a setting out of the Sautrāntikas’ difficulty,” setting the two side by side without deciding; Fabao marks it straightway as an outsider’s difficulty against the Sarvāstivādins, without distinguishing the author from the Sautrāntikas. That the ancient master, where the attribution was doubtful, marked the doubt plainly is itself part of the form, and it is recorded as it stands.
A passage supplied by Fabao alone and untouched by Puguang. Under “one who takes refuge in the Dharma takes refuge in nirvāṇa,” Fabao alone cites an entire passage of question and answer from the thirty-fourth fascicle of the Mahāvibhāṣā, the head of the citation running “Question: as for taking refuge in the Dharma, is it taking refuge in the cessation of the aggregates of one’s own continuum,” followed by the two further questions of another’s continuum and of what is not counted among sentient beings, the answer being that one should say the refuge is in the cessation of all aggregates, of one’s own and of others’ continua and of what is not counted among sentient beings; and he sets himself a difficulty besides — the cessation of the aggregates of another’s continuum and the rest has no sense of rescue and protection for me, so how is it taken refuge in? and answers that though it has no sense of rescue and protection for me it has for another. Puguang has no corresponding text for this passage. Because it touches the threefold adjudication of the nature of “taking refuge in the Dharma,” it is placed in this section and not in the main text.
Puguang’s avowal where the text of the treatise is plain. In the passage on the five names of non-discipline, Puguang avows that the text can be construed as it stands and establishes no new sense of his own. That an ancient master, where there is nothing to supply, says outright “it can be construed” is another kind of form — he does not force an interpretation.
2. Saṅghabhadra’s Refutations and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s
The chapter name in Saṅghabhadra’s two treatises for this chapter is not “Analysis of Action” but “Adjudication of Action”; to search them with the Kośa’s chapter name is bound to yield a false zero.
A philological objection to one line of the stanza. On the stanza about the conditions by which the three disciplines are obtained, Saṅghabhadra criticizes the line “what is produced by absorption is obtained upon obtaining the stage of absorption,” saying that the one word “stage of absorption” gathers up all the dharmas of that stage, so that discipline too is gathered under that stage, and thus it becomes “obtaining the discipline by obtaining the discipline” and nothing is accomplished, his closing words running outright “the Sūtra-master should here consider for himself,” and maintaining that one ought to say only “obtaining the meditative absorption.” ⇒ What is objected to is the wording of the stanza, not the doctrinal position. Recorded only,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dispute over “one part” and the rest: the passage of harshest wording. Saṅghabhadra cites and refutes sentence by sentence, his citation running “the Sūtra-master here says thus: what is thus held contravenes the sūtra,” and his final adjudication running “the Sūtra-master here does not consider rightly,” reproaching him besides for harboring a partisan attachment in a matter of disputed principle. Yet upon the core of this dispute (whether a lay follower must be complete in the five limbs of discipline), the author of the Kośa himself has already set up in his prose commentary the explanation “it is said with regard to what can be kept,” and closes back upon his own school with the Vaibhāṣika masters of Kaśmīra; what Saṅghabhadra does is to defend the Sarvāstivāda home school sentence by sentence against the Sautrāntika-style reading cited in this passage of the Kośa. One meaning and two schools recorded together, with no adjudication of who prevails.
The Elder rejects “low, middle, and high follow the mind” — and the objector is not the Sūtra-master. Saṅghabhadra himself records the Elder’s difficulty, his citation running “here the Elder speaks in rejection thus,” saying that what is thus held contravenes correct principle and teaching, and that if it must be so there would be no vigorous and right exertion in upholding the prohibitions. The subject of this difficulty is the Elder and not Vasubandhu; upon this stanza the Sarvāstivāda home school, the Elder, and the Sūtra-master each have a position. Recorded only,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entity of the three refuges: the wording is heavier still than in the passage before. On the argument over “the dharmas beyond learning alone are the Buddha,” Saṅghabhadra passes judgment three times, giving “the Sūtra-master here says thus,” “now, in detail, the Sūtra-master has not searched deeply into the sense of the root treatise,” and at the end reproaching him with “therefore the Sūtra-master, in the school of Abhidharma, does not well understand the sense of what is said.” In the same passage Saṅghabhadra also records and refutes the account of a third party — “the Vātsīputrīyas speak thus: the pudgala is the Buddha in whom refuge is taken” — adjudging it unreasonable (since it has no distinction, it does not constitute a refuge). This account is not recorded in the text of the Kośa, and is material of extension belonging to Saṅghabhadra’s book alone.
The argument over drinking liquor: here Saṅghabhadra does not refute but expounds. On the same point at issue Saṅghabhadra first records the party of the intrinsic offence, his citation running “some say that drinking liquor is gathered under intrinsic offence,” establishing it by the two gates of scripture and correct principle and adducing the same exchange with Upāli in proof; and afterwards advances his own school, marked as “the master of the Correct Principle speaks thus,” saying that drinking liquors is not gathered under intrinsic offence, since there is no mark of an intrinsic offence in it. ⇒ This agrees in direction with the school to which the text of the Kośa returns (both adjudging it not an intrinsic offence, which is the home position of Abhidharma), and the base material adduced is the same; this is the one passage in the fascicle where Saṅghabhadra runs in the same direction as the author. Recorded together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shallowness of the collation and the harshness of the debate stand in exact contrast. The Taishō collation notes for this fascicle number twenty-five and the variant readings twenty-one, mostly graphically similar corruptions, additions and omissions of particles, and inversions of word order, and not one of them is enough to unsettle the doctrine; whereas the debate within the lineage reaches its harshest wording at just the two places of “one part and the rest” and “the entity of the three refuges” — the two stretches that bear the deepest doctrinal weight in the fascicle. Recorded as it stands, without forcing an adjudication of cause and effect.
3. The Divergences of Paramārtha’s Earlier Translation
Paramārtha’s Expository Treatise on the Treasury forms a system of its own in the passage corresponding to this fascicle, its form being “the verse says / the explanation says,” glossing sentence by sentence inset, so that one stanza is often broken into two to five short verses scattered about with long prose between; Xuanzang has “the stanza says / the treatise says,” the whole stanza coming out first and the prose after. And so Xuanzang’s twenty-eight blocks of root stanza in this fascicle are scattered into many short verses in Paramārtha’s text — the eight lines on one who abides in individual liberation possessing the nonmanifest are broken by Paramārtha into five places of inset gloss.
The renderings form a system of their own. The nonmanifest is made the uninstructive, discipline is made protection, non-discipline is made non-protection, abiding in the middle is made middle-abiding, individual liberation is made prātimokṣa, the discipline produced by meditative absorption is made the protection of absorption, the discipline produced by the path is made the protection without flow, the discipline of cutting off is made the protection of extinction; the names of the eight companies are made bhikṣu, bhikṣuṇī, śikṣamāṇā, śrāmaṇera, śrāmaṇerī, upāsaka, upāsikā, upavāsa; excellent conduct is made good conduct, the discipline of speech is made the protection of the mouth, correct knowing is made good discernment, caitya is made caitya in his own transcription, a prohibited offence is made a conventionally instituted offence, following the mind is made according to intention, one part is made one place. To search Paramārtha’s text with Xuanzang’s words is never to find these boundaries — comparison across the two versions can only take the structure of the scenes.
The fascicle divisions of the two versions do not coincide. The passage of Paramārtha corresponding to this fascicle runs across the end of his own “part one” and the front of “part two,” and the chapter continuation-title of Paramārtha’s “part two” falls exactly upon a seam — the prose on Xuanzang’s stanza “abiding in discipline or non-discipline” has just been finished and the stanza “the manifest, while presently being done, possesses the middle” has not yet come out, and there Paramārtha changes fascicle. And so the boundaries of the passage corresponding to this fascicle can only be fixed by the structure of the scenes, and Paramārtha’s fascicle boundaries may not be made to stand for them.
One ★ divergence of rendering-character worth noting. On the stanza about sexual misconduct, Xuanzang gives “sexual misconduct is the most reproachable; it is easy to abstain from, and the discipline of not doing is obtained,” Paramārtha “sexual misconduct is the most reproachable; it is easy to do, and the discipline of not doing is obtained.” Xuanzang’s “easy to abstain from” says outright that misconduct is easy to abstain from; Paramārtha’s “easy to do” is liable in its word order to yield the divergent reading “misconduct is easy to commit,” yet by the run of his prose it is an abbreviation of “to abstain … is easy to do.” Recorded only, without adjudication.
Two places where the fullness runs each way. First, Paramārtha uses the same construction (most reproachable, easy to do, the discipline of not doing obtained) three times over at the three places of abstaining from killing, from sexual misconduct, and from false speech, while Xuanzang makes a stanza of its own only at the two places of misconduct and false speech, without the threefold repetition upon three training articles — the density of Paramārtha’s rhetoric is the higher. Second, the other way about: Xuanzang gathers up “the self-declaration raises the discipline of the lay follower” with a whole stanza (the self-declaration raises the discipline, said as with the bhikṣu and the rest), whereas Paramārtha in the same scene makes no separate stanza to gather it and passes it off with a single short verse line, his prose being sparer as well. The fullness varies by passage without a fixed direction.
One name where the two translations take different roads. For the alternative name of the one-day observance, Xuanzang gives the rendering by sense, “the nourishing,” and Paramārtha the transcription poṣadha; the first two lines of the same adduced stanza are nearly identical word for word, and the last line is a rendering by sense in the one and a transcription in the other. The same holds for the principal name of the one-day observance — Xuanzang gives the one-day observance, Paramārtha upavāsa (or, by sense, poṣadha). Recorded together without adjudication.
4. Coordinates for Parallel Reading
What this fascicle establishes is a complete account of lodging discipline in the square called “the nonmanifest.” That one adjudication is wholly reversed in the Yogācāra lineage: the Treatis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sciousness-Only, upon the same dharma, adjudges outright in reverse, saying that manifest and nonmanifest form are not really existent, and establishes its own reason for this, that in dependence upon the wholesome and unwholesome limits of resolve and intention the nonmanifest is conventionally established. ⇒ Upon one and the same name “nonmanifest,” the two systems make one real and one conventional: the Sarvāstivādins attach it to a real entity among the dharmas of form, the Yogācārins attach it to a conventional establishment at the stage where the seeds of volition increase. One and the same question and two ages’ answers — this is the most rewarding place in the fascicle for parallel reading.
The names of the three disciplines admit of a word-for-word parallel reading with what the root treatise of the Yogācāra line establishes: that system, under action gathered under discipline, lists the three of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the discipline of cutting off that is the result of meditative absorption and attainment, and the discipline without outflows — the three names agreeing with this fascicle’s, save that that system gathers under the single name “the discipline of cutting off that is the result of meditative absorption and attainment” both this fascicle’s “discipline produced by meditative absorption” and its “discipline of cutting off.” One and the same set of enumerated dharmas opened and gathered differently; they may be looked at side by side.
As for non-discipline, this fascicle sets out its five alternative names and the stages of its possession in detail, yet does not list its classes; that system instead poses the question outright, “which are the twelve classes of non-discipline,” and lists them one by one. The fullness of the two systems is complementary — the Kośa asks what it is and how far it is possessed, the Yogācārabhūmi asks which ones there are; the same name with a different manner of questioning is a small cross-section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two systems.
律儀得捨·業之諸門Obtaining and Relinquishing Discipline · Action through the Several Gates
全文五層 →Full five layers →讀這一卷之前
上一卷把三種律儀立起來了——別解脫、靜慮、無漏。立起來只是第一步;一條戒若不能說清楚它從哪裡得、得了多少、由什麼緣才會走,那它就只是一個名字。這一卷做的正是這件事。開卷第一句就是一個很銳利的問題——「此別解脫、靜慮、無漏三種律儀,從彼得一亦餘二不?不爾。云何?頌曰」。得了一種是不是連帶得其餘二種?答得斬截:不是。於是二十一個頌塊一路排下去,前半講戒的得與捨,後半講業的諸門。
前半與後半之間,有一句話是全品的骨節——「因辯諸業性相不同,當釋經中所摽諸業」。三家古德在這裡都把科判的刀落在同一處:光記標「因辨諸業至所標諸業」者,此下當品之中大文第二釋經諸業;寶疏標「已下大文第三明經中說業不同」;頌疏標「從此大文第二,釋經諸業,就中有十一:一明三性業、二明福等三業、三明三受業、四明三時業、五明身心受、六明曲穢濁、七明黑黑等、八明三牟尼等、九明三惡行等、十明十業道、十一明三邪行」。三家獨立分科而界線全同,可見這一刀不是後人硬切,是論文自己開的口。本卷後半,正涵頌疏所列十一目的前六目。
有兩件事要先說在前頭。
其一,本卷讀起來像一部戒律的機械學——四緣、五緣、六緣、三緣、二緣,一組一組地數。但真正承重的不是數目,是每一組數目底下那一句『為什麼是這幾緣』。論在捨別解脫律儀之後立刻補上一句「何緣捨戒由此五緣?與受相違表業生故、所依捨故、所依變故、所因斷故、過期限故」——五個緣不是五條規定,是五種戒所依托之物的壞法。抓住這一句,後面所有的緣數都能自己站起來。
其二,本卷有兩段長行極密,論主在裡面連下十餘輪問答,而問的人與答的人不斷換手。一段在正37,一段在正39·正40。這兩段若讀不清誰在說話,全段就變成一團自相矛盾的話。所幸古德的科文逐句標了說者:光記於正37 前半標「總發家」「別發家」「論主」「毘婆沙師」,於正37 後半與正39·40 全段改標「經部」與「說一切有部」。下文凡遇往復,皆依此標而行文;三疏之間的異同則另收在末節。
一、三種律儀各從何處得
〔一之一〕先問一句:戒是從「人」上得的,還是從「事」上得的。 這一頌的四個字面——一切、二、現、恒時——都是在回答『所從得之處』。論先立欲界律儀:「欲界律儀謂別解脫,此從一切根本業道及從加行後起而得」。所謂根本業道,就是殺盜婬妄那幾件事的正犯;加行是動手之前的預備,後起是做完之後的餘勢。受戒之人不但在正犯處得戒,連預備與餘勢處也得。易誤處:以為受戒只防『做成了的那一下』。不是——防的是一整條線。落地上:這正是持戒之所以難也之所以穩的原因;一條戒管三段,所以起心動念的預備處就已經在戒的照管之內。
〔一之二〕「從二得」是兩把不同的刀。 論說「從二得者,謂從二類,即情非情、性罪遮罪」。這是兩重分類疊在一起:一重問所對之境是有情還是非有情,一重問所犯之罪本身是惡還是佛所遮止。先問:為什麼要分這兩重?因為戒的發起處必須窮盡——若只從有情處發,掘地斷草便無戒可說;若只從性罪發,飲酒等遮罪便無戒可說。易誤處:把「二類」當成兩種戒。它不是戒的種類,是戒所從發的處所之種類。落地上:此處校本另有作「二業」之讀,然下文緊接就以「性罪遮罪」來解它,讀「類」才與下文相扣。
〔一之三〕為什麼別解脫只從現在得,靜慮無漏卻通三世。 論給了一個極乾淨的理由——「從現得者,謂從現世蘊處界得,非從去來」,其故是「由此律儀有情處轉,去來非是有情處故」。別解脫是就著有情的現前存在而轉的,而過去未來並不是有情現前所在之處。反過來,「若得靜慮無漏律儀,應知但從根本業道」,並且「從恒時者,謂從過去現在未來蘊處界得」。先問:同是戒,何以一個限現在、一個通三世?因為別解脫由表業而受、由對境而發,定共戒與道共戒則由心地之力而生,不待對境現前。易誤處:以為「通三世」是說戒本身有三世。不是——說的是所從得之處通三世。落地上:這一條解釋了為什麼在家人受五戒必須有可對之境與可發之語,而入定者不待受而自有戒。
〔一之四〕四句分別是一張檢查表。 論接著把上面幾條交叉成四句——第一句只得別解脫者「謂從現世加行後起及諸遮罪」,第二句只得定道二戒者「謂從去來根本業道」,第三句二者俱得者「謂從現世根本業道」,第四句二者俱不得者「謂從去來加行後起」。先問:作四句有什麼用?作四句是毘曇的體檢法——把兩條標準(現在/去來,根本/加行遮罪)交叉一遍,看有沒有漏洞。易誤處:把四句當成四種戒。它是同一批戒在四種所從處上的分佈。落地上:讀阿毘達磨遇到四句,先找出被交叉的那兩把尺,四句自然清楚。
〔一之五〕末後一句是全節的定音。 論說「理應但說防護未來,定不應言防護過現」。先問:這句在糾正什麼?糾正一種把戒理解為『消除已作之惡』的想法。戒的功能在未來——已經過去的惡業不由戒消,正在現前的惡業也不由戒止,戒所防的是還沒有來的那一分。易誤處:把受戒當成一種對過往的清洗。落地上:這一句同時給了持戒者一個很實際的安慰與一個很嚴的責任——過去的不由此了,未來的全在此中。
二、從一切有情得,而支與因說不定
〔二之一〕「無少分理」四個字是這一頌的骨。 論開口即斷——「律儀定從一切有情得。無少分理,支因說不定」。先問:為什麼戒非得普緣一切有情不可?因為戒的體是意樂,而意樂若有揀擇,惡的意樂就沒有全部止息。論自己把這條理由說得很清楚——「無有不遍於諸有情得律儀者,以於一切諸有情所住善意樂方得律儀,異則不然,以惡意樂不全息故」。易誤處:以為『我只對某些人不殺』也算持了一分戒。論說那不叫律儀。落地上:這是持戒的第一道門檻——不是行為的範圍,是心的範圍。
〔二之二〕支不定:戒有幾條,看你受的是哪一種。 論分二——「支不定者,有從一切得,謂苾芻律儀」;「有從四支得,謂所餘律儀,唯根本業道名律儀支故」。先問:為什麼其餘律儀只有四支?因為只有根本業道才算「律儀支」,而在家與勤策所離者為殺盜婬妄四種根本。易誤處:把八關齋戒的八支、五戒的五條,與此處的「支」混為一談。此處的支專指根本業道,不含不逸支與禁約支。落地上:受戒之前先弄清楚自己所受的是幾支,這不是形式問題——它決定了戒體從幾條業道上發起。
〔二之三〕因不定:三善根俱起,三品心不俱起。 論說「因不定者,謂或有義從一切因,或約餘義唯許從一」,並自己解開——從無貪瞋癡說則「必俱起故」,從下中上心說則「不俱起故」,而「此中且就後三因說」。先問:同一個「因」字,怎麼會有兩種答案?因為所指不同:三善根是同時的,三品心是不能同時的。易誤處:以為論在自相矛盾。落地上:讀本論凡遇「或有義……或約餘義……」,就是在提醒你所約之義換了一把尺。
〔二之四〕四類人:支與因交叉出來的一張表。 論舉四類——以三品心之一受近事勤策戒者,是「非一切支非一切因」;以三品心之一受苾芻戒者,是「由一切支非一切因」;以三心分受近事勤策苾芻戒者,是「由一切支及一切因」;以三心分受近事近住勤策戒者,是「由一切因非一切支」。先問:這張表要說明什麼?說明『戒之圓滿』有兩個獨立的維度——條目的圓滿與心力的圓滿,二者可以不同步。易誤處:以為受了大戒就一切圓滿。不是——若只以一品心受,因仍不圓。落地上:這給修行者一個很具體的自檢:我的戒是條目不足,還是心力不足。
〔二之五〕五種定限:受戒最常見的五個暗門。 論列得極細——「若人不作五種定限,方可受得別解律儀,謂有情、支、處、時、緣定」,並逐條解釋:有情定是「念我唯於某類有情當離殺等」,支定是「念我唯於某律儀支當持不犯」,處定是「念我唯住某類方域當離殺等」,時定是「念我唯於一月等時能離殺等」,緣定是「念我唯除鬪戰等緣能離殺等」。先問:附了條件為什麼就不成戒?因為戒體所賴者是無揀擇的意樂,一旦劃出例外,惡意樂便未全息。論給這種人一個很寬厚也很清楚的判語——「如是受者不得律儀,但得律儀相似妙行」。易誤處:把「相似妙行」讀成貶語。它不是貶語,是定位:有善,且是妙行,只是不是律儀。落地上:受戒時心裡若還留著『除了某某情形之外』,那句話就是這一條所說的定限,宜先自知。
〔二之六〕對管不到的境如何得戒——本卷第一段密辯的入口。 論先設一問「於非所能境,如何得律儀?由普於有情發起增上不損命意樂,故得律儀」。答案已經給了:戒不繫於能力,繫於意樂。但毘婆沙師中有一家不服。先問:不服的點在哪?在於怕戒有增減。那一家說:若只在『所能之境』上受戒,而所能與非所能二類有情會互相轉換,戒就會離開得捨之緣而自行增減。論主當場以草為例反難——「彼說不然。如生草等先無後起或起已枯,於彼律儀無增無減」。那一家救說有情前後性等而草前後性不同;論主再難:有情般涅槃之後,那個「性等」不也沒有了嗎。易誤處:把這一段當成細瑣的名相之爭。它的實質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戒體所緣的是『現實存在的個體』,還是『有情這一類』。落地上:論主的取向很明白——「前所說因於理為善」,即回到普緣一切有情之意樂。
〔二之七〕前佛度盡的眾生涅槃了,後佛的戒豈不減少。 這一難是難總發家的。難者說:前佛與所度之生都已涅槃,後佛從他們那裡發不起戒,尸羅豈不比前佛少。總發家答得極漂亮——「以一切佛別解律儀,皆從一切有情處得。設彼有情今猶在者,後佛從彼亦得律儀,故後尸羅無減前過」。先問:這個答為什麼成立?因為所緣者是「一切有情」這一總相,不是逐一點名的個體清單。易誤處:把「從一切有情得」讀成『從現存的每一個有情逐一得』。落地上:這一答同時保住了兩件事——戒體的普遍性,與涅槃者確實不再現前這一事實。
〔二之八〕不律儀的得法為什麼反而更寬。 論轉入不律儀,說它「得不律儀定從一切有情業道,無少分境及不具支不律儀者」。先問:善戒要普緣才成,惡戒也要普緣才成,這對稱嗎?論的答案是對稱的——惡戒同樣不許有少分境與缺支者。但因上不同:「此定無有,由一切因下品等心無俱起故」。並且論補了一個很重要的細節——由下品心得的不律儀,後來以上品心殺生,「彼但成就下不律儀,亦成殺生上品表等」。易誤處:以為後來心變猛了,惡戒也跟著升品。不是——戒體的品,在得的那一刻已定;後起的猛心另成表業。落地上:這一條同樣適用於善戒——受戒時的心品決定戒體之品,此後的精進另有其功而不改戒體。
〔二之九〕誰是不律儀者:一張職業名單與一句要害。 論列得很具體——「此中何名不律儀者,謂諸屠羊屠鷄屠猪捕鳥捕魚、獵獸劫盜魁膾典獄、縛龍煮狗及罝弶等」,並說「等」字還類舉了王之刑官與聽訟斷罪之人。先問:為什麼連斷罪之官也算?論給的判準不在職業本身,在「但恒有害心」。再問:那麼一時殺一頭羊的人算不算?論以屠羊者為樣本說明——「言屠羊者,謂為活命要期盡壽恒欲害羊」,關鍵在盡壽的要期。易誤處:把不律儀理解成『做過壞事』。它不是行為的累積,是一種與律儀正相對的、有要期的相續狀態。落地上:這正說明惡戒何以難捨——它和善戒一樣,是一個被立起來的體,不是一堆散事。
〔二之十〕至親與羊:本卷最著名的一組往復。 經部發難:屠羊者對自己的至親並無害意,「乃至為救自身命緣亦不欲殺,如何可說普於一切得不律儀」。說一切有部答:「由彼至親若為羊等,於彼亦可有損害心」。經部再逼,而且是一口氣逼到底:明知至親現在不是羊,且聖者決無作羊之理;退一步說,就算你要改就未來自體立論——「若觀未來羊等自體,於現相續得不律儀」——那麼羊在未來也一樣有至親與聖者之體,於彼決無害心,於是「是則應觀未來自體,不於現在得不律儀」。這一句「若觀未來」不是有部自己另起一輪的救,是經部代設有部之救而即破之;光記之科文把整段收在經部復難一科之內,其釋文更以「若言……者,是則……」的假言句式出之,未於其間另立有部之答;寶疏於同一輪則逕標「又重難也」。二疏獨立而同標,可據。接著才換手:有部以理徵問,只問一句——「於羊等現身既有害意,如何不於彼得不律儀」;經部隨即以「作等事」反責,把兩邊的不對稱擺回去:「於母等現身既無害意,如何亦於彼得不律儀?於等事中應求異理」。先問:這一段最後有結論嗎?沒有。論到此為止,只留下經部這一句「應求異理」而不下判。易誤處:把「應求異理」讀成論主自承理屈——它不是論主的自白,是經部之難語;論之所以照錄不判,是本論的體例:理未安處不強立。落地上:讀毘曇遇到這樣的句子,正是最該停下來想的地方,而不是最該跳過的地方。
〔二之十一〕啞子與缺支:惡戒能不能只發一部分。 經部再從「作等事」發難:屠羊之人一生不偷盜、於妻知足、甚至瘂不能言而無語四過,「如何彼亦得具支不律儀」。有部答:「彼遍損善阿世耶故。雖瘂不言,而身表語所欲說義,故得具支」。經部復難:若他先受了二三學處而後只受殺,其餘支上並未損壞善意樂,如何具發七支。到這裡二宗各自收攏——毘婆沙者說「必無缺支及餘一分可得名住不律儀人」,經部諸師說「隨所期限支具不具及全分一分皆得不律儀」,並補一句「律儀亦然,唯除八戒」。先問:二宗真正的分歧在哪?在於惡戒之體是『一發全發』還是『隨期而發』。易誤處:以為這只是惡戒的問題。經部那一句「律儀亦然」已經把戰場擴到善戒上去了。落地上:此處二說並錄,本論不判勝負;讀者要學的是看清爭點所在,不是急著選邊。
三、得不律儀之二因與得處中無表之三因
〔三之一〕惡戒的兩個入口:生在其家與立下要期。 論說「諸不律儀,由二因得」——一是生在不律儀家而「由初現行殺等加行」,二是雖生餘家而「由初要期受殺等事」,其心念作「以求財物養活自身,當於爾時便發惡戒」。先問:為什麼第一種不需要立誓?因為生於其家者,這一行本來就是他的家業,第一次動手即等同承接;第二種則需要一個明確的要期。易誤處:以為必須發下惡誓才成惡戒。第一種正是不必發誓的。落地上:這一條與善戒的得法恰好對稱——善戒亦有由受(誓)與由定(自然)二路。
〔三之二〕處中無表:既非律儀也非不律儀的那一大片。 論給三因。第一「由田」——「一者由田,謂於如是諸福田所施園林等,彼善無表初施便生」,並繫之於經所說的有依福業事。第二「由受」——「二者由受,謂自誓言:若未禮佛不先食等」,或作有期限的誓約,如齋日月半月及年常施食等。第三「由重行」——「三由重行,謂起如是殷重作意行善行惡」。先問:這三因的共同點是什麼?都不需要正式的受戒儀軌,而都能發起持續的無表。易誤處:以為沒有受戒就沒有戒體可言。這三因所發的正是不待受戒的無表。落地上:日常所立的小誓(每日一拜、每月一施),在本論的體系裡是有實體的——它們發起無表,而且下文第七節會告訴你它們由六種緣而捨。
四、捨別解脫律儀:四緣、五緣,與五緣背後的一個道理
〔四之一〕「調伏」二字先要落實。 論起手不解捨而先解名——「言調伏者,意顯律儀,由此能令根調伏故」。先問:為什麼在講捨之前先訓這個字?因為要先確認所捨之物是什麼。律儀之所以叫調伏,是就它的功能立名,不是就它的形式立名。易誤處:把持戒理解為守規矩。論說它是令根調伏——所對治的是六根的奔逸。落地上:判斷一個戒行是否落實,看的不是有沒有違犯的記錄,是根有沒有調伏。
〔四之二〕七眾之戒由四緣捨,近住加一緣。 論列四緣——「一由意樂對有解人發有表業捨學處故」「二由棄捨眾同分故」「三由二形俱時生故」「四由所因善根斷故」;並說「捨近住戒由前四緣及由夜盡,是故總說別解律儀由五緣捨」。先問:捨戒為什麼必須對「有解人」說?因為第一緣的實質是與受戒相違的表業,而表業必須有能領解的對象。易誤處:以為心裡默想『我不受了』就算捨戒。論說要對有解人發有表業。落地上:這條規定同時保護了受戒者——一時的煩躁不會使戒自行失去。
〔四之三〕五緣不是五條規定,是五種壞法。 這是本節最要緊的一句。論自問自答——「何緣捨戒由此五緣?與受相違表業生故、所依捨故、所依變故、所因斷故、過期限故」。先問:這五句在說什麼?在說戒所依托的五樣東西各自壞掉的方式:與受相違的表業(受之反面)、所依之身捨了(命終)、所依之身變了(二形)、所憑之善根斷了、期限到了。易誤處:把五緣當成一份清單去背。落地上:把握了這五種壞法,再遇到別的戒(近住的一夜、處中無表的六緣),都能自己推出來——它們不過是同一批壞法在不同戒上的重新排列。
〔四之四〕犯重是否捨戒:三說並錄,論不作判。 論以四句頌把三說並書。第一說是「有餘部說:於四極重感墮罪中若隨犯一,亦捨勤策苾芻律儀」——論本只作「有餘部」而不名其宗,光記則逐字繫之曰「有餘經部師說:犯重捨戒」;第二說是「有餘部言:由正法滅亦能令捨別解律儀」,其理由是法滅時「一切學處結界羯磨皆止息故」,光記於此亦逐字繫其宗曰「有餘達磨毱多部言,此云法密部」(本卷末段那句關於法滅的餘義,光記正標作「此破法密部」,與這裡的繫屬前後相扣);第三是迦濕彌羅國毘婆沙師之說——「迦濕彌羅國毘婆沙師言:犯根本罪時,不捨出家戒」,其理由有二,「非犯一邊一切律儀應遍捨故」與「非犯餘罪有斷尸羅」。先問:三說之中論主站在哪一邊?頌與長行皆並書而不下判語。易誤處:把迦濕彌羅師之說當成本論的定說。它是三說之一。落地上:本論體例是遇異說而經無明文者二造並錄;讀者宜先把三說各自的理由弄清楚,取捨自有其人。
〔四之五〕負債之喻:一個人可以同時有兩個名字。 迦濕彌羅師立一喻——「然有二名,謂持犯戒。如有財者負他債時,名為富人及負債者」,並補上出路「若於所犯發露悔除,名具尸羅不名犯戒,如還債已但名富人」。先問:這個喻要救的是什麼?要救『戒體不失而過失確在』這兩件事的並存。易誤處:把它讀成『犯了也沒關係』。喻的後半明說要發露悔除才回到只是富人。落地上:在迦濕彌羅師這一系的立場上,這是一個對修行極其實用的分判——破戒不等於無戒;有戒可依,才有懺可作。前節既已明言三說並錄而論不作判,此處便只述這一系之義所開出的路,不代論下判。
〔四之六〕經部之難:世尊明說犯四重者不名苾芻。 經部師難——「若爾,何緣薄伽梵說犯四重者不名苾芻」,並舉世尊所說之「破苾芻體、害沙門性,壞滅墮落立他勝名」。說一切有部答一句「依勝義苾芻,密意作是說」。先問:這一答的分量在哪?在於它把世尊之語判為密意說,即不了義。易誤處:以為這只是名相的技術性處理。經部下一句就抓住了這一點的嚴重性。落地上:判一句經為密意,是責任極重的事——這正是下一段爭執之所以激烈的原因。
〔四之七〕「兇勃」二字與二宗的正面交鋒。 經部徑下判語「此言兇勃」。有部返問「兇勃者何」。經部答得極重——「謂於世尊了義所說,以別義釋令成不了,與多煩惱者為犯重罪緣」。先問:經部所控的是幾條罪?兩條:一是把了義說成不了義,二是替煩惱重的人開了犯重罪的方便門。有部再徵「寧知此言是了義說」;經部舉律自身之解為證——「由律自釋有四苾芻」,即「一名想苾芻、二自稱苾芻、三乞匃苾芻、四破惑苾芻」,而經中所說的非苾芻者「謂非白四羯磨受具足戒苾芻」。易誤處:把這一段讀成意氣之爭。它的實質是解經之權限:什麼時候可以說一句經是密意。落地上:本論並錄二造而不判;後世讀者要學的是二造各自的依據——一造依理(戒不應隨一犯而遍捨),一造依律文(律自釋四苾芻)。
〔四之八〕多羅樹之喻,與這一喻究竟顯什麼。 經部牒有部之計而徵破,說那句話「彼言便是徵詰大師」,因為大師自己立過喻——「大師此中立如是喻,如多羅樹若被斷頭必不復能生長廣大,諸苾芻等犯重亦然」。有部問「大師此中喻顯何義」。經部答:意在顯示隨犯一邊根本重罪,其餘所受便不能生長廣大,因為「違越苾芻根本行故、與極猛利無慚無愧共相應故」,行根既斷則理應遍捨。先問:同一個喻,二宗讀出的意思為何不同?有部讀「不能生長」為不增,經部讀為根斷。易誤處:以為譬喻是裝飾。這一段恰恰是全卷之中譬喻承擔最重的地方——爭點就落在喻的解讀上。落地上:讀經論之喻,先問『喻的哪一分是所取』,這一問能省去大半的誤會。
〔四之九〕稻中稗、腐棟梁、種中糠:驅擯之經、四沙門之答,與經部之通經。 經部又引經證:犯重之人不許食僧食「下至一摶」、不許「踐毘訶羅一足跟地」,並引大師之語——「應速拔除稻禾稗莠,應速簡棄腐朽棟梁,應速簸颺種中穅秕,如是應速驅擯眾中實非苾芻稱苾芻者」。經部進而問「彼苾芻體其相如何」。有部答:不論相貌是什麼,體必應有,並舉世尊之語為據——「以世尊說,准陀當知有四沙門,更無第五」,四者為勝道、示道、命道、污道。有部之語到此為止。接下來的一段不是有部的補述,而是經部反過來會通這段經——「雖有此說,而彼唯有餘沙門相,故名沙門」,並連舉六喻:「如被燒材假鸚鵡𭪿涸池敗種火輪死人」。先問:同一段經,兩造各讀出什麼?有部讀出的是『經只立四種而不立第五,可見犯重者身中仍有戒體』;經部讀出的是『那第四種之所以還叫沙門,只因為還剩一個沙門的形相,並不是因為他有戒體』——六喻正是為此而設,說的是名存而實去。易誤處:把六喻當成有部的話,於是讀成有部承認犯重者名在而戒體亦在。恰恰相反——六喻是經部否認戒體之語,順著它前面「犯重捨戒」的主張而來。落地上:一段經文而二宗各成其讀,這正是本卷把二造並錄而不判的緣故;讀者要學的是看清各自所據,不是急著判誰勝。
〔四之十〕授學苾芻與「一念覆心」:一條極細的分界。 這裡又換一次手。有部難:若犯重即非苾芻,那麼律中所立的「授學苾芻」一格便無處安放——「若犯重人非苾芻者,則應無有授學苾芻」。經部答:不能一概而論——「不說犯重人,皆成他勝罪;但成他勝罪,定說非苾芻」,而其分界在於「由彼無有一念覆心」。要留意的是:這一句細密的分判出自經部之口,不是有部的補述;經部主張犯重捨戒,卻同時承認犯而不覆者相續殊勝、不成他勝,這正是它把「犯重」與「他勝」二事分開的地方。先問:他勝與犯重差在哪裡?差在覆藏。犯而不覆者相續殊勝,可入授學之列。易誤處:以為罪的輕重全在事上。此處明說繫於一念之覆與不覆。落地上:這是全卷對修行者最直接的一句——犯之後那一念是否覆藏,決定了往後的整條路。
〔四之十一〕焦種之喻與法滅時的一條餘義。 仍是二宗對舉。有部難:既然無戒,「何不重令出家受戒」?經部答曰「由彼相續已為極重無慚愧懷,無力能發出家律儀,如焦種故」,並明說這不是因為看他還有戒——「非觀彼有苾芻律儀,故不重令出家受戒」。末後那句「於此無義,苦救何為」收得極利落,但要看清它的語勢:它不是中性的結語,是經部答到末尾反調有部的一句話——你們既硬要保住他的戒體,那就該去禮拜這一類苾芻了。又補一段關於法滅的餘義——「正法滅時雖無一切結界羯磨及毘奈耶,未得律儀無新得理,而先得者無有捨義」。先問:焦種之喻與多羅樹之喻是不是一回事?不是。多羅樹喻爭的是已得之戒存不存,焦種喻說的是未來能不能再發。易誤處:把二喻混讀,便會覺得論自相矛盾。落地上:法滅那一段給出一個乾淨的原則——制度可以斷,已得之體不因制度斷而失。
五、捨定所生善法與捨無漏善法
〔五之一〕定共戒由二緣捨,而「等」字另有所指。 論說「諸靜慮地所繫善法,由二緣捨」,一由易地(下地生上、上地沒而生下),二由得退(從已獲勝定功德退失)。頌中還有一個「等」字,論自己解釋它顯示「捨眾同分亦捨少分殊勝善根」。先問:為什麼易地就捨?因為定共戒繫於地,換了地,所繫之法自然不隨。易誤處:把定共戒想成一經修得就永遠隨身。落地上:這正說明定共戒不能替代別解脫戒——一個繫於身之相續,一個繫於地。
〔五之二〕無色界的一個小差別,不可放過。 論補一句:色界善法由易地與退而捨,「無色界亦然,唯無律儀與色界異」。先問:無色界為什麼沒有律儀?因為律儀是色,而無色界無色。易誤處:以為上界越高戒越勝。恰恰是無色界沒有定共戒可言。落地上:這一句提醒讀者,戒的體是色法這一立場,本論是一貫到底的。
〔五之三〕道共戒由三緣捨,三緣各有其實。 論說「無漏善法由三緣捨」——一由得果(「得果時捨前向道及果道故」),二由練根(「練根位由得利道捨鈍道故」),三由退失(「得退時退失果道勝果道故」)。先問:得果明明是進步,為什麼算捨?因為捨的是先前的向道與果道,這是『以勝易劣』之捨,不是失去。易誤處:見「捨」字就想成退墮。落地上:本論之「捨」是一個中性的術語——凡所依之法被更替、被斷、被壞,皆名為捨;讀時先問是哪一種。
六、捨惡戒之三緣
〔六之一〕三緣:死、得戒、二形生。 論說「諸不律儀,由三緣捨」——一由死「捨所依故」;二由得戒,「謂若受得別解律儀,或由獲得靜慮律儀,惡戒便捨」,其故是「以善惡戒其性相違,善戒於中勢力強故」;三由二形俱生,「以於爾時所依變故」。先問:為什麼善戒能逐惡戒,惡戒卻不能逐善戒?論明說善戒勢力強。易誤處:以為善惡二戒對等。它們在性上相違而在力上不對等。落地上:這是本論給出的一個極有力的實踐依據——受戒本身就是斷惡戒之法,不必先把惡業清乾淨再來受戒。
〔六之二〕丟掉刀網不等於捨了惡戒。 論特地補一段——「住惡戒者,雖或有時起不作思捨刀網等,若不受得諸善律儀,諸不律儀無容棄捨」,並立喻「譬如雖避發病因緣,不服良藥病終難愈」。先問:為什麼不作就不夠?因為惡戒是一個被立起來的體,不由停止行為而自壞,須以相違之體去奪。易誤處:以為改行就等於出離。落地上:這一條在本卷之中最能落到行門上——要離惡戒,得受善戒;避緣只是不再加重,不是解除。
〔六之三〕一夜過後:本卷第三處並錄不判。 論設問「不律儀者受近住戒,至夜盡位捨律儀時,為得不律儀、為名處中者」。前師說重得不律儀,理由是「惡阿世耶非永捨故,如停熱鐵赤滅青生」;後師說「若不更作,無緣令彼得不律儀,以不律儀依表得故」。先問:二說的分歧在哪?在於惡戒的重得需不需要新的表業。易誤處:急著判定哪一說對。論在此並未下判。落地上:這一問對現代讀者仍然直接——短期戒期滿之後,人回到原來的生活,是『自動回到原狀』還是『須重新造作才回去』,二說各有其理。
七、捨處中無表之六緣
〔七之一〕六緣是一張很完整的壞法表。 頌只有十個字——「捨中由受勢,作事壽根斷」,五個字一個緣,末一「斷」字兼收根斷;長行則把它展開得極整齊。論列「處中無表,捨由六緣」——「一由受心斷壞故捨」(心裡說「我從今時棄先所受」)、「二由勢力斷壞故捨」、「三由作業斷壞故捨」(「謂如所受後更不作」)、「四由事物斷壞故捨」、「五由壽命斷壞故捨」(「謂所依止有轉易故」)、「六由善根斷壞故捨」(「謂起加行斷善根時」)。先問:為什麼處中無表的緣比別解脫多?因為它不由羯磨而立,所依之物更雜——心、勢、業、物、命、根,樣樣可壞。易誤處:把六緣看成瑣碎。它其實正是第四節那五種壞法的延伸應用。落地上:立一個小誓之前,先看這六樣裡哪一樣最容易先壞,那就是這個誓最需要防護的地方。
〔七之二〕箭與陶輪:勢力有盡的那一刻。 第二緣論自立喻——由淨信或煩惱之力所引的無表,「彼二限勢若斷壞時無表便捨,如所放箭及陶家輪,弦等勢力盡時便止」。先問:這個喻要糾正什麼?糾正『一時猛心可以永遠有效』的想像。易誤處:以為感動時所發的心會一直在。論說它像箭,會落地。落地上:所以本論才要另立「由受」一因——把一時之勢轉成有期限的誓,勢盡之後仍有受心可依。
〔七之三〕事物也能斷壞戒體,這一條最容易被跳過。 論自問「事物者何」,自答「謂所捨施寺舍敷具制多園林,及所施為罝網等事」。先問:東西壞了,我的功德就沒了嗎?此處說的不是功德的有無,是依此物而持續生起的無表隨物而止。易誤處:把它讀成『布施的果報會消失』。不是——所捨之業已成,隨物而轉的那一分無表則止。落地上:這一條也對稱地適用於惡邊——罝網等物毀去,依之而起的惡無表亦止。
八、捨欲界非色善與捨三界非色染
〔八之一〕善法之捨要二緣,染法之捨只要一緣。 論說「欲界一切非色善法,捨由二緣:一斷善根、二生上界」;而「三界一切非色染法捨由一緣,謂彼但由對治道起」。先問:為什麼善法要二緣而染法只要一緣?因為善法之捨有二路——被拔(斷善根)與被越(生上界);染法之捨只有一路——被對治。易誤處:以為染法比較容易捨。恰恰相反:只有一條路,而那條路是聖道。落地上:這一節把「斷煩惱」這件事說得極簡潔——除了對治道之外,沒有第二個辦法。
〔八之二〕「非餘方便」四個字要記住。 論說「若此品類能斷道生,當捨此中所有煩惱及彼助伴,非餘方便」。先問:什麼叫「此品類」?煩惱是按品類被斷的,能斷這一品的道生起,才捨這一品。易誤處:以為修任何善法都能減損煩惱之體。減其現行是一事,捨其體是另一事。落地上:本卷這一句與前面『善戒能奪惡戒』對讀最好——善戒能奪惡戒之體,善法卻不能奪煩惱之體;煩惱之體唯對治道能斷。
九、律儀不律儀在哪些有情身上
〔九之一〕先劃三道線:趣、洲、身。 論說「唯於人趣有不律儀,然除北洲唯三方有」,而「於三洲內,復除扇搋及半擇迦具二形者」;律儀則於人中除去同樣幾類,「并天亦有」。先問:為什麼要分三道線?因為戒之所依有三重條件——趣(要有受與慚愧)、洲(要有受法)、身(要有堪能之依身)。易誤處:把「除北洲」讀成北洲人不好。論後面自己給了理由,與善惡無關。落地上:讀本論凡遇『除某某』,先找論自己給的理由,不要自行填補。
〔九之二〕扇搋等人為什麼無戒:經律二證與三條理。 論先舉證據——「復以何緣知扇搋等所有相續非律儀依?由經律中有誠證故」,經中佛告大名之文以「男根成就」為在家男眾之相,律中則說「汝應除棄此色類人」。再舉道理三條——「由二所依所起煩惱,於一相續俱增上故」「於正思擇無堪能故」「無有極重慚愧心故」。先問:這三條共同指向什麼?指向依身的堪能性,不是道德評價。易誤處:把這一段讀成對某類人的貶抑。論所立的是戒體所依之身的條件。落地上: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他們同樣沒有惡戒——論接著說「彼於惡中心不定故」,並補一條通則「又若是處有善律儀,則惡律儀於彼亦有,由此二種相翻立故」。
〔九之三〕北洲與惡趣:兩種不同的缺。 論說「北俱盧人無受及定,及無造惡勝阿世耶,是故彼無善戒惡戒」;又說「猛利慚愧惡趣中無,故律不律儀於彼亦非有」。先問:北洲與惡趣所缺的是同一樣東西嗎?不是——北洲缺的是「受」與『造惡的殊勝意樂』,惡趣缺的是猛利慚愧。易誤處:把二者一概歸為「業重」。落地上:這一節連同扇搋一段,合成一張『戒之依身條件表』——有受法、有慚愧、有堪能、有決定之心。
〔九之四〕鹹鹵田之喻:不生嘉苗,也不生穢草。 論立喻「又扇搋等如醎鹵田,故不能生善戒惡戒」,並自解「世間現見諸醎鹵田,不能滋生嘉苗穢草」。先問:這個喻的重點在哪個字?在『也不生穢草』——喻的雙向性正是它的要害。易誤處:只取「不生嘉苗」一半而讀成貶語。落地上:凡讀譬喻,先看它是單向喻還是雙向喻;本論這個喻明明是雙向的。
〔九之五〕卵生龍受八關齋:一條違經之難的解法。 論設難「若爾,何故契經中言有卵生龍,半月八日每從宮出來至人間,求受八支近住齋戒」,答之曰「此得妙行,非得律儀」。先問:既然受了,為什麼不算得戒?因為律儀有依身的條件,而牠所得的是妙行。易誤處:以為這是說龍白受了。並沒有——妙行是實得的善。落地上:這與第二節「五種定限」所得的「律儀相似妙行」是同一種安立:有實善而非律儀,本論在這兩處用了同一把尺。
〔九之六〕三種律儀在三界的分佈。 論結之曰「是故律儀唯人天有,然唯人具三種律儀,謂別解脫、靜慮、無漏」;並分別說「若生欲天及生色界,皆容得有靜慮律儀,生無色界彼必非有」,而無漏律儀「亦在無色」,只是「生無色中唯得成就,以無色故必不現起」。先問:「成就」與「現起」差在哪?成就是有其得,現起是有其行。易誤處:把「無色界有無漏律儀」讀成無色界有戒可行。論明說必不現起。落地上:這一組「成就/現起」的分判,在阿毘達磨中處處要用,本卷這一句是最乾淨的樣本之一。
十、善·惡·無記三業
〔十之一〕安隱二字就是判準。 論說「謂安隱業說名為善,能得可愛異熟涅槃,暫永二時濟眾苦故」,說「不安隱業名為不善,由此能招非愛異熟,與前安隱性相違故」,說「非前二業立無記名,不可記為善不善故」。先問:善的判準為什麼定在「安隱」而不是「好」?因為安隱是就果說的——能得可愛異熟(暫)與涅槃(永)。這一組「暫永二時」是本論最精要的一個安立:善業所濟之苦有兩層時效。易誤處:把善只理解為感樂果。若只如此,涅槃便無處安放。落地上:檢查一件事是否為善,論給的問法是『它濟不濟得了苦,是暫濟還是永濟』。
〔十之二〕無記為什麼不是第三種善。 論說無記是「不可記為善不善」的那一分。先問:不可記是不知道,還是確實不屬二邊?是後者——它於安隱不安隱二性皆不繫。易誤處:把無記當作中性的好事。它連感異熟的力量都沒有。落地上:這一分判提醒修行者,日用之中大量的行為其實落在無記,既不積善也不積惡——這正是為什麼要『起殷重作意』才能發起無表。
十一、福·非福·不動
〔十一之一〕三業的定義極簡,而理由在後半句。 論說「欲界善業說名為福,招可愛果益有情故」,「諸不善業說名非福,招非愛果損有情故」,「上二界善說名不動」。先問:為什麼上界善不叫福?因為福非福這一對是就損益有情而立的,而不動這一名是就業果不移而立的——三者並不共用同一把尺。易誤處:以為三業是同一標準下的三格。落地上:遇到並列的法數,先確認它們是不是同一把尺量出來的;本論此處恰是一個反例。
〔十一之二〕「不動」與「有動」之經如何和會。 論自設違經之難——世尊說下三定皆名有動。答:「由下三定有尋伺等,災患未息故立動名」,而「不動經中據能感得不動異熟說名不動」。先問:同一個「動」字為什麼有二解?因為所約不同:一約定中的災患,一約業果之處所。光記於此更引《正理》之語為助——「聖說:此中有尋、伺、喜、樂受動故。由下初定有尋、伺動,由下二定有喜受動,由下三定有樂受動」,並自出二解,一云「以有尋等,災患未息,故立動名」,一云「又解:等取喜、樂,出、入息,隨其所應說名為動」。易誤處:以為色無色界的業真有實動。落地上:讀經論遇到同字異解,先問『這一處的動是就什麼說的』。
〔十一之三〕欲界業會被別緣轉走,上界業不會。 論再設一難「如何有動定招無動異熟」,答之曰「雖此定中有災患動,而業對果非如欲界有動轉故,立不動名」,並舉欲界之實例——本應在天上熟的業,「由別緣力所引轉故,於人等中此業便熟」。反之「色無色界餘地處業,無容轉令異地處受,業果處定立不動名」。先問:這裡的「動」究竟動的是什麼?動的是業果所在的趣與處。易誤處:把「不動」誤解為不可轉、不可懺。此處說的是地處不移,不是說果不可轉。落地上:欲界業之所以可轉,正是修行有下手處的原因;這一條與定不定業一節連讀最有力。
十二、順樂受·順苦受·順不苦不樂受
〔十二之一〕三受業的地界,是按樂受的極限劃的。 論說「諸善業中始從欲界至第三靜慮名順樂受業,以諸樂受唯至此故」,「諸不善業名順苦受」,「過三靜慮上地諸善業,說名為順不苦不樂受,此上都無苦樂受故」。先問:為什麼線劃在第三靜慮?因為樂受到那裡為止。易誤處:以為這是價值高低的排序。它是受的分佈之界。落地上:這條界線在定學裡要反覆用到——第三靜慮以上無樂受,第四靜慮以上唯捨受。
〔十二之二〕業不只感受,還感受的資糧。 論補一句極重要的話——「非此諸業唯感受果,應知亦感彼受資糧,受及資糧此中名受」。先問:什麼是受的資糧?就是與受同時而起、支持這個受的其餘諸法。易誤處:把「順樂受業」讀成只感一個孤立的樂受。落地上:這解釋了為什麼善業之果是一整套環境而不只是一種感覺。
〔十二之三〕下地有沒有第三種業:三說並陳而論主明判。 論錄三說——一說下地亦有第三順非二業,理由是中間定的業要招異熟,否則「若異此者,中間定業應無異熟;或應無業,以無苦樂異熟果故」;二說此業感根本地中的樂根異熟;三說此業不感受果。論主逕以「二說俱與本論相違」收之,並引本論二問為證,末結「由此證知,下地亦有順非二業」。先問:這一段與前面『並錄不判』的體例衝突嗎?不衝突——並錄不判是遇經無明文者,此處論主有本論明文可引,故下判。易誤處:把本卷所有異說都當成並錄不判。落地上:判與不判的分界在有沒有明文可依;這一段就是本卷唯一的明判樣本。
〔十二之四〕捨受業是善而劣:一個看似矛盾的答案。 論自問「此業為善、為不善耶?是善而劣」,隨即自難:既然前面說善至三靜慮名順樂受、得可愛果名善業,這豈不相違。答:「應知彼據多分為言」。光記在此把理由說得更透——他設問上地捨受是勝善所感,何以三定以下的捨受反是劣善所感,自答云「上地更無喜、樂可欣,故勝善能感。下地更有喜、樂二受,人多欣彼不多求捨」,並引《婆沙》之語「捨根行相微細寂靜,智者所樂,故善業感」。先問:「據多分為言」是什麼意思?是說前面那句話舉的是通例,不是無例外的定則。易誤處:見到論自破前語就以為文有錯亂。落地上:本論常用「據多分」來調和通例與例外,讀時要留意。
〔十二之五〕業與受體性不同,「順」字如何安立。 論自問「此業與受體性既殊,如何說為順樂受等」,答有數路:一者「業與樂受體性雖殊,而能為因利益樂受」;二者此業是樂之所受,因為「樂是此業異熟果故」;三者彼樂是業之所受。並立喻「如順浴散」——光記逐字訓之曰「浴謂沐浴,散謂豆麵類等,散順浴故名順浴散」,可知那是沐浴時所用的豆麵粉劑(澡豆之類),因順於浴而得名,不是香末。先問:三路的差別在哪?一約利益,一約所受,一約能受。光記正是這樣分的三釋。易誤處:以為三說互相排斥。它們是同一名字的三種立名之路。落地上:遇到『順某某』這一類複合名,先問它是約因說、約果說,還是約用說。
〔十二之六〕順受五種:一張防止混淆的表。 論列五種——自性順受(一切受)、相應順受(一切觸)、所緣順受(一切境)、異熟順受(能感異熟之業)、現前順受(正現行之受),並一一引契經為證,末後鎖定範圍——「此中但說異熟順受,由業能招受異熟故」。先問:立這五種有什麼用?用在限定所論:本節所說的順受只是第五種之外的第四種,不可與其他四種相混。易誤處:拿自性順受的義去讀異熟順受的文,於是覺得處處不通。落地上:這是阿毘達磨的典型手法——先把一個字的多重用法排開,再指定本處所用的是哪一個。
十三、定業與不定業·三時業
〔十三之一〕定與不定,先要定義清楚。 論說「此上所說順樂受等,應知各有定不定異,非定受故立不定名」。定業復有三——「定復有三:一順現法受、二順次生受、三順後次受」,並各給界說:「順現法受者,謂此生造即此生熟」,順次生受是此生造第二生熟,順後次受是此生造從第三生以後依次熟。三定加一不定,總成四種。先問:「不定」不定在哪裡?此處先就時分說不定。易誤處:把不定業當成不受果。不定的是時,不是果之有無。落地上:這一組四業是業果教學的骨架,後面兩節都掛在它上面。
〔十三之二〕五業之說:把不定再切一刀。 論錄一說——「或有欲令不定受業復有二種,謂於異熟有定不定」,加上三定業合成五種。先問:這一刀切在哪?切在『異熟本身定不定』這第二個維度上。易誤處:以為五業說與四業說相衝突。它只是多用了一把尺。落地上:由此可知本論所謂「定」至少有二義——時定與異熟定;讀到「定業」二字要先問是哪一種定。
〔十三之三〕順現業能不能在後世熟:一組異說與毘婆沙師之不許。 有餘師說順現法受業在餘生也得熟,「隨初熟位建立業名為順現等」,其理由是「勿強力業異熟果少」。「毘婆沙師不許此義,以或有業果近非勝或有相違」,並舉外種為喻——「譬如外種經三半月葵便結實,要經六月麥方結實」。先問:這個喻要駁的是什麼?駁『熟得早所以力小』這個推論。葵早熟而麥晚熟,並不能說葵之力必小。易誤處:以為異說被舉出來就是被承認。落地上:這一段是很好的推理訓練——一個看似合理的類比,被一個更貼切的類比推翻。
〔十三之四〕譬喻者的四句與八業。 論錄譬喻者說業有四句——時定而異熟不定、異熟定而時不定、二俱定、二俱不定,並結「彼說諸業總成八種」。先問:這四句與前面的五業說是什麼關係?是把兩把尺(時、異熟)作完全交叉,於是每一種業各分二,成八。易誤處:把四句與五業當成兩個對立的主張。四句是方法,五業是結果之一。落地上:這是本卷第二次示範四句法;把兩把尺交叉窮盡,是毘曇分別的基本功。
十四、四業俱作·引同分·諸處造·堅者之遮
〔十四之一〕四業能不能同時作:一個很具體的答案。 論自問「頗有四業俱時作耶?容有。云何?遣三使已,自行邪欲俱時究竟」。先問:這個例子妙在哪裡?妙在它用一件事把四種時分的業一次造齊——三個使者所作分別成三種定業,自己所行成不定業,而四者同時究竟。易誤處:以為時分不同的業不能同時造。造是一時,熟是異時,二者不可混。落地上:這也從反面說明業之可畏——一念之間可以同時發動四條時間線。
〔十四之二〕引眾同分的只有三種,順現不與。 論答「幾業能引眾同分耶?能引唯三,除順現受,現身同分先業引故」。先問:為什麼順現受業不能引同分?因為這一期的總報之身,是先前的業所引的;順現受業在這一身之內受果,來不及引這一身。易誤處:把引業與滿業混作一事。落地上:這一條正是「引滿因」之學的前身——引一期總報者與滿其別報者不是同一批業。
〔十四之三〕地獄之中善業要除順現受。 論說「諸界諸趣或善或惡,隨其所應皆容造四」,這是總開;別遮則是「若就別遮,於地獄中善除順現,無愛果故,餘皆得造」。先問:為什麼獨獨除掉這一種?因為順現受要在此生受果,而地獄無可愛之果可受。易誤處:以為地獄中不能造善業。論明說其餘三種都能造。落地上:這一句是本卷少見的一線光——在最苦之處,善業依然造得起來,只是果不在當處受。
〔十四之四〕「堅」者之遮:不退之人的一條界。 論說「不退姓名堅,彼於離染地」,並分二——異生一類「除順生受可造餘三」,聖者「雙除順生順後,可造餘二」,其理由是異生不退則無「次更生後還生下」之事,不退聖者「必無還生下諸地故」。先問:為什麼所遮的是順生與順後?因為那兩種業要在下地受果,而不退之人不再生下地。易誤處:以為這是說聖者不造業。論明說可造餘二。落地上:這一節說明業的可造與否,繫於受果之處是否還在他未來的行程之內。
〔十四之五〕退果者的一條例外,與一個伏筆。 論說諸聖者若於欲界及有頂已得離染,「雖有退墮而亦不造順生後業,從彼退者必退果故」,並補「諸退果已必不命終,如後當辯」。先問:退了果為什麼還不造順生後業?因為退果之人不會就此命終,仍在此生之中。易誤處:把「退」讀成墮落到下地。論明說必不命終。落地上:這一句同時是一個伏筆——退果與命終的關係,本論留到後文再辨;讀時記下這條線頭。
十五、中有位所造的二十二種業
〔十五之一〕二十二是怎麼數出來的。 論說「於欲界中住中有位,容有能造二十二業」,數法是中有位、胎中五位、胎外五位共十一位,每位各有定業與不定業,故成二十二。胎中五位是羯剌藍、頞部曇、閉尸、鍵南、鉢羅奢佉;胎外五位論說「胎外五者:一嬰孩、二童子、三少年、四中年、五老年」。先問:為什麼要把一生切成十一段?因為業之所被,是逐位而異的。易誤處:把二十二當成二十二種不同性質的業。它是十一位乘二。落地上:這一數法本身就是一種觀法——把一期生命從中有到老年攤開來看,每一段都是可被業所被之處。
〔十五之二〕為什麼中有所造的定業都算順現受。 論說「應知如是中有所造十一種定業,皆順現受攝,由類同分無差別故」,並自解「謂此中有位與自類十位,一眾同分一業引故」。先問:中有與胎中乃至老年,不是不同的階段嗎,怎麼算同一「現」?因為它們同屬一個眾同分、由同一個業所引,是同一期生命之內的分段。易誤處:把中有當成獨立的一生。落地上:也正因此,論說「由此不別說順中有受業,即順生等業所引故」——不必另立一種順中有受業。
〔十五之三〕「類同分」四個字的確義。 這個詞極易與「眾同分」相混。光記引《正理》之語釋之——「類同分者,謂人等類,非趣非生,以約趣生、中有生有同分異故」。先問:這一釋解決了什麼?解決了中有與生有在「趣」「生」上其實不同分這一疑難:所同者是「人等類」這一層,不是趣與生那一層。易誤處:拿五蘊之「眾同分」去讀此處之「類同分」。落地上:遇到相近的兩個術語,先找古德有沒有替它們劃過界;此處光記所引之語正是那條界。
十六、業何以決定要招異熟
〔十六之一〕四相加一,共五處。 論說若所造業「由重煩惱、或淳淨心、或常所作、或於增上功德田起」,再加上「或於父母隨輕重心行損害事」,「如是一切皆定業攝,餘非定受」。先問:這五處有什麼共同點?前三是心的極端(極染、極淨、極熟),後二是境的極端(極勝之田、極重之恩)。易誤處:以為只有大惡才成定業。極淨之心同樣成定業。落地上:這一條給修行者一個非常實際的用法——若要使善業決定,就從這五處下手:淳淨心、常所作、於功德田起。
〔十六之二〕功德田是誰。 論自解「功德田者,謂佛法僧,或勝補特伽羅,謂得勝果勝定」。先問:為什麼要把「勝補特伽羅」也算進去?因為田之為田,在於其德,不在於其形式身分。易誤處:把功德田等同於制度上的僧團。論明說得勝果勝定者亦是。落地上:這一句同時是一種提醒——對有德者所作的損益,果報都是決定的,不論其名位如何。
〔十六之三〕父母一條為什麼單列。 論特地說「或於父母隨輕重心行損害事」,與功德田並列。先問:父母未必有勝果勝定,為何與功德田同列?因為此處所約者不是德,是恩。易誤處:把父母歸入功德田。論是把它另立一項。落地上:本論在這裡把「德」與「恩」兩條線並列為定業之境,這是一個極簡而極重的安立。
十七、什麼業決定招現法之果
〔十七之一〕田勝與意勝:兩則傳聞。 論舉二事。田勝者——「由田勝者,聞有苾芻於僧眾中作女人語,彼於現世轉作女人」,並說「此等傳聞其類非一」。意勝者——「由意勝者,聞有黃門救脫諸牛黃門事故,彼於現世轉作丈夫」。先問:這兩則傳聞在論證什麼?在論證果報之速,繫於田之勝與意之勝,而不繫於事之大小。易誤處:把這兩則讀成獵奇之談。它們是論本自舉的例證。落地上:一句話在僧中所發,與一次對牛的救護,果報都在現世——這正是本節要讀者記住的分量。
〔十七之二〕第三緣最曲折,要慢讀。 論說「或生此地永離此地染,於此地中諸善不善業」,若是「於異熟定位不定者,此業必能招現法果」。先問:為什麼永離此地之染會使業轉為現法受?因為離染之後不再生此地,這業若不在此生受,就無處可受了。論隨即把其餘二種情形也交代清楚:若是其餘位次的順定受業,那人「必定無永離染義」;若連異熟也不定,「永離染故不受異熟」。易誤處:把三種情形混作一談。落地上:這一段是本卷推理最密的一小節,其法是先鎖定業的定不定,再看人的離染與否,二者交叉出三個結論。
十八、於哪些田所起的業,果當下就受
〔十八之一〕五種田,都是『剛出來』的那一刻。 論說「功德田者,謂佛上首僧。約補特伽羅差別有五」——從滅盡定出、從無諍出、從慈定出、從見道出、從修道出。先問:為什麼強調「出」?因為那一刻是功德新成而相續正淨的一刻。滅定者「此定寂靜似涅槃故」,出定初起心時「如入涅槃還復出者」;無諍與慈定者出定時「有為無量最勝功德所熏修身相續而轉」;見道修道者永斷惑而得勝轉依,「從此出時淨身續起」。易誤處:以為是這些人本身的身分使田殊勝。論所繫的是那一出定出觀的當下。落地上:這也解釋了論末的分判——「若從餘定餘果出時,由前所修定非殊勝,修所斷惑未畢竟盡,故彼相續非勝福田」。
〔十八之二〕無諍與慈:兩種緣無量有情的定。 論說無諍定「有緣無量有情為境,增上利益意樂隨逐」,慈定則是「有緣無量有情為境,增上安樂意樂隨逐」。先問:二者差在哪一個字?一個是「利益」,一個是「安樂」。易誤處:把無諍與慈混為一事。落地上:這一組對舉極可玩味——利益是拔其苦患,安樂是與其樂;本論把它們分為二種定。
〔十八之三〕損與益都當下受。 論說「若有於中為損益業,此業必定能招即果」。先問:為什麼要把損與益並說?因為田之為田是中性的——它使善惡二邊的果都變快。易誤處:只把功德田當成種福的地方。落地上:這是本節最該記住的一句——在最勝之田前,惡業之果也最速。
十九、心受與身受:業所感之受的差別
〔十九之一〕無尋業唯感心受,理由只有一句。 論說「善無尋業,謂從中定乃至有頂所有善業」,其中能招受異熟的「應知但感心受非身」,理由是「身受必與尋伺俱故」。先問:為什麼身受一定與尋伺俱?因為身受繫於五識,而五識所在之地必有尋伺;中間定以上已無尋伺,故無身受可感。易誤處:以為上界無身受是因為無身。論所給的理由是無尋伺。落地上:這一條把「地」「識」「受」三者的連動關係說得極清楚。
〔十九之二〕惡業唯感身受,而憂不是異熟。 論說不善業能感受者「應知但感身受非心,以不善因苦受為果,心俱苦受。決定名憂,憂非異熟,如前已辯」。先問:憂明明也是苦,為什麼不算異熟?因為憂是與分別相應而起的,須待計度,非任運而生,故不立為異熟。頌疏在此把整段的理路收得很齊——「此名無尋業,唯感心受。身受必與尋伺俱生,故無尋業,不感身受。惡唯感身受者,惡唯招苦,苦在五識,故招身受」。易誤處:把「憂非異熟」讀成憂不苦。它苦,但不是業所直接感的異熟。落地上:這一分判在下一節立刻要用到——心狂正是靠它才不與「憂非異熟」相衝突。
二十、心狂:唯在意識·五因·處所之限
〔二十之一〕為什麼心狂只在意識。 論說「有情心狂唯在意識,若在五識必無心狂,以五識身無分別故」。先問:狂與分別有什麼關係?狂是顛倒的分別,而五識不作分別,故無狂可言。易誤處:把心狂理解為感官錯亂。論所定的位置是意識。落地上:這一條對治一個很常見的誤解——狂亂不在根,不在境,在能分別的那一識。
〔二十之二〕五因之首是業異熟,而所舉之事極具體。 論說「一由有情業異熟起」,並列舉:以藥物咒術令他心狂、令人飲非所欲之毒酒、現威嚴以怖禽獸、放猛火焚燒山澤、作坑穽陷墜眾生、或餘事業令他失念——「由此業因,於當來世感別異熟能令心狂」。先問:這一串例子的共同點是什麼?都是使他人失去心之自主。易誤處:以為只有直接使人瘋才感此果。論列得很寬,連驚嚇禽獸、焚燒山澤都在內。落地上:這是本卷之中因果對應最工整的一處——奪人心之自主者,後世自失其心。
〔二十之三〕其餘四因:怖、害、違、憂。 論說二由驚怖,「謂非人等現可怖形來相逼迫」;三由傷害,「謂因事業惱非人等,由彼瞋故傷其支節遂致心狂」;四由乖違,「四由乖違,謂由身內風熱痰界互相違反,大種乖適故致心狂」;五由愁憂,「五由愁憂,謂因喪失親愛等事,愁毒纏懷心遂發狂,如婆私等」。先問:這四因與第一因是什麼關係?第一因是業,其餘四因是現緣。易誤處:把五因當成同一層次的五種原因。一因在往世,四因在現世。落地上:這一分層很要緊——心狂可以有純現世的緣,不必一概歸諸宿業。
〔二十之四〕一個漂亮的自我糾正。 論自設難:既許心狂由業異熟起,而心受又不是異熟(上節才說「憂非異熟」),如何相容?答得極準——「不說心狂是業異熟,但言是業異熟所生」,其機轉是「謂惡業因感不平等異熟大種,依此大種心便失念,故說為狂」。先問:這一字之差差在哪?異熟者是大種(色),心狂是依大種而起的失念。易誤處:把「業異熟所生」與「是業異熟」看作同義。落地上:這是本卷推理最精細的一句,也是全卷最值得抄下來的一句——所感者是身,所生者是心。
〔二十之五〕狂與亂的四句。 論作四句——狂而非亂是「諸狂者不染污心」,亂而非狂是「不狂者諸染污心」,亦狂亦亂是「諸狂者諸染污心」,非狂非亂是「不狂者不染污心」。先問:亂指什麼?此處之亂指染污。易誤處:把狂與亂當同義詞。論明分為二事——狂者可以有不染污心,不狂者也可以有染污心。落地上:這一組四句對讀者是一記警策——不狂而心染,正是四句中的第二句。
〔二十之六〕處所之限,與聖者的分限。 論說「除北俱盧,所餘欲界諸有情類容有心狂」,並層層推下:欲天尚有狂者,何況人與惡趣;「地獄恒狂,多苦逼故」,因為「苦受所逼尚不自識,況了是非」。至於聖者,論說「欲界聖中唯除諸佛,大種乖適容有心狂」而無業異熟所生之狂,其理由是:若是定業則必先受了才能得聖,若非定業則得聖之後能令無果;又無驚怖,「超五畏故」;亦無傷害,「以諸聖者無非人等憎嫌事故」;亦無愁憂,「證法性故」。頌疏把這四重理由收得很整齊——「欲界聖中,佛無有狂,自餘諸聖大種乖違容有心狂。無異熟生,由得聖故。亦無驚怖,超五畏故。亦無傷害,非人敬故。亦無愁憂,證法性故」。先問:聖者仍可能心狂,這會不會折損聖德?不會——所餘的唯有大種不調這一因,屬身之病,不屬心之惑。易誤處:以為證聖之後一切狂亂皆絕。論明說唯除諸佛。落地上:這一條對修行者是很大的寬慰,也是很清醒的界限——聖者免於惑所致之狂,不免於四大不調之狂。
二十一、曲·穢·濁三業
〔二十一之一〕三業各依一根本煩惱。 論說「身語意三各有三種,謂曲、穢、濁。如其次第,應知依諂、瞋、貪所生」,並逐一立名:「謂依諂生身語意業名為曲業,諂曲類故」;「若依瞋生身語意業名為穢業,瞋穢類故」;依貪生者名為濁業,貪濁類故。先問:為什麼取「曲」「穢」「濁」這三個字?三字都是就那個煩惱自身的相貌取的——諂之相曲,瞋之相穢,貪之相濁。易誤處:以為三名是三種罪的輕重等第。它們是三種煩惱的形容。落地上:頌疏在此點明「說者,經說也」,即這一組三業之名出自經而非論主自立;讀本論之『說某某業』,先問這個「說」字的主語是誰。
〔二十一之二〕本卷收在這裡的用意。 這一頌只有前半在本卷,後半屬下一卷。先問:為什麼要在此收束?因為曲穢濁三業是「釋經諸業」十一目的第六目,第七目黑黑等四業另起爐灶。易誤處:把這一節當成本卷的附錄。它其實是全卷後半那一路業門的收尾——從善惡無記起,到曲穢濁止,一路都在替經中的業名作體性上的安立。落地上:把本卷後半十一節連起來看,會發現論主做的是同一件事——經裡出現過的每一個業名,都要給它一個可以檢驗的體性。
承衍:三疏之鏡
以上是本卷論文自身之義。此下另立一節,收四事:三疏之判釋與互異、眾賢之破與補、真諦舊譯之異、可對讀之座標。鏡非論,只是換一種讀法看同一段文;並錄不判,各還其位。
一、三疏互異之處
一部只在總覽表中留下一句話的疏。 本卷的疏有一個特別的情形:神泰疏是殘本,現存七卷分屬界品、根品、賢聖品,業品全闕,所以本卷沒有泰疏的逐文釋可繫。泰疏於業品所留的唯一痕跡,是它卷一全論總覽表中的一句「業品一百三十一行」——那是頌數之證,不是本卷之疏文。據實標闕,不以他卷之文充之。
同一卷,三家給了三個不同的編號。 光記標「此下大文第五得三律儀別。就中,一明得處同、異;二明有情支、因;三明得惡、處中」;頌疏標「從此大文第五,明得三律儀別,就中:一明得處時同異、二明有情支因、三明得惡處中」,與光記逐字幾同,只是「得處時同異」多了一個「時」字;寶疏卻另成一系,作「此下一頌,大文第九明三種律儀所從得處」。再往上一層,品級大科的分數也不同:光記作三門「就此品中,一明業體性、二釋經諸業、三雜明諸業」,頌疏亦三門而名小異「釋此品頌總作三門:一明業體性、二釋諸業名、三雜明諸業」,寶疏則作四門「此品大文分四:一明業體、二明律儀等、三明經中諸業、四雜明諸業」。三家所爭者是同一部論該切成幾段、每段該編第幾號,並錄不判。
光記在同一頌的長行裡換了兩套說者標籤。 正37 的長行前半,光記標的是「總發家」「別發家」「論主」「毘婆沙師」,並且把二家各繫於《婆沙》之正義與不正義——「此即義當《婆沙》正義於諸有情總發戒家」、「此即義當《婆沙》不正義於諸有情別發戒家」;到了同一段的後半(至親羊喻)以及正39·40 全段,改標「經部」與「說一切有部」。這不是疏文的疏漏,是光記隨段落內容而異其標籤法。要緊的是:「總發家」「別發家」這一組名字是光記自己所立的科判命名,論本並沒有這兩個名字,寶疏於同段也未見同一命名。並錄不判。
寶疏比光記多一層整理,也多一分語氣。 「兇勃」一段,光記只逐輪標問答;寶疏另外把它數目化,作「有二凶勃:一解了義經令成不了、二與多煩惱者為犯重罪緣」。又寶疏於一輪之下標「經部戲有部也」——那個「戲」字帶著評騭的語氣,光記同段並無同一措辭。寶疏這種『多整理一層、也多帶一分態度』的性格,在本卷還可以看到第二次:醎鹵田一段,寶疏標「論『又扇搋等至嘉苗穢草』,重釋扇搋等也」,指出論文在此是第二次申明,而光記無此標記。並錄不判;本卷正文不承其評騭語氣。
光記獨自下了一個傾向性判斷。 夜盡捨近住之後為得不律儀抑名處中,論本只並列二師。光記於此不但標出二師的地域歸屬(前師是健馱邏國諸師、後師是迦濕彌羅國諸大論師),還加了一句「彼論雖無評家,且以後師為正」。要點在於:所依的《婆沙》本身沒有評家之判,這個「以後師為正」是光記自己的取捨,不是論本的立場。並錄不判。
光記於「名想苾芻」出二解而自取其一。 四種苾芻之首,光記先解為「身是俗人,名號苾芻,故言名想苾芻」,又出一解「又解:由白四羯磨得名具足戒等,與此人立苾芻名,故云名想苾芻」,並斷前解為勝;續釋乞匃苾芻云「出家之人以乞自活,名乞匃苾芻」。二解之間的取捨屬光記自身,並錄不判。
光記獨詳之二處,寶疏獨詳之一處。 「動」之得名,光記引《正理》之語後自出二解;「順」字之立名,光記自立三釋(約利益、約所受、約能受)——這兩處皆光記獨詳而寶疏頌疏未涉。反過來,順現法受業可不可轉一事,寶疏獨引《婆沙》而具列二宗:「譬喻者說:此不決定,以一切業此可轉故,乃至無間業亦可令轉」,與「阿毘達摩諸論師言:諸順現法受業,決定順於現法中受,故名順現法受業」,並旁列「復有餘師說五種業」「復有餘師說八種業」。二宗於此正面相反,論本亦未判,並錄不判。
三疏於用字上的兩處小異。 其一,論本作「安隱業說名為善」,頌疏作「謂安穩業說名為善,得可愛果,濟眾苦故」——「隱」與「穩」一字之異。其二,論本心狂第五因所舉之人名作「如婆私等」,頌疏作「如婆私吒等」,多一「吒」字。皆唯錄不判。
二、眾賢之破與補釋
眾賢的兩部論在本品的品名不作「分別業品」,而作「辯業品」——順正理為第四、顯宗為第五。以俱舍的品名去搜必定假零命中。
至親羊喻:眾賢正面接住了那一難。 論本在此自承「於等事中應求異理」,眾賢則正面應之。他先引世親所立之例——「經主於此作是例言:若觀未來羊等自體於現親等得不律儀。羊等未來有親等體,既於彼體無損害心,應觀未來至親等體,於現羊等不得惡戒。如是等例,於理不齊,無善意樂故,有惡意樂故」,而以意樂之寬遍與狹主為分:不律儀者受戒時心是普遍要害一切有情的,事雖主於羊而心寬遍。一義二宗並錄,不判勝負。
犯重是否捨戒:眾賢引進了第三方。 俱舍此段是經部與說一切有部二宗往復;眾賢於同段引入「上座」之詰——「上座此中作如是詰:若言無者,無何尸羅?以尸羅名亦目串習善惡戒外,亦見有言此善尸羅、惡尸羅者,作如是說何理相違」,隨即評之曰「彼詰言無深理趣」而不取;對世親則作重構並反責,其語作「經主於此自問答言:若犯重人非苾芻者,則應無有授學苾芻……對法諸師豈不應說,經部定是極兇勃人」。要點有二:一是此段實為三家並陳,不止二宗;二是眾賢之評語本身即一家之判,不是俱舍論本的立場,本卷正文不得逕採其評語為定論。並錄不判。
練根該不該別立為一緣:一條俱舍論本沒有自答的詰難。 俱舍立三緣捨無漏善法,眾賢詰之曰「經主於此應說二緣,以得果言攝練根故,謂練根位必還得果,棄捨鈍果勝果道故」——主張練根必還得果,可併入得果一緣。俱舍論本止於立三緣而未自答此詰;代為立救者是後世疏家:光記錄「俱舍師救言:論主別說得果、練根二種捨者,若得果捨,據同類捨」,又云「若練根捨,據異類捨,如捨鈍道得利道故。雖轉根位必亦得果,非同類捨故,不與得果名」。此救出自疏家而非論本,繫屬須分明。並錄不判。
第六緣的名字:眾賢認為俱舍取名不夠密。 處中無表之第六緣,俱舍作「由善根斷壞故捨」。眾賢議之曰「處中善惡無表如何?經主於此義中說第六緣名為斷善。若作是說,斷善加行亦名斷善,為第六緣,是則應言靜慮加行亦名靜慮,便成七緣,靜慮加行中捨惡無表故。應言根者通善惡根,所說斷言是斷加行,由依根斷為第六緣。此釋頌文,於理無失」,並自出其正面之釋「六由依根斷壞故捨,謂起加行斷善惡時,各捨彼根所引無表」。要注意的是,眾賢自己結曰「此釋頌文,於理無失」——他並沒有否定俱舍的六緣,只是主張改用「依根斷」一名以統善惡二根。這是術語的精密化,不是義理的相違。唯錄不判。
定業四相之外,眾賢別引了一組補充。 俱舍立四相定業,眾賢於其後別引「有餘師說:若以猛利意樂所造,或有造已起歡喜心,或一切時數數串習,或勝願力事力所起業皆決定」。這一組(猛利意樂、造已歡喜、串習、願力事力)是眾賢所引之他師說,性質是增益而非反破;若要取用,須明白繫屬,不得混入俱舍論本自身的四相。
「類同分」一詞,眾賢與光記所引幾乎逐字同。 眾賢釋之曰「類同分者,謂人等類,非趣非生,以約趣生、中有生有同分異故」;光記引《正理》所錄者逐字近同。此為申論式的細解,不是對辯,可以直接用來教清這四個字的確義。
顯宗論在本卷範圍內是一片安靜。 以順正理慣用的反破標記逐字檢,「經主」「上座」「評曰」「今謂」「理必不然」「理不成」六詞於顯宗論本卷對應段全數零命中;段內僅見的一句「有餘師言:若不更作,無緣令……」,經核即俱舍論本自身既有異說的複述,不是顯宗論新增的對辯材料。這是一條誠實的負命題,它所能證的只有一件事——顯宗論於本段是複述型的濃縮,與順正理同段動輒十餘輪往復成鮮明對照;不由此推論其編纂緣由。
三、真諦舊譯之異
真諦《俱舍釋論》於本卷相應段自成一系。最先要知道的是段界:本卷的起句在真諦本作「是三種戒,謂波羅提木叉、定生、無流,從此因若得一戒,為得餘二戒不?說非。若爾,云何?偈曰」——三戒同一列名、問答同一結構,與玄奘本一一相對;收處則在曲麁澁三業釋竟,其下即轉入黑白四業。二本分卷數也不同:真諦業品四卷、玄奘六卷,本卷所對的那一段橫跨真諦的兩卷,而且它的卷界恰好把玄奘的正51 一頌切成兩半——前半「此或定不定。……復定受有三,現等受報故」在真諦卷十一之末,後半「復有五種業。……餘師說四句」在卷十二之首。玄奘本則有正60 一頌拆半跨子。二本各有頌界跨卷界之例,並錄不判。
譯名自成一系。 律儀作護、不律儀作不護、無表作無教、支作分、苾芻作比丘、中有作中陰、尋伺作覺觀、迦濕彌羅作罽賓、心狂作心癲、北洲作鳩婁、穢濁作麁澁;別解脫作波羅提木叉,而近住反用音譯作優波婆娑。體例上,玄奘作「頌曰/論曰」整頌先出,真諦作「偈曰/釋曰」逐句嵌釋。
一處恰好可以旁證異讀。 四種苾芻之末一名,玄奘作「破惑苾芻」,大正校記另出「破戒」一讀;真諦本作「比丘有四種,一名比丘、二自稱比丘、三乞者比丘、四破煩惱比丘」——其所據與「惑」讀同路。此為跨本之旁證,取捨仍屬他人之事,此處唯錄。
一處開合之異值得留意。 五種功德田,玄奘以見道、修道二道分列而成五,真諦本則作「滅定無諍慈,見羅漢果起,於彼損益業,果於現法受」,把見道修道合為「見羅漢果」一項。三疏皆隨玄奘本的五分結構,未見與真諦合併說相應的異釋。這一差涉及五種田之數是否同列,並錄不判。
詳略之向不一。 多羅樹之喻,真諦本多出「更不生荑」一語而奘本無之;胎內五位之名,二本音寫用字全異(羯剌藍對柯羅邏、頞部曇對頞浮陀、閉尸對俾尸、鍵南對伽訶那、鉢羅奢佉對波羅捨佉),是同一梵詞的異音寫,不是義理之異。至於「毘婆沙師不許此義」七個字,二本逐字全同——這是本卷之中二譯罕見的完全一致之處。
四、可對讀之座標
本卷所辨的核心,是「無表」這一法在得與捨兩面的全幅。它的實有性,在本論是前提;到了唯識一系,這個前提被正面取消——《成唯識論》於同一法逕下一個反問:表業既然實無,無表又憑什麼是實?並改立一途——依思願之善惡分限而假立無表。同一個名字,一系立為實有之色而細論其得捨之緣,一系判為依思願分限的假立。二系分途,這一處最見鋒面,唯錄二造不判。
本卷後半所釋的業之諸門,在瑜伽行系的根本論中幾乎逐目對應:律儀所攝業、不律儀所攝業、非律儀非不律儀所攝業、福業、非福業、不動業、順樂受業、順苦受業、順不苦不樂受業、順現法受業、順生受業、順後受業、曲業、穢業、濁業、清淨業、寂靜業——法數之目二系全同,只是彼系於曲穢濁之後另列清淨業與寂靜業二目,本卷所無。
同名而判準不同的,是定不定業。本卷以時之定不定與異熟之定不定為判;彼系則以作與增長為判——《瑜伽師地論》以『故思已而又作又增長』者為順定受業、以『故思已只作而不增長』者為順不定受業,至於什麼算增長,彼論另立界說,是以十種業為除外。這一差還可以與本卷的心狂一節對讀:彼系所除的十種業之中,就有一種是狂亂所作之業——狂亂所作之業於彼系不入增長之數,而本卷則於正59 專門辨心狂之因處。二系所問不同:一問何時受、異熟定否,一問作而增長否。並錄不判。
最後一處是律儀之開合。本卷的律儀只就別解脫、靜慮、無漏三種而辨其得捨;大乘戒學則作三聚——《成唯識論》釋戒學作三分:一是律儀戒,正遠離所應離之法;二是攝善法戒,正修證所應修證之法;三是饒益有情戒,正利樂一切有情。在那裡,本卷所論的整個律儀只是三聚中的第一聚,其餘二聚在本卷的體系中沒有對應之目。開合之異,唯錄。
Before Reading This Fascicle
The last fascicle set up the three disciplines — individual liberation, the meditative absorptions, and that without outflows. Setting them up is only the first step; if of a discipline one cannot say clearly where it is obtained from, how much of it is obtained, and by what conditions it goes away, then it is no more than a name. What this fascicle does is exactly this. The very first sentence of the fascicle is a sharply pointed question — “of these three disciplines, that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that of the meditative absorptions, and that without outflows, if from some one place one of them has been obtained, are the remaining two obtained along with it? They are not. How then is it? The stanza says.” If one kind is obtained, are the other two obtained along with it? The answer is given flatly: they are not. And thereupon twenty-one blocks of stanza march on in a row, the first half treating the obtaining and relinquishing of the discipline, the second half treating action through the several gates.
Between the first half and the second there is one sentence that is the joint of the whole chapter — “since the natures and marks of the several actions have been made out to differ, the actions set forth in the sūtras should now be explained.” The three ancient commentators all let the knife of their outline fall at this very place: Puguang marks “‘since the several actions have been made out’ down to ‘the actions set forth’: from here on, within this chapter, the second of the main text, explaining the actions in the sūtras”; Fabao marks “from here below, the third of the main text, explaining that the actions spoken of in the sūtras differ”; Yuanhui marks “from here the second of the main text, explaining the actions in the sūtras, within which there are eleven: first the actions of the three ethical qualities, second the three actions of merit and the rest, third the three actions of feeling, fourth the actions of the three times, fifth bodily and mental feeling, sixth the crooked, the foul, and the turbid, seventh black and black and the rest, eighth the three of silence and the rest, ninth the three evil conducts and the rest, tenth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eleventh the three wrong practices.” Three commentators outline independently and yet their boundary is wholly the same; from which it is plain that this cut is no forcing by later hands, but a seam that the text of the treatise opens of itself.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fascicle covers exactly the first six of the eleven items listed by Yuanhui.
There are two things to be said before anything else.
First, this fascicle reads like a piece of mechanics of the discipline — four conditions, five conditions, six conditions, three conditions, two conditions, counted off set after set. But what truly bears the weight is not the numbers; it is the sentence beneath each set that says ‘why just these conditions.’ Immediately after relinquishing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the treatise adds: “why is the relinquishing of the discipline by these five conditions? Because a manifest action has arisen that contradicts what was undertaken, because the support is cast off, because the support is altered, because what it rests upon is cut off, because the term of time is passed” — the five conditions are not five stipulations, they are five ways in which the things the discipline rests upon break down. Take hold of this one sentence and all the numbered conditions that follow can stand up on their own.
Second, this fascicle has two passages of prose commentary of extreme density, in which the author lays down more than ten rounds of question and answer in a row, and the one asking and the one answering change hands again and again. One passage is at Root 37, one at Roots 39 and 40. If in these two passages one cannot read out who is speaking, the whole passage becomes a mass of self-contradiction. Fortunately the outlines of the ancient masters mark the speakers line by line: Puguang, in the first half of Root 37, marks “the house of total raising,” “the house of separate raising,” “the author,” and “the Vibhāṣā masters,” and in the second half of Root 37 and throughout Roots 39 and 40 changes to marking “the Sautrāntikas” and “the Sarvāstivādins.” Below, wherever an exchange is met, the wording follows these marks; the agreements and divergences among the three commentaries are gathered separately in the closing section.
I. From What Place Each of the Three Disciplines Is Obtained
〔1.1〕First ask one question: is the discipline obtained upon “persons” or upon “matters.” The four expressions on the face of this stanza — all, two, present, all times — are all answering ‘the place from which it is obtained.’ The treatise first sets up the discipline of the desire realm: “the discipline of the desire realm is individual liberation, and this is obtained from every root path of action and from the preparatory effort and the subsequent arising.” What is called the root path of action is the actual committing of such matters as killing, stealing, wrong conduct, and false speech; the preparatory effort is the preliminary movement before one sets hand to it, and the subsequent arising the residual momentum after the deed is done. The one who takes on the discipline obtains it not at the place of the actual committing alone, but at the places of preparation and of residual momentum as well.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aking on the discipline guards only ‘that one instant in which the deed is brought off.’ It does not — what is guarded is one whole line. Where this lands: this is exactly why keeping the discipline is difficult and also why it is steady; one item of discipline governs three stretches, and so the place of preparation, where thought first stirs, is already within the care of the discipline.
〔1.2〕“Obtained from the two” is two different knives. The treatise says “‘obtained from the two’ means obtained from two kinds, namely the sentient and the non-sentient, and the offense by its own nature and the offense by prohibition.” This is two classifications laid one upon the other: one asks whether the object faced is a sentient being or not, and one asks whether the offense committed is evil in itself or is prohibited by the Buddha. First ask: why must these two layers be distinguished? Because the places from which the discipline is raised must be exhausted — if it were raised only toward sentient beings, then digging the ground and cutting green grass would have no discipline to speak of; if only from offenses by nature, then drinking liquor and other prohibited offenses would have no discipline to speak of.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e two kinds” for two kinds of discipline. It is not the kinds of the discipline; it is the kinds of the places from which the discipline is raised. Where this lands: here the collated editions have besides a reading “two actions,” yet the text immediately following explains it by “the offense by its own nature and the offense by prohibition,” so that reading it as “kinds” is what fastens upon what follows.
〔1.3〕Why individual liberation is obtained from the present alone, while the disciplines of absorption and without outflows extend to all three times. The treatise gives an exceedingly clean reason — “‘obtained from the present’ means obtained from the aggregates, sense fields, and elements of the present, not from those of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 and the ground of it is that “this discipline turns with regard to the place where sentient beings are, and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are not places where sentient beings are.” Individual liberation turns with regard to the present existence of sentient beings, and the past and future are not places where sentient beings are present. Conversely, “if one obtains the discipline of the meditative absorptions or the discipline without outflows, it should be known that these are from the root path of action alone,” and “‘from all times’ means obtained from the aggregates, sense fields, and elements of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First ask: they are alike disciplines; why is the one confined to the present and the other extended to three times? Because individual liberation is undertaken by a manifest action and raised with regard to an object faced, whereas the discipline that accompanies absorption and the discipline that accompanies the path arise by the force of the ground of mind and do not wait upon an object being present.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extending to three times” says that the discipline itself has three times. It does not — what is said is that the place from which it is obtained extends to three times. Where this lands: this explains why a householder taking the five items of training must have an object he can face and words he can utter, while one who enters absorption has the discipline of himself without undertaking it.
〔1.4〕The four alternatives are a checklist. The treatise then crosses the foregoing into four alternatives — the first, where only individual liberation is obtained, “from the preparatory effort, the subsequent arising, and the offenses by prohibition of the present”; the second, where only the two disciplines of absorption and the path are obtained, “from the root paths of action of past and future”; the third, where both are obtained, “from the root path of action of the present”; the fourth, where neither is obtained, “from the preparatory effort and the subsequent arising of past and future.” First ask: what use is there in making four alternatives? Making four alternatives is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of Abhidharma — cross two criteria (present / past and future; root / preparatory and prohibited) once through and see whether there is any gap.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e four alternatives for four kinds of discipline. They are the distribution of one and the same set of disciplines over four places from which it is obtained. Where this lands: when four alternatives are met in reading Abhidharma, first find the two measures being crossed, and the four alternatives clear themselves up.
〔1.5〕The last sentence sets the key of the whole section. The treatise says “as regards principle one should say only ‘guarding against the future,’ and definitely should not say ‘guarding against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First ask: what is this sentence correcting? It corrects the notion of understanding the discipline as ‘wiping out evil already done.’ The function of the discipline is in the future — evil action already past is not wiped out by the discipline, and evil action now present is not stopped by the discipline; what the discipline guards against is the portion that has not yet come.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e taking on of the discipline for a washing away of what is past. Where this lands: this one sentence gives the keeper of the discipline at once a very practical consolation and a very strict responsibility — the past is not settled by this, and the future is wholly within it.
II. Obtained from All Sentient Beings, While Limbs and Causes Are Said to Be Unsettled
〔2.1〕The four words “no principle of a portion” are the bone of this stanza. The treatise settles it as soon as it opens its mouth — “discipline is certainly obtained from all sentient beings. There is no principle of a portion; limbs and causes are said to be unsettled.” First ask: why must the discipline take all sentient beings for its object universally? Because the entity of the discipline is disposition, and if the disposition makes a selection, the unwholesome disposition has not wholly ceased. The treatise itself states this reason very clearly — “there is no one who obtains discipline without its extending to all sentient beings, since it is only by abiding in a wholesome disposition toward all sentient beings that discipline is obtained; otherwise not, since the unwholesome disposition has not wholly ceased.”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I will refrain from killing only toward certain persons’ also counts as keeping a portion of the discipline. The treatise says that this is not called discipline. Where this lands: this is the first threshold of keeping the discipline — it is not the range of behavior, it is the range of the mind.
〔2.2〕The limbs unsettled: how many items the discipline has depends on which kind you take on. The treatise divides them in two — “‘the limbs unsettled’ means: some obtain it from all, that is, the discipline of a bhikṣu”; “some obtain it from four limbs, that is, the remaining disciplines, because only the root path of action is called a limb of the discipline.” First ask: why have the remaining disciplines only four limbs? Because only the root path of action counts as a “limb of the discipline,” and what the householder and the novice abstain from is the four root ones, killing, stealing, wrong conduct, and false speech. The easy error: to confuse the eight limbs of the eight-limbed observance, or the five items of the five training rules, with the “limbs” spoken of here. The limbs here refer strictly to the root paths of action, and do not include the limbs of non-negligence and the limbs of restraint. Where this lands: before taking on a discipline one should first be clear how many limbs one is taking on; this is no matter of form — it settles from how many paths of action the entity of the discipline is raised.
〔2.3〕The causes unsettled: the three wholesome roots arise together, the three grades of mind do not. The treatise says “‘the causes unsettled’ means that from one point of view it is from all causes, and with regard to another sense it is allowed to be from one only,” and unties it itself — spoken of from non-greed, non-hatred, and non-delusion, “they necessarily arise together”; spoken of from the low, middle, and high grades of mind, “they do not arise together”; and “here it is with regard to the latter three causes that it is spoken of.” First ask: how can one and the same word “cause” have two answers? Because what is pointed at differs: the three wholesome roots are simultaneous, and the three grades of mind cannot be simultaneous.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e treatise is contradicting itself. Where this lands: whenever in reading this treatise one meets “from one point of view … and with regard to another sense …,” it is a reminder that the sense with regard to which one speaks has changed measures.
〔2.4〕The four classes of person: a table crossed out of limbs and causes. The treatise adduces four classes — one who takes the lay follower’s or the novice’s discipline with one of the three grades of mind is “not by all limbs, not by all causes”; one who takes the bhikṣu’s discipline with one of the three grades of mind is “by all limbs, not by all causes”; one who takes the lay follower’s, the novice’s, and the bhikṣu’s discipline severally with the three minds is “by all limbs and by all causes”; one who takes the lay follower’s, the one-day, and the novice’s discipline severally with the three minds is “by all causes, not by all limbs.” First ask: what is this table meant to show? It shows that ‘the completeness of a discipline’ has two independent dimensions — completeness of items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mind’s force — and that the two need not keep step.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once the full ordination is taken everything is complete. It is not — if it be taken with a single grade of mind, the cause is still incomplete. Where this lands: this gives the practitioner a very concrete self-examination: is my discipline short in its items, or short in the force of mind?
〔2.5〕The five stipulations: the five most common trapdoors in taking on the discipline. The treatise lists them in the finest detail — “a man must make none of five stipulations if he is to be able to take on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namely the stipulations of sentient beings, of limbs, of places, of times, and of circumstances” — and explains each: the stipulation of sentient beings is “thinking, I shall abstain from killing and the rest only toward a certain class of sentient beings”; of limbs, “thinking, I shall keep without transgression only some one limb of the discipline”; of places, “thinking, I shall abstain from killing and the rest only while dwelling in a certain class of region”; of times, “thinking, I am able to abstain from killing and the rest only within a stretch of time such as a month”; of circumstances, “thinking, I am able to abstain from killing and the rest only apart from such circumstances as being at war.” First ask: why does a condition attached prevent the discipline from being formed? Because what the entity of the discipline relies upon is a disposition without selection, and once an exception is marked out, the unwholesome disposition has not wholly ceased. The treatise gives such a man a verdict at once generous and perfectly clear — “one who takes it up in this way does not obtain discipline; he obtains only an excellent conduct resembling discipline.” The easy error: to read “resembling excellent conduct” as a disparagement. It is no disparagement; it is a placing: there is what is wholesome, and it is excellent conduct — only it is not discipline. Where this lands: if at the time of taking on the discipline there still lingers in the mind an ‘except in such and such a case,’ that sentence is the stipulation spoken of here, and one had better know it beforehand.
〔2.6〕How discipline is obtained toward objects one cannot reach — the entrance to the first dense debate of this fascicle. The treatise first sets a question: “as for objects beyond one’s power, how is discipline obtained? It is because a dominant disposition of not harming their lives has been raised toward all sentient beings universally that discipline is obtained.” The answer is already given: the discipline hangs not upon capacity but upon disposition. But one house among the Vibhāṣā masters is not satisfied. First ask: where does its dissatisfaction lie? In the fear that the discipline would have increase and decrease. That house says: if the discipline were taken on only upon ‘objects within one’s power,’ and the two classes of sentient being, within and beyond one’s power, change places with each other, then the discipline would increase and decrease of itself, apart from the conditions of obtaining and relinquishing. The author objects on the spot with the instance of grass — “it is not so as you say. Just as with green grass and the like, which formerly was not and afterwards arises, or having arisen withers away, there is neither increase nor decrease as regards the discipline.” That house defends itself, saying that the nature of sentient beings before and after is equal while the nature of grass before and after is not the same; and the author objects again: after a sentient being has reached parinirvāṇa, is that “equal nature” not likewise gone?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is passage for a petty wrangle over terms. Its substance is a very large question — is what the entity of the discipline takes as object ‘the actually existing individual’ or ‘the class of sentient beings’? Where this lands: the author’s leaning is perfectly plain — “the reason given before is the better in principle,” that is, a return to the disposition that takes all sentient beings universally as its object.
〔2.7〕The beings the former buddhas led across have reached nirvāṇa; is not the discipline of the later buddhas thereby less? This objection is raised against the house of total raising. The objector says: the former buddhas and the beings they led across have all reached nirvāṇa, and since the later buddhas can raise no discipline from them, is not their moral discipline less than that of the former buddhas? The house of total raising answers most handsomely — “because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of all buddhas is obtained from all sentient beings. Supposing those sentient beings were still present now, the later buddhas would obtain discipline from them just the same; hence the moral discipline of the later buddhas has no fault of being less than that of the former.” First ask: why does this answer hold? Because what is taken as object is the general mark “all sentient beings,” not a roll of individuals called one by one. The easy error: to read “obtained from all sentient beings” as ‘obtained one by one from every sentient being now existing.’ Where this lands: this one answer preserves two things at once —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entity of the discipline, and the fact that those who have reached nirvāṇa are indeed no longer present.
〔2.8〕Why the obtaining of non-discipline is on the contrary the wider. The treatise passes over to non-discipline and says that “non-discipline is certainly obtained from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all paths of action; there is no one of non-discipline with only a portion of objects or with limbs incomplete.” First ask: the wholesome discipline must be universal in its object to be formed, and so must the evil discipline — is this symmetrical? The treatise’s answer is symmetrical — the evil discipline likewise permits no portion of objects and no want of limbs. But on the side of causes it differs: “this certainly does not exist; as for from all causes, the minds of low grade and the rest do not arise together.” And the treatise adds a very important detail — that where non-discipline was obtained by a mind of low grade and killing is afterwards done with a mind of high grade, “he accomplishes only the non-discipline of the low grade, and accomplishes besides a manifest action of killing of the high grade and the rest.”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when the mind grows fiercer afterward, the evil discipline rises in grade along with it. It does not — the grade of the entity of the discipline was settled at the moment it was obtained; the fierce mind that arises later forms a separate manifest action. Where this lands: this holds for the wholesome discipline just as well — the grade of mind at the time of taking on the discipline settles the grade of its entity, and later diligence has a merit of its own without altering that entity.
〔2.9〕Who are those of non-discipline: a list of trades and one sentence at the heart of it. The treatise lists them very concretely — “who are here called those of non-discipline? Those who slaughter sheep, slaughter fowl, slaughter swine, catch birds, catch fish, hunt beasts, rob and steal, do execution, keep prisons, bind nāgas, boil dogs, and set nets and snares, and the like” — and says that the word “and the like” further adduces the king’s officers of punishment and those who hear pleas and decide on crimes. First ask: why should even an officer who decides on crimes be counted? The criterion the treatise gives lies not in the trade itself but in “their minds constantly harbor a harming mind.” Ask further: does a man who kills one sheep on one occasion count? The treatise explains by taking the slaughterer of sheep as its sample — “what is called one who slaughters sheep means that for the sake of a livelihood he has set up a term to last as long as his body lasts, and constantly wishes to harm sheep” — and the key lies in the term set to last a lifetime. The easy error: to understand non-discipline as ‘having done bad things.’ It is not an accumulation of acts; it is a continuing state, with a term set to it, exactly opposite to the discipline. Where this lands: this shows just why the evil discipline is hard to relinquish — like the wholesome discipline, it is an entity that has been set up, not a heap of scattered deeds.
〔2.10〕The near kinsman and the sheep: the most famous exchange in this fascicle. The Sautrāntikas raise the objection: one who slaughters sheep has no harming intent toward his own near kinsmen, “and would not be willing to kill them even for the sake of saving his own life; how then can it be said that he obtains non-discipline toward all universally?” The Sarvāstivādins answer: “because if that near kinsman were to become a sheep or the like, toward him too a harming mind could be had.” The Sautrāntikas press again, and press all the way down in one breath: knowing full well that the near kinsman is not now a sheep, and that a noble one certainly has no principle of becoming a sheep; and granting a step, that you shift your position to the future self-body — “if with regard to the future self-body of a sheep or the like non-discipline is obtained upon the present continuum” — then a sheep will in the future likewise have the body of a near kinsman and of a noble one, toward which there is certainly no harming mind, and so “it ought to be said that one may regard only the future self-body and cannot obtain non-discipline in the present.” This “if with regard to the future” is not a fresh round of rescue mounted by the Sarvāstivādins themselves; it is the Sautrāntikas setting up the Sarvāstivādins’ rescue on their behalf and demolishing it at once; Puguang’s outline gathers the whole stretch within the single division of the Sautrāntikas’ renewed objection, and his explanation puts it in the hypothetical form “if it be said … then it follows that …,” without setting up any Sarvāstivādin answer in between; Fabao at the same round marks simply “a further objection.” Two commentaries independently marking the same way — this may be relied upon. Only then do the hands change: the Sarvāstivādins press the point by principle, asking one sentence only — “since there is a harming intent toward the present body of a sheep and the like, why is non-discipline not obtained upon it?”; whereupon the Sautrāntikas reproach in return with ‘matters equal such as these,’ setting the asymmetry back on both sides: “since there is no harming intent toward the present body of a mother and the like, why is non-discipline obtained upon her body as well? In matters equal such as these another principle should be sought.” First ask: is there a conclusion at the end of this passage? There is none. The treatise stops here, leaving only this sentence of the Sautrāntikas, “another principle should be sought,” and hands down no verdict. The easy error: to read “another principle should be sought” as the author confessing that his own reasoning has failed — it is not the author’s own avowal, it is the Sautrāntikas’ words of objection; and the reason the treatise records without adjudicating is the form of this treatise: where reasoning is unsettled, nothing is forced into place. Where this lands: when such a sentence is met in reading Abhidharma, it is exactly the place where one ought most to stop and think, not the place one ought most to skip.
〔2.11〕The mute and the want of a limb: can the evil discipline be raised only in part. The Sautrāntikas object again from ‘matters equal such as these’: a slaughterer of sheep does not steal all his life long, is content with his own wife, and may even be mute and unable to speak and so without the four faults of speech; “how then does he too obtain the non-discipline complete in its limbs?” The Sarvāstivādins answer: “because he has universally damaged the wholesome āśaya. Though mute and not speaking, his bodily manifest action has expressed the sense he wished to say, and so he obtains it complete in its limbs.” The Sautrāntikas object again: if he had first taken on two or three items of training and afterwards taken on only killing, and as to the remaining limbs had not damaged the wholesome disposition, how should he raise complete the seven limbs? Here the two schools each draw together — the Vibhāṣā masters say “there can certainly be no man with a limb wanting or with only a part remaining who may be called one abiding in non-discipline”; the Sautrāntika masters say “according to the term he has set, whether the limbs be complete or incomplete, whether the whole or a part, in every case non-discipline is obtained,” and add “it is the same with discipline as well, the eight-limbed observance alone excepted.” First ask: where does the real divergence of the two schools lie? In whether the entity of the evil discipline is ‘raised wholly at one raising’ or ‘raised according to the term set.’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is is a question only about the evil discipline. That sentence of the Sautrāntikas, “it is the same with discipline as well,” has already carried the battlefield over onto the wholesome discipline. Where this lands: here two accounts are recorded together and the treatise does not judge which prevails; what the reader is to learn is to see clearly where the point at issue lies, not to hurry to take a side.
III. The Two Causes for Obtaining Non-Discipline and the Three Causes for Obtaining the Middling Nonmanifest
〔3.1〕The two entrances to the evil discipline: being born into such a family, and setting up a term. The treatise says “the non-disciplines are obtained by two causes” — the first, being born into a family of non-discipline, “by first performing the preparatory effort of killing and the rest”; the second, though born into another family, “by first setting up a term and undertaking the business of killing and the rest,” his mind thinking “by this I shall seek goods and support my own life; and at that very moment he raises the evil discipline.” First ask: why does the first kind need no vow? Because for one born into such a family this trade is already the family business, and setting hand to it the first time is itself a taking up of the succession; the second kind requires an express term to be set.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an evil vow must be uttered before an evil discipline is formed. The first kind is precisely the one where no vow is needed. Where this lands: this is exactly symmetrical with the obtaining of the wholesome discipline — that too has its two roads, by undertaking (a vow) and by absorption (naturally).
〔3.2〕The middling nonmanifest: that great tract which is neither discipline nor non-discipline. The treatise gives three causes. The first, “by the field” — “first, by the field, that is, toward such fields of merit as these one gives a park or grove and the like, and that wholesome nonmanifest arises at the first giving” — which it ties to “the meritorious deeds that have a support” spoken of in the sūtra. The second, “by undertaking” — “second, by undertaking, that is, one sets up a vow of one’s own: if I have not yet made obeisance to the Buddha I will not eat first, and the rest” — or makes a vow with a term to it, such as giving food constantly on fast days, monthly, half-monthly, and yearly. The third, “by weighty performance” — “third, by weighty performance, that is, raising an attention weighty in this way one performs the wholesome or performs the unwholesome.” First ask: what have these three causes in common? None of them requires a formal rite for taking on the discipline, and yet each can raise a continuing nonmanifest.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without taking on the discipline there is no entity of discipline to speak of. What these three causes raise is precisely a nonmanifest that does not wait upon taking on a discipline. Where this lands: the small vows one sets up in daily life (one prostration a day, one gift a month) have a real substance within the system of this treatise — they raise a nonmanifest, and the seventh section below will tell you that they are relinquished by six conditions.
IV. Relinquishing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Four Conditions, Five Conditions, and the One Principle behind the Five
〔4.1〕The two words “taming” must first be made good. The treatise begins not by explaining relinquishing but by glossing the name — “what is called taming means to show the discipline, since by this it can make the faculties tamed.” First ask: why gloss this word before speaking of relinquishing? Because what is relinquished must first be established. The discipline is called taming with regard to its function, not with regard to its form. The easy error: to understand keeping the discipline as observing rules. The treatise says it is making the faculties tamed — what is counteracted is the racing of the six faculties. Where this lands: to judge whether a practice of the discipline has landed, what one looks at is not whether there is a record of transgression but whether the faculties have been tamed.
〔4.2〕The disciplines of the seven classes are relinquished by four conditions, the one-day discipline by one more. The treatise lists the four conditions — “first, by disposition, raising a manifest action toward a person who can understand and giving up the training”; “second, by casting off the commonality of sentient beings”; “third, by the two sexual characteristics arising together”; “fourth, by the wholesome roots it rests upon being cut off” — and says “the one-day discipline is relinquished by the four conditions above and by the passing of a night; hence it is said in sum that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is relinquished by five conditions.” First ask: why must the giving up be declared to “a person who can understand”? Because the substance of the first condition is a manifest action contradicting what was undertaken, and a manifest action must have an object able to take it in.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inking silently ‘I no longer hold it’ counts as relinquishing the discipline. The treatise says a manifest action must be raised toward one who can understand. Where this lands: this stipulation also protects the one who has taken on the discipline — a moment’s vexation will not make the discipline lapse of itself.
〔4.3〕The five conditions are not five stipulations; they are five ways of breaking down.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sentence in the section. The treatise asks and answers itself — “why is the relinquishing of the discipline by these five conditions? Because a manifest action has arisen that contradicts what was undertaken, because the support is cast off, because the support is altered, because what it rests upon is cut off, because the term of time is passed.” First ask: what do these five sentences say? They say the ways in which the five things the discipline rests upon severally break down: the manifest action contradicting the undertaking (the reverse of the undertaking), the body that is its support cast off (the end of life), the body that is its support altered (two sexual characteristics), the wholesome roots it rested upon cut off, the term run out.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e five conditions for a list to be memorized. Where this lands: grasp these five ways of breaking down, and when other disciplines are met (the one night of the one-day discipline, the six conditions of the middling nonmanifest) they can be worked out for oneself — they are no more than the same set of breakings-down rearranged over different disciplines.
〔4.4〕Whether a grave transgression relinquishes the discipline: three accounts recorded together, the treatise passing no verdict. The treatise writes the three accounts together in four lines of stanza. The first account is “some other school says: among the four gravest sins that can draw one down to an evil destiny, if any one be transgressed, the disciplines of the novice and the bhikṣu are relinquished” — the treatise itself gives only “some other school” without naming its tenet, while Puguang ties it word for word: “some other Sautrāntika master says: a grave transgression relinquishes the discipline.” The second account is “yet another school says: by the extinction of the true dharma too one may be made to relinquish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the ground being that at the extinction of the dharma “all the items of training, the establishing of boundaries, and the formal acts cease”; and here too Puguang ties the tenet word for word: “some other Dharmaguptaka school says, which here means the school of the dharma-secret” (the sentence at the end of this fascicle about the extinction of the dharma being marked by Puguang precisely as “this refutes the school of the dharma-secret,” which fastens together with the attribution here). The third is the account of the Vibhāṣā masters of the land of Kaśmīra — “the Vibhāṣā masters of the land of Kaśmīra say: at the time of transgressing a root sin, the discipline of one gone forth is not relinquished” — with two grounds, “it is not that transgressing on one side requires all the disciplines to be wholly relinquished” and “it is not that transgressing the remaining sins involves the cutting off of moral discipline.” First ask: on which side does the author stand among the three accounts? Both stanza and prose write them together and hand down no verdict.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e account of the masters of Kaśmīra for the settled position of this treatise. It is one of the three accounts. Where this lands: the form of this treatise is that where divergent accounts are met and the sūtras have no express text, both parties are recorded; the reader had better first make clear the grounds of each of the three accounts, and the choosing among them belongs to someone else.
〔4.5〕The simile of the debt: one man may have two names at the same time. The masters of Kaśmīra set up a simile — “yet he has two names, namely keeper and transgressor of the discipline; as a man of wealth who owes another a debt is called at once a rich man and a debtor” — and add the way out, “if he confesses and clears away what he has transgressed, he is called complete in moral discipline and not called a transgressor, as one who has repaid a debt is called simply a rich man.” First ask: what is this simile meant to rescue? The coexistence of these two things: that the entity of the discipline is not lost, and that the fault is indeed there. The easy error: to read it as ‘it does not matter if one transgresses.’ The latter half of the simile says expressly that one must confess and clear away before returning to being merely a rich man. Where this lands: on the position of this line of the masters of Kaśmīra, this is a division of the greatest practical use for practice — to break the discipline is not to be without discipline; only where there is a discipline to rely upon is there a repentance that can be made. Since the preceding section has already said expressly that the three accounts are recorded together and the treatise passes no verdict, here only the road opened by the doctrine of this one line is set out, and no verdict is handed down on the treatise’s behalf.
〔4.6〕The Sautrāntikas’ objection: the World-Honored One said expressly that one who transgresses the four grave sins is not called a bhikṣu. The Sautrāntika masters object — “if that be so, why did the Bhagavat say that one who has transgressed the four grave sins is not called a bhikṣu” — and adduce the World-Honored One’s words, “he has broken the entity of a bhikṣu and destroyed the nature of an ascetic, and, ruined and fallen, the name of defeat is set up for him.” The Sarvāstivādins answer in a sentence: “it was said with a hidden intent, with regard to the bhikṣu in the ultimate sense.” First ask: wherein lies the weight of this answer? In that it adjudges the World-Honored One’s words to be a saying of hidden intent, that is, not of definitive meaning.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is is merely a technical handling of terms. The Sautrāntikas in their next sentence seize upon just how serious it is. Where this lands: to adjudge a sentence of sūtra to be of hidden intent is a matter of the gravest responsibility — this is exactly why the dispute in the next passage is so fierce.
〔4.7〕The two words “violent and overbearing,” and the head-on collision of the two schools. The Sautrāntikas hand down their verdict outright: “this saying is violent and overbearing.” The Sarvāstivādins ask in return, “wherein is it violent and overbearing?”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with the utmost weight — “in that the World-Honored One’s saying of definitive meaning is explained by another sense so as to be made non-definitive, and in that it provides those of many afflictions with an occasion for transgressing grave sins.” First ask: how many charges do the Sautrāntikas bring? Two: making the definitive non-definitive, and opening a convenient door to grave transgression for those heavy with afflictions. The Sarvāstivādins press further, “how do you know that this saying is of definitive meaning?”; and the Sautrāntikas adduce the Vinaya’s own explanation as proof — “because the Vinaya itself explains that there are four bhikṣus,” namely “first the bhikṣu in name and notion, second the self-styled bhikṣu, third the mendicant bhikṣu, fourth the bhikṣu who has broken the afflictions” — while the one the sūtra calls not a bhikṣu is “the bhikṣu who has not received full ordination by a formal act of one motion and three announcements.”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is passage as a clash of tempers. Its substance is the authority to interpret the sūtras: when may one say that a sentence of sūtra is of hidden intent? Where this lands: this treatise records both parties without judging; what a later reader is to learn is the ground of each — the one relies on principle (the discipline ought not to be wholly relinquished for a single transgression), the other on the text of the Vinaya (the Vinaya itself explains four bhikṣus).
〔4.8〕The simile of the palmyra tree, and what this simile really shows. The Sautrāntikas cite the Sarvāstivādins’ position and refute it, saying that that saying of theirs “is in fact to call the Great Master to account,” because the Great Master himself set up a simile — “the Great Master set up this simile here: as a palmyra tree, if its head be cut off, can certainly not grow tall and wide again, so it is with bhikṣus and the rest who transgress a grave sin.” The Sarvāstivādins ask, “what principle did the Great Master mean this simile to show?”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the intent is to show that to transgress on one side, in a root grave sin, makes all the rest of what was undertaken unable to grow tall and wide, because “he violates and oversteps the root practice of a bhikṣu, and is joined with an exceedingly fierce absence of conscience and shame”; the root of practice being cut off, all the disciplines ought in principle to be wholly relinquished. First ask: why do the two schools read different senses out of one and the same simile? The Sarvāstivādins read “unable to grow” as not increasing; the Sautrāntikas read it as the root being cut. The easy error: to think similes ornamental. This passage is precisely where in the whole fascicle a simile carries the heaviest weight — the point at issue falls upon how the simile is read. Where this lands: in reading the similes of sūtra and treatise, first ask ‘which portion of the simile is what is taken,’ and this one question saves more than half the misunderstandings.
〔4.9〕Tares in the rice, rotten beams, chaff among the seed: the sūtra of expulsion, the answer of the four ascetics, and the Sautrāntikas’ reconciling of the sūtra. The Sautrāntikas cite a further sūtra as proof: one who has gravely transgressed is not permitted to eat the food of the assembly “even a single morsel,” nor to “tread within the monastery so much as a heel’s breadth of ground,” and they adduce the Great Master’s words — “one should swiftly pull out the tares and weeds within the rice, should swiftly select and discard the rotten ridgepoles and beams, should swiftly winnow the chaff and blighted grain among the seed; even so should one swiftly drive out and expel from the assembly those who, being in truth no bhikṣus, are yet styled bhikṣus.” The Sautrāntikas then ask, “what is the mark of the entity of a bhikṣu?” The Sarvāstivādins answer: whatever the mark may be, the entity must exist, and they adduce the World-Honored One’s words as their ground — “for the World-Honored One has said: know, Cunda, that there are four ascetics and no fifth” — the four being of the excellent path, showing the path, living by the path, and defiling the path. The Sarvāstivādins’ words stop here. What follows is not a supplement of theirs but the Sautrāntikas turning about and reconciling this sūtra — “though the sūtra says so, yet he has merely the look of an ascetic remaining, and so is called an ascetic” — with six similes adduced in a row: “as with wood that has been burnt, a counterfeit parrot, a dried-up pool, a spoiled seed, the wheel of a whirling firebrand, and a dead man.” First ask: what does each party read out of one and the same passage of sūtra? The Sarvāstivādins read out that ‘the sūtra sets up four only and not a fifth, from which it is plain that one who has gravely transgressed still has the entity of the discipline within him’; the Sautrāntikas read out that ‘the reason the fourth kind is still called an ascetic is only that a look of an ascetic remains, and not that he has the entity of the discipline’ — and the six similes are set up for just this, saying that the name remains and the reality is gone.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e six similes for the Sarvāstivādins’ words, and so to read them as the Sarvāstivādins granting that in one who has gravely transgressed both name and entity of discipline remain. Precisely the contrary — the six similes are the Sautrāntikas’ words denying the entity of the discipline, following upon their earlier position that a grave transgression relinquishes the discipline. Where this lands: one passage of sūtra and each of two schools makes its own reading of it; this is exactly why this fascicle records both parties without judging, and what the reader is to learn is to see clearly what each relies upon, not to hurry to declare a winner.
〔4.10〕The bhikṣu still in training and the “single thought of concealment”: an exceedingly fine dividing line. Here the hands change once more. The Sarvāstivādins object: if a grave transgression makes one no bhikṣu, then the class of “bhikṣu still in training” set up in the Vinaya has nowhere to stand — “if one who has gravely transgressed is not a bhikṣu, there ought to be no bhikṣu still in training.”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the case cannot be spoken of alike — “it is not said that all who gravely transgress commit a sin of defeat; only of one who has committed a sin of defeat is it definitely said that he is not a bhikṣu” — and the dividing line lies in “because he has not had a single thought of concealment.”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is fine division comes from the mouth of the Sautrāntikas and is no supplement of the Sarvāstivādins; the Sautrāntikas maintain that a grave transgression relinquishes the discipline, and yet at the same time grant that one who transgresses without concealing is superior in his continuum and commits no defeat — and this is precisely where they part ‘grave transgression’ and ‘defeat’ into two matters. First ask: wherein do defeat and grave transgression differ? In concealment. One who transgresses without concealing is superior in his continuum and may enter the class of those still in training.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e weight of a sin lies wholly in the deed. Here it is said expressly to hang upon a single thought of concealment or non-concealment. Where this lands: this is the sentence in the whole fascicle most directly addressed to the practitioner — whether that one thought after the transgression conceals or not settles the whole road afterward.
〔4.11〕The simile of the scorched seed, and a residual point about the extinction of the dharma. Still the two schools stand opposed. The Sarvāstivādins object: since there is no discipline, “why is he not made to go forth and take the discipline afresh?”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because his continuum has already been enfolded by an exceedingly grave absence of conscience and shame, and he has no strength to raise the discipline of one gone forth, like a scorched seed,” and say expressly that this is not because one sees that he still has a discipline — “it is not that, seeing that he has the bhikṣu’s discipline, he is therefore not made to go forth and take the discipline afresh.” That last sentence, “on this point there is no doctrine left; why labor so bitterly to rescue him,” gathers it up most trenchantly, but the momentum of the words must be seen for what it is: it is no neutral close, it is a sentence at the end of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turning the Sarvāstivādins’ own words back upon them — since you insist on preserving his entity of discipline, then you ought to go and make obeisance to bhikṣus of this kind. And a further residual point about the extinction of the dharma is added — “at the time when the true dharma is extinguished, though there are none of the establishings of boundaries, the formal acts, and the Vinaya, and those who have not obtained the discipline have no principle by which to obtain it anew, yet those who obtained it beforehand have no principle by which to relinquish it.” First ask: are the simile of the scorched seed and the simile of the palmyra tree one and the same thing? They are not. The palmyra tree simile disputes whether a discipline already obtained still exists; the scorched seed simile speaks of whether it can be raised again in the future.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 two similes together, whereupon the treatise seems to contradict itself. Where this lands: that passage on the extinction of the dharma yields a clean principle — the institution may be cut off, and an entity already obtained is not lost through the cutting off of the institution.
V. Relinquishing the Wholesome Dharmas Produced in Absorption and the Wholesome Dharmas without Outflows
〔5.1〕The discipline that accompanies absorption is relinquished by two conditions, and the word “and the like” points to something else. The treatise says “the wholesome dharmas affiliated to the levels of the meditative absorptions are relinquished by two conditions,” first by changing levels (born from a lower level up, or passing away from a higher and born below), second by falling back (falling back from a superior merit of absorption already acquired). There is besides in the stanza the word “and the like,” which the treatise itself explains as showing that “at the casting off of the commonality of sentient beings a small portion of superior wholesome roots is likewise relinquished.” First ask: why does changing levels relinquish it? Because the discipline that accompanies absorption is affiliated to a level, and when the level changes the dharmas affiliated to it naturally do not follow. The easy error: to imagine that the discipline accompanying absorption, once cultivated and obtained, goes with one forever. Where this lands: this shows just why the discipline accompanying absorption cannot take the place of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 the one is affiliated to the continuum of a body, the other to a level.
〔5.2〕A small difference in the formless realm, not to be let slip. The treatise adds a sentence: the wholesome dharmas of the form realm are relinquished by changing levels and by falling back, “and so it is with the formless realm as well, save only that there is no discipline there, and in this it differs from the form realm.” First ask: why has the formless realm no discipline? Because the discipline is form, and in the formless realm there is no form.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e higher the realm the more excellent the discipline. It is exactly the formless realm that has no discipline accompanying absorption to speak of. Where this lands: this sentence reminds the reader that the position that the entity of the discipline is a form-dharma is carried through consistently in this treatise.
〔5.3〕The discipline that accompanies the path is relinquished by three conditions, each of substance. The treatise says “the wholesome dharmas without outflows are relinquished by three conditions” — first by obtaining a fruit (“at the time of obtaining a fruit one relinquishes the path of approach and the path of the fruit that went before”), second by refining the faculties (“at the stage of refining the faculties one relinquishes the path of the dull through obtaining the path of the sharp”), third by falling back (“at the time of falling back one loses the path of the fruit and the path superior to the fruit”). First ask: obtaining a fruit is plainly an advance; why is it counted as relinquishing? Because what is relinquished is the earlier path of approach and path of the fruit; this is a relinquishing that ‘exchanges the inferior for the superior,’ not a losing. The easy error: to see the word “relinquish” and think of falling away. Where this lands: “relinquishing” in this treatise is a neutral technical term — wherever the dharma one rests upon is replaced, cut off, or broken down, it is called relinquishing; in reading, first ask which of these it is.
VI. The Three Conditions for Relinquishing Evil Discipline
〔6.1〕The three conditions: death, obtaining the discipline, the arising of the two sexual characteristics. The treatise says “the non-disciplines are relinquished by three conditions” — first by death, “because the support is cast off”; second by obtaining the discipline, “that is, if one takes on th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or through acquiring the discipline of the meditative absorptions, the evil discipline is thereupon relinquished,” the ground being “since the natures of the wholesome and the evil discipline contradict each other, and the wholesome discipline is the stronger in force among them”; third by the two sexual characteristics arising together, “because at that time the support is altered.” First ask: why can the wholesome discipline drive out the evil, and not the evil the wholesome? The treatise says expressly that the wholesome discipline is the stronger in force.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e wholesome and evil disciplines are on a par. They contradict each other in nature and are unequal in force. Where this lands: this is a most powerful practical warrant given by this treatise — the taking on of the discipline is itself the way to cut off the evil discipline, and there is no need to clear away one’s evil actions first before coming to take it on.
〔6.2〕Throwing away knife and net is not relinquishing the evil discipline. The treatise adds a passage on purpose — “one who abides in evil discipline, though he may at times give rise to the volition of not doing and lay aside knife and net, yet if he does not take on the wholesome disciplines, those non-disciplines can in no way be cast off” — and sets up the simile, “as when, though one avoids the causes and conditions of falling ill, yet without taking good medicine the illness is in the end hard to cure.” First ask: why is not doing not enough? Because the evil discipline is an entity that has been set up; it does not break down of itself through the stopping of behavior, and must be dispossessed by an entity that contradicts it.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changing one’s trade is the same as getting out. Where this lands: this is the item in the whole fascicle that comes down most squarely upon the gate of practice — to leave the evil discipline, one must take on the wholesome discipline; to avoid the circumstances is only to stop adding weight, not to be released.
〔6.3〕After the night has passed: the third place in this fascicle where both accounts are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treatise sets the question, “when a man who abides in non-discipline has taken the one-day discipline, and at the passing of the night relinquishes that discipline, does he obtain non-discipline, or is he called a middling man?” The former master says he obtains non-discipline again, on the ground that “that unwholesome disposition has not been relinquished forever, as when iron heated red is taken off the fire, the red vanishes and the dark comes forth”; the latter master says “if he does not do the deed afresh, there is no condition to make him obtain non-discipline, since non-discipline is obtained in dependence upon a manifest action.” First ask: where does the divergence of the two accounts lie? In whether obtaining the evil discipline anew requires a new manifest action. The easy error: to hurry to decide which account is right. The treatise here hands down no verdict. Where this lands: this question is still direct for a modern reader — when a period of temporary discipline has run out and a man returns to his former life, does he ‘revert of himself to his former state,’ or ‘have to make something afresh to get back’? Each account has its reason.
VII. The Six Conditions for Relinquishing the Middling Nonmanifest
〔7.1〕The six conditions are a very complete table of breakings-down. The stanza has only ten characters — “the middling relinquished by undertaking, momentum, performance, thing, life, and roots cut off” — five characters to a condition, the last word “cut off” gathering in the cutting off of the roots as well; the prose commentary spreads it out most neatly. The treatise lists “the middling nonmanifest is relinquished by six conditions” — “first, relinquished by the breaking down of the mind of undertaking” (saying in the mind, “from this day on I cast off what I undertook before”), “second, relinquished by the breaking down of the momentum,” “third, relinquished by the breaking down of the performance” (“as with the matter undertaken, one afterwards does it no more”), “fourth, relinquished by the breaking down of the thing,” “fifth, relinquished by the breaking down of the life span” (“because the support has undergone a change”), “sixth, relinquished by the breaking down of the wholesome roots” (“at the time when the preparatory effort is raised and the wholesome roots are cut off”). First ask: why are the conditions of the middling nonmanifest more numerous than those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Because it is not established by a formal act, and the things it rests upon are more mixed — mind, momentum, performance, thing, life, root, every one of them breakable. The easy error: to see the six conditions as trivia. They are in fact an extended application of the five ways of breaking down in the fourth section. Where this lands: before setting up a small vow, look first among these six for the one likeliest to break down first, and that is where the vow most needs guarding.
〔7.2〕The arrow and the potter’s wheel: the moment when momentum runs out. For the second condition the treatise sets up a simile of its own — the nonmanifest drawn forth by the force of pure faith or of the afflictions has “a limit to both, and when the momentum of that limit is cut off the nonmanifest is thereupon relinquished, as with an arrow that has been shot and a potter’s wheel, which come to a stop when the thrust of the bowstring and the rest is spent.” First ask: what is this simile meant to correct? The imagination that ‘a fierce mind at one moment can be effective forever.’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a mind raised in a moment of being moved will stay there. The treatise says it is like an arrow: it will come to the ground. Where this lands: this is why the treatise sets up “by undertaking” as a separate cause — to turn a momentary momentum into a vow with a term to it, so that when the momentum is spent there is still a mind of undertaking to rely on.
〔7.3〕A thing too can break down the entity of the discipline, and this item is the easiest to skip. The treatise asks itself, “what is a thing?” and answers itself, “the monastery, bedding, caitya, and park or grove given away, and the nets and snares and the like set up.” First ask: if the thing is destroyed, is my merit then gone? What is spoken of here is not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merit but the nonmanifest that kept arising in dependence upon that thing, which stops with the thing. The easy error: to read it as ‘the fruit of retribution of the gift disappears.’ It does not — the action of giving is already accomplished, and only that portion of the nonmanifest that turned with the thing stops. Where this lands: this item applies symmetrically on the evil side as well — nets and snares being destroyed, the evil nonmanifest that arose in dependence upon them likewise stops.
VIII. Relinquishing the Wholesome Not-Form of the Desire Realm and the Defiled Not-Form of the Three Realms
〔8.1〕The relinquishing of wholesome dharmas takes two conditions, the relinquishing of defiled dharmas only one. The treatise says “all the wholesome dharmas of the desire realm that are not form are relinquished by two conditions: first,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second, being born into a higher realm”; while “all the defiled dharmas of the three realms that are not form are relinquished by one condition alone, namely by the arising of the path that counteracts them.” First ask: why do wholesome dharmas take two conditions and defiled dharmas only one? Because the relinquishing of wholesome dharmas has two roads — being uprooted (the wholesome roots cut off) and being passed beyond (birth in a higher realm); the relinquishing of defiled dharmas has one road only — being counteracted.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defiled dharmas are the easier to relinquish. Exactly the contrary: there is one road only, and that road is the noble path. Where this lands: this section states the matter of ‘cutting off the afflictions’ with the utmost economy — apart from the counteracting path there is no second way.
〔8.2〕The four words “no other means” are to be remembered. The treatise says “if the path that can cut off this category has arisen, one relinquishes all the afflictions within this category together with their attendants; no other means will do.” First ask: what is meant by “this category”? The afflictions are cut off by categories, and only when the path that can cut off this category arises is this category relinquished.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cultivating any wholesome dharma whatever can diminish the entity of an affliction. To diminish its actual occurrence is one thing; to relinquish its entity is another. Where this lands: this sentence of the fascicle is best read together with the earlier ‘the wholesome discipline can dispossess the evil discipline’ — the wholesome discipline can dispossess the entity of the evil discipline, but wholesome dharmas cannot dispossess the entity of an affliction; the entity of an affliction can be cut off by the counteracting path alone.
IX. In Which Sentient Beings Discipline and Non-Discipline Are Found
〔9.1〕Three lines drawn first: destiny, continent, body. The treatise says “non-discipline is found only in the human destiny, and the northern continent being excepted, it is found in the three quarters alone,” and “within the three continents there must further be excepted the ṣaṇḍha, the paṇḍaka, and those who have the two sexual characteristics”; while discipline likewise excepts the same classes among men, “and is found among the gods as well.” First ask: why draw three lines? Because the support of the discipline has three layers of condition — the destiny (there must be undertaking and conscience and shame), the continent (there must be a dharma of undertaking), and the body (there must be a support that has the capacity).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 northern continent excepted” as meaning that the men of the northern continent are bad. The treatise gives its own reason later, and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good and evil. Where this lands: whenever an ‘excepting so-and-so’ is met in this treatise, first find the reason the treatise itself gives, and do not fill it in for oneself.
〔9.2〕Why the ṣaṇḍha and the rest have no discipline: two proofs from sūtra and Vinaya and three reasons. The treatise first adduces the proofs — “and by what is it known that the continuum of the ṣaṇḍha and the rest is not a support for discipline? Because sūtra and Vinaya have express proof” — the sūtra passage where the Buddha tells Mahānāman taking “the male faculty complete” as the mark of a layman of the male sort, and the Vinaya where it says “you should put away and reject persons of this sort of form.” Then it adduces three reasons — “because the afflictions raised by the two supports are both in full increase within one continuum,” “because they have no capacity for correct discernment,” “because they have no exceedingly weighty mind of conscience and shame.” First ask: what do these three point to in common? To the capacity of the support that is the body, not to a moral appraisal.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is passage as a disparagement of a class of persons. What the treatise sets up is the condition of the body upon which the entity of the discipline rests. Where this lands: this also explains why they likewise have no evil discipline — the treatise goes on to say “because their minds are not settled in evil either,” and adds a general rule, “moreover, wherever there is wholesome discipline, there evil discipline is also found, because these two are established as the reverse of one another.”
〔9.3〕The northern continent and the evil destinies: two different lacks. The treatise says “the men of Uttarakuru have no undertaking and no absorption, nor a superior āśaya for doing evil, and hence have neither wholesome nor evil discipline”; and again, “fierce conscience and shame are absent in the evil destinies, and hence discipline and non-discipline are alike absent there.” First ask: is what the northern continent lacks the same thing that the evil destinies lack? It is not — the northern continent lacks “undertaking” and ‘the superior disposition for doing evil,’ while the evil destinies lack fierce conscience and shame. The easy error: to lump the two together as ‘heavy in action.’ Where this lands: this section together with the passage on the ṣaṇḍha makes up a ‘table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 body that supports the discipline’ — there must be a dharma of undertaking, conscience and shame, capacity, and a settled mind.
〔9.4〕The simile of the field of salt and alkali: it grows no good sprouts, and no foul weeds either. The treatise sets up the simile, “moreover the ṣaṇḍha and the rest are like a field of salt and alkali, and hence cannot grow wholesome discipline or evil discipline,” and explains it itself, “it is plainly seen in the world that any field of salt and alkali can grow neither good sprouts nor foul weeds.” First ask: on which word does the weight of this simile fall? On ‘nor foul weeds either’ — the two-way character of the simile is the very heart of it. The easy error: to take only the half ‘it grows no good sprouts’ and read it as disparagement. Where this lands: whenever a simile is read, first see whether it is a one-way or a two-way simile; this simile in the treatise is plainly two-way.
〔9.5〕Egg-born nāgas taking the eight-limbed observance: the solution to an objection from a sūtra. The treatise sets the objection, “if that be so, why does the sūtra say that there are egg-born nāgas who on the eighth day of each half-month and the rest come out from the palace to the world of men to ask for the eight-limbed one-day fast discipline,” and answers, “what they obtain is excellent conduct, it is not the obtaining of discipline.” First ask: since they have taken it, why does it not count as obtaining the discipline? Because the discipline has its conditions of a support, and what they obtain is excellent conduct.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is says the nāgas took it in vain. It does not — excellent conduct is a wholesome thing really obtained. Where this lands: this is one and the same establishing as the “excellent conduct resembling discipline” obtained under the “five stipulations” of the second section: there is real good and yet it is not discipline; the treatise applies the same measure in these two places.
〔9.6〕The distribution of the three disciplines through the three realms. The treatise concludes, “hence discipline is found only among men and gods, and only men have all three disciplines complete, namely individual liberation, the meditative absorptions, and that without outflows”; and it says separately that “those born among the gods of the desire realm and in the form realm may all have the discipline of the meditative absorptions, while for those born in the formless realm it is certainly absent,” whereas the discipline without outflows “is found even in the formless realm,” only that “those born in the formless realm merely possess it, since, there being no form, it certainly cannot be made present.” First ask: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ossessing” and “being made present”? Possessing is having obtained it; being made present is having it in act.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 formless realm has the discipline without outflows” as meaning that the formless realm has a discipline that can be practiced. The treatise says expressly that it certainly cannot be made present. Where this lands: this pairing of “possessing” and “being made present” has to be used everywhere in Abhidharma, and this sentence of the fascicle is one of the cleanest samples of it.
X. The Three Actions, Wholesome, Unwholesome, and Indeterminate
〔10.1〕The two words “secure” are the criterion. The treatise says “the action that is secure is named wholesome, because it can obtain a lovely maturation and nirvāṇa, relieving the sufferings of beings in the two divisions of time, the temporary and the everlasting”; it says “the action that is not secure is named unwholesome, because it draws on an unlovely maturation and is contrary in nature to what was called secure”; it says “the action that belongs to neither of the two is given the name indeterminate, because it cannot be determined as wholesome or unwholesome.” First ask: why is the criterion of the wholesome fixed at “secure” rather than at “good”? Because security is spoken of with regard to the result — it can obtain a lovely maturation (temporary) and nirvāṇa (everlasting). This pairing of “the two divisions of time, the temporary and the everlasting” is one of the most essential establishings in the treatise: the suffering relieved by wholesome action has two layers of effect. The easy error: to understand the wholesome merely as what draws on a pleasant result. If it were only that, nirvāṇa would have nowhere to stand. Where this lands: to check whether a thing is wholesome, the question the treatise gives is ‘does it relieve suffering, and is the relief temporary or everlasting?’
〔10.2〕Why the indeterminate is not a third kind of wholesome. The treatise says that the indeterminate is that portion which “cannot be determined as wholesome or unwholesome.” First ask: is ‘cannot be determined’ a not knowing, or a genuine belonging to neither side? It is the latter — it is affiliated to neither the secure nor the insecure nature.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e indeterminate for a neutral good thing. It has not even the strength to draw on a maturation. Where this lands: this division reminds the practitioner that a great deal of daily behavior in fact falls into the indeterminate, accumulating neither good nor evil — and this is precisely why one must ‘raise a weighty attention’ if a nonmanifest is to be raised.
XI. Meritorious, Unmeritorious, Immovable
〔11.1〕The definitions of the three actions are of the utmost brevity, and the reason li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each sentence. The treatise says “the wholesome action of the desire realm is said to be named meritorious, because it draws on a lovely result and benefits sentient beings,” “the unwholesome actions are said to be named unmeritorious, because they draw on an unlovely result and harm sentient beings,” “the wholesome action of the two higher realms is said to be named immovable.” First ask: why is the wholesome of the higher realms not called meritorious? Because the pair meritorious and unmeritorious is set up with regard to benefiting and harming sentient beings, while the name immovable is set up with regard to action and result not shifting — the three do not share one measure.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e three actions are three cells under one and the same standard. Where this lands: when a set of dharma-numbers is met standing side by side, first make sure whether they were measured with one and the same measure; here the treatise offers exactly a counter-instance.
〔11.2〕How the sūtras of “immovable” and “having movement” are reconciled. The treatise sets itself the objection from a sūtra — the World-Honored One said that the three lower absorptions are all named having movement. Answer: “since within the three lower absorptions there are applied and sustained thought and the rest, the calamities are not yet stilled, and hence the name moving is set up,” whereas “the immovable of which the Sūtra of the Immovable speaks is said with regard to being able to draw on an immovable maturation.” First ask: why has one and the same word “movement” two explanations? Because what each is spoken with regard to differs: the one with regard to the calamities within the absorption, the other with regard to the place of action and result. Puguang here further adduces the words of the Treatise Conforming to Correct Principle as a help — “the noble ones say: within these there is the movement of applied thought, sustained thought, joy, and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By the applied and sustained thought of the lower first absorption there is movement, by the feeling of joy of the lower second there is movement, by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of the lower third there is movement” — and puts forward two explanations of his own, one saying “because there are applied thought and the rest, and the calamities are not yet stilled, the name moving is set up,” and one saying “a further explanation: taking in joy, pleasure, and the in-breath and out-breath as well, each as is fitting is called movement.”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e actions of the form and formless realms really have movement. Where this lands: when the same word is met with different explanations in sūtra and treatise, first ask ‘with regard to what is “movement” spoken of in this place?’
〔11.3〕Actions of the desire realm may be turned aside by other conditions, those of the higher realms may not. The treatise sets a further objection, “how can an absorption that has movement draw on an immovable maturation,” and answers, “although within such an absorption there is the movement of calamity, yet its action as regards its result has not the shifting that the desire realm has, and hence the name immovable is set up,” adducing an actual instance from the desire realm — an action that properly ought to ripen among the gods, “being drawn aside by the force of other causes and conditions, ripens among men instead.” Conversely, “an action of the form and formless realms belonging to some other level and place has no way of being turned into being experienced at another level and place; the place of action and result is settled, and hence the name immovable is set up.” First ask: what does the “movement” here really move? It moves the destiny and place where the result of the action is. The easy error: to mistake “immovable” for meaning unalterable and irremediable. What is said here is that the level and the place do not shift, not that the result cannot be turned. Where this lands: the very reason that actions of the desire realm can be turned is why practice has a place to lay hold; this item is most powerful read together with the section on settled and unsettled action.
XII. Conducive to Pleasant Feeling, to Painful Feeling, to Feeling Neither Painful nor Pleasant
〔12.1〕The bounds of level for the three actions of feeling are drawn by the limit of pleasant feeling. The treatise says “among the wholesome actions, those from the desire realm up to the third meditative absorption are called actions conducive to pleasant feeling, because pleasant feelings extend only so far”; “the unwholesome actions are called conducive to painful feeling”; “the wholesome actions of the levels beyond the third absorption are said to be named conducive to feeling neither painful nor pleasant, because above that there are no feelings of pain or pleasure at all.” First ask: why is the line drawn at the third meditative absorption? Because pleasant feeling reaches only so far.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is is a ranking of value. It is a boundar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feeling. Where this lands: this boundary is used again and again in the study of absorption — above the third absorption there is no pleasant feeling, and above the fourth there is the feeling of equanimity alone.
〔12.2〕Action draws on not feeling alone but the provisions of feeling as well. The treatise adds a sentence of great importance — “it is not that these actions draw on the result of feeling alone; it should be known that they draw on the provisions of that feeling as well; feeling and its provisions are here called feeling.” First ask: what are the provisions of feeling? The remaining dharmas that arise together with feeling and support that feeling. The easy error: to read “action conducive to pleasant feeling” as drawing on one isolated pleasant feeling only. Where this lands: this explains why the result of a wholesome action is a whole setting and not merely a sensation.
〔12.3〕Whether the lower levels have a third kind of action: three accounts set forth and the author expressly adjudicating. The treatise records three accounts — the first, that the lower levels too have the third, action conducive to feeling neither, on the ground that the action of the intermediate absorption must draw on a maturation, for otherwise “the action of the intermediate absorption ought to have no maturation, or else there ought to be no such action at all, since it has no maturational result of pain or pleasure”; the second, that this action draws on the maturation of the faculty of pleasure within the fundamental levels; the third, that this action draws on no result of feeling. The author gathers them up directly with “both accounts contradict the root treatise,” adducing two questions from the root treatise as proof, and concluding, “by this it may be proved that the lower levels too have action conducive to feeling neither.” First ask: does this passage conflict with the form of ‘recording both without adjudication’ set out above? It does not — recording without adjudication is for cases where the sūtras have no express text, whereas here the author has an express text of the root treatise to adduce, and so he adjudicates. The easy error: to take every divergent account in this fascicle for a recording without adjudication. Where this lands: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adjudicating and not adjudicating is whether there is an express text to rely upon, and this passage is the one sample of express adjudication in this fascicle.
〔12.4〕The action of the feeling of equanimity is wholesome but inferior: an answer that looks like a contradiction. The treatise asks itself, “is this action wholesome or unwholesome? It is wholesome, only inferior,” and at once objects to itself: since it was said above that the wholesome up to the third absorption is called conducive to pleasant feeling, and that what obtains a lovely result is called wholesome action, is this not a contradiction? Answer: “it should be known that that was said with regard to the greater part.” Puguang here states the reason more thoroughly — he sets the question why the equanimity of the higher levels should be drawn on by a superior wholesome while the equanimity below the third absorption is on the contrary drawn on by an inferior wholesome, and answers, “in the higher levels there is no joy or pleasure left to delight in, and so a superior wholesome can draw it on; in the lower levels there are still the two feelings of joy and pleasure, and men mostly delight in these and do not much seek equanimity,” adducing the words of the Mahāvibhāṣā, “the mode of apprehension of the faculty of equanimity is subtle and still, and delighted in by the wise, and so it is a wholesome action that draws it on.” First ask: what does “said with regard to the greater part” mean? It means that the earlier sentence adduced the general case and is not a rule without exception. The easy error: to see the treatise break its own earlier words and suppose the text disordered. Where this lands: this treatise often uses “with regard to the greater part” to reconcile the general case with the exception, and one should watch for it in reading.
〔12.5〕The natures of action and feeling differ; how the word “conducive” is established. The treatise asks itself, “since the natures of action and of feeling are distinct, how are they said to be conducive to pleasant feeling and the rest,” and the answer has several roads: first, “though the natures of action and pleasant feeling are distinct, action can act as cause to benefit pleasant feeling”; second, this action is what is experienced by pleasure, “because pleasure is the maturational result of this action”; third, that pleasure is what the action experiences. And a simile is set up, “as with the bath powder conducive to bathing” — which Puguang glosses word for word, “bathing means washing, and powder means the sort of bean flour; the powder being conducive to the bathing, it is called the bath powder conducive to bathing” — from which it is plain that this is the powder of beans and flour used at bathing (of the sort of bath-meal), so named because it is conducive to bathing, and not a scented dust. First ask: wherein do the three roads differ? One is with regard to benefit, one to what is experienced, one to what experiences. Puguang divides the three explanations in just this way.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e three accounts exclude one another. They are three roads by which one and the same name is established. Where this lands: when a compound name of the form ‘conducive to such and such’ is met, first ask whether it is said with regard to the cause, to the result, or to the function.
〔12.6〕The five kinds of conduciveness to feeling: a table for preventing confusion. The treatise lists five — conducive by its own nature (all feeling), by association (all contact), as object (all objects), as maturation (the action that can draw on a maturation), and as present before one (the feeling now occurring) — adducing a sūtra as proof for each, and at the end fixing the range: “what is spoken of here is only conduciveness as maturation, because action can draw on the maturation of feeling.” First ask: what use is there in setting up these five? The use is in delimiting what is under discussion: the conduciveness spoken of in this section is only the fourth kind and no other, and must not be mixed up with the other four.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 text on conduciveness as maturation with the sense of conduciveness by its own nature, whereupon nothing goes through anywhere. Where this lands: this is a typical device of Abhidharma — first spread out the several uses of a word, then designate which one is in use here.
XIII. Settled and Unsettled Action · Actions of the Three Times
〔13.1〕Settled and unsettled must first be clearly defined. The treatise says “of the actions conducive to pleasant feeling and the rest spoken of above, it should be known that each has the difference of settled and unsettled; because they are not certainly to be experienced, the name unsettled is set up.” Settled action is further of three — “settled action is of three kinds: first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present life, second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next birth, third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a life after the next” — each with its definition: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present life means done in this life and ripening in this very life”;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next birth is done in this life and ripening in the second life;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a life after the next is done in this life and ripening in order from the third life on. The three settled with the one unsettled make four kinds in all. First ask: in what is the “unsettled” unsettled? Here it is unsettled first with regard to the division of time. The easy error: to take unsettled action for action that receives no result. What is unsettled is the time, not whether there is a result. Where this lands: this set of four actions is the skeleton of the teaching on action and result, and the two sections following both hang upon it.
〔13.2〕The account of five actions: cutting the unsettled once more. The treatise records an account — “some maintain that unsettled action is further of two kinds, namely settled and unsettled as regards maturation” — which with the three settled actions makes five. First ask: where does this cut fall? On a second dimension, ‘whether the maturation itself is settled.’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e account of five actions conflicts with that of four. It has only used one more measure. Where this lands: from this it is plain that “settled” in this treatise has at least two senses, settledness of time and settledness of maturation; and when the words “settled action” are read, one should first ask which settledness is meant.
〔13.3〕Whether action conducive to the present may ripen in a later life: a divergent account and the Vibhāṣā masters’ refusal. Some other master says that action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present may ripen in other births as well, “the name of the action being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stage at which it first ripens,” on the ground that “lest a strong action should have little maturational result.” “The Vibhāṣā masters do not allow this account, because some actions have a result near and yet not superior, and some are just the contrary,” and they adduce outward seeds as a simile — “as with outward seeds, the mallow bears fruit after three and a half months, while wheat must pass six months before it bears fruit.” First ask: what is this simile meant to refute? The inference that ‘what ripens early must therefore be small in strength.’ The mallow ripens early and wheat late, and one cannot say that the strength of the mallow must be the smaller.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a divergent account, once adduced, is thereby granted. Where this lands: this passage is a fine training in reasoning — a seemingly plausible analogy overturned by an analogy that fits better.
〔13.4〕The masters of similes’ four alternatives and eight actions. The treatise records the masters of similes as saying that action has four alternatives — settled as to time and unsettled as to maturation, settled as to maturation and unsettled as to time, settled as to both, unsettled as to both — and concludes “on their account actions come to eight kinds in all.” First ask: how do these four alternatives stand to the account of five actions above? They cross the two measures (time and maturation) completely, so that each kind of action divides in two and makes eight.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e four alternatives and the five actions for two opposed positions. The four alternatives are a method; the five actions are one of its results. Where this lands: this is the second demonstration of the method of four alternatives in this fascicle; crossing two measures exhaustively is the basic skill of Abhidharma analysis.
XIV. The Four Actions Done at Once · Drawing On the Commonality · What All Places May Do · What Is Debarred to the “Firm”
〔14.1〕Whether four actions can be done at the same time: a very concrete answer. The treatise asks itself, “are there four actions don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lowed that there are. How? Having sent three messengers, one at the same time carries a wrong desire through to its end.” First ask: wherein lies the beauty of this instance? In that with a single affair it does all four actions of the four divisions of time at once — what the three messengers do severally accomplishes the three settled actions, and what he does himself accomplishes the unsettled action, and all four are brought to comple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actions of different divisions of time cannot be done at the same time. The doing is at one time, the ripening at different times, and the two must not be confused. Where this lands: this also shows from the other side how much action is to be feared — in the space of a single thought four lines of time can be set going at once.
〔14.2〕Only three can draw on the commonality of sentient beings; the present-life kind does not. The treatise answers, “how many actions can draw on the commonality of sentient beings? Only three can draw on it, the action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present excepted, because the commonality of this present body was drawn on by an earlier action.” First ask: why can the action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present not draw on the commonality? Because the body of general retribution of this present term was drawn on by an earlier action; the action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present receives its result within this very body and comes too late to draw this body on. The easy error: to confuse the drawing action with the filling action. Where this lands: this item is precisely the forerunner of the doctrine of ‘drawing and filling causes’ — what draws on the general retribution of one term and what fills out its particular retribution are not one and the same set of actions.
〔14.3〕Within the hells wholesome action must except that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present. The treatise says “in all the realms and destinies, whether wholesome or unwholesome, according to what is fitting all four may be done,” which is the general permission; and the particular debarring is “as for the particular debarring, within the hells wholesome action excepts that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present, since there is no lovely result; the rest may all be done.” First ask: why is just this one kind excepted? Because what is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present must receive its result in this life, and the hells have no lovely result to receive.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no wholesome action can be done in the hells. The treatise says expressly that the remaining three may be done. Where this lands: this is one of the rare rays of light in this fascicle — in the most painful of places wholesome action can still be done, only its result is not received there.
〔14.4〕What is debarred to the “firm”: a line drawn for those who do not fall back. The treatise says “those who do not fall back from their lineage are called firm, and on a level whose defilement they have left behind,” dividing them in two — those of the class of ordinary beings, “excepting the action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next birth, may do the remaining three”; noble ones, “excepting both those conducive to the next birth and to a later one, may do the remaining two” — the ground being that an ordinary being who does not fall back has no ‘being born again below in the next life,’ and a noble one who does not fall back “will certainly not be born again into the lower levels.” First ask: why are those conducive to the next birth and to a later one the ones debarred? Because those two must receive their results in the lower levels, and one who does not fall back is no longer born into the lower levels.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is says a noble one does no action. The treatise says expressly that the remaining two may be done. Where this lands: this section shows that whether an action may be done hangs upon whether the place where its result is received is still within his future itinerary.
〔14.5〕An exception for one who falls back from a fruit, and a thread laid for later. The treatise says that noble ones who have obtained the freedom from defilement in the desire realm and at the summit of existence, “though there be falling back, still do not do the actions conducive to the next birth or to a later one, because one who falls back from there must fall back from a fruit,” and adds, “those who have fallen back from a fruit certainly do not then meet their end, as will be made out later.” First ask: why does one who has fallen back from a fruit still not do the actions conducive to the next birth or a later one? Because one who falls back from a fruit will not thereupon meet his end, and is still within this life. The easy error: to read “falling back” as sinking down into a lower level. The treatise says expressly that he does not meet his end. Where this lands: this sentence is at the same time a thread laid for later — the relation of falling back from a fruit to the end of life is left by the treatise to be made out in the text that follows, and the reader should note the thread down.
XV. The Twenty-Two Kinds of Action Done in the Stage of Intermediate Existence
〔15.1〕How the twenty-two are counted out. The treatise says “within the desire realm, while abiding in the stage of intermediate existence, it is allowed that twenty-two actions can be done,” and the way of counting is that the stage of intermediate existence, the five stages within the womb, and the five stages outside the womb make eleven stages, each with a settled and an unsettled action, hence twenty-two. The five stages within the womb are the kalala, the arbuda, the peśī, the ghana, and the praśākhā; of the five outside the womb the treatise says “the five outside the womb are: first infancy, second childhood, third youth, fourth middle age, fifth old age.” First ask: why cut one life into eleven segments? Because what action bears upon differs stage by stage.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e twenty-two for twenty-two actions of different natures. It is eleven stages multiplied by two. Where this lands: this way of counting is itself a way of contemplation — laying out one term of life from intermediate existence to old age and seeing every segment as a place upon which action may bear.
〔15.2〕Why the settled actions done in intermediate existence all count as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present. The treatise says “it should be known that the eleven kinds of settled action thus done in intermediate existence are all included in what is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present, because the commonality of the class has no difference,” and explains itself, “that is, this stage of intermediate existence and the ten stages of its own class are drawn on by one commonality of sentient beings and one action.” First ask: are intermediate existence and the time in the womb and on to old age not different stages? How then do they count as one and the same “present”? Because they belong to one and the same commonality of sentient beings and are drawn on by one and the same action; they are segments within one and the same term of life. The easy error: to take intermediate existence for a life of its own. Where this lands: and it is for this very reason that the treatise says “hence there is no need to speak of a separate action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intermediate existence, since intermediate existence is itself drawn on by the actions conducive to the next birth and the rest.”
〔15.3〕The precise sense of the four words “the commonality of the class.” This term is exceedingly easy to confuse with “the commonality of sentient beings.” Puguang adduces the words of the Treatise Conforming to Correct Principle to explain it — “the commonality of the class means the class of men and the like, not the destiny and not the birth, since with regard to destiny and birth the commonalities of intermediate existence and of birth-existence differ.” First ask: what does this explanation settle? It settles the difficulty that intermediate existence and birth-existence are in fact not of one commonality as regards “destiny” and “birth”: what they share is the layer of “the class of men and the like,” not the layer of destiny and birth.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 commonality of the class” here with the “commonality of sentient beings” of the five aggregates. Where this lands: when two closely similar technical terms are met, first look whether the ancient masters have drawn a boundary between them; the words Puguang adduces here are exactly that boundary.
XVI. Why an Action Must Draw On a Maturation
〔16.1〕Four marks plus one, five places in all. The treatise says that if the action done be “from a weighty affliction, or a purely pure mind, or constantly done, or arising toward a dominant field of merit,” together with “the doing of harm toward father and mother with a mind whether light or weighty,” then “all such are included in settled action, and the rest are not certainly to be experienced.” First ask: what have these five places in common? The first three are extremes of mind (utterly defiled, utterly pure, utterly habitual), the latter two extremes of field (the most excellent field, the weightiest kindness).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only great evil forms a settled action. A mind utterly pure forms a settled action just the same. Where this lands: this item gives the practitioner a very practical application — to make a wholesome action settled, work upon these five: the purely pure mind, constant doing, and arising toward a field of merit.
〔16.2〕Who the field of merit is. The treatise explains itself, “what is called a field of merit means the Buddha, the dharma, and the assembly, or a superior person, that is, one who has obtained a superior fruit or a superior absorption.” First ask: why is “a superior person” reckoned in as well? Because what makes a field a field is its virtue, not its formal station. The easy error: to identify the field of merit with the institutional assembly. The treatise says expressly that one who has obtained a superior fruit or absorption is such a field too. Where this lands: this sentence is at the same time a warning — harm or benefit done toward one who has virtue has a settled retribution, whatever his name and rank.
〔16.3〕Why father and mother are listed separately. The treatise says on purpose “or the doing of harm toward father and mother with a mind whether light or weighty,” placing it beside the field of merit. First ask: father and mother have not necessarily a superior fruit or absorption; why are they listed with the field of merit? Because what is spoken with regard to here is not virtue but kindness. The easy error: to class father and mother under the field of merit. The treatise sets it up as a separate item. Where this lands: here the treatise sets the two lines of “virtue” and “kindness” side by side as the objects of settled action, an establishing at once most economical and most weighty.
XVII. What Action Certainly Draws On a Result in the Present Life
〔17.1〕Superiority of field and superiority of intent: two reports. The treatise adduces two matters. For superiority of field — “by the field being superior, it is heard that there was a bhikṣu who within the assembly spoke the speech of a woman, and who in the present life was turned into a woman” — and it says “reports of this class are not one only.” For superiority of intent — “by the intent being superior, it is heard that there was a eunuch who, because he rescued a number of oxen from the eunuch’s business, was in the present life turned into a man.” First ask: what do these two reports prove? They prove that the swiftness of retribution hangs upon the superiority of the field and of the intent, and not upon the size of the deed.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se two as tales of the marvelous. They are instances adduced by the treatise itself. Where this lands: a single sentence uttered within the assembly, and a single act of rescuing oxen, both have their retribution in the present life — and this is the weight that this section would have the reader remember.
〔17.2〕The third condition is the most winding and must be read slowly. The treatise says “or one born in this level who leaves behind the defilement of this level forever, of the wholesome and unwholesome actions within this level,” if the action be “settled as to maturation and unsettled as to stage,” “this action must draw on a result in the present life.” First ask: why should leaving behind the defilement of this level forever turn an action into one experienced in the present life? Because after leaving the defilement behind he is no longer born into this level, and if this action is not experienced in this life there is no place where it can be experienced. The treatise then makes the other two cases plain as well: if it be an action conducive to being certainly experienced at some other stage, then such a man “certainly has no principle of leaving defilement behind forever”; and if even the maturation be unsettled, then “because he leaves defilement behind forever he does not experience the maturation.” The easy error: to run the three cases together. Where this lands: this is the most tightly reasoned little passage in the fascicle, and its method is first to fix the settledness or unsettledness of the action, then to look at whether the man has left defilement behind, the two crossing to yield three conclusions.
XVIII. Toward Which Fields an Action Raised Has Its Result Experienced at Once
〔18.1〕The five fields are all the moment of ‘having just come out.’ The treatise says “what is called a field of merit means the assembly headed by the Buddha; and by the distinction of persons there are five” — one risen from the absorption of cessation, from non-contention, from the absorption of loving-kindness, from the path of seeing, from the path of cultivation. First ask: why is the stress on “risen”? Because that is the moment when merit is newly complete and the continuum is just pure. Of one risen from the absorption of cessation, “the stillness of this absorption resembles nirvāṇa,” and when the mind first arises upon rising it is “as though one had entered nirvāṇa and come out again”; of those risen from non-contention and from loving-kindness, at the time of rising “the continuum of the body is perfumed and cultivated by boundless and most excellent merits and so proceeds”; of those risen from the paths of seeing and of cultivation, having cut off the afflictions forever and obtained a superior transformation of the support, “upon rising a pure bodily continuum arises.”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it is the standing of these persons in themselves that makes the field superior. What the treatise ties it to is the very moment of rising from that absorption or that contemplation. Where this lands: this also explains the division at the end of the passage — “as for the time of rising from the remaining absorptions and fruits, since the absorption cultivated beforehand is not especially superior and the afflictions abandoned through cultivation are not yet utterly cut off, that continuum is not a superior field of merit.”
〔18.2〕Non-contention and loving-kindness: two absorptions taking boundless sentient beings as their object. The treatise says of the absorption of non-contention that it “takes boundless sentient beings as its object, with a dominant disposition of benefiting attending upon it,” and of the absorption of loving-kindness that it “takes boundless sentient beings as its object, with a dominant disposition of gladdening attending upon it.” First ask: in which single word do the two differ? The one is “benefiting,” the other “gladdening.” The easy error: to make non-contention and loving-kindness one and the same thing. Where this lands: this pairing repays much pondering — to benefit is to draw out their suffering and affliction, to gladden is to give them pleasure; and the treatise divides them as two absorptions.
〔18.3〕Both harm and benefit are experienced at once. The treatise says “if there be an action of harm or of benefit toward them, this action must necessarily draw its result at once.” First ask: why are harm and benefit spoken of together? Because a field as a field is neutral — it makes the results of both the wholesome and the unwholesome side the swifter.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e field of merit only for a place where merit is sown. Where this lands: this is the sentence in this section most to be remembered — before the most excellent of fields the result of an unwholesome action is likewise the swiftest.
XIX. Mental Feeling and Bodily Feeling: The Difference in the Feeling Drawn On by Action
〔19.1〕Action without applied thought draws on mental feeling alone, and the reason is a single sentence. The treatise says “wholesome action without applied thought means all the wholesome action from the intermediate absorption up to the summit of existence,” and that of these those that can draw on a maturation of feeling “should be known to draw on mental feeling and not bodily,” the reason being “because bodily feeling must arise together with applied and sustained thought.” First ask: why must bodily feeling be together with applied and sustained thought? Because bodily feeling is affiliated to the five consciousnesses, and the levels where the five consciousnesses are must have applied and sustained thought; from the intermediate absorption up there are no longer applied and sustained thought, and so there is no bodily feeling to be drawn on.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e higher realms have no bodily feeling because they have no body. The reason the treatise gives is the absence of applied and sustained thought. Where this lands: this item states with the utmost clarity the interlocking of the three, level, consciousness, and feeling.
〔19.2〕Unwholesome action draws on bodily feeling alone, and melancholy is not a maturation. The treatise says of the unwholesome actions that can draw on feeling that they “should be known to draw on bodily feeling and not mental, because an unwholesome cause has painful feeling for its result, and a painful feeling arising together with mind is certainly named melancholy, and melancholy is not a maturation, as was already made out above.” First ask: melancholy too is plainly painful; why does it not count as a maturation? Because melancholy arises in association with discrimination and waits upon deliberation, and does not arise spontaneously, and so is not established as a maturation. Yuanhui here gathers the reasoning of the whole passage very neatly — “this is called action without applied thought, drawing on mental feeling alone. Bodily feeling must arise together with applied and sustained thought, and so action without applied thought does not draw on bodily feeling. As for ‘the unwholesome draws on bodily feeling alone,’ the unwholesome draws on suffering alone, and suffering is in the five consciousnesses, and so it draws on bodily feeling.” The easy error: to read “melancholy is not a maturation” as meaning that melancholy is not painful. It is painful, but it is not the maturation directly drawn on by action. Where this lands: this division is put to use at once in the next section — it is by this that madness of mind does not conflict with “melancholy is not a maturation.”
XX. Madness of Mind: In the Mental Consciousness Alone · Five Causes · The Limit as to Place
〔20.1〕Why madness of mind is in the mental consciousness alone. The treatise says “a sentient being’s madness of mind is in the mental consciousness alone; in the five consciousnesses there is certainly no madness of mind, because the five bodies of consciousness have no discrimination.” First ask: what has madness to do with discrimination? Madness is an inverted discrimination, and the five consciousnesses do not discriminate, and so there is no madness in them to speak of. The easy error: to understand madness of mind as a disorder of the senses. The place the treatise fixes for it is the mental consciousness. Where this lands: this item counteracts a very common misunderstanding — madness and distraction are not in the faculty, not in the object, but in that consciousness which can discriminate.
〔20.2〕The first of the five causes is the maturation of action, and the matters adduced are exceedingly concrete. The treatise says “first, it arises from the sentient being’s own maturation of action,” and lists: making another’s mind mad by drugs and spells; making a man drink poison or liquor he did not wish to drink; displaying a terrible aspect to frighten birds and beasts; setting fierce fires to burn mountains and marshes; making pits and traps to bring beings down; or doing other work to make others lose mindfulness — “by such causes in action he draws on a distinct maturation in a future life that can make his mind mad.” First ask: what have this string of instances in common? All of them take away another’s self-mastery of mind.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only directly driving a man mad draws on this result. The treatise lists them very widely, taking in even the frightening of birds and beasts and the burning of mountains and marshes. Where this lands: this is the neatest correspondence of cause and result in the whole fascicle — he who takes away another’s self-mastery of mind loses his own mind in a later life.
〔20.3〕The remaining four causes: terror, injury, discord, sorrow. The treatise says, second by terror, “that is, non-human beings and the rest display a terrifying form and press upon him”; third by injury, “that is, because by what he has done he has vexed non-human beings and the rest, they out of hatred injure his limbs and joints and thus his mind is made mad”; fourth by discord, “fourth by discord, that is, because within the body the elements of wind, heat, and phlegm contradict one another and the great elements are out of accord, his mind is thus made mad”; fifth by sorrow, “fifth by sorrow, that is, because he has lost those dear to him and the like, the poison of grief winds about his breast and his mind thereupon goes mad, as with Vasiṣṭhā and the rest.” First ask: how do these four causes stand to the first? The first cause is action; the remaining four are present conditions.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e five causes for five causes on one and the same level. One cause lies in a former life, four in the present. Where this lands: this layering matters much — madness of mind may have causes wholly of the present life, and need not be ascribed wholesale to action in a former one.
〔20.4〕A handsome self-correction. The treatise sets itself the difficulty: since madness of mind is allowed to arise from the maturation of action, and mental feeling is not a maturation (the section just above having said “melancholy is not a maturation”), how are the two to be reconciled? The answer is exact — “it was not said that madness of mind is the maturation of action, but only that it is produced by the maturation of action” — the mechanism being “that is, an unwholesome cause in action draws on a maturation of great elements out of balance, and in dependence upon these great elements the mind loses mindfulness, and hence it is spoken of as madness.” First ask: wherein lies the difference of a single word? What is the maturation is the great elements (form); madness of mind is a loss of mindfulness arising in dependence upon the great elements. The easy error: to take “produced by the maturation of action” and “is the maturation of action” for the same thing. Where this lands: this is the most finely reasoned sentence in the fascicle, and the most worth copying out of the whole — what is drawn on is the body; what is produced is the mind.
〔20.5〕The four alternatives of madness and distraction. The treatise makes four alternatives — mad and not distracted is “the undefiled minds of one who is mad,” distracted and not mad is “the defiled minds of one who is not mad,” both mad and distracted is “the defiled minds of one who is mad,” neither mad nor distracted is “the undefiled minds of one who is not mad.” First ask: what does distraction refer to? Distraction here refers to defilement. The easy error: to take madness and distraction for synonyms. The treatise divides them expressly into two matters — one who is mad may have undefiled minds, and one who is not mad may have defiled minds. Where this lands: this set of four alternatives is a stroke of admonition to the reader — not mad and yet defiled in mind is precisely the second of the four.
〔20.6〕The limit as to place, and the bounds set for noble ones. The treatise says “excepting Uttarakuru, the remaining classes of sentient beings of the desire realm may have madness of mind,” and pushes it down layer by layer: even the gods of the desire realm have madness, how much more men and the evil destinies; “the hells are constantly mad, because pressed by much suffering,” for “pressed by painful feelings, they do not even know themselves, much less discriminate right from wrong.” As for noble ones, the treatise says “among the noble ones of the desire realm, the buddhas alone excepted, madness of mind may be had through the great elements being out of accord,” and no madness produced by the maturation of action, the reasons being: if the action be settled it must be experienced first before sanctity can be obtained, and if it be not settled then by the obtaining of sanctity it can be made without result; nor is there terror, “since they have passed beyond the five fears”; nor injury, “since the noble ones have nothing that would draw the dislike of non-human beings and the rest”; nor sorrow, “since they have realized the nature of dharmas.” Yuanhui gathers these four grounds up very neatly — “among the noble ones of the desire realm the Buddha has no madness; the remaining noble ones may have madness of mind through the great elements being at discord. There is no madness produced by maturation, since sanctity has been obtained. Nor is there terror, since they have passed beyond the five fears. Nor injury, since non-human beings revere them. Nor sorrow, since they have realized the nature of dharmas.” First ask: does it detract from the virtue of the noble ones that they may still have madness of mind? It does not — the one cause remaining is only the discord of the great elements, which belongs to the illness of the body and not to the afflictions of the mind.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after the realization of sanctity all madness and distraction cease. The treatise says expressly that only the buddhas are excepted. Where this lands: this item is a great consolation to the practitioner and also a very clear-eyed boundary — the noble ones are free of madness caused by the afflictions, but not of madness caused by the four great elements being out of accord.
XXI. The Three Actions, Crooked, Foul, and Turbid
〔21.1〕The three actions each depend upon one root affliction. The treatise says “the three of body, speech, and mind have each three kinds, namely the crooked, the foul, and the turbid; and in that same order it should be known that they arise in dependence upon flattery, hatred, and greed,” and establishes each name in turn: “that is, the bodily, verbal, and mental actions arising in dependence upon flattery are called crooked action, since they are of the class of the crookedness of flattery”; “the bodily, verbal, and mental actions arising in dependence upon hatred are called foul action, since they are of the class of the foulness of hatred”; and those arising in dependence upon greed are called turbid action, since they are of the class of the turbidity of greed. First ask: why are the three words “crooked,” “foul,” and “turbid” chosen? All three are taken from the appearance of the affliction itself — the mark of flattery is crooked, the mark of hatred is foul, the mark of greed is turbid.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e three names are three grades in the weight of an offense. They are descriptions of three afflictions. Where this lands: Yuanhui here points out that “‘spoken of’ means spoken of in the sūtras,” that is, this set of three names of action comes from the sūtras and is not set up by the author himself; and when one reads in this treatise of ‘speaking of such and such an action,’ one should first ask who the subject of that word ‘speaking’ is.
〔21.2〕The point of closing this fascicle here. Of this stanza only the first half is in this fascicle, the second half belonging to the next. First ask: why draw to a close here? Because the three actions crooked, foul, and turbid are the sixth of the eleven items of “explaining the actions in the sūtras,” and the seventh item, the four actions black and black and the rest, starts a new hearth.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is section for an appendix to the fascicle. It is in fact the winding up of that whole line of gates of action in the second half — from wholesome, unwholesome, and indeterminate down to the crooked, the foul, and the turbid, the whole way through has been establishing entities for the names of action in the sūtras. Where this lands: link up the eleven sections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fascicle and one sees that the author is doing one and the same thing throughout — for every name of action that has occurred in the sūtras, an entity must be given that can be checked.
Further Resonances: A Mirror of the Three Commentaries
The above is the sense of the treatise’s own text in this fascicle. Below, a further section is set up to gather four matters: the adjudications of the three commentaries and their divergences, Saṅghabhadra’s refutations and supplements, the divergences of Paramārtha’s earlier translation, and coordinates for parallel reading. A mirror is not the treatise; it is only looking at the same text by another way of reading. Both are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each restored to its own place.
1. Where the Three Commentaries Diverge
A commentary that leaves but one sentence in a general conspectus. The commentaries on this fascicle are in a special situation: Shentai’s commentary is a fragment, and the seven fascicles extant belong to the Chapter on the Elements, the Chapter on the Faculties, and the Chapter on the Worthy and the Noble; the Chapter on Action is wholly wanting, and so there is no line-by-line commentary of Shentai to hang upon this fascicle. The one trace Shentai leaves upon the Chapter on Action is a sentence in the general conspectus of the whole treatise in his first fascicle, “the chapter on action, one hundred thirty-one lines” — a witness to the stanza count, not commentary upon this fascicle. The absence is marked as it stands, and text from other fascicles is not made to stand in for it.
One and the same fascicle, and the three commentators give it three different numbers. Puguang marks “below, the fifth of the main text, the differences in obtaining the three disciplines. Within it, first the sameness and difference of the places from which they are obtained; second sentient beings, limbs, and causes; third the obtaining of the evil and the middling”; Yuanhui marks “from here the fifth of the main text, explaining the differences in obtaining the three disciplines, within which: first the sameness and difference of place and time of obtaining, second sentient beings, limbs, and causes, third the obtaining of the evil and the middling,” all but word for word the same as Puguang save that his “sameness and difference of place and time of obtaining” has one word more; Fabao, however, forms a system of his own, giving “this one stanza below, the ninth of the main text, explaining the places from which the three disciplines are obtained.” And a layer higher up, the divisions of the chapter-level main outline differ as well: Puguang makes three gates, “within this chapter, first the nature of the entity of action, second the explanation of the actions in the sūtras, third miscellaneous explanations of the actions”; Yuanhui likewise three gates with slightly different names, “three gates in all for the stanzas of this chapter: first the nature of the entity of action, second the explanation of the names of the actions, third miscellaneous explanations of the actions”; while Fabao makes four gates, “the main text of this chapter divides into four: first the entity of action, second discipline and the rest, third the actions in the sūtras, fourth miscellaneous explanations of the actions.” What the three contend over is into how many segments one and the same treatise should be cut and what number each segment should bear; both are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Puguang changes two sets of speaker labels within the prose of one and the same stanz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prose of Root 37 Puguang marks “the house of total raising,” “the house of separate raising,” “the author,” and “the Vibhāṣā masters,” and ties the two houses to the correct and the incorrect senses of the Mahāvibhāṣā — “this is in sense the Mahāvibhāṣā’s correct sense, the house that raises the discipline toward sentient beings as a whole” and “this is in sense the Mahāvibhāṣā’s incorrect sense, the house that raises the discipline toward sentient beings severally”; whil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ame passage (the simile of the kinsman and the sheep) and throughout Roots 39 and 40 he changes to marking “the Sautrāntikas” and “the Sarvāstivādins.” This is no oversight in the commentary; it is Puguang varying his way of labeling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passage. What matters is this: the names “the house of total raising” and “the house of separate raising” are Puguang’s own outline coinages, and the treatise itself has no such names, nor is the same coinage found in Fabao at the same passage.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Fabao has one layer of arrangement more than Puguang, and one measure more of tone. In the passage on “violent and overbearing” Puguang merely marks the questions and answers round by round; Fabao besides puts it into numbers, “there are two violences: first, explaining a sūtra of definitive meaning so as to make it non-definitive; second, providing those of many afflictions with an occasion for transgressing grave sins.” And at one round Fabao marks “the Sautrāntikas make sport of the Sarvāstivādins” — that word “make sport” carries a tone of appraisal, and no such expression is found in Puguang at the same passage. This character of Fabao’s, of one layer more of arrangement and one measure more of attitude, may be seen a second time in this fascicle: at the passage of the field of salt and alkali, Fabao marks “the treatise, ‘moreover the ṣaṇḍha and the rest’ down to ‘good sprouts and foul weeds’: explaining the ṣaṇḍha and the rest a second time,” pointing out that the text here is making a second statement, and Puguang has no such mark.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main text of this fascicle does not take up his tone of appraisal.
Puguang alone hands down a judgment of preference. As to whether, after the one-day discipline is relinquished at the passing of the night, non-discipline is obtained or the man is called middling, the treatise merely sets the two masters side by side. Puguang here not only marks out their regional affiliations (the former master being the masters of Gandhāra, the latter the great masters of the treatises of the land of Kaśmīra) but adds the sentence “although that treatise has no appraiser, yet the latter master is to be taken as correct.” The point is this: the Mahāvibhāṣā he relies upon has itself no appraiser’s adjudication, and this “taking the latter master as correct” is Puguang’s own choice, not the position of the treatise.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Puguang gives two explanations of “the bhikṣu in name and notion” and takes one of them himself. For the first of the four kinds of bhikṣu, Puguang first explains, “his body is that of a layman while his name and title are those of a bhikṣu, hence it is said, the bhikṣu in name and notion,” and then gives another explanation, “a further explanation: by a formal act of one motion and three announcements he obtains the name of full ordination and the rest, and to such a man the name of bhikṣu is given, hence it is said, the bhikṣu in name and notion,” and adjudges the former explanation the better; and he goes on to explain the mendicant bhikṣu, “one gone forth who lives by begging is called the mendicant bhikṣu.” The choice between the two explanations belongs to Puguang himself;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wo places where Puguang alone is detailed, and one where Fabao alone is detailed. On the getting of the name “movement,” Puguang adduces the words of the Treatise Conforming to Correct Principle and then gives two explanations of his own; on the establishing of the name “conducive,” Puguang sets up three explanations of his own (with regard to benefit, to what is experienced, to what experiences) — in both places Puguang alone is detailed, and Fabao and Yuanhui do not touch them. Conversely, on whether action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present may be turned aside, Fabao alone adduces the Mahāvibhāṣā and sets out both schools in full: “the masters of similes say: this is not settled, since all action may here be turned aside, and even a deed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may be made to turn,” and “the masters of the Abhidharma treatises say: actions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present life are settled to be experienced in the present life, and hence are called actions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present life,” listing alongside them “some other masters again speak of five kinds of action” and “some other masters again speak of eight kinds of action.” The two schools are here squarely opposed, the treatise itself passes no verdict, and both are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wo small divergences of wording among the three commentaries. First, the treatise has “the action that is secure is named wholesome,” while Yuanhui has “the action that is settled and secure is named wholesome, obtaining a lovely result and relieving the sufferings of beings” — a difference of one character between “secure” and “settled and secure.” Second, at the fifth cause of madness of mind the treatise gives the name as “Vasiṣṭhā and the rest,” while Yuanhui gives “Vasiṣṭhā of the Vāsiṣṭha clan and the rest,” with one character more. Both are recorded only, without adjudication.
2. Saṅghabhadra’s Refutations and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s
Saṅghabhadra’s two treatises do not give the name of this chapter as “the Analysis of Action,” but as “the Chapter Making Out Action” — the fourth in the Treatise Conforming to Correct Principle, the fifth in the Treatise Revealing the Doctrine. To search them by the chapter name of the Kośa is bound to yield a false zero.
The simile of the kinsman and the sheep: Saṅghabhadra takes that objection head on. The treatise here avows for itself, “in matters equal such as these another principle should be sought,” and Saṅghabhadra answers it squarely. He first adduces the instance the author set up — “the Sūtra-master makes here this parallel: if with regard to the future self-body of a sheep and the like non-discipline is obtained toward the present kinsman and the rest, then sheep and the like have in the future the body of kinsmen and the rest, and since toward such a body there is no harming mind, one ought, with regard to the future body of a near kinsman, not to obtain evil discipline toward the present sheep and the like. Parallels such as this are not level in principle: because there is no wholesome disposition, because there is an unwholesome disposition” — and divides them by the breadth or narrowness of the disposition: at the time when one of non-discipline takes it on, his mind is universally set on harming all sentient beings, so that though the deed be aimed at sheep his mind is broad and universal. One meaning and two schools, recorded together, with no judging which prevails.
Whether a grave transgression relinquishes the discipline: Saṅghabhadra brings in a third party. This passage of the Kośa is an exchange between the Sautrāntikas and the Sarvāstivādins; at the same passage Saṅghabhadra brings in the objection of “the Elder” — “the Elder here makes this objection: if it be said that there is none, what moral discipline is there none of? For the name moral discipline, besides denoting the habituation of wholesome and evil discipline, is also seen used in the expressions ‘this wholesome moral discipline’ and ‘evil moral discipline’; what principle does it contradict to speak thus?” — and at once appraises it, “his objection has no deep purport in it,” and does not take it up; while against the author he makes a reconstruction and a counter-reproach, in the words “the Sūtra-master here asks and answers himself: if one who has gravely transgressed is not a bhikṣu, then there ought to be no bhikṣu still in training … ought not the masters of the Abhidharma to say that the Sautrāntikas are certainly men of the utmost violence?” Two points matter: first, that this passage is in fact three houses set forth and not two schools only; second, that Saṅghabhadra’s appraisal is itself the verdict of one house and not the position of the Kośa, and the main text of this fascicle may not take his appraisal for a settled conclusion.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Whether refining the faculties ought to be set up as a separate condition: an objection the Kośa itself does not answer. The Kośa sets up three conditions for relinquishing the wholesome dharmas without outflows, and Saṅghabhadra objects, “the Sūtra-master here ought to speak of two conditions, since the words ‘obtaining a fruit’ take in the refining of the faculties; for at the stage of refining the faculties one must again obtain a fruit, casting off the dull fruit and the path superior to the fruit” — maintaining that refining the faculties must be accompanied by obtaining a fruit and can be merged into the one condition of obtaining a fruit. The Kośa itself stops at setting up three conditions and does not answer this objection; those who set up a rescue on its behalf are the later commentators: Puguang records “the masters of the Kośa rescue it, saying: the author speaks separately of the two relinquishings, by obtaining a fruit and by refining the faculties, because if it is a relinquishing by obtaining a fruit, it is with regard to a relinquishing of the same class,” and further, “if it is a relinquishing by refining the faculties, it is with regard to a relinquishing of a different class, as the dull path is relinquished in obtaining the sharp; and though at the stage of turning the faculties a fruit must also be obtained, yet since it is not a relinquishing of the same class the name of obtaining a fruit is not given it.” This rescue comes from the commentators and not from the treatise itself;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name of the sixth condition: Saṅghabhadra holds the Kośa’s naming not close enough. For the sixth condition of relinquishing the middling nonmanifest the Kośa has “relinquished by the breaking down of the wholesome roots.” Saṅghabhadra discusses it: “what of the middling nonmanifest, wholesome and unwholesome? The Sūtra-master in this sense names the sixth condition the cutting off of the wholesome. If it be said so, then the preparatory effort of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is also called the cutting off of the wholesome and is a sixth condition; and in that case one ought to say that the preparatory effort of the meditative absorption is also called the meditative absorption, and there would be seven conditions, since within the preparatory effort of the absorption the evil nonmanifest is relinquished. One ought to say that ‘root’ extends to the wholesome and the unwholesome roots, and that the word ‘cutting off’ spoken of is the cutting off of the preparatory effort; and by the cutting off in dependence upon the root there is the sixth condition. This explains the wording of the stanza without fault in principle” — and he puts forward his own positive explanation, “sixth, relinquished by the breaking down in dependence upon the root; that is, when the preparatory effort is raised and the wholesome or the unwholesome is cut off, one relinquishes in each case the nonmanifest drawn forth by that root.”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Saṅghabhadra himself concludes, “this explains the wording of the stanza without fault in principle” — he has not denied the Kośa’s six conditions, but only maintains that the name “cutting off in dependence upon the root” be used instead, so as to gather in both the wholesome and the unwholesome root. This is a refining of terminology, not a contradiction in doctrine. Recorded only, without adjudication.
Besides the four marks of settled action, Saṅghabhadra adduces a further set. The Kośa sets up four marks of settled action, and after them Saṅghabhadra adduces separately: “some other master says: whatever is done with a fierce disposition, or where having done it one raises a mind of gladness, or where at all times it is repeatedly habituated, or where it is raised by the force of a superior vow or the force of the thing, is in every case settled.” This set (a fierce disposition, gladness after the doing, habituation, the force of vow and of thing) is another master’s account adduced by Saṅghabhadra, and its character is supplementary, not a counter-refutation; if it is to be used, its attribution must be clear, and it may not be mixed into the four marks of the Kośa itself.
On the term “the commonality of the class,” Saṅghabhadra and Puguang cite all but word for word the same. Saṅghabhadra explains it, “the commonality of the class means the class of men and the like, not the destiny and not the birth, since with regard to destiny and birth the commonalities of intermediate existence and of birth-existence differ”; and what Puguang cites from the Treatise Conforming to Correct Principle is all but word for word the same. This is an expository fine explanation and not a debate, and may be used directly to teach the precise sense of these four words.
The Treatise Revealing the Doctrine is a stretch of quiet within the compass of this fascicle. Checking word for word by the marks of counter-refutation habitual to the Treatise Conforming to Correct Principle, the six expressions “the Sūtra-master,” “the Elder,” “the appraisal says,” “I now say,” “in principle it certainly cannot be so,” and “in principle it does not hold” all yield zero occurrences in the passage of the Treatise Revealing the Doctrine corresponding to this fascicle; the one sentence found within the passage, “some other master says: if he does not do the deed afresh, there is no condition to make …,” is, on examination, a restatement of a divergent account already present in the Kośa itself, and not new material of debate added by the Treatise Revealing the Doctrine. This is an honest negative proposition, and all it can prove is one thing — that the Treatise Revealing the Doctrine is at this passage a restating condensation, in sharp contrast with the ten and more rounds of exchange in the same passage of the Treatise Conforming to Correct Principle; nothing is inferred from it about the reasons for its compilation.
3. The Divergences of Paramārtha’s Earlier Translation
Paramārtha’s Expository Treatise on the Treasury of Abhidharma forms a system of its own in the passage corresponding to this fascicle. What must be known first is the boundary of the passage: the opening sentence of this fascicle reads in Paramārtha’s version, “these three disciplines, namely the prātimokṣa, that produced in absorption, and that without flow — if from this cause one discipline be obtained, are the other two obtained? It is said not. If not, how then? The verse says” — the three disciplines named in one list and the question and answer of one structure, corresponding one to one with Xuanzang’s version; and the closing point is where the explanation of the three actions crooked, coarse, and rough ends, immediately after which it passes over to the four actions black and white. The two versions differ also in the division of fascicles: Paramārtha’s Chapter on Action has four fascicles and Xuanzang’s six, and the passage corresponding to this fascicle straddles two of Paramārtha’s fascicles, its fascicle boundary falling exactly so as to cut Xuanzang’s one stanza Root 51 in half — the first half, “these are settled or unsettled … and settled experiencing is again of three,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present and the rest,” standing at the end of Paramārtha’s fascicle eleven, and the second half, “again there are five kinds of action … another master speaks of four alternatives,” at the head of fascicle twelve. Xuanzang’s version for its part has the one stanza Root 60 split across two units. Each version has its instance of a stanza boundary straddling a fascicle boundary;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renderings form a system of their own. Discipline is rendered protection; non-discipline, non-protection; the nonmanifest, the uninstructive; limb, part; bhikṣu, bhikṣu in the older transcription; intermediate existence, intermediate skandha; applied and sustained thought, awareness and observation; Kaśmīra, Jibin; madness of mind, derangement of mind; the northern continent, Kuru; foul and turbid, coarse and rough; individual liberation is rendered prātimokṣa, while for the one-day observance he uses on the contrary the transcription upavāsa. As to form, Xuanzang gives “the stanza says / the treatise says,” setting out the whole stanza first, while Paramārtha gives “the verse says / the explanation says,” embedding the explanation line by line.
One place happens to afford a collateral witness to a variant reading. For the last of the four kinds of bhikṣu Xuanzang has “the bhikṣu who has broken the afflictions,” and the Taishō collation note gives a further reading “who has broken the discipline”; Paramārtha’s version has “bhikṣus are of four kinds: first the bhikṣu in name, second the self-styled bhikṣu, third the mendicant bhikṣu, fourth the bhikṣu who has broken the afflictions” — and what he relies upon runs the same road as the reading “afflictions.” This is a cross-version collateral witness, and the choosing between the readings belongs to another; here it is only recorded.
One divergence of gathering and dividing is worth noting. For the five fields of merit Xuanzang sets out the path of seeing and the path of cultivation as two and so makes five, while Paramārtha’s version has “the absorption of cessation, non-contention, loving-kindness, and rising from the fruit of an arhat by seeing; the actions of harm or benefit toward them have their result experienced in the present life,” gathering the paths of seeing and cultivation into the single item “the fruit of an arhat by seeing.” All three commentaries follow the fivefold structure of Xuanzang’s version, and no divergent explanation answering to Paramārtha’s gathered account is found. This difference touches whether the number of the five fields is listed alike;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direction of fullness and brevity is not uniform. In the simile of the palmyra tree Paramārtha’s version has the further phrase “nor will it put forth shoots again,” which Xuanzang’s version lacks; while for the names of the five stages within the womb the characters of transcription differ wholly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kalala against kalala otherwise written, arbuda against arbuda otherwise written, peśī against peśī otherwise written, ghana against ghana otherwise written, praśākhā against praśākhā otherwise written), being different transcriptions of one and the same Sanskrit word and no divergence in doctrine. As for the seven characters “the Vibhāṣā masters do not allow this account,” the two versions agree word for word — a rare instance in this fascicle of the two translations coinciding completely.
4. Coordinates for Parallel Reading
The core of what this fascicle makes out is the full compass of the dharma “nonmanifest” on its two sides of obtaining and relinquishing. Its real existence is in this treatise a premise; once one comes to the Yogācāra lineage this premise is expressly cancelled — the Treatis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sciousness-Only puts to the same dharma a counter-question outright: if manifest action is really nonexistent, on what ground is the nonmanifest real? And it sets up another road instead — establishing the nonmanifest conventionally upon the delimitations, wholesome and unwholesome, of volition and aspiration. One and the same name, which the one lineage establishes as a really existent form and discusses in fine detail as to the conditions of its obtaining and relinquishing, while the other adjudges it a conventional establishment upon the delimitations of volition and aspiration. The two lineages part ways, and here the edge shows most; both parties are recorded only,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gates of action explain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fascicle correspond almost item for item in the root treatise of the Yogācāra lineage: action included in discipline, action included in non-discipline, action included in what is neither discipline nor non-discipline, meritorious action, unmeritorious action, immovable action, action conducive to pleasant feeling, action conducive to painful feeling, action conducive to feeling neither painful nor pleasant, action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present life, action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next birth, action conducive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a later life, crooked action, foul action, turbid action, pure action, still action — the items of the dharma-numbers are wholly the same in the two lineages, save that that lineage lists after the crooked, foul, and turbid the two further items of pure action and still action, which this fascicle does not have.
Where the name is the same and the criterion differs is in settled and unsettled action. This fascicle judges by the settledness or unsettledness of time and the settledness or unsettledness of maturation; that lineage judges by doing and increasing — the Yogācārabhūmi takes as action conducive to being certainly experienced what is ‘after deliberate volition both done and increased,’ and as action conducive to being uncertainly experienced what is ‘after deliberate volition done but not increased,’ while as to what counts as increasing that treatise sets up a definition of its own, excepting ten kinds of action. This difference may further be read together with the section on madness of mind in this fascicle: among the ten kinds of action excepted in that lineage is one, the action done in madness and distraction — action done in madness and distraction not being reckoned as increased in that lineage, while this fascicle makes out at Root 59 the causes and places of madness of mind. What the two lineages ask is different: the one asks when it is experienced and whether the maturation is settled, the other asks whether it is done and increased.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last place is the gathering and dividing of discipline. The discipline of this fascicle is made out as to obtaining and relinquishing only with regard to the three kinds, individual liberation, the meditative absorptions, and that without outflows; the Mahāyāna study of the discipline makes three collections — the Treatis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sciousness-Only, explaining the study of the discipline, makes three divisions: first the discipline of restraint, which is the right separation from the dharmas to be separated from; second the discipline of gathering wholesome dharmas, which is the right cultiv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dharmas to be cultivated and realized; third the discipline of benefiting sentient beings, which is the right benefiting and gladdening of all sentient beings. There the whole discipline discussed in this fascicle is only the first of the three collections, and the remaining two collections have no answering item in the system of this fascicle. The divergence of gathering and dividing is recorded only.
黑白四業·十業道The Four Actions, Black and White ·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全文五層 →Full five layers →讀這一子之前
這一卷開頭只有一句轉語——「又經中說,業有四種」。前面三子講的是業的體(表與無表)、講的是三種律儀從何處得,論主一句話轉身,開始逐條解釋『經中所說的那些業』。三家古德在這裡都把科判的刀落在同一處:光記標「此下第七明黑黑等。就中,一明四業名體、二明無漏斷別、三敘異說不同」,頌疏標「從此第七,明黑黑等,就中:一明四業、二明無漏斷、三明異說」,寶疏標「自此已下有四頌半,第八明經中黑黑等四業」——三家獨立分卷而界線全同,可見這一刀不是後人硬切的,是論文自己開的口。
這一卷分兩截。前一截短,是經中四組法數的收尾:黑白四業、能盡諸業的無漏思、三牟尼三清淨、三惡行三妙行。後一截長,從「又經中言:有十業道」一句起,直到卷末——那是整部俱舍論講戒行講得最細的一段,也是本卷的重心。三家古德在這一句上又同時落刀:光記標「此下第十明十業道」,頌疏標「從此第十,明十業道」,寶疏標「第十一明十業道也」,而所開的六個子目(業道體性、業道名義、義便明斷善、業道俱轉、約處成業道、業道三果)三家逐一相同。
有一件事要先說在前頭。這一卷讀起來像戒律的細則,但它問的其實始終是同一個問題:一個行為,到什麼程度才算真正成了業道? 論主的答法是把一個行為拆成三段(加行、根本、後起),再問這三段各由什麼心所起、在什麼處所生、由什麼根究竟、要具足哪些條件才算「不誤」。整卷的細目都掛在這一張表上。讀的時候不妨隨時回頭問一句:現在講的這一條,是在講三段中的哪一段。
一、黑白四業:業與果的四種配對
先問:經中把業分成黑黑、白白、黑白、非黑非白四種,這個「黑白」是在說什麼?是說業的顏色,還是說別的?
論答得很清楚,是說兩件事:一是業所感之果的性類,二是所治與能治。四業之立,逐一是——不善業一向名黑,因為體性染污,其果也黑,因為不可意:「諸不善業一向名黑,染污性故,異熟亦黑,不可意故」;色界善業一向名白,因為不雜惡業,其果也白,因為可意:「色界善業一向名白,不雜惡故,異熟亦白,是可意故」;欲界善業名黑白,因為被惡所雜;無漏業名非黑非白,因為不染污、又不招白異熟。
易誤處:以為某一個業自己既黑又白。論特別擋掉這條路——「此黑白名依相續立,非據自性」,理由是「以無一業及一異熟是黑亦白,互相違故」。黑白是就一整段生命之流上善惡交雜而說的,不是就某一念業體說的。光記於此標其問答之科,把論主所設之難標作「『豈不惡業果至名為白黑』者,問」,把答標作「『不善業果至惡勝善故』者,答」;寶疏同一段則標作「難也」與「答也」——科名雖異而所分全同。
落地:這一條給了讀業論的第一把尺——凡遇『這個業是善是惡』的問題,先分開問三層:業的自性、業的果、業所在的那一段相續。三層各有各的答案,混在一起就必定纏夾。
二、能盡諸業的那一分無漏思:十二、一、四
先問:既然無漏業能盡前三業,是不是每一分無漏業都能盡?
論答:不是。能盡的是特定位次上的那幾念思。見道中的四法智忍,加上修道離欲染位的前八無間道,合為十二思,唯盡純黑業;離欲界染的第九無間道那一思,兼盡黑白與純黑;離四靜慮各一地之染的第九無間道,四思唯令純白業盡。
為什麼第九那一念能兼盡二業?論自己給了理由:那一念上欲界的善法總斷了(黑白業即欲界善業),同時也斷了第九品的不善(純黑業之殘)。
易誤處:以為善法是被『斷掉自體』的。論明說不是——善法非自性斷,斷了還可以現前;所謂斷善法,是緣著它的煩惱盡的時候,它得了離繫。寶疏於此把兩種斷分得最清楚,其語作「此上十二皆自性斷,非所緣斷也……斷黑一分斷雜業全斷,黑是自性及所緣斷,斷白唯所緣斷」;頌疏於同一義則另立一名,作「解云:緣縛斷者,有漏善法被煩惱縛,斷此能緣九品惑盡。善法離繫,名緣縛斷」——所緣斷與緣縛斷是同一義的兩個名字。
落地:讀「斷」字先問一句是斷什麼——斷體,還是斷繫。這一問往後讀隨眠品、賢聖品都要一路用下去。
三、另有兩家的分法:地獄受與見所斷
先問:黑與雜(黑白)除了上面那種分法,還有別的分法嗎?
論在此並錄兩家。第一家以受果之處分:順地獄受的業是純黑(因為地獄異熟唯不善所感),除地獄外其餘欲界之業是黑白(因為那些異熟通善惡所感)。第二家以斷位分:欲界見所斷的業是純黑(見所斷無善可雜),欲界修所斷的是俱業(有善有不善)。
易誤處:以為論主既然錄了兩家,就是含糊。不是——這是本論的體例:凡遇異說而經無明文者,二造並錄。而且這兩家並不衝突,只是切法不同:一家切在果的落處,一家切在惑的斷位。三疏在這裡的判斷也一致,都把這一段標為「敘異說」而不標為問答——光記作「此即第三敘異說」,頌疏作「從此第三,敘異說」。
落地:往後凡讀到「有說……有說……」,先不要急著找哪一個是正確答案,先看清兩家各自把重量壓在什麼地方;分不清切法,就會把兩把不同的尺當成一把來用。
四、三牟尼與三清淨:為什麼牟尼取心不取業
先問:三牟尼是身、語、意三種,何以前二取「業」而第三卻取「意」本身,不取意業?
論給的理由有二。其一,「勝義牟尼唯心為體」——真正的寂默在心,心相難顯,只能由身語二業比知。其二,身語二業是遠離之體,意業不然,因為意業沒有無表。所以「由遠離義建立牟尼」——就是這個心,藉身語二業而有所遠離,因而得名。
牟尼二字的訓詁,三疏逐字相同:光記作「牟尼,此云寂默」,寶疏作「牟尼,此云寂默。無學身、語二業,名身、語牟尼。意牟尼,是無學意,非意業也。以真實牟尼唯是意故,身、語二業比知心故,能比、所比總名牟尼」,頌疏作「釋曰:牟尼者,此云寂默。無學身語業者,謂身、語二牟尼也。即意者,第三意牟尼也。謂即意名牟尼,非意業也」。三家同傳一訓,可見這不是哪一家的私解。
又問:牟尼何以唯在無學?論答「何故牟尼唯在無學?以阿羅漢是實牟尼,諸煩惱言永寂靜故」——寂默不是不說話,是煩惱之言永寂。
易誤處:把三清淨與三牟尼看成兩套東西。論說三清淨即三妙行,其得名之由是「暫永遠離一切惡行煩惱垢故名為清淨」——一個從「離」立名,一個從「寂」立名,所指的是同一件事的兩面。而論主之所以要說這兩者,論自己交代了:是為息有情所計的邪牟尼、邪清淨。
落地:這一節是全卷少見的正面指向果位的一段。前面講四業講的是流轉的帳,這裡忽然標出一個無學位的樣子——後面十業道的一切細目,最後都是要回到這個「離」字上。
五、三惡行三妙行:貪瞋邪見算不算意業
先問:意惡行為什麼有三種而不只是意業?
論說:一切不善身語意業依次名三惡行——「一切不善身語意業,如次名身語意惡行」;而意惡行另有貪、瞋、邪見三種,它們不是意業。理由是「貪等離思別有體故」——意業以思為體,貪瞋邪見是煩惱,別有自性。
這裡起了本子第一場對辯。譬喻者立宗說「貪瞋邪見即是意業」,並引《思經》為證。毘婆沙師難之:若是這樣,業與煩惱就合成一體了。譬喻者答:承認煩惱就是意業,有什麼過失呢?毘婆沙師破之:論錄其語作「毘婆沙師說彼非理」,並說若許此則與眾多理教相違;至於經中之所以說這三者是意業,是為顯示思以它們為門而轉、由此能招非愛果、又為聰慧者所訶厭。
易誤處:把「毘婆沙師說彼非理」讀成論主自己的判語。這一句的主語是毘婆沙師,不是論主——論在此是錄一家之破,不是自下斷語。(此段之宗派歸屬與眾賢對此句的另一種讀法,見文末承衍節。)
又一問:正見邪見既然沒有『要利益他人、要損害他人』的故思,怎麼算善惡?論答「能與損益為根本故」——它們是一切損益之行的根。光記於此句未別立科判標記,只依論文順釋。
落地:這一節給的是判「業」與「惑」界線的第一刀。往後凡遇『某某心所是不是業』,先問一句:它離開思還有沒有自體。
六、十業道:從惡行妙行中只取粗顯的一分
先問:十業道與三惡行三妙行是什麼關係?是同一套,還是一寬一窄?
論答得乾脆:「於前所說惡妙行中,若麁顯易知,攝為十業道」——十業道是惡行妙行中『粗顯易知』的那一分,不是全部。所以身惡行裡的飲酒、執、打、縛等等,以及一切加行、後起,都不入身惡業道;語惡業道不攝加行後起及輕微的一分;意惡業道不攝惡思與輕微的貪等。善的一邊同理:離飲酒、施供養不入身善業道,愛語不入語善業道,諸善思不入意善業道。
為什麼要這樣切?論自己給了判準:如果身惡行使他有情失命、失財、失妻妾,就說它是業道,「以加行等非麁顯故」而不立。光記把這條理由講得更明白,其語作「『惡妙行耶』者,問。『且不善中至令遠離故』者,此下答。且不善中身惡業道,於身惡行不攝加行、後起,及餘不善身業,即是飲酒、或執、或打、或縛等事。或行殺等,闕緣不成。以加行等非麁顯故,不名業道」。
易誤處:以為不入業道就等於無罪。完全不是——飲酒、打縛仍是不善身業,仍然感果;只是它們不在「十業道」這張粗顯的清單上。清單是為了「令遠離」而立的教學工具,不是罪與非罪的分界。
落地:十業道是一張教學用的粗網。讀它的時候要記得網眼有多大——凡是從網眼漏下去的,不是沒有,是另有安放之處。
七、前七業道的表與無表:自作與遣他的分水嶺
先問:前七業道(身三語四)是不是都一定表、無表兩者俱有?
論答不是,並給了一條很細的分界。惡業道中六種一定有無表——「七惡業道中,六定有無表」;這六種若是遣他人作,根本業道成時自身沒有表業(動作是別人的),所以唯有無表;若是自作,則二者俱有,但要看死的時間:起表業時對方就死,二者俱有;動手之後過些時候才死,那就與遣使相同,根本成時唯有無表。唯獨欲邪行必定二者俱有,因為它一定要自身究竟,不能遣人代作——論用了一個很直的譬喻:如自生喜(歡喜不能請人代生)。
善的一邊:從受戒而生的七善業道必定二者俱有,因為受生尸羅一定要依表業(受戒的作法)才生;靜慮律儀與無漏律儀所攝的叫定生,唯有無表,因為它只依心力而得。
易誤處:把『遣他作而自身無表業』讀成『遣他作罪較輕』。論在這裡說的只是表業之有無,不是罪之輕重;根本業道照樣成,無表照樣起。
落地:這一節是全卷第一次用「自作/遣他」與『當下死/後來死』兩把尺去切一個行為。這兩把尺後面還要再用——講俱死前死、講軍等同事,用的都是同一組刀法。
八、加行·根本·後起:屠羊者的一段路
先問:一個殺業從哪裡開始、到哪裡才算真正成?
論用了本卷最著名的一個譬喻來答。屠羊的人:先發殺心而起身,執價直趣賣羊之處,「㨊觸羊身酬價捉取,牽還養飯將入屠坊」,手執杖刀或打或刺,一次再次,直到羊命未終——「如是皆名殺生加行」。隨此表業而羊正命終,那一剎那的表無表業,才是「此剎那頃表無表業,是謂殺生根本業道」。此後無表相續不絕叫殺後起,乃至後來剝截治洗、「若稱若賣或煮,或食讚述其美」也都是後起。
論並且點出根本業道成立的兩個緣:「由二緣故,令諸有情根本業道殺罪所觸:一由加行、二由果滿」。加行位必定有表,無表或有或無(猛利纏或淳淨心起則有);後起翻前,必定有無表而表業或有或無。
這一段裡有一場最細的兩難。論自設問:所殺者正住死有時業道就成,還是死後才成?兩關都有過——若說正住死有時成,則能殺者與所殺者同死也應成業道,而本宗不許;若說死後才成,則前面「隨此表業彼正命終……是謂殺生根本業道」一語自語相違,而且會違害毘婆沙師對本論「加行未息」的解釋。論主自答:應說是在根本位上用「加行」一語,因為本宗許命終後根本未息,如此則無過。光記於此明標答者是誰,其文作「『此中說何名為無過』者,問。『謂於根本說加行聲』者,論主答」;寶疏亦標「加行聲,論主正」——二疏一致,這一答是論主自己的解,不是毘婆沙師的。
又一問:那時的表業既然已無作用,如何還能成根本業道?論主答得很硬:業道之成不是由於有作用,只是由於加行與果圓滿之時,表無表二者一齊成為根本業道。
還有一層:諸業道可以互為加行與後起。論舉殺為例,把十業道一一排成殺的加行(殺生祈助、盜物資殺、婬彼婦令殺其夫、起語四過令生猜阻、貪其財、瞋其人、起邪見長養殺業),又把誅其親、收其財、婬其所愛、次起貪瞋邪見排成殺的後起。而貪等三者不能作加行,因為「唯起心時未作事故」。
易誤處:以為加行、根本、後起是時間上的三段而已。不是——它們是罪之所繫的三段:加行位所起的無表可有可無,根本位那一剎那是罪之所成,後起位的無表則相續不絕。一個行為的責任不是集中在一點上,而是分佈在這一整條線上。
落地:這一段是全卷最該慢讀的一段。它把『一件事做了』拆成一條有起點、有結點、有餘勢的線;讀懂了這條線,後面十業道的一切細目才有掛處。
九、加行由三不善根起:殺盜婬的十二條路
先問:業道的加行由什麼心所發?
論答:「不善業道加行生時,一一由三不善根起」——依先等起(在前引發的那一念)而說。然後逐一舉例,殺、盜、婬三者各從貪、瞋、癡起,合為九路,語四業道再類推。
從貪起的殺:為得他的身分、為得財、為戲樂、為拔濟親友自身。從瞋起:為除怨而發憤恚。從癡起的一組最值得看:於祭祠中以為是法而殺;諸王依世法律誅戮凶徒而以為成大福;波剌私人說父母老病令其命終可免困苦而生勝福;諸外道說蛇蠍蜂等是毒害之物,殺之生福,羊鹿水牛本擬供食故殺無罪;以及因邪見而殺。
盜與婬的三根同樣各舉數例:盜從癡起者,如王依法律奪惡人財而以為無罪,如婆羅門說劫初之財本是大梵所施梵志、今日奪回即是取己財;婬從癡起者,如讚母等行非梵行,如牛祠中受持牛禁而「吸水齧草或住或行,不簡親踈隨遇隨合」,如外道說一切女人如臼花果乃至橋船而應共受用。
易誤處:把「從癡起」讀成『無心之失』。恰恰相反——論所舉的癡例,全是有一套道理在支持的殺、盜、婬:祭祀之理、法律之理、孝養之理、宗教之理。癡不是糊塗,是一套錯的理路。
落地:這一節是全卷最刺人的一段。它提醒讀者:最難察覺的惡業,不是衝動下犯的,是有理由、有制度、有經典替它撐腰的那一種。讀到自己心裡冒出『這樣做是應該的』時,正是該回頭核一次這一段的時候。
十、外論的一首開緣頌:戲笑、嫁娶、救命救財
先問:虛誑語的加行從癡起,是什麼樣子?
論不自造例,逕引外道之論所說的一首頌為證——「若人因戲笑,嫁娶對女王,及救命救財,虛誑語無罪」。這一頌的前文標記作「然虛誑語所有加行從癡生者,如外論言」,所以它不是佛說,也不是論主自造,是所引的外論之言。
這一頌在說什麼:它列出四類開緣,主張在這四種場合說虛誑語無罪。論引它,正是要指出——這樣的主張本身就是癡,而依此主張所發的虛誑語,其加行即從癡生。此外,論又說:因邪見而起的虛誑語、離間語等一切加行都從癡生;諸吠陀及其餘邪論都屬雜穢語所攝,其加行亦從癡生。
易誤處:把這一頌讀成本論所許的開緣。它不是——它是被引來作反面標本的。判引頌與本頌的準繩,正在前文的那一句「如外論言」。
又一問:貪瞋邪見既然沒有加行,怎麼說它們從貪等生?論主自答:因為它們從三根無間而生——從貪無間生貪業道,從二根亦然,瞋與邪見同理。光記標此答之語作「『同』者,答。非諸業道根本成時,一切皆由三根究竟」。
落地:凡讀到一段替某種妄語開脫的道理,先問它從哪裡來。論在這裡示範的方法很簡單:把那套道理原原本本引出來,然後指出它落在三不善根的哪一根上。
十一、善業道三位皆由三善根:受戒的那一場羯磨
先問:善業道的三位由什麼根起?是不是也像不善那樣一一分配?
論答得比不善簡單:善的三位(加行、根本、後起)都從無貪、無瞋、無癡三善根起。理由有二:善的三位都是善心所等起,而善心必與三種善根相應。
這三位的樣子是什麼?論說就是遠離不善的三位——離惡加行即善加行,離惡根本即善根本,離惡後起即善後起。然後給了本卷唯一的一個善業道實例:勤策受具足戒時,入戒壇、禮苾芻眾、至誠請親教師,乃至一白二羯磨等,都是善業道加行;第三羯磨完畢的那一剎那之表無表業,是根本業道;此後至說四依以及依前相續隨轉的表無表業,都是後起。光記於此標其問答之科,作「此善三位其相云何者,問」。
易誤處:以為善業道的成立比惡業道鬆。並不鬆——它同樣要具三位,同樣要在一個確定的剎那上成根本;受戒之所以要有戒壇、要有眾、要有羯磨的次第,正因為那個「第三羯磨竟」的剎那是有實義的,不是儀式。
落地:這一節與屠羊者那一段恰成對照——同一套三位的結構,一邊用來拆一場殺業,一邊用來立一堂戒。讀者若要記住本卷的骨架,記這兩個例子就夠了。
十二、究竟由何根:瞋三、貪三、癡一、餘三
先問:加行由三根起,那麼「究竟」(業道真正成就的那一刻)也由三根嗎?
論答:不是。究竟另有分配——「惡業道中殺生、麁語、瞋恚業道,由瞋究竟」,因為要「無所顧」的極麁惡心現前這三者才成;不與取、欲邪行、貪三種由貪究竟,因為要「有所顧」的極染污心現前才成;邪見由癡究竟,要上品癡現前;虛誑、離間、雜穢三語則許一一由三根究竟。
這裡最值得看的是那組對舉:「無所顧」與「有所顧」。殺、罵、瞋是把對方連同自己都不顧了;盜、婬、貪則是有所顧戀——顧著那個要得到的東西。同樣是究竟位的極重心,一個是捨,一個是取。
易誤處:把加行之根與究竟之根混為一談。論一開始就把二者分開說:加行「一一由三不善根起」,究竟則各有所繫。同一件殺業,加行可以從貪起(為得財而殺),究竟卻必定由瞋——因為下手成事的那一念一定是無所顧的麁惡心。
落地:這一條給了一個很實用的自檢法:回頭看一件已經做成的惡事,別只看起心時的理由,要看成事那一刻的心。起心的理由常常好看,成事那一刻的心藏不住。
十三、業道所依的四處:有情、眾具、名色、名身
先問:業道是『對著什麼』而起的?
論以四處配十業道:「謂殺等三有情處起,偷盜等三眾具處起,唯邪見一名色處起,虛誑語等三名身等處起」。殺、麁語、瞋三者對著有情;盜、邪行、貪三者對著資生之具;邪見獨對名色(即撥無名色所攝的一切法);虛誑、離間、雜穢三語對著名身等(語言之所依)。
為什麼語業道繫在名身而不繫在有情?論本身說得簡略,光記引《顯宗》補足其理,其文作「故《顯宗》云『虛誑語等三,名身等處起,語體必依名等起故。語雖亦託有情等生,而正親依名身等起』」——語雖然也對著人說,但它親依的是名句文身。這是眾賢《顯宗論》之語,非本論所自出。
易誤處:把「所依處」讀成『地點』。它不是空間之處,是所對之境——業道要有一個所緣的落點,那個落點決定了它算哪一種業道。
落地:這一條與前一條合看,一個業道的身分就完全定了:所對之境定其類,究竟之根定其成。
十四、俱死與前死:所依已別,罪無所繫
先問:如果殺人者比被殺者先死、或兩人同時死,他還得根本業道之罪嗎?
論答:不得。並自設一問來逼出這個結論——有沒有一種情形,殺者起了殺加行、也令果滿,而竟不被殺罪所觸?答:有,就是俱死與前死。
理由是什麼?論給了兩層。第一層:能殺者死的那一刻,所殺者的命還存在,罪還無所繫(罪要在對方命斷時才成)。第二層更要緊:不能說他死後再得罪,因為「別依生故」——起殺加行時所依止的那個身已經斷滅,雖然另有一類同分之身生起,但那個身不曾起過殺加行,說它成殺業道於理不然。光記把這一層釋得很明白,其語作「何緣俱死、前死不成業道?『以所殺生至理不應然』者,答。以所殺生現命猶存,不可令彼俱死、前死能殺生者成殺生罪,以所殺生命未斷故」。
易誤處:把這一條讀成『先死就沒事了』。論說的是根本業道不成,不是說沒有罪——加行位所起的表無表業並不會因此消失。這一條真正在講的是:業道之罪必須繫在一個現實存在的所依身上。
落地:這是全卷第一次把「業道」與「業」分開來看的地方。業道是一張有嚴格成立條件的清單;條件不足時,行為並沒有消失,只是不落在這張清單上。
十五、軍等同事:一人殺而眾人皆成
先問:一群人結成軍陣去殺敵,或結伴去打獵,其中只有一個人動了手,誰得殺生業道?
論答得毫不迂迴:「於軍等中若隨有一作殺生事,如自作者,一切皆成殺生業道」——理由是「由彼同許為一事故」,就像為一事而輾轉相教,所以一人殺而餘人皆得罪。
論還處理了兩種邊界情形。其一,被人以勢力逼迫而入軍中的:只要他因此也同了那個心,一樣成殺罪。其二,唯一的例外是立誓自要之人——縱使為救自己的性命也不行殺;這樣的人雖被逼在其中而無殺心,所以無罪。光記標此段與前一頌同屬論主自設之問答,其科作「『有起加行至無根依別故』者,此下第四問答分別。就中,一殺已非根本、二他殺成業道」。
易誤處:想替這一條找軟化的餘地——例如說沒動手的人罪輕一等。論文並沒有這樣說,它說的是「皆成如作者」。這一條要如實地讀,不可代論主打折。真正的出口論也只給了一個,而且給得極窄:不是『我沒動手』,是『我立過誓,寧死不殺,而且當下確實無殺心』。
落地:這一條講的是共業如何成立——不是靠動作,是靠「同許為一事」的那一念心。凡是自己也在其中的集體行動,先問一句:我同許的是哪一件事。
十六、殺生之相:故思、他想、不誤
先問:到什麼程度才算「殺生」?
論給三緣:「要由先發欲殺故思,於他有情他有情想,作殺加行不誤而殺」——一要先有欲殺的故思,二要於他有情起他有情之想,三要不誤而殺(只殺所要殺的那一個,不是漫殺了別的)。三緣具足,才是殺生業道。
論隨即簡別一種情形:「有猶豫殺亦成殺生」。他先前心懷猶豫——是活的不是活的?就算是活的,是他不是他?後來起了決志:是與不是,我一定要殺。由心無顧,若殺有情亦成業道。光記於此標為簡別之文,其語作「『猶預殺至亦成業道』者,簡差別。此顯猶預殺亦成業道」。
易誤處:以為「不誤」是替誤殺開的一扇後門。它不是開門,是定相——誤殺的行為並沒有變成無罪,只是它不成「殺生業道」這一條。這與前面俱死前死那一條是同一個道理:清單有清單的條件。
落地:三緣之中最容易被人略過的是第二緣(他有情想)。它提醒的是:業道之成不只看你做了什麼,還看你當時把對方認作了什麼。
十七、壽煖識三法:命根與死的界線
先問:五蘊念念生滅,本來就在滅,那麼「殺」是殺了什麼?
論給了兩解。一解:「息風名生,依身心轉,若有令斷不更續生」——像滅了燈的光、滅了鈴的聲一樣,這叫殺。另一解:「或復生者即是命根,若有令斷不續名殺」。二解都歸到同一句判準上:以惡心隔斷他命,乃至令應生之一念不得生,唯此才被殺罪所觸。光記於這一段只隨文順釋二解之由,未另立問答或敘異說的科名——這一點如實記下,不代判二解是否互斥、孰為正。
接著論處理了一個更麻煩的問題:這所斷之命是屬於誰的?既說『誰的』,豈不是有一個我?論主把這一問推到破我品去廣加思擇,此處只引經證命之為法——「壽煖及與識,三法捨身時,所捨身僵仆,如木無思覺」。這一頌前文作「故薄伽梵所說頌言」,是所引之經頌,非本頌。由此論結一句:有根之身名有命者,無根名死。
外道離繫者在這裡出面。他說「不思而殺亦得殺罪」,並舉觸火為喻——不先思也一樣被燒。論主連下六難反破:那麼遇見他人之妻而誤觸其身也應有罪;善心為離繫者拔髮、師以慈心勸修苦行、施主宿食不消而令人受苦,都應得『使他受苦』之罪;胎與母互為苦因,母於胎亦應有罪;所殺者既與殺相合,也應如火能燒自依而自受其罪;遣他殺則殺罪應無,如火不燒教人觸火者;諸木石亦應被罪所觸,因為屋舍崩塌也害生命。末後一句收得極硬——「又非但喻,立義可成」。二疏於此段的科名一致,都標作「敘外計」,可見這一段不是部派內部之諍,是斥非佛教之外道說。
易誤處:把離繫者這一段讀成又一組『並錄不判』。它不是——論主在這裡是明破,而且破到底。本論的不判只用於佛法內部異說;對外道之計,論該破就破。
落地:這一段給了一條判準:凡主張『不必有心也照樣得罪』的說法,其代價是連善意、連無心、連自然之事都要一併算成罪。論主用六個荒謬的推論把這個代價一次擺出來——這是本卷最完整的一次反破示範。
十八、不與取:力與竊,屬己而成
先問:偷盜到什麼程度才成業道?
論答:前面所說的「不誤」等等隨其所應流貫到後面各門,不再重說;就此門而言,要先發欲盜故思,於他物起他物想,「於他物中起他物想,或力或竊起盜加行,不誤而取令屬己身」,到此才叫不與取之罪。
論隨即處理三種特別的所有權。其一,盜窣堵波(塔)之物:「若有盜取窣堵波物,彼於如來得偷盜罪」,因為佛臨涅槃時哀愍世間而總受了一切所施——另有一位餘師說是望守護者而得罪。其二,掘取無主伏藏,於國主邊得罪。其三,盜諸迴轉物:已作羯磨的對界內僧得罪,羯磨未成的普對佛弟子得罪。
易誤處:以為『無主之物』就沒有得罪之處。論的答法很值得注意——它總能找到一個「屬於誰」的落點:塔物屬佛,伏藏屬國主,迴轉物屬僧或屬佛弟子。這與前面所依處那一條是同一套思路:業道必須有所繫之境。
落地:這一節提醒的是:判斷一件取奪之事,先問三件——是誰的、我認它是誰的、取了之後屬了誰。三問走完,「不與取」的成不成自然分明。
十九、欲邪行:四種行所不應行
先問:欲邪行的界線畫在哪裡?
論以四種「行不應行」立之——「總有四種行不應行,皆得名為欲邪行罪」:一於非境(他所攝妻妾、母、父、父母之親,乃至王所守護之境),二於非道,三於非處(「三於非處行不應行,謂於寺中制多逈處」),四於非時(懷胎時、飲兒乳時、受齋戒時,縱是自妻亦犯)。第四項下論本另錄一說:要丈夫許可她受齋戒而後有犯,才叫非時。
「不誤」一語同樣流貫到這裡:若對他婦以為己妻、對己妻以為他婦,乃至道非道等只要有誤心,雖有所行而非業道。至於『對此他婦而作餘他婦想』是否成業道,論並錄二說:「有說亦成」——畢竟起了婬加行並且受用;「有說不成」——如殺業道於此起加行而於餘究竟則不成。
論又答了兩個實際的問題:於苾芻尼行非梵行,從國王處得業道,因為國王不忍許此事,並以輕況重(於自妻受齋戒時尚不應行,何況出家者);於童女行非梵行,已許他者於所許處得,未許他者於能護人處得,此及所餘皆於王得。
易誤處:把四種「不應行」讀成四條互不相干的禁令。它們其實是同一個判準的四個維度——境、道、處、時;四者任一不應,即成邪行。
落地:這一節與不與取一節合看,可以看出本論處理戒行的一貫手法:先立所對之境,再加「不誤」一條心的條件,最後補幾個邊界案例。三步走完,一條戒的輪廓就清楚了。
二十、虛誑語:染心、異想、發言、解義
先問:說謊到什麼程度才成業道?
論給四緣:「於所說義異想發言,及所誑者解所說義,染心不誤成虛誑語」——於所說之義起異想、發之為言、對方領解、染心而不誤。四緣缺一則不成:若對方沒有領解言義,那一番話就落成雜穢語。
成業道的時刻在哪一點?論答得極精確:與最後一個字俱生的表聲及無表業成此業道;或隨何時對方領解了義,那時的表無表業成此業道;在此之前諸字所俱行的都是加行。
這裡起了一場關於「解義」的細辯。論自設二難:所謂解義,是據『已聞而正解』,還是據『正聞而能解』?若據前者,則言所詮之義是意識所知,而語表已與耳識俱時謝滅,這業道就應唯無表能成;若據後者,雖無此失,然而那時還未了知,怎能說正聞就是能解?論主取後者為宗,其結語作「如無失者應取為宗」——善知言義者無迷亂緣,耳識已生即名能解。二疏於此一致,都標這一取捨之主是論主:光記作「此亦何定?若有耳識無迷亂緣,即據正聞能解名解……由斯不定,故論主言:如無失者應取為宗」,寶疏作「『無有失應取為宗』,論主評取正聞能解成業道」。
易誤處:以為「解義」是聽者的責任、與說者無關。恰恰相反——業道之成要等對方領解,正說明妄語之罪不在口動,在『使人受了那個假』。
落地:這一節之後,論接著引經列出十六種言(於不見等說見等、於所見等說不見等,各八種為非聖言與聖言),由此帶出下一節「所見等相」之問——語業道的細分至此轉入認識論的地面。
二十一、見聞覺知:四種言依的相
先問:所謂『所見、所聞、所覺、所知』,各以什麼為相?
毘婆沙師之說在前:「若境由眼識所證名所見」,耳識所證名所聞,意識所證名所知,鼻舌身三識所證合名所覺。何以後三識合為一名?因為香味觸三者是無記性,如死人無覺,所以在能證的一邊偏立「覺」名。光記引婆沙補其所以然,其語作「『至偏立覺名』者,別釋三境同名所覺所以。三境同名所覺者,以此三境同無記故,其性昧鈍,猶如死人無所覺知,故能證根偏立覺名」。
毘婆沙師並舉經理二證,經證即佛告大母之教——「汝於此中應知所見,唯有所見」,於色聲法三境說為所見所聞所知,比類則香等三境合立一「所覺」之名。
論主破此證:「此證不成,且經非證,經義別故」——這部經不是為決判四種言依之相而說,它所說之義是勸大母於六境及見等四事上「應知但有所見等言,不應增益愛非愛相」。
於是別出二說。有餘師說:五根現量所證名所見,從他傳說名所聞,運自心以種種理比度所許名所覺,意現證名所知;如此五境之中一一可起四種言說,第六境除見有三。先軌範師說:眼所現見名所見,從他傳聞名所聞,「自運己心諸所思搆名為所覺」,自內所受及自所證名所知。末後論主一句收住:且止傍論,應申正論。
易誤處:把這一段讀成離題的插曲。它不離題——上一節已經說了虛誑語要「於所說義異想發言」,那麼『所說之義』究竟指涉什麼,就必須先把見聞覺知的界線劃清;十六種聖言非聖言的判別全繫於此。
論末又自引一組問答:有沒有由身表而不發語成虛誑語的?有——本論說:不動身而被殺罪所觸者,謂發語;不發語而被誑罪所觸者,謂動身;既不動身又不發語而被二罪所觸者,謂仙人意憤及布灑他時。而後論主自設一難:若既不動身又不發語,而欲界無「離表而生」的無表,這二者如何成業道?論主於此不決,只說「於如是難應設劬勞」。(此難所引起的系內對辯,見文末承衍節。)
落地:這一節示範了論主處理認識問題的方式——先錄一家之說,再指出其經證不足,再別錄二家,而不急於自立一宗。讀者要學的是那個「經非證,經義別故」的分辨力:一段經文能證什麼,要看它當初是為什麼而說。
二十二、離間·麁惡·雜穢:三種語業道
先問:其餘三種語業道各要具幾緣?
離間語:「若染污心發壞他語,若他壞不壞俱成離間語」——只要染心、發壞他之語、對方解義、不誤,四緣具足即成;他人實際上有沒有被離間開,不影響業道之成。光記把這四緣列得最清楚,其語作「『論曰至流至此中』者,釋初兩句,明離間語具四種緣方成業道:一染污心。二發壞他語,若他壞、不壞,但領解時即成離間語」。
麁惡語:「若以染心發非愛語毀呰於他,名麁惡語」——前面的染心一語流貫到此,解義不誤亦與前同;要本期心所欲罵的那個人領解了所說之義,業道才成。
雜穢語:「一切染心所發諸語名雜穢語」,因為染心所發之言皆雜穢;唯有前面的「語」字流貫到此,其餘諸緣不必具。此下論本另錄一說:異於前三種語之外,一切染心所發之言才叫雜穢語,即諂佞、歌詠、邪論等——諂佞如苾芻邪命居懷而發諂語,歌詠如以染心諷吟相調及倡伎為悅他情而作詞曲,邪論如廣辯諸不正見之言詞,「等」字則攝染心所發之悲嘆與世俗戲論。
論並解了一個實際的疑問:輪王出世時也有歌詠,何以不是雜穢語?答:那些語從出離心發,能引出離,非預染心。此下又錄一說:那時也有成嫁娶等所發的染言,只是過輕而不成業道。
易誤處:把「他壞不壞俱成」讀成不近人情。它其實與前面幾條同理——業道之成繫於發者之心與受者之解,不繫於後果是否兌現。這一條與麁惡語『所罵之人須領解』對讀,界線就很清楚:要有一個確定的受話人,而且他確實聽懂了。
落地:三語之中,雜穢語的門檻最低——只要染心所發即是。這一條落到日常最實在:不必說謊、不必離間、不必罵人,只要那一句話是從染心裡出來的,它就已經在這張清單上了。
二十三、貪·瞋·邪見:三種意業道
先問:意三業道各以什麼為相?
貪:「於他財物惡欲名貪」——於他財非理起欲,想著怎樣令彼屬我而不屬他,起力竊之心而耽求他物。此下論本並錄二說:一說一切欲界愛皆是貪業道,並引《五蓋經》依貪欲蓋佛說應斷此世間貪為證;又一說:欲愛雖都可名貪,卻不可說皆成業道,因為貪業道於惡行中只攝粗品——否則輪王之世與北俱盧洲所起的欲貪也要算成貪業道了。
瞋:「於有情類憎恚名瞋」——於他有情欲為傷害之事。
邪見:「於善惡等惡見撥無,此見名為邪見業道」。論引經列其所撥——無施與、無愛樂、無祠祀、無妙行、無惡行、無妙惡行業果異熟、無此世間無彼世間、無母無父、無化生有情、世間無沙門或婆羅門是阿羅漢。而後論自收一句:「彼經具顯謗業謗果謗聖邪見,此頌舉初等言攝後」。光記引婆沙把這十一句逐句判入三類——無施與、無愛樂、無祠祀及無妙行無惡行是謗因,無業果異熟是謗果,無此世間彼世間、無母無父、無化生有情通謗因果,末一句是謗聖。
易誤處:把邪見讀成『見解不同』。論所說的邪見有一個很硬的形狀:它是撥無——把因、把果、把聖者一併說成沒有。光記引婆沙釋外道何以連現見之事也撥,其語作「故《婆沙》釋云『問:他世是不現見,說無可爾。此世現見,何故言無?答:彼諸外道無明所盲,於現見事亦復非撥。不應責無明者、愚盲者墮坑故』」。
落地:十業道到此收束。三意業道之所以放在最後,是因為它們才現前即成根本,沒有加行後起可分——前面九條走的那條『起心、動手、成事、餘勢』的長路,到這裡縮成一念。全卷最重的一條戒,其實是最短的一條。
承衍:三疏之鏡
以上是本子論文自身之義。此下另立一節,收四事:三疏之判釋與互異、眾賢之破與補、真諦舊譯之異、可對讀之座標。鏡非論,只是換一種讀法看同一段文;並錄不判,各還其位。
一、三疏互異之處
一部完全不在場的疏。 神泰疏是殘本,現存七卷分屬界品、根品與賢聖品,業品全闕,所以本子沒有泰疏的逐文釋可繫。據實標闕,不以他卷之文充之。
同一段文,該叫「問答」還是「難答」。 「豈不惡業果」那一輪往復,光記標為問與答,寶疏標為難也與答也。科名互異而所分全同,並錄不判。
善法離繫,是「所緣斷」還是「緣縛斷」。 光記與寶疏用所緣斷,頌疏另出「緣縛斷」一名並自為之解。同義異名,並錄不判。
譬喻者到底是誰。 光記明標其為經部,其文作「『譬喻者言至為意業故』者,經部、譬喻者言:貪等三種即是意思,離思無體」;寶疏於同段只作「述異說」,未標宗名。是否明標宗派,二疏互異,唯錄不判。
欲邪行「非時」二說,該不該下判。 光記逕評「後說為勝,是誤攝故」;寶疏於同段明言「『夫至方謂非時』,敘異說。無評文也」——一家評,一家明說無評。本論自身只是並錄二說而不判,光記之評屬其一家之見。
貪業道二說,同樣一評一不評。 光記評「於二說中,後師為正,以見斷貪不緣財故」;寶疏隨文順釋,未另下判。二疏所異,正在『古德可不可以替論主下判』這一點上。並錄不判。
先軌範師是不是經部。 寶疏把這一說也繫於經部,其語作「為所知,論主敘經部師義也」;光記則只釋其名之由來——「學瑜伽論者,名先軌範師」,未明繫宗派。三疏於此不齊,唯錄不判。
三家全合的一條。 見聞覺知一段的「有餘師說」,光記、寶疏、頌疏三家都判為經部——光記作「經部答」,寶疏作「此引經部餘師釋也」,頌疏作「依經部宗」。這是本子繫屬最穩固的一條。
盜迴轉物的得罪處。 本論只錄「有餘師說:望守護者」一說而不判;光記則引《婆沙》評家之取捨,其文作「十三評取此論前師為正,故彼論云『有說亦於國王處得,有說於施主處得,有說於守護人處得,有說於能護彼天、龍、藥叉』」。此屬婆沙評家之判,非本論定判。
苾芻尼與童女向誰結罪。 本論原句極簡,光記補出兩解——一云從國王得罪,二云以輕況重、但有侵陵即成業道。此二解是光記所補,本論未自出二解之名。
離間語是否須「他壞方成」。 光記引《正理》錄一家「有餘師說:他壞方成」,並評「前說為善」——理由是聖者深固難壞,若須他壞方成,則壞聖之離間語應無罪,而事實上壞聖者獲罪更深。此為光記之取捨,非本論明文。
二、眾賢之破與補釋
眾賢二論於此品的品名不作「分別業品」而作「辯業品」(《順正理論》第四、《顯宗論》第五)。二論的起界與收界與本子相同,都起於「又經中說,業有四種,謂或有業黑黑異熟」,收於「如是已辯十業道相。依何義」——四本獨立傳寫而科界相合。
「許有煩惱即是意業」一句,發語者到底是誰。 本論此句作「若爾,則應業與煩惱合成一體。許有煩惱即是意業,斯有何失?」光記讀為論主代譬喻者(經部)轉述的設想語,故標「『許有煩惱至斯有何失』者,譬喻者答」。眾賢則逕讀為論主自許,故其破辭直指經主——「經主言:許有煩惱即是意業。斯有何過?如是所許,違前契經及後正理,豈非大過」,並舉阿笈摩與正理二證,末歸惡行之名。同一句而注疏傳統與系內對辯傳統的讀法相反,二造並錄,不判孰是。
見聞覺知一段是本子對辯篇幅最大處。 論主破毘婆沙師之經證曰「此證不成,且經非證,經義別故」;眾賢牒之曰「經主撥言:此不成證,經義別故,非此經中佛欲決判四所言相」,並引大母領佛教言之頌以證毘婆沙師之解實有經證,繼而正面反破——「故經主言經義別者,誠如所說,以經義別,經主於中異分別故」,續舉四難,末結曰「今謂經主僻執居心,背此正宗黨彼邪說」。措辭之烈,為本子之最。二造並錄,不判勝負。
「應設劬勞」那一難,眾賢代為作答。 本論於『不動身不發語如何成業道』一難置而不決;眾賢牒此難後自立一解,光記轉引其文作「然彼得果、五苾芻等,先加行時必定有表,相續乃至得果、入道,依此表業發別解脫」——以加行位必有表業相續為說。本論留白之處,眾賢補之;補與不補,各是一家體例。
《顯宗論》於此段全不涉辯。 以容錯法逐字覆核,《顯宗論》在本子範圍內「經主」一詞零命中——它只正述宗義,不作廣破。這是二論體例之異,誠實記,不臆定其故。
眾賢之語也曾被光記引入以補本論。 業道所依四處一段,本論說得簡略,光記引《顯宗》補「語體必依名等起故」之理。此為以對辯之論補本論之未詳,非反破。
三、真諦舊譯之異
真諦《俱舍釋論》於本子相應段自成一系,其體例是「偈曰/釋曰」逐句嵌釋,一頌常拆數處分引;玄奘則「頌曰/論曰」整頌先出而後長行。二本分卷也不同——真諦業品四卷、玄奘六卷,本子所對之段全落在真諦一卷之內。跨本比對只能取場景結構,以玄奘的詞去搜真諦本,多半永遠找不到。
開合之差。 奘頌六句一氣總標四業與能盡之無漏;諦偈只作「黑白等差別,復說業四種」二句,四業細目全賴釋曰逐句補足。
同一經證,繫屬之主不同。 「欲界善業名為黑白」一句所依的經證,奘本逕作本論自陳,諦本則繫於「有餘師云」。並錄不判。
經名之出否。 譬喻者立宗所引之經,奘本明作《思經》,諦本只作「經中說」而不出經名;以容錯法覆核真諦業品全篇,《思經》一名零命中——不是檢索之失,是真諦本身不點名此經。反之,《五蓋經》二本皆點名。可見經證詳略非通則性偏向,逐條互異。
譯名自成一系。 牟尼作牟那、虛誑語作妄語、不與取作偷盜、欲邪行作邪婬、離間語作破語、麁惡語作惡語、雜穢語作非應語、窣堵波作藪抖波、波剌私作波尸國人、密意說作不了義說。其中最見譯法分途的是命根一處:奘取意譯作「息風」,諦取音譯作「波羅那」而後訓其義「以風為義」。附帶一提,真諦本自身用字也不一致——同一離間語,頌釋段作破語而前段行文中作兩舌,據實記,不臆定何者為正。
詳略之向雙頭。 軍陣同殺一段,諦本多出掘坑與偷破二類而詳於奘本;邪見所撥的經文,奘本全譯十一句而諦本節作六句,又詳略互易。詳略隨段而異,無定向。
引頌之譯最自由。 外論開緣頌,奘作「若人因戲笑,嫁娶對女王,及救命救財,虛誑語無罪」,諦作「戲笑及女人,娶婦并救命,救財故妄語,梵王說無害」——句序字面全異而所開四緣之義同。壽煖識頌亦然:奘之「僵仆」對諦之「永眠」,奘之「壽」對諦之「命根」。並錄不判。
四、可對讀之座標
本子所立的,是一張『行為如何成罪』的結構表:三位(加行、根本、後起)、三根、究竟、所依處、加上「不誤」一條心的條件。同一組問題到了唯識一系,開法有同有異。
殺生之相,本子取故思、他想、不誤三緣;瑜伽行系之根本論於同一法則作欲樂、染污心、方便、究竟——加行(方便)與究竟二支二系同用,而俱舍別出「他想不誤」一支、彼系別出「欲樂」一支。欲邪行一條更近:彼系亦以非道、非處、非時為目,與本子四目中的後三目逐字相對。
分歧最大的一處在表業之體。本子以七惡業道的表與無表逐一分別,表與無表都許為色法之實;瑜伽行系之根本論則於表業三分之後,結之曰一切表業皆是假有。同一組法數,二系於其體之實假所判正相反——這是本子最可對讀的一處。數目相同而所繫的義理框架不同,可以並看,不判勝負。
十業道這一組法數,彼系另立八損害門與八利益門以收之——法數同而所開之門異,亦可並看。
Before Reading This Unit
The fascicle opens with a single sentence of transition — “again the sūtra says that action is of four kinds.” The three units before it expounded the entity of action (the manifest and the nonmanifest) and expounded from what the three disciplines are obtained; with one sentence the author turns about and begins to explain item by item “those actions spoken of in the sūtras.” The three ancient masters all let the knife of the outline fall at the same place here: Puguang’s Record marks “below, the seventh, explaining the black-and-black and the rest. Within it, first the names and entities of the four actions, second the distinctions in what the actions without outflows cut off, third the recording of divergent accounts”;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marks “from here the seventh, explaining the black-and-black and the rest, within it: first the four actions, second the cutting off by the action without outflows, third the divergent accounts”; Fabao’s Commentary marks “from here below there are four and a half stanzas, the eighth, explaining the four actions black and black and the rest spoken of in the sūtras” — the three divided their fascicles independently and yet the boundary is identical in all, whence it appears that this cut was not forced upon the text by later men but is a mouth opened by the treatise itself.
This fascicle divides into two stretches. The first is short, and is the winding up of four sets of numbered dharmas from the sūtras: the four actions black and white, the volition without outflows that can exhaust the actions, the three munis and the three purities, the three kinds of evil conduct and the three kinds of good conduct. The second is long, running from the sentence “again the sūtra says: there are ten paths of action” down to the end of the fascicle — and that is the most finely worked stretch on conduct in the whole Abhidharmakośa, and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this fascicle. At this sentence the three ancient masters again let the knife fall together: Puguang’s Record marks “below, the tenth, explaining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marks “from here the tenth, explaining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Fabao’s Commentary marks “the eleventh, explaining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and the six subsections they open (the nature of the entity of a path of action, the sense of the name path of action, the cutting off of the wholesome roots taken up as convenient, the paths of action turning together, the completing of a path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a place, and the three results of the paths of action) are one by one the same in all three.
There is one thing to be said before all else. This fascicle reads like the fine print of the discipline, but what it asks is always in fact one and the same question: at what degree does an act truly become a path of action? The author’s way of answering is to take an act apart into three stretches (preparatory, root, and consequent), and then to ask by what mind each of these three is set going, in what place it arises, by what root it is completed, and what conditions must be complete for it to count as “not by mistake.” Every detail in the fascicle hangs upon this one table. As one reads, it is worth turning back from time to time to ask: this present item — which of the three stretches is it speaking of?
I. The Four Actions Black and White: The Four Pairings of Action and Result
First ask: the sūtra divides action into the four of black-black, white-white, black-and-white, and neither-black-nor-white; what is this “black and white” saying? Is it speaking of the color of an action, or of something else?
The treatise answers quite plainly that it is speaking of two matters: first, the kind of result that the action draws; second, what is to be counteracted and what counteracts. The four actions are established one by one thus — unwholesome action is called black without exception, because its nature is defiled, and its result too is black, because it is not agreeable: “all unwholesome action is called black without exception, because its nature is defiled; and the maturation is likewise black, because it is not agreeable”; wholesome action of the form realm is called white without exception, because it is not mingled with evil action, and its result too is white, because it is agreeable: “wholesome action of the form realm is called white without exception, because it is not mingled with evil; and the maturation is likewise white, because it is agreeable”; wholesome action of the desire realm is called black-and-white, because it is mingled with the evil; and action without outflows is called neither black nor white, because it is undefiled and because it does not draw a white maturation.
Clearing a misreading: supposing that some one action is of itself both black and white. The treatise blocks this road in particular — “this name black-and-white is established with respect to a continuum, and not with respect to intrinsic nature” — the reason being that “there is no single action and no single maturation that is black and also white, since they are mutually opposed.” Black-and-white is said with respect to the mingling of wholesome and evil across a whole stretch of the stream of life; it is not said of the entity of some one thought-moment of action. Puguang’s Record here marks the outline of question and answer, marking the objection the author raises for himself as “‘is not the result of evil action’ down to ‘be called white-black’: the question,” and marking the answer as “‘the result of unwholesome action’ down to ‘the evil prevails over the wholesome’: the answer”; Fabao’s Commentary on the same passage marks them as “an objection” and “an answer” — the outline names differ while the division is entirely the same.
Where it lands: this item gives the first measuring-rod for reading the treatise on action — whenever one meets the question “is this action wholesome or evil,” one must first divide the question into three layers: the intrinsic nature of the action, the result of the action, and the stretch of continuum in which the action stands. Each of the three layers has its own answer, and to mix them is to be entangled without fail.
II. That Portion of Volition without Outflows Which Can Exhaust the Actions: Twelve, One, and Four
First ask: since action without outflows can exhaust the former three actions, is every portion of action without outflows able to exhaust them?
The treatise answers: no. What can exhaust them are those few thought-moments of volition at particular stages. The four receptivities to the cognition of dharma in the path of seeing, together with the first eight uninterrupted paths at the stage of becoming free from the defilement of desire in the path of cultivation, make twelve volitions and exhaust the purely black action alone; the one volition of the ninth uninterrupted path for becoming free from the defilement of the desire realm exhausts both the black-and-white and the purely black; and the ninth uninterrupted path for becoming free from the defilement of the four meditative absorptions, one level each, makes four volitions that cause the purely white action alone to come to an end.
Why can that ninth thought-moment exhaust two actions at once? The treatise gives the reason itself: at that thought-moment the wholesome dharmas of the desire realm are cut off altogether (the black-and-white action being wholesome action of the desire realm),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unwholesome of the ninth grade is cut off (the remainder of the purely black).
Clearing a misreading: supposing that wholesome dharmas are “cut off in their own entity.” The treatise says expressly that they are not — wholesome dharmas are not cut off in their intrinsic nature, and once cut off they may still come to be present; what is called cutting off wholesome dharmas is that, at the time when the afflictions that take them as object are exhausted, they obtain release from bondage. Fabao’s Commentary here divides the two kinds of cutting off most clearly, his words being “these twelve above are all cutting off in intrinsic nature and not cutting off as object … cutting off one portion of the black is the cutting off of the mingled action entire; the black is cut off both in intrinsic nature and as object, while the white is cut off as object alone”;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sets up another name for the same sense, giving “explanation: cutting off the bond of the object means that wholesome dharmas with outflows are bound by the afflictions, and when the nine grades of affliction that take them as object are cut off and exhausted, the wholesome dharmas obtain release from bondage, and this is called cutting off the bond of the object” — cutting off as object and cutting off the bond of the object are two names for one and the same sense.
Where it lands: on reading the word “cut off,” ask first what is being cut off — the entity, or the binding. This one question will be in use all the way on through the Chapter on the Latent Tendencies and the Chapter on the Worthy and the Noble.
III. Two Further Ways of Dividing: Experienced in the Hells, and Abandoned by Seeing
First ask: apart from the division above, are there other ways of dividing the black and the mingled (the black-and-white)?
Here the treatise records two parties. The first divides by the place where the result is experienced: action to be experienced in the hells is purely black (because the maturation of the hells is drawn by the unwholesome alone), and action of the desire realm apart from the hells is black-and-white (because those maturations are drawn by both the wholesome and the evil). The second divides by the stage of cutting off: action of the desire realm abandoned by seeing is purely black (what is abandoned by seeing has no wholesome to be mingled with it), and what is abandoned by cultivation in the desire realm is action that is both (having both wholesome and unwholesome).
Clearing a misreading: supposing that because the author records two parties he is being vague. He is not — this is the form of the treatise: wherever there is a divergent account and no express text of scripture, both parties are recorded. And these two parties are not in conflict; only their manner of cutting differs: the one cuts at where the result falls, the other at the stage where the affliction is cut off. The three commentaries agree in their judgment here, all marking this passage as “recording divergent accounts” and not as question and answer — Puguang’s Record gives “this is the third, recording divergent accounts,” and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gives “from here the third, recording divergent accounts.”
Where it lands: hereafter, whenever one reads “one account says … another account says …,” do not hasten to find which is the right answer; see first where each party has laid its weight. To fail to distinguish the manner of cutting is to take two different measuring-rods for one.
IV. The Three Munis and the Three Purities: Why a Muni Takes Mind and Not Action
First ask: the three munis are the three of body, speech, and mind; why do the first two take “action” while the third takes “mind” itself and not mental action?
The treatise gives two reasons. The first, “the muni in the ultimate sense has mind alone for its entity” — true silent stillness lies in the mind, and the mark of mind is hard to display and can only be inferred from the two actions of body and speech. The second, the two actions of body and speech are entities of keeping away, while mental action is not, because mental action has no nonmanifest. Hence “it is from the sense of keeping away that the name muni is established” — that is, it is just this mind which, by means of the two actions of body and speech, has something it keeps away from, and thereby gets the name.
The gloss on the two graphs of the word muni is word for word the same in the three commentaries: Puguang’s Record gives “muni, which here means silent stillness”; Fabao’s Commentary gives “muni, which here means silent stillness. The two actions of body and speech of one beyond learning are called the muni of body and the muni of speech. The muni of mind is the mind of one beyond learning, and not mental action. For the truly real muni is mind alone, and the two actions of body and speech are what the mind is inferred from; and what infers and what is inferred are together named muni”;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gives “explanation: as for muni, it here means silent stillness. ‘The bodily and verbal action of one beyond learning’ means the two munis of body and speech. ‘That is, the mind’ is the third, the muni of mind. That is, the mind itself is named muni, and not mental action.” The three transmit one gloss alike, whence it appears that this is no private reading of any one of them.
And again ask: why is a muni found only at the stage beyond learning? The treatise answers, “why is a muni found only at the stage beyond learning? Because the arhat is the true muni, the speech of all the afflictions being forever stilled” — silent stillness is not the not-speaking of words; it is the forever stilling of the speech of the afflictions.
Clearing a misreading: taking the three purities and the three munis for two separate sets of things. The treatise says that the three purities are just the three kinds of good conduct, and the ground of their name is “because they keep away, whether for a time or forever, from all evil conduct and from the grime of the afflictions, they are called purities” — the one takes its name from “keeping away” and the other from “stilling,” and what they point at is two faces of one and the same thing. And why the author must speak of these two he explains himself: it is to put a stop to the false munis and false purities reckoned upon by sentient beings.
Where it lands: this section is one of the rare stretches in the fascicle that points squarely at the fruit. The four actions above were an accounting of the flowing on; here of a sudden the figure of the stage beyond learning is set up — and all the details of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that follow are in the end to come back to this one word, “keeping away.”
V. The Three Kinds of Evil Conduct and the Three Kinds of Good Conduct: Do Greed, Hatred, and Wrong View Count as Mental Action
First ask: why is mental evil conduct of three kinds and not merely mental action?
The treatise says: all unwholesome bodily, verbal, and mental action is called in order the three kinds of evil conduct — “all unwholesome bodily, verbal, and mental action is called in order bodily, verbal, and mental evil conduct”; and mental evil conduct has besides the three of greed, hatred, and wrong view, which are not mental action. The reason is “because greed and the rest have an entity of their own apart from volition” — mental action has volition for its entity, while greed, hatred, and wrong view are afflictions and have an intrinsic nature of their own.
Here begins the first exchange of the unit. The masters of similes state their tenet, saying “greed, hatred, and wrong view are just mental action,” and quote the Sūtra on Volition in proof. The Vaibhāṣikas object: if that were so, action and affliction would be combined into one entity. The masters of similes answer: to grant that an affliction is just mental action — what fault is there in this? The Vaibhāṣikas refute them: the treatise records their words as “the Vaibhāṣika masters say that they speak thus without reason,” and says that to allow this would be at odds with many principles and teachings; while as for why the sūtra speaks of these three as mental action, it is to display that volition turns with them for its gate, that it can thereby draw an unlovely result, and that it is what the discerning reproach and abhor.
Clearing a misreading: reading “the Vaibhāṣika masters say that they speak thus without reason” as the author’s own verdict. The subject of that sentence is the Vaibhāṣika masters and not the author — here the treatise is recording one party’s refutation and is not passing sentence of its own. (For the school attribution of this passage and for Saṅghabhadra’s other way of reading this sentence, see the section of Further Resonances at the end.)
And a further question: since right view and wrong view have no deliberate volition “to benefit another, to harm another,” how do they count as wholesome or evil? The treatise answers, “because they can serve as the root of harm and of benefit” — they are the root of all conduct of harm and of benefit. Puguang’s Record sets up no separate outline mark at this sentence and explains it simply as the text runs.
Where it lands: this section gives the first cut that divides the boundary between “action” and “affliction.” Hereafter, whenever one meets the question “is such and such a mental factor an action,” ask first: does it have an entity of its own apart from volition?
VI.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Taking Only the Coarse and Evident Portion from Evil and Good Conduct
First ask: what is the relation of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to the three kinds of evil conduct and the three kinds of good conduct? Are they one and the same set, or is the one wide and the other narrow?
The treatise answers straight out: “within the evil conduct and good conduct spoken of above, whatever is coarse, evident, and easily known is gathered in as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are that portion of evil and good conduct which is “coarse, evident, and easily known,” and not the whole. Hence drinking liquor, seizing, beating, and binding within bodily evil conduct, together with every preparatory and consequent stage, do not enter the bodily evil paths of action; the verbal evil paths of action do not gather in the preparatory and consequent stages nor the slight portion; the mental evil paths of action do not gather in evil volitions nor slight greed and the rest. It is the same on the wholesome side: abstaining from liquor and making offerings do not enter the bodily wholesome paths of action, kindly speech does not enter the verbal wholesome paths of action, and the wholesome volitions do not enter the mental wholesome paths of action.
Why cut it in this way? The treatise gives the criterion itself: if bodily evil conduct makes another sentient being lose his life, his goods, or his wife, then it is spoken of as a path of action, while the rest is not established “because the preparatory stage and the rest are not coarse and evident.” Puguang’s Record states this reason still more plainly, his words being “‘evil conduct and good conduct?’: the question. ‘Let the unwholesome be spoken of first’ down to ‘because men are to be made to keep away’: the answer follows below. Let the unwholesome be spoken of first: the bodily evil paths of action, as regards bodily evil conduct, do not gather in the preparatory stage, the consequent stage, or the remaining unwholesome bodily actions, that is, drinking liquor, or seizing, or beating, or binding, and the like. Or where killing and the like are done but a condition is lacking and it is not completed. Because the preparatory stage and the rest are not coarse and evident, they are not named paths of action.”
Clearing a misreading: supposing that not to enter the paths of action is the same as being without offense. It is nothing of the kind — drinking liquor and beating and binding are still unwholesome bodily actions and still draw their results; they are simply not on this coarse and evident list. The list is a teaching instrument set up “to make men keep away,” and is not the boundary between offense and no offense.
Where it lands: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are a coarse net for teaching. In reading it one must remember how wide the mesh is — whatever falls through the mesh is not thereby absent; it is only lodged elsewhere.
VII. The Manifest and the Nonmanifest in the First Seven Paths of Action: The Watershed of Doing It Oneself and Dispatching Another
First ask: do the first seven paths of action (three of body and four of speech) all necessarily have both the manifest and the nonmanifest?
The treatise answers that they do not, and gives a very fine boundary. Six among the evil paths of action necessarily have the nonmanifest — “among the seven evil paths of action, six necessarily have the nonmanifest”; if these six are done by dispatching another, then at the time when the root path of action is completed there is no manifest action in oneself (the act being another’s), and so there is the nonmanifest alone; if they are done by oneself, then both are present, but this depends on the timing of the death: if the other dies at the moment the manifest act is set going, both are present; if he dies only some time after the hand was laid to it, then it is the same as dispatching a messenger, and 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root there is the nonmanifest alone. Sexual misconduct alone necessarily has both, because it must be brought to completion by one’s own body and cannot be deputed to another — and the treatise uses a very direct simile: as one’s own delight (delight cannot be produced by deputy).
On the wholesome side: the seven wholesome paths of action that arise from taking up the precepts necessarily have both, because the śīla born of taking them up must arise in dependence upon the manifest act (the formal procedure of taking up the precepts); while those gathered in by the discipline of meditative absorption and the discipline without outflows are called produced in absorption, and have the nonmanifest alone, because they are obtained in dependence upon the force of mind alone.
Clearing a misreading: reading “dispatching another, with no manifest action in oneself” as “dispatching another is a lighter offense.” What the treatise is speaking of here is only whether there is manifest action, not the weight of the offense; the root path of action is completed all the same, and the nonmanifest arises all the same.
Where it lands: this section is the first place in the fascicle where two measuring-rods, “doing it oneself / dispatching another” and “dying then and there / dying later,” are used to cut an act. These two rods will be used again — in the passages on dying together and dying first, and on acting as one in an army, the same set of knife-strokes is at work.
VIII. Preparatory · Root · Consequent: The Stretch of Road Walked by the Butcher of Sheep
First ask: where does an act of killing begin, and at what point is it truly completed?
The treatise answers with the most famous simile in the fascicle. The butcher of sheep: he first raises the thought of killing and rises, takes the price and goes straight to the place where sheep are sold, “feels the body of the sheep, pays the price and takes hold of it, leads it back and feeds it, drives it into the slaughterhouse,” takes staff or knife in hand and beats or stabs it, once and again, until the sheep’s life is not yet ended — “all this is called the preparatory stage of killing.” Following upon this manifest act the sheep just then ends its life, and the manifest and nonmanifest action of that single moment is what alone is “the manifest and nonmanifest action within that single moment, and this is called the root path of action of killing.” Thereafter the nonmanifest continuing on unbroken is called the consequent stage of killing, and so on to the later flaying, cutting, dressing, and washing, and “the weighing, the selling, the cooking, the eating, and the praising of its savor,” all of which are likewise the consequent stage.
The treatise moreover points out the two conditions on which the root path of action is established: “by two conditions are sentient beings touched by the offense of killing that belongs to the root path of action: first by the preparatory stage, second by the fullness of the result.” The preparatory stage necessarily has the manifest, while the nonmanifest may or may not be present (if set going by a violent entanglement or a mind of pure sincerity, it is present); the consequent stage is the reverse of the foregoing, necessarily having the nonmanifest while the manifest may or may not be present.
Within this passage there is the finest of the dilemmas. The author raises a question against himself: is the path of action completed while the one killed is abiding in the existence of death, or only after his death? Both horns have their fault — if it be said to be completed while he abides in the existence of death, then the case where killer and killed die at the same time ought likewise to complete a path of action, which our own school does not allow; if it be said to be completed only after his death, then the earlier sentence “following upon this manifest act, that sheep just then ends its life … this is called the root path of action of killing” contradicts itself, and besides it would do violence to the Vaibhāṣika masters’ explanation of the root treatise’s words “the preparatory stage is not yet stilled.” The author answers for himself: it should be said that it is with regard to the root stage that the words “preparatory stage” are used, for our own school allows that after the ending of life the root is not yet stilled, and said thus there is no fault. Puguang’s Record marks expressly here who it is that answers, his text being “‘what is meant here by there is no fault’: the question. ‘It is using the words preparatory stage with regard to the root’: the author answers”; Fabao’s Commentary likewise marks “the words preparatory stage: the author sets it right” — the two commentaries agree, and this answer is the author’s own explanation and not the Vaibhāṣika masters’.
And a further question: since the manifest action at that time has no function any longer, how can it still become the root path of action? The author answers with great firmness: the completion of a path of action is not by reason of having a function, but only because, at the time when the preparation and the fullness of the result are present, the manifest and the nonmanifest together become the root path of action.
And a further layer: the several paths of action may serve one another as preparatory and as consequent. The treatise takes killing for its example and ranges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one by one as the preparation for killing (killing living beings to petition for aid, stealing goods to fund the killing, fornicating with the wife so that she may kill her husband, setting going the four faults of speech to breed suspicion and estrangement, greed for his goods, hatred toward the man, raising a wrong view to nourish the act of killing), and then ranges the putting to death of his kin, the taking of his goods, the fornicating with the woman he loved, and the raising in turn of greed, hatred, and wrong view as the consequent stage of killing. And the three of greed and the rest cannot serve as a preparatory stage, because “at the time of raising the thought the deed has not yet been done.”
Clearing a misreading: supposing that preparatory, root, and consequent are merely three stretches in time. They are not — they are the three stretches to which the offense is attached: the nonmanifest set going at the preparatory stage may or may not be present, the single moment of the root stage is where the offense is completed, and the nonmanifest of the consequent stage continues on unbroken. The responsibility for an act is not gathered at a single point; it is distributed along this whole line.
Where it lands: this passage is the one in the fascicle that most deserves slow reading. It takes “a thing was done” apart into a line that has a starting point, a joining point, and a residual momentum; and only when this line is understood do all the details of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that follow have anything to hang upon.
IX. The Preparation Arises from the Three Unwholesome Roots: Twelve Roads for Killing, Stealing, and Fornication
First ask: by what mind is the preparation for a path of action set going?
The treatise answers: “when the preparatory stage of an unwholesome path of action arises, in every case it arises from the three unwholesome roots” — said with respect to the prior raising (the thought that draws it forth beforehand). Then it gives instances one by one, killing, stealing, and fornication each arising from greed, from hatred, and from delusion, making nine roads in all, with the four verbal paths of action to be inferred on the same model.
Killing arising from greed: for the sake of obtaining parts of the other’s body, for goods, for sport, for rescuing kin, friends, and oneself. Arising from hatred: raising wrath in order to be rid of an enemy. The set arising from delusion is the most worth looking at: killing within a sacrifice in the belief that it accords with the Dharma; kings and the like putting the villainous to death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the world in the belief that great merit is accomplished; the people of Persia saying that when parents are old and ill, to have them end their lives frees them from distress and produces great merit; the non-Buddhists saying that snakes, scorpions, wasps, and the like are venomous and harmful things and that killing them produces merit, and that sheep, deer, and buffalo were from the first prepared for food and so are killed without offense; and killing by reason of wrong view.
For stealing and for fornication the three roots are likewise given with several instances: stealing arising from delusion, as when kings confiscate the goods of evil men according to law in the belief that there is no offense, or as when brahmins say that the goods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aeon were bestowed by the great Brahmā upon the brahmin seers and that to take them back today is to take one’s own; fornication arising from delusion, as in praising the practice of what is not the pure life with one’s mother and the like, as in the keeping of the cow-observance within the cow-sacrifice, “drinking water and cropping grass, standing or walking, coupling as they meet without distinction of near kin or stranger,” and as when non-Buddhists say that all women are like a mortar, a flower or fruit, and so on to a bridge or a boat, and are to be enjoyed in common.
Clearing a misreading: reading “arising from delusion” as “a fault committed unwittingly.” Just the contrary — the instances of delusion that the treatise adduces are one and all acts of killing, stealing, and fornication that have a whole body of reasoning behind them: the reasoning of sacrifice, the reasoning of law, the reasoning of filial care, the reasoning of religion. Delusion is not muddle-headedness; it is a wrong train of reasoning.
Where it lands: this section is the most piercing in the fascicle. It reminds the reader that the evil action hardest to detect is not the one committed on impulse, but the kind that has reasons, institutions, and scriptures propping it up. When the thought “this is what ought to be done” rises in one’s own mind, that is precisely the moment to turn back and check this passage once more.
X. A Stanza of Exemptions from a Non-Buddhist Treatise: Jest, Marriage, Saving Life and Saving Goods
First ask: what does the preparation for false speech arising from delusion look like?
The treatise does not make an instance of its own but quotes straight from a treatise of the non-Buddhists a stanza in proof — “if a man, by reason of jest, by reason of marriage, by reason of facing a woman or a king, or for the sake of saving life or saving goods, speaks false speech, that is without offense.” The text preceding this stanza is marked as “as for the preparation for false speech that is produced from delusion, it is as is said in a treatise of the non-Buddhists,” and so it is neither spoken by the Buddha nor made by the author, but the words of a quoted non-Buddhist treatise.
What this stanza says: it lists four classes of exemption and holds that to speak false speech on these four occasions is without offense. The treatise quotes it precisely in order to point out that such a claim is itself delusion, and that the false speech set going in reliance upon such a claim has a preparation arising from delusion. Besides this, the treatise says that all the preparations for false speech, divisive speech, and the rest that arise by reason of wrong view are produced from delusion; and that the several Vedas and the other false treatises are gathered in by frivolous speech, their preparations likewise produced from delusion.
Clearing a misreading: reading this stanza as an exemption allowed by the treatise. It is not — it is quoted as a specimen for the contrary. The touchstone that tells a quoted stanza from a root stanza is precisely that preceding sentence, “as is said in a treatise of the non-Buddhists.”
And a further question: since greed, hatred, and wrong view have no preparation, how can they be said to arise from greed and the rest? The author answers for himself: because they are produced from the three roots without interval — the path of action of greed being produced from greed without interval, and likewise from the other two roots, and hatred and wrong view in the same way. Puguang’s Record marks the words of this answer as “‘the same’: the answer. It is not that when the root of the paths of action is completed, all of them are brought to completion by the three roots.”
Where it lands: whenever one reads a piece of reasoning that excuses some kind of false speech, ask first where it came from. The method the treatise demonstrates here is very simple: quote that whole body of reasoning out in full, and then point out which of the three unwholesome roots it falls upon.
XI. All Three Stages of the Wholesome Paths of Action Arise from the Three Wholesome Roots: That One Act of Karman at the Taking of the Precepts
First ask: from what roots do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wholesome paths of action arise? Are they too apportioned one by one, as with the unwholesome?
The treatise answers more simply than for the unwholesome: all three wholesome stages (preparatory, root, and consequent) arise from the three wholesome roots of non-greed, non-hatred, and non-delusion. There are two reasons: all three wholesome stages are raised by a wholesome mind, and a wholesome mind is necessarily associated with the three wholesome roots.
What do these three stages look like? The treatise says that they are the keeping away from the three unwholesome stages — keeping away from the evil preparation is the wholesome preparation, keeping away from the evil root is the wholesome root, keeping away from the evil consequent is the wholesome consequent. Then it gives the one instance of a wholesome path of action in the whole fascicle: when a diligent trainee receives the full precepts, entering the ordination platform, paying homage to the assembly of bhikṣus, uttering with all sincerity the request to his preceptor, and so on to the one motion and two announcements of karman and the rest, all is the preparatory stage of the wholesome path of action; the manifest and nonmanifest action of the single moment at which the third announcement of karman is completed is the root path of action; and from that point on, down to the declaring of the four resorts and the manifest and nonmanifest action that continues on and turns along in dependence upon what went before, all is the consequent stage. Puguang’s Record here marks the outline of question and answer, giving “‘what are the marks of these three wholesome stages’: the question.”
Clearing a misreading: supposing that the constituting of a wholesome path of action is looser than that of an evil one. It is not loose at all — it likewise requires the three stages complete, and likewise requires the root to be completed at one determinate moment; and the very reason the taking of the precepts must have an ordination platform, an assembly, and the successive announcements of karman is that the moment of “the third announcement of karman being finished” has a real sense in it, and is no mere ceremony.
Where it lands: this section stands in exact contrast with the passage of the butcher of sheep — one and the same structure of three stages, used on the one side to take an act of killing apart and on the other to establish a hall of the precepts. If the reader would remember the skeleton of this fascicle, these two instances are enough.
XII. By Which Root Completion Comes: Hatred for Three, Greed for Three, Delusion for One, All Three for the Rest
First ask: the preparation arises from the three roots; does “completion” (the very moment at which a path of action is truly constituted) likewise come by all three roots?
The treatise answers: no. Completion has an apportionment of its own — “among the evil paths of action, the three paths of action of killing, harsh speech, and hatred are completed by hatred,” because these three are constituted only when the extremely coarse and evil mind “that spares nothing” is present; the three of taking what is not given, sexual misconduct, and greed are completed by greed, because they are constituted only when the extremely defiled mind “that clings to something” is present; wrong view is completed by delusion, requiring delusion of the highest grade to be present; and the three of false speech, divisive speech, and frivolous speech are granted completion by all three roots, each by each.
What is most worth looking at here is that pair of contrasts: “sparing nothing” and “clinging to something.” Killing, abusing, and hating are a disregarding both of the other and of oneself; stealing, fornicating, and coveting are a clinging — a regard for the thing one would obtain. Both alike are the extremely weighty mind of the stage of completion, but the one is a casting away and the other a taking hold.
Clearing a misreading: confounding the root of the preparation with the root of the completion. The treatise separates the two from the outset: the preparation “in every case arises from the three unwholesome roots,” whereas the completion has its several attachments. In one and the same act of killing, the preparation may arise from greed (killing for gain), while the completion is necessarily by hatred — because the thought at the moment when the hand brings the thing off is assuredly the coarse and evil mind that spares nothing.
Where it lands: this item gives a very serviceable way of checking oneself: looking back at an evil deed already done, do not look only at the reason present when the thought was raised, but at the mind at the moment the thing was brought off. The reason for raising the thought is often presentable; the mind at the moment of bringing it off cannot hide.
XIII. The Four Places on Which the Paths of Action Depend: Sentient Beings, Goods, Name-and-Form, the Name-Bodies
First ask: “toward what” is a path of action set going?
The treatise matches four places to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the three of killing and the rest arise in the place of sentient beings; the three of stealing and the rest arise in the place of goods; wrong view alone arises in the place of name-and-form; and the three of false speech and the rest arise in the place of the name-bodies and the rest.” Killing, harsh speech, and hatred are turned toward sentient beings; stealing, sexual misconduct, and greed toward the requisites of livelihood; wrong view alone toward name-and-form (that is, it denies outright all the dharmas gathered in by name-and-form); and false speech, divisive speech, and frivolous speech toward the name-bodies and the rest (what speech depends upon).
Why are the verbal paths of action attached to the name-bodies and not to sentient beings? The treatise itself states it briefly, and Puguang’s Record quotes the Treatise Revealing the Doctrine to fill out the reason, his text being “hence the Treatise Revealing the Doctrine says: ‘the three of false speech and the rest arise in the place of the name-bodies and the rest, since the entity of speech must arise in dependence upon names and the rest. Though speech also arises with sentient beings and the like for its ground, yet it arises in immediate dependence upon the name-bodies and the rest’” — though speech is indeed spoken toward men, what it immediately depends upon is the name-, phrase-, and syllable-bodies. This is Saṅghabhadra’s language in the Treatise Revealing the Doctrine, and does not issue from the Kośa itself.
Clearing a misreading: reading “the place depended upon” as “a location.” It is not a place in space; it is the object that is turned toward — a path of action must have a point where its object falls, and that point determines which kind of path of action it is.
Where it lands: read together with the item before it, the identity of a path of action is fully fixed: the object it faces fixes its kind, and the root of its completion fixes its constituting.
XIV. Dying Together and Dying First: The Support Has Become Other, and the Offense Has Nothing to Rest On
First ask: if the killer dies before the one killed, or if the two die at the same time, does he still incur the offense of the root path of action?
The treatise answers: he does not. And it raises a question against itself to force out this conclusion — is there a case in which the killer has set going the preparation for killing and has made the result full, and yet is not touched by the offense of killing? Answer: there is, namely dying together and dying first.
What is the reason? The treatise gives two layers. First: at the moment the killer dies, the life of the one killed still remains, and the offense has as yet nothing to rest on (the offense being completed only when the other’s life is cut off). The second layer matters more: it cannot be said that he obtains the offense after his own death, “because the support has become other” — the body upon which he relied when he set going the preparation for killing has already been cut off; and though there arises another body of the same commonality, that body never set going the preparation for killing, and to say that it completes the path of action of killing is in principle not to be allowed. Puguang’s Record explains this layer very plainly, his words being “for what reason do dying together and dying first not complete a path of action? ‘Because the sentient being killed’ down to ‘in principle not to be allowed’: the answer. Because the present life of the sentient being killed still remains, it is impossible to make the one who dies together with him or before him, the killer, complete the offense of killing, since the life of the sentient being killed is not yet cut off.”
Clearing a misreading: reading this item as “dying first gets one off.” What the treatise says is that the root path of action is not completed, not that there is no offense — the manifest and nonmanifest action set going at the preparatory stage does not thereby vanish. What this item is really saying is that the offense of a path of action must be attached to a support-body that actually exists.
Where it lands: this is the first place in the fascicle where “path of action” and “action” are viewed apart. A path of action is a list with strict conditions of constitution; when the conditions are wanting, the act has not vanished, it merely does not fall upon this list.
XV. Acting as One in an Army: One Kills and All Are Completed
First ask: a body of men band together into an army to kill an enemy, or set out in company to hunt, and only one of them lays hand to it; who obtains the path of action of killing?
The treatise answers without the least evasion: “within an army and the like, if any one man does the deed of killing, then, just as with the man who does it in person, all of them complete the path of action of killing” — the reason being “because they have consented together to one undertaking,” just as with teaching one another in turn for the sake of one undertaking, and so, one man killing, all the rest incur the offense.
The treatise moreover handles two borderline cases. First, one who has been forced by the power of others into the army: so long as he thereby also shares that mind, he likewise completes the offense of killing. Second, the one exception is the man who has vowed of himself — that not even to save his own life will he kill; such a man, though forced to be among them, has no mind of killing, and so has no offense. Puguang’s Record marks this passage as belonging, with the stanza before it, to the questions and answers the author raises for himself, his outline being “‘if a man has set going the preparation’ down to ‘because there is no root and the support has become other’: below, the fourth, analysis by question and answer. Within it, first that having killed it is not the root, second that another’s killing completes the path of action.”
Clearing a misreading: looking for room to soften this item — saying, for instance, that those who did not lay hand to it bear a lighter offense. The text of the treatise says nothing of the kind; it says “all complete it as does the one who does it.” This item must be read as it stands, and no discount may be taken on the author’s behalf. The one way out that the treatise does give is given very narrowly: not “I did not lay hand to it,” but “I have taken a vow, that I would die rather than kill, and at that moment I in fact had no mind of killing.”
Where it lands: this item is about how a shared action is constituted — not by the deed, but by that one thought of “consenting together to one undertaking.” In any collective action in which one is oneself involved, ask first: what is the undertaking I have consented to?
XVI. The Marks of Killing: Deliberate Volition, the Perception of Another, Not by Mistake
First ask: at what degree does it count as “killing”?
The treatise gives three conditions: “one must first set going the deliberate volition ‘I would kill,’ and with respect to another sentient being raise the perception of another sentient being, and set going the preparation for killing and kill not by mistake” — first there must be the deliberate volition to kill, second the perception of another sentient being with respect to another sentient being, third killing not by mistake (killing only the very one he meant to kill, and not killing another indiscriminately). The three conditions complete, it is the path of action of killing.
The treatise at once sets one case apart: “killing with hesitation also completes killing.” He harbored hesitation beforehand — is it a living thing or not? and granting it is, is it he or not? — and afterwards raised a settled resolve: be it he or not, I shall assuredly kill. Since the mind spares nothing, if he kills a sentient being the path of action is likewise completed. Puguang’s Record marks this as a text of setting apart, his words being “‘killing with hesitation’ down to ‘also completes the path of action’: setting apart a difference. This displays that killing with hesitation also completes killing.”
Clearing a misreading: supposing that “not by mistake” is a back door opened for killing by mistake. It is not an opening of a door but a fixing of the mark — an act of killing by mistake has not thereby become free of offense; it merely does not complete this item, “the path of action of killing.” This is the same principle as the item on dying together and dying first above: a list has the conditions of a list.
Where it lands: of the three conditions, the one most easily passed over is the second (the perception of another sentient being). What it reminds us of is that the constituting of a path of action turns not only on what you did, but on what at that time you took the other to be.
XVII. The Three Dharmas of Lifespan, Warmth, and Consciousness: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Life Faculty and Death
First ask: the five aggregates arise and cease thought by thought, ceasing of themselves already; what then does “killing” kill?
The treatise gives two explanations. The first: “the breath-wind is called life, and it turns in dependence upon body and mind; if a man makes it be cut off so that it no longer continues to arise” — like extinguishing the light of a lamp or the sound of a bell, and this is called killing. The second: “or else what is called life is just the life faculty; if a man makes it be cut off so that it does not continue, that is called killing.” Both explanations come home to one and the same criterion: with an evil mind one severs another’s life, so that even a thought-moment which ought to arise cannot arise, and this alone is touched by the offense of killing. Puguang’s Record in this passage only explains the grounds of the two explanations as the text runs, and sets up no separate outline name of question and answer or of recording divergent accounts — this is set down as it stands, and no judgment is made on his behalf as to whether the two explanations exclude each other or which is correct.
Then the treatise handles a still more troublesome question: to whom does this life that is cut off belong? Since one says “whose,” is there not then a self? The author pushes this question over to the chapter refuting the self for extended pondering, and here only quotes a sūtra to prove that life is a dharma — “when the three dharmas of lifespan, warmth, and consciousness leave the body, then the body that is left falls stiff to the ground, without thought and without sensation, like a log.” The text preceding this stanza reads “hence the stanza spoken by the Bhagavat,” so it is a quoted stanza from a sūtra and not a root stanza. From this the treatise draws one conclusion: a body endowed with faculties is called a living being, and one without faculties is called dead.
Here the Nirgrantha non-Buddhists come forward. They say “killing without deliberation also incurs the offense of killing,” and adduce the touching of fire as their analogy — even without deliberating beforehand one is burned all the same. The author refutes them with six objections in succession: then meeting another man’s wife and touching her body by mistake ought likewise to be an offense; pulling out hair and beard for a Nirgrantha out of a wholesome mind, a teacher urging austerities out of loving-kindness, food kept overnight by a donor failing to digest and causing suffering — all these ought to incur the offense of “causing another to suffer”; the child in the womb and the mother being causes of suffering to each other, the mother too ought to have an offense toward the child; the one killed being conjoined with the killing, he too, like fire that burns its own support, ought to bear it himself; if it were so, dispatching another to kill ought to carry no offense of killing, as fire does not burn the man who taught another to touch it; and timber and stones ought also to be touched by the offense, since houses too, in collapsing, harm life. The closing sentence is exceedingly firm — “and besides, it is not merely that your analogy fails: the position we ourselves set up can be established.” The two commentaries agree in the outline name for this passage, both marking it as “recording a non-Buddhist reckoning,” whence it appears that this passage is not a dispute internal to the schools, but the rejecting of a non-Buddhist account outside the Dharma.
Clearing a misreading: reading the Nirgrantha passage as another instance of “recording two accounts without adjudication.” It is not — here the author refutes expressly, and refutes to the end. The treatise’s not adjudicating is used only for divergent accounts within the Buddha’s Dharma; toward a non-Buddhist reckoning, the treatise refutes when refutation is due.
Where it lands: this passage gives a criterion: any claim that “one incurs an offense even without a mind for it” has for its price that goodwill, and unawareness, and even the course of nature itself must all alike be reckoned as offense. The author sets that price out at one stroke with six absurd consequences — this is the completest demonstration of counter-refutation in the fascicle.
XVIII. Taking What Is Not Given: By Force and by Stealth, Made to Belong to Oneself
First ask: at what degree does stealing complete a path of action?
The treatise answers: the “not by mistake” and the rest spoken of above run on into each of the gates that follow, as is fitting, and are not repeated; as regards this gate, one must first set going the deliberate volition to steal and raise with respect to another’s goods the perception of another’s goods — “with respect to another’s goods raise the perception of another’s goods, and by force or by stealth set going the preparation for stealing, and take not by mistake, making it belong to oneself” — and to this degree it is called the offense of taking what is not given.
The treatise then handles three special kinds of ownership. First, stealing the goods of a stūpa: “if a man steals the goods of a stūpa, he incurs the offense of stealing with respect to the Tathāgata,” because when the Buddha was about to enter nirvāṇa he took pity on the world and accepted in sum all that was given — while some other master says that the offense is incurred with respect to those who guard it. Second, digging up an ownerless hidden treasure: the offense is incurred on the side of the ruler of the country. Third, stealing goods that revert: if the karman has been performed, the offense is incurred with respect to the saṅgha within the boundary; if the karman is not yet completed, it is incurred with respect to the disciples of the Buddha at large.
Clearing a misreading: supposing that “ownerless goods” leave no place from which an offense can be incurred. The treatise’s manner of answering is worth noticing — it can always find a point of “belonging to someone”: the goods of a stūpa belong to the Buddha, a hidden treasure to the ruler of the country, goods that revert to the saṅgha or to the disciples of the Buddha. This is the same train of thought as the item on the places depended upon above: a path of action must have an object to which it is attached.
Where it lands: what this section reminds us of is that in judging a case of taking and seizing, three questions come first — whose is it, whose did I take it to be, and to whom did it belong after the taking. Walk through the three questions, and whether taking what is not given is completed becomes plain of itself.
XIX. Sexual Misconduct: Four Kinds of Going Where One Ought Not
First ask: where is the line of sexual misconduct drawn?
The treatise establishes it by four kinds of “going where one ought not” — “there are in all four kinds of going where one ought not to go, and all of them get the name of the offense of sexual misconduct”: first with respect to a forbidden object (a wife held by another, one’s mother, one’s father, a kinswoman of one’s parents, and so on to one guarded by the king), second by a forbidden way, third in a forbidden place (“the third is going where one ought not in a forbidden place, that is, within a monastery, in the place of a caitya, or in a remote place”), fourth at a forbidden time (the time of carrying a child, of nursing an infant, of undertaking the fast-day precepts, transgressed even with one’s own wife). Under the fourth the treatise records another account: only if the husband has allowed her to undertake the fast-day precepts and there is afterwards a transgression is it called a forbidden time.
The word “not by mistake” likewise runs on into this gate: if with respect to another’s wife one supposes her to be one’s own, or with respect to one’s own wife supposes her to be another’s, and so on with the way and what is not the way, then so long as there is a mistaken mind, though something be done it is no path of action. As to whether “raising with respect to this wife of another the perception of a different wife of another” completes a path of action, the treatise records two accounts: “one account says it does complete it” — since after all the preparation for fornication was raised and she was enjoyed; “another account says it does not complete it” — as with the path of action of killing, where the preparation is raised toward this one and the completion falls upon another, and it is not completed.
The treatise moreover answers two practical questions: in practicing what is not the pure life with a bhikṣuṇī, the path of action is incurred from the place of the king, because the king does not allow such a thing, and this is argued from the lighter to the heavier (even with one’s own wife at the time of the fast-day precepts one ought not to go, how much less with one who has gone forth); in practicing what is not the pure life with a maiden, if she has been promised to another it is incurred at the place of the one to whom she is promised, if not promised then at the place of those able to guard her, and these and the rest are all incurred at the place of the king.
Clearing a misreading: reading the four kinds of “going where one ought not” as four unrelated prohibitions. They are in fact four dimensions of one and the same criterion — object, way, place, and time; and where any one of the four is amiss, misconduct is constituted.
Where it lands: read together with the section on taking what is not given, this section shows the treatise’s consistent manner of handling conduct: first establish the object faced, then add the condition of mind that is “not by mistake,” and last fill in a few borderline cases. The three steps walked through, the outline of a precept is clear.
XX. False Speech: Defiled Mind, a Divergent Perception, Uttering, Understanding the Sense
First ask: at what degree does lying complete a path of action?
The treatise gives four conditions: “to raise a divergent percep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sense one speaks and to utter it, the one deceived understanding the sense spoken, with a defiled mind and not by mistake, completes false speech” — a divergent perception of the sense spoken, the uttering of it as speech, the other’s understanding, and a defiled mind not by mistake. Wanting any one of the four it is not completed: if the other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sense of the words, that stretch of speech falls to frivolous speech.
At what point is the path of action completed? The treatise answers with great precision: the manifest sound and the nonmanifest action arising together with the last word complete this path of action; or else, at whatever point the other understands the sense, the manifest and nonmanifest action of that time completes it; and what accompanies the several words before that is all the preparatory stage.
Here begins a fine dispute over “understanding the sense.” The treatise raises two objections against itself: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ense taken with respect to “having finished hearing and rightly understanding,” or with respect to “being in the act of hearing and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On the former, the sense conveyed by the utterance is what mental consciousness knows, whereas verbal manifest action has already passed away together with auditory consciousness, and so the path of action ought to be completed by the nonmanifest alone; on the latter, though this fault is absent, yet at that time there is not yet any knowing, so how can being in the act of hearing be called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The author takes the latter as his tenet, his closing words being “since thus there is no fault, this account should be taken as the tenet” — for one who well knows the sense of words and has no condition of confusion, auditory consciousness having arisen is called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The two commentaries agree here, both marking the author as the one who makes this choice: Puguang’s Record gives “how is this to be settled? If there is auditory consciousness with no condition of confusion, then the understanding is taken with respect to being in the act of hearing and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 it being thus unsettled, the author therefore says: since thus there is no fault, this account should be taken as the tenet”; Fabao’s Commentary gives “‘there being no fault, it should be taken as the tenet’: the author adjudges, taking being in the act of hearing and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as completing the path of action.”
Clearing a misreading: supposing that “understanding the sense” is the hearer’s responsibility an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peaker. Just the contrary — th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path of action must wait upon the other’s understanding shows precisely that the offense of lying lies not in the moving of the mouth but in “making a man take the false thing in.”
Where it lands: after this section the treatise goes on to quote a sūtra listing the sixteen kinds of utterance (saying “seen” and the rest of what is not seen and the rest, and saying “not seen” and the rest of what is seen and the rest, eight of each being ignoble and noble utterances), and thereby brings on the question of the next section, the marks of “what is seen” and the rest — the fine division of the verbal paths of action here turns onto the ground of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XXI. Seen, Heard, Sensed, Known: The Marks of the Four Bases of Speech
First ask: what are the marks of what is called “what is seen, what is heard, what is sensed, and what is known”?
The account of the Vaibhāṣika masters comes first: “if an object is attested by eye consciousness it is called what is seen,” what is attested by ear consciousness is called what is heard, what is attested by mental consciousness is called what is known, and what is attested by the three consciousnesses of nose, tongue, and body is together called what is sensed. Why are the latter three consciousnesses gathered under one name? Because the three of scent, taste, and touch are of indeterminate nature and, like a dead man, have no sensing, and so the name “sensing” is established in particular on the side of what attests them. Puguang’s Record quotes the Mahāvibhāṣā to fill out the reason, his words being “‘down to the name sensing is established in particular’: a separate explanation of why the three objects are alike named what is sensed. That the three objects are alike named what is sensed is because these three objects are alike indeterminate, their nature dull and obscure, like a dead man who has no sensing or knowing, and so the name sensing is established in particular for the faculties that attest them.”
The Vaibhāṣika masters adduce besides the two proofs of scripture and principle, the proof from scripture being the Buddha’s instruction to the Great Mother — “herein, with respect to what is seen you should know that there is only what is seen” — where the three objects of form, sound, and dharma are spoken of as what is seen, what is heard, and what is known, so that by parity of reasoning the three objects of scent and the rest may be gathered under the single name “what is sensed.”
The author refutes this proof: “this proof does not hold; let it be said first that the sūtra is no proof, for the sense of the sūtra lies elsewhere” — this sūtra is not spoken in order to adjudicate the marks of the four bases of speech, and the sense it speaks is to urge the Great Mother that with respect to the six objects and the four matters beginning with what is seen she “should know that there is only the speech of what is seen and the rest, and should not add on the marks of the lovely and the unlovely.”
Thereupon two further accounts are set out. Some other master says: what is attested by direct perception through the five faculties is called what is seen, what is obtained from the report of another is called what is heard, what is allowed by applying one’s own mind and inferring by all manner of reasoning is called what is sensed, and what is directly attested by mind is called what is known; thus with respect to the five objects all four kinds of speech may be set going in each case, and with respect to the sixth object there are three apart from seeing. The earlier preceptors say: what the eye directly sees is called what is seen, what is heard from the report of another is called what is heard, “whatever one’s own mind constructs by thought of every kind is called what is sensed,” and what is received within oneself and attested by oneself is called what is known. At the end the author closes with a single sentence: let the incidental discussion rest, and let the proper discussion be set forth.
Clearing a misreading: reading this passage as a digression from the subject. It is not a digression — the section before it has already said that false speech requires one “to raise a divergent percep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sense one speaks”; and so what “the sense spoken” refers to must first have the boundaries of seen, heard, sensed, and known drawn clearly, since the whole discrimination of the sixteen noble and ignoble utterances hangs upon it.
At the close the treatise quotes a further set of questions and answers: is there a case of completing false speech by bodily manifest action without uttering speech? There is — the root treatise says: he who is touched by the offense of killing without moving the body is one who utters speech; he who is touched by the offense of false speech without uttering speech is one who moves the body; and those touched by both offenses while neither moving the body nor uttering speech are the seer in a fit of mental wrath and one at the time of the poṣadha. Thereupon the author raises a difficulty against himself: if there is neither movement of body nor utterance of speech, and the desire realm has no nonmanifest that “arises apart from the manifest,” how do these two come to be paths of action? The author leaves it undecided, saying only “upon a difficulty such as this one should expend some labor.” (For the debate within the Abhidharma lineage that this difficulty gave rise to, see the section of Further Resonances at the end.)
Where it lands: this section demonstrates the author’s way of handling a question of knowledge — first record one party’s account, then point out that its scriptural proof is insufficient, then record two further parties, without hastening to set up a tenet of his own. What the reader is to learn is that power of discrimination in “the sūtra is no proof, for the sense of the sūtra lies elsewhere”: what a passage of scripture can prove depends on what it was spoken for in the first place.
XXII. Divisive · Harsh · Frivolous: The Three Verbal Paths of Action
First ask: how many conditions does each of the remaining three verbal paths of action require?
Divisive speech: “if with a defiled mind one sets going an utterance that would break another, then whether or not the other is in fact broken, divisive speech is completed in either case” — so long as there are the defiled mind, the setting going of an utterance that would break another, the oth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sense, and the absence of mistake, the four conditions complete, it is constituted; whether the other was in fact divided does not affect the completing of the path of action. Puguang’s Record lists these four conditions most clearly, his words being “‘the treatise says’ down to ‘runs on into this’: explaining the first two lines, showing that divisive speech requires four kinds of condition before the path of action is completed: first a defiled mind; second the setting going of an utterance that would break another, and whether the other is broken or not, at the very moment of his understanding divisive speech is completed.”
Harsh speech: “if with a defiled mind one sets going an unlovely utterance abusing another, that is called harsh speech” — the word “defiled mind” above runs on into this, and understanding the sense and the absence of mistake are likewise as above; the path of action is completed only when the very man he intended in his mind to abuse understands the sense spoken.
Frivolous speech: “all utterances set going by a defiled mind are called frivolous speech,” because all speech set going by a defiled mind is frivolous; only the word “utterance” above runs on into this, and the remaining conditions need not be complete. Below this the treatise records another account: only what is other than the former three utterances, all speech set going by a defiled mind, is called frivolous speech, namely flattery, singing, false treatises, and the like — flattery as when a bhikṣu harbors a wrong livelihood in his heart and sets going fawning words, singing as when men chant and sing in mutual dalliance with a defiled mind and as when performers make songs to please the feelings of others, a false treatise as the extended argument of words held by incorrect views; while the word “and the like” gathers in lamentations set going by a defiled mind and the words of worldly frivolity.
The treatise moreover resolves one practical doubt: at the time when a wheel-turning monarch appears in the world there is singing too, so how is it not frivolous speech? Answer: those utterances are set going from a mind of renunciation and can draw forth renunciation, and are not a mind defiled beforehand. Below this it records a further account: at that time there are also defiled utterances set going in accomplishing marriages and the like, only their fault is slight and so they do not complete a path of action.
Clearing a misreading: reading “whether or not the other is broken, it is completed in either case” as inhumane. It is in fact of a piece with the items before it — the completing of a path of action is attached to the mind of the one who sets it going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ne who receives it, and not to whether the consequence is realized. Read together with harsh speech’s requirement that “the man abused must understand,” the boundary is quite clear: there must be a determinate hearer, and he must in fact have taken the sense.
Where it lands: of the three of speech, frivolous speech has the lowest threshold — it is enough that it be set going by a defiled mind. This item comes down most concretely into daily life: without lying, without dividing, without abusing, so long as that one sentence came out of a defiled mind, it is already on this list.
XXIII. Greed · Hatred · Wrong View: The Three Mental Paths of Action
First ask: what are the marks of each of the three mental paths of action?
Greed: “evil desire toward another’s goods is called greed” — to raise desire contrary to reason toward another’s wealth, thinking how that thing may come to belong to me and not to him, and raising a mind of seizing openly and taking in secret and so hankering after another’s goods. Below this the treatise records two accounts: one account says that all craving of the desire realm is the path of action of greed, and quotes in proof the Sūtra of the Five Hindrances, where with respect to the hindrance of sensual desire the Buddha said that this greed for the world should be cut off; and another account says that though the craving of the desire realm may all be called greed, it may not be said that they all complete a path of action, since the path of action of greed gathers in only the coarse portion within evil conduct — otherwise the sensual greed set going in the age of a wheel-turning monarch and by the men of Uttarakuru would have to be reckoned the path of action of greed as well.
Hatred: “to raise hostility toward the class of sentient beings is called hatred” — to wish to do harm to another sentient being.
Wrong view: “to deny outright with an evil view, with respect to the wholesome and the evil and the rest, this view is called the path of action of wrong view.” The treatise quotes a sūtra listing what it denies — there is no giving, no delighting, no sacrifice, no good conduct, no evil conduct, no result and maturation drawn by the action of good conduct and evil conduct, no this world and no other world, no mother and no father, no sentient beings born by transformation, and in the world no śramaṇa or brahmin who is an arhat. Then the treatise closes with one sentence of its own: “that sūtra displays in full the three classes of wrong view, slandering action, slandering results, and slandering the noble ones; the present stanza raises only the first item and by the one word ‘and the rest’ gathers in the rest.” Puguang’s Record quotes the Mahāvibhāṣā to adjudge these eleven clauses one by one into the three classes — there is no giving, no delighting, no sacrifice, and no good conduct and no evil conduct are slandering the cause; no result and maturation of action is slandering the result; no this world and no other world, no mother and no father, and no sentient beings born by transformation extend to both slandering the cause and slandering the result; and the last clause is slandering the noble ones.
Clearing a misreading: reading wrong view as “a difference of opinion.” The wrong view the treatise speaks of has a very hard shape: it is denial outright — declaring the cause, the result, and the noble ones alike to be nonexistent. Puguang’s Record quotes the Mahāvibhāṣā to explain why the non-Buddhists deny even what is plainly seen, his words being “hence the Mahāvibhāṣā explains: ‘question: that the other world is not plainly seen, and so to say it is not may pass. But this world is plainly seen; why say that it is not? Answer: those non-Buddhists are blinded by ignorance and deny even what is plainly seen. One should not call the ignorant to account, since the blind fall into pits.’”
Where it lands: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are here wound up. The reason the three mental paths of action are placed last is that they are the root as soon as they are present, with no preparatory or consequent stage to be divided off — the long road of raising the thought, laying hand to it, bringing it off, and trailing away, which the nine before them walk, contracts here into a single thought. The weightiest precept in the fascicle turns out to be the shortest.
Further Resonances: The Mirror of the Three Commentaries
The foregoing is the sense of the treatise’s own text in this unit. Below, a separate section gathers four matters: the adjudications of the three commentaries and where they diverge, Saṅghabhadra’s refutations and supplements, the divergences of Paramārtha’s earlier translation, and coordinates for parallel reading. A mirror is not the treatise; it is only another way of reading the same text. Both parties are recorded and neither adjudicated, each left in its own place.
1. Where the Three Commentaries Diverge
One commentary wholly absent. Shentai’s Commentary is a fragmentary text, its seven surviving fascicles belonging to the Chapter on the Elements, the Chapter on the Faculties, and the Chapter on the Worthy and the Noble; the Chapter on Action is wholly wanting, and so this unit has no running exposition of Shentai’s to hang upon. The lack is marked as it stands, and text from his other fascicles is not made to serve in its place.
One and the same passage: should it be called “question and answer” or “objection and answer.” For the round of exchange at “is not the result of evil action,” Puguang’s Record marks question and answer, while Fabao’s Commentary marks “an objection” and “an answer.” The outline names diverge while the division is entirely the same; both are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Wholesome dharmas obtaining release from bondage: “cutting off as object” or “cutting off the bond of the object.” Puguang’s Record and Fabao’s Commentary use cutting off as object, while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sets out the further name “cutting off the bond of the object” and explains it for himself. The same sense under two names;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Who exactly are the masters of similes. Puguang’s Record marks them expressly as Sautrāntikas, his text being “‘the masters of similes say’ down to ‘as mental action’: the Sautrāntikas, the masters of similes, say that the three of greed and the rest are just mental volition and have no entity apart from volition”; Fabao’s Commentary on the same passage gives merely “recording a divergent account,” without marking the school. Whether the school is expressly marked is where the two commentaries diverge, and this is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two accounts of the “forbidden time” in sexual misconduct: ought a judgment to be passed. Puguang’s Record judges outright, “the latter account is the better, since it is gathered in under mistake”; Fabao’s Commentary on the same passage says expressly, “‘the husband’ down to ‘is then called a forbidden time’: recording a divergent account. There is no text of judgment.” One judges, the other says expressly that there is no judgment. The treatise itself only records the two accounts without adjudicating, and Puguang’s judgment is the view of one commentator.
The two accounts of the path of action of greed: again one judges and one does not. Puguang’s Record judges, “of the two accounts the latter master is correct, since the greed abandoned by seeing does not take goods as its object”; Fabao’s Commentary explains as the text runs and passes no separate judgment. Where the two commentaries differ is precisely on the point whether an ancient master may pass judgment on the author’s behalf.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Are the earlier preceptors Sautrāntikas. Fabao’s Commentary attaches this account too to the Sautrāntikas, his words being “‘called what is known’: the author records the sense of the Sautrāntika masters”; Puguang’s Record explains only the derivation of the name — “those who study the Yogācārabhūmi are called the earlier preceptors” — without expressly attaching a school. The three commentaries are not of one mind here;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one item on which all three agree. For the “some other master says” of the passage on seen, heard, sensed, and known, Puguang’s Record, Fabao’s Commentary, and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all adjudge Sautrāntika — Puguang giving “the Sautrāntikas answer,” Fabao “this quote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Sautrāntika other master,” and Yuanhui “on the tenet of the Sautrāntikas.” This is the most firmly settled attribution in the unit.
From what place the offense of stealing goods that revert is incurred. The treatise records only the one account “some other master says: with respect to those who guard it,” without adjudicating; Puguang’s Record quotes the choice made by the adjudicators of the Mahāvibhāṣā, his text being “the thirteenth adjudges the former master of this treatise to be correct, and hence that treatise says: ‘some say it is also incurred at the place of the ruler of the country, some say at the place of the donor, some say at the place of those who guard it, some say at the place of the gods, nāgas, and yakṣas who are able to protect it.’” This is a judgment of the adjudicators of the Mahāvibhāṣā, and not a settled judgment of the Kośa.
Toward whom the offense is incurred with a bhikṣuṇī and with a maiden. The treatise’s original sentence is extremely brief, and Puguang’s Record supplies two explanations — the first that the offense is incurred from the king, the second that by arguing from the lighter to the heavier any encroachment at all completes the path of action. These two explanations are Puguang’s supplement, and the treatise does not itself set out two accounts by name.
Whether divisive speech requires that “the other be in fact broken.” Puguang’s Record quotes from the Treatise Conforming to Correct Principle one party’s “some other master says: it is completed only when the other is broken,” and judges “the former account is the better” — the reason being that a noble one is deeply firm and hard to break, so that if the other’s being broken were required, divisive speech that would break a noble one would carry no offense, whereas in fact one who breaks a noble one incurs a deeper offense. This is Puguang’s own choice, and not the express text of the treatise.
2. Saṅghabhadra’s Refutations and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s
Saṅghabhadra’s two treatises name this chapter not “Analysis of Action” but “Making Out Action” (the fourth in the Treatise Conforming to Correct Principle, the fifth in the Treatise Revealing the Doctrine).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boundaries of the two treatises are the same as this unit’s, both beginning at “again the sūtra says that action is of four kinds, that is, there is action that is black and has a black maturation” and closing at “thus the marks of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have been made out. By what sense” — four texts transmitted independently, and their outline boundaries in agreement.
Who exactly utters the sentence “to grant that an affliction is just mental action.” The treatise’s sentence reads “if that were so, then action and affliction would be combined into one entity. To grant that an affliction is just mental action — what fault is there in this?” Puguang reads it as the author’s relaying, on behalf of the masters of similes (the Sautrāntikas), of a supposition, and so marks “‘to grant that an affliction’ down to ‘what fault is there in this’: the masters of similes answer.” Saṅghabhadra reads it outright as the author’s own granting, and so his refutation points straight at the Sūtra-master — “the Sūtra-master says: to grant that an affliction is just mental action, what fault is there in this? What is thus granted is at odds with the sūtra above and with correct principle below; is this not a great fault?” — and he adduces the two proofs of the āgama and of correct principle, and comes home at last to the name of evil conduct. One and the same sentence, and the commentarial tradition and the tradition of debate within the lineage read it in opposite ways; both parties are recorded and neither adjudicated.
The passage on seen, heard, sensed, and known is where the debate within the lineage runs longest in this unit. The author refutes the Vaibhāṣika masters’ scriptural proof with “this proof does not hold; let it be said first that the sūtra is no proof, for the sense of the sūtra lies elsewhere”; Saṅghabhadra cites him thus: “the Sūtra-master dismisses it, saying: this does not constitute a proof, for the sense of the sūtra lies elsewhere, and in this sūtra the Buddha does not mean to adjudicate the marks of the four things spoken of,” and quotes the stanza in which the Great Mother received the Buddha’s instruction, to show that the Vaibhāṣika masters’ explanation does have scriptural proof; then he refutes head-on — “so when the Sūtra-master says that the sense of the sūtra lies elsewhere, it is truly as he says, for the sense of the sūtra being elsewhere, the Sūtra-master analyzes it otherwise there” — and goes on to four objections, closing with “now I say that the Sūtra-master harbors a warped attachment in his heart, turning his back on this correct tenet and taking the part of that false account.” The vehemence of the wording is the greatest in the unit. Both parties are recorded and neither is adjudged to prevail.
At the difficulty of “one should expend some labor,” Saṅghabhadra answers on the treatise’s behalf. The treatise leaves undecided the difficulty of “how, without moving the body or uttering speech, a path of action is completed”; Saṅghabhadra, after citing this difficulty, sets up an explanation of his own, which Puguang’s Record relays as “yet for those who obtained the fruit, the five bhikṣus and the rest, at the time of the preparatory stage there must have been manifest action, continuing on until they obtained the fruit and entered the path, and it is in dependence upon this manifest action that individual liberation is set going” — holding that at the preparatory stage there must be manifest action continuing on. Where the Kośa leaves a blank, Saṅghabhadra fills it in; to fill in and not to fill in are each a form of its own.
The Treatise Revealing the Doctrine takes no part at all in the debate in this passage. Checked word for word by a fault-tolerant method, the term “Sūtra-master” has zero occurrences in the Treatise Revealing the Doctrine within the range of this unit — it only states the tenets straightforwardly and mounts no extended refutation. This is a divergence of form between the two treatises, honestly recorded, with no conjecture as to its cause.
Saṅghabhadra’s words too have been drawn in by Puguang to supplement the Kośa. In the passage on the four places upon which the paths of action depend, the treatise speaks briefly, and Puguang quotes the Treatise Revealing the Doctrine to fill out the reason, “since the entity of speech must arise in dependence upon names and the rest.” This is supplementing what the Kośa leaves undetailed by means of a treatise of debate, and is not a counter-refutation.
3. The Divergences of Paramārtha’s Earlier Translation
Paramārtha’s Expository Treatise on the Treasury of Abhidharma, in the passage corresponding to this unit, forms a system of its own, its manner being “the verse says / the explanation says,” embedding the explanation line by line, one stanza often being broken up and quoted in several places; whereas Xuanzang gives “the stanza says / the treatise says,” setting out the whole stanza first and the prose after. The two also divide their fascicles differently — Paramārtha’s Chapter on Action is in four fascicles and Xuanzang’s in six, and the passage this unit corresponds to falls entirely within one of Paramārtha’s fascicles. Comparison across the two texts can be made only by the structure of the scene; to search Paramārtha’s text with Xuanzang’s words is for the most part never to find anything at all.
A difference of opening out and drawing together. Xuanzang’s stanza of six lines states in one breath the four actions and the volition without outflows that can exhaust them; Paramārtha’s verse gives only the two lines “the differences of black and white and the rest, action is again said to be of four kinds,” the details of the four actions being wholly filled out by the explanation line by line.
One and the same scriptural proof, attached to different subjects. The scriptural proof underlying the sentence “wholesome action of the desire realm is called black-and-white” is given by Xuanzang outright as the treatise’s own statement, while Paramārtha attaches it to “some other master says.”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Whether the name of the sūtra is given. The sūtra quoted by the masters of similes in stating their tenet is expressly the Sūtra on Volition in Xuanzang, while Paramārtha gives merely “the sūtra says” without naming it; checked by a fault-tolerant method through the whole of Paramārtha’s Chapter on Action, the name Sūtra on Volition has zero occurrences — this is no failure of the search, but Paramārtha’s own not naming the sūtra. Conversely, the Sūtra of the Five Hindrances is named in both. Whence it appears that the fullness or brevity of scriptural proof is no general leaning of either, but differs item by item.
The rendering-names form a system of their own. Muni is given as Mouna, false speech as lying, taking what is not given as stealing, sexual misconduct as fornication, divisive speech as breaking speech, harsh speech as evil speech, frivolous speech as unfitting speech, stūpa as soudoupo, Bolasi as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of Boshi, and “spoken with a hidden intent” as “spoken in a sense not fully drawn out.” Among these the one place where the two methods of rendering part most visibly is the life faculty: Xuanzang takes the sense and gives “breath-wind,” while Paramārtha takes the sound and gives prāṇa and then glosses its sense, “it has wind for its sense.” It may be added that Paramārtha’s own usage is not consistent either — for one and the same divisive speech, the stanza-explanation passage gives breaking speech while the running text of an earlier passage gives double-tongued speech; this is recorded as it stands, with no conjecture as to which is correct.
Fullness and brevity run both ways. In the passage on killing as one in an army, Paramārtha has two further classes, digging pits and robbery in bands, and is fuller than Xuanzang; while for the sūtra text of what wrong view denies, Xuanzang translates all eleven clauses and Paramārtha abridges to six — the fullness and brevity are exchanged. Fullness and brevity vary by passage and have no fixed direction.
Quoted stanzas are the most freely rendered. The non-Buddhist stanza of exemptions Xuanzang gives as “if a man, by reason of jest, marriage, facing a woman or a king, and for the sake of saving life or saving goods, speaks false speech, that is without offense,” while Paramārtha gives “jest and women, taking a wife and saving life, and for saving goods one lies; the Brahmā king says it does no harm” — the order of the lines and the wording are wholly unlike, while the sense of the four exemptions opened is the same. It is the same with the stanza of lifespan, warmth, and consciousness: Xuanzang’s “falls stiff” answers to Paramārtha’s “sleeps forever,” and Xuanzang’s “lifespan” to Paramārtha’s “life faculty.” Both are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4. Coordinates for Parallel Reading
What this unit establishes is a structural table of “how an act comes to be an offense”: the three stages (preparatory, root, consequent), the three roots, the completion, the place depended upon, together with the one condition of mind that is “not by mistake.” When the same set of questions comes to the Yogācāra lineage, the way of opening them out is partly the same and partly different.
For the marks of killing this unit takes the three conditions of deliberate volition, the perception of another, and not by mistake; the root treatise of the Yogācāra lineage, on the same dharma, gives desire and delight, a defiled mind, the means, and the completion — the two limbs of the preparatory stage (the means) and the completion are used by both systems, while the Kośa sets out the further limb “the perception of another, not by mistake” and that system the further limb “desire and delight.” The item of sexual misconduct is closer still: that system too takes what is not the way, what is not the place, and what is not the time for its items, answering word for word to the last three of this unit’s four.
The place of greatest divergence is the entity of manifest action. This unit analyzes the manifest and the nonmanifest of the seven evil paths of action one by one, and grants both the manifest and the nonmanifest to be real as form; the root treatise of the Yogācāra lineage, after dividing manifest action into three, closes with the statement that all manifest action is merely conventional. Upon one and the same set of numbered dharmas the two systems adjudge the reality or conventionality of its entity in exactly opposite ways — and this is the place in this unit that most invites parallel reading. The numbers are the same while the doctrinal frames they hang upon differ; the two may be looked at side by side, with neither adjudged to prevail.
For the set of numbered dharmas that is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that system sets up instead the eight gates of harm and the eight gates of benefit to gather them in — the set of dharmas being the same while the gates opened differ; this too may be looked at side by side.
業道諸門·斷善·三障The Paths of Action through the Several Gates ·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 The Three Obstructions
全文五層 →Full five layers →讀這一卷之前
上一卷把十種業道一條一條講完了,這一卷開頭只問一句:既然十條都講過了,那麼『業道』這兩個字究竟是什麼意思?——一部論走到這裡,忽然從『有哪些』轉身去問『這個名字怎麼立的』。三家古德在此都把科判的刀落在同一處:光記標「此即大文第二釋業道名」,寶疏標「已下半頌,大文第二釋業道之名」,頌疏標「從此大文第二,釋業道名義」,三家逐字同判,可見這一刀是論文自己開的口,不是後人硬切。
這一卷的骨架分兩截。前半仍在『十業道』這一章之內,順著論主自己的次第走:業道之名、邪見斷善根、思俱轉之數、諸趣諸處、三果、邪命——其中『邪見斷善根』一段最長,論主自己說那是『乘義便』而辨的傍論,講完了還特地回一句「今應復明本業道義」把話頭拉回來。後半自「如前所言果有五種」一句起,換了一章——光記、寶疏、頌疏三家同標此處為『雜明諸業』之始。也就是說,一卷之中兼跨兩章之界。本品的兩處品級章界本來就都不落在卷界上——另一處(『釋經諸業』一章之始)落在卷十五之中,這一處(『雜明諸業』一章之始)落在本卷之中;本卷之為本品科段最密的一卷,正在於此。
有一件事要先說在前頭。這一卷讀起來像兩本書:前半密布問答與異說,後半密布數目字。但兩截其實只在做同一件事——把『業』這個字所牽動的每一條線,一條一條地量清楚。前半量的是『業能斷什麼、能在哪裡起、能招什麼』,後半量的是『業與果之間到底能對上幾格』。讀的時候若能記住這一點,後半那一堆『四、二、三』就不再是表格,而是同一個問題被翻來覆去問了六遍。
一、業道之名:為什麼後三只是道,前七卻既是業又是道
先問:十條都叫『業道』,難道十條的身分是一樣的嗎?論的回答是不一樣。後面三條(貪、瞋、邪見)只是道,不是業——業是那個與它們相應而起的『思』;那個思隨著貪瞋邪見而轉、而行,也依它們的勢力去造作,所以貪瞋邪見是思所走的路,這叫『業之道』。前面七條(殺、盜、邪行、妄語、離間、麁惡、雜穢)本身就是身業語業,所以是業;同時能發動身語業的那個思要託著它們為境而轉,所以它們也是業所走的路。兩層意思合起來,才立成『業道』一名。
易誤處:以為『業道』是十條共有的一個標籤,貼上去就完事。不是——論在這裡是特地把一個複合詞拆成兩義,說明它同時管兩類身分不同的法。所以論說「言業道者,具顯業道業業道義」,一句話裡兩個『業道』並不同義。
那麼一個名字兼攝兩類體性不同的法,會不會亂?論答:這在世間典籍中本來就是共許的。光記在此舉了兩個現成的例子把這一層說透:世間共許的如『車牛』一詞,車與牛性類本不相同,而以一名通稱;論典共許的如『識住』一詞,四識住的性類也各不相同,而共用一名。落地上:讀毘曇遇到複合名相,第一步不要急著找它的『定義』,先問一句『這個名字是由幾個身分拼起來的』——業道如此,後面的引業滿業亦復如此。
二、加行與後起為什麼不算業道
先問:殺一條命,總有下手之前的預備(加行)、正殺的那一刻(根本)、殺完之後的餘勢(後起)三段。既然三段都是殺這件事,為什麼只有中間那一段算業道?
論給了三重理由,光記把它逐條析開:第一,論文「為此依此彼方轉故」一句其實是兩繫——加行是為著根本才轉得起來(趣向義),後起是依著根本才轉得起來(依託義);既然都是望著根本而立的,就不能反過來自己充當根本。第二,前面說過業道所收的是『麁品』(重的那一分),而加行與後起不是重的那一分。第三,也是最要緊的一條:所謂立為業道者,是由它而令內外之物有增有減;離開這一段就沒有這種作用。光記在此引婆沙訓其字義云:所居的名『外』,壽命等名『內』——也就是說,外指依報的國土器物,內指正報的身命。
易誤處:把三重理由讀成三句同義的話。它們的著眼點完全不同——第一條問『誰依誰』,第二條問『輕重』,第三條問『有沒有實際的增損作用』。第三條是判準,前兩條是理由。
落地上:這一條是整品業論的一把尺。往後凡遇『這算不算業道』之問,先照第三條去量:它有沒有真的令內外之物增減?答沒有,任它加行做得再久,也還在門外。
三、斷善根(一):被斷掉的到底是哪一種善
先問:說某人『斷了善根』,斷掉的是他所有的善嗎?論答得極窄——只有欲界的生得善根。生得善,是與生俱來、不必用功修習就有的那一分;至於加行善(要下功夫才修得起來的那一分),論說「加行善根先已退故」——那一分在斷善之前早就退失了,輪不到這時候再斷。而色界無色界的善本來就還沒有成就,更談不上斷。
論主在此還會通了一句別部論文的難:《施設足論》說『只憑這一點,就說這個人已斷三界善根』。若真斷三界,豈不與『唯斷欲界』相違?論答:那是就上界善根從此更加遙遠而說的——這個相續身已經不再是上界善法的容器了,不是說上界之善真被斷掉。
易誤處:一聽『斷善根』就想成『這個人身上一點善都沒有了』。論所立的範圍其實很小:只是欲界那一分不必用功就有的善。落地上:這一條先把恐怖的想像收住,也把後面『續善根』何以可能的伏筆埋好——正因為斷的範圍窄,續起來才有可能。
四、斷善根(二):什麼樣的邪見才斷得動
先問:十惡業道有十條,為什麼獨獨邪見能斷善根,而且還要限定是『上品圓滿』的邪見?論答:能斷善的邪見必須是決定撥無因果的那一種。所謂撥無因,是決定否認有妙行、有惡行;所謂撥無果,是決定否認有那些行為所感的異熟。二者缺一,力量都不夠。
那麼本論另一處為什麼說『能斷善根的是上品諸不善根』?論主答得漂亮:那是因為不善根能引生邪見,於是世人就把斷善這件功勞推到不善根身上——譬如火燒了村子,火是賊放的,世間便說『那個賊燒了村子』。燒村的其實是火。
易誤處:把『邪見』讀成一般的想法偏差。論所說的邪見有一個硬門檻——決定、而且因果雙撥。半信半疑的不算,只否認一半的也不算。落地上:這一條同時是後面『續善根』的鑰匙——續善的緣是『疑』或『正見』;既然斷善要『決定』,那麼只要那個決定鬆動成了疑,善根就有回來的路。斷與續,一開一闔,用的是同一個門軸。
五、斷善根(三):一刀砍斷,還是一分一分地磨
先問:九品的善根,是被一剎那的邪見一下子砍斷,還是一品一品地磨掉?論在此並錄二說。一說主張頓斷,喻如見道位一時斷盡見所斷的煩惱;論主所取的正義則是漸斷——九品的善根由九品的邪見逆順相對而漸次斷去,喻如修道位一品一品地斷修所斷的惑:最下下品的邪見斷最上上品的善根,一路推到最下下品的善根為最上上品的邪見所斷。
漸斷說有本論的文字為證:本論說『什麼叫作與微弱相俱的善根?就是斷善根時最後所捨的那一分』——既然有『最後所捨』,就表示前面還捨過別的,這正是漸次。那麼本論另一處「上品不善根能斷善根」又怎麼算?光記把這一層說得很清楚:本論是逆順說斷,斷前八品雖然也叫斷,卻還沒斷盡;要到斷第九品才算究竟盡,所以那句話是就『究竟』而作的密意之說,不是說前八品不能斷善。
這裡順帶把斷善一段的體例交代清楚,因為它是本卷最密的一段。這一大段之內共有五組『先敘一異說、後申正義』的對組,格式一律是:先出一句「有餘師說」或「有餘師言」,隨後以「如是說者」領出論主所取的正義。五組依次是——斷善邪見的所緣界(一師主唯緣有漏、唯自界緣,論主取通緣一切);九品的斷法(一師主頓斷,論主取漸斷,即本節所說);斷的過程中能否中途停下(一師主終無中出,論主取通出不出);律儀與善根孰先捨(一師主先捨律儀,論主取二俱捨);續善是漸是頓(一師主九品漸續,論主取頓續而後漸現)。除這五組之外,另有三處不循此格:一是撥因撥果二邪見如無間解脫二道之別,那是附加的異說而無正義相對;二是唯贍部洲之說,三是女身不能斷善之說——這後二處論主不用「如是說者」的口氣,而是逕引本論之文直接破回,語勢明顯更重。讀這一段最要緊的一件事,就是每讀到一句異說,先認清下一句是『申正義』還是『破』。
易誤處:見到二說並列,就以為論主含糊。不是——論主在此明白取了漸斷,還引本論之文為證。落地上:善根之斷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瞬間,這件事在實踐上最要緊——因為只要還留著一品善根,其餘各品就可能因它而重起,那就還不算斷善。留一分,就留了一條路。
六、斷善根(四):在哪裡斷、什麼身斷、什麼樣的人斷
先問:斷善根這件事,是不是隨處隨人都可能發生?論的答案是三重限定。
其一,處所:唯在人趣三洲,不在惡趣,也不在天趣。理由很實在——惡趣之中無論染污的慧或不染污的慧都不夠堅牢,撐不起那樣一個『決定』;天趣之中業果當下現見,想撥無因果也撥不下去。三洲之中還要除去北俱盧洲,因為那裡的人沒有極惡的『阿世耶』。寶疏於此明訓:阿世耶,此云意樂——就是心意的傾向。這一訓一立,全段的「惡阿世耶極躁動」「惡阿世耶極堅深」就都通了。
其二,身:唯有男身女身,因為這兩種身的志意是決定的。
其三,行類:唯有見行的人,不是愛行的人。愛行的人惡意樂太過躁動——動盪不定,扎不深;見行的人惡意樂極其堅深。由這個道理,扇搋等也不能斷善根,因為他們屬於愛行一類。
易誤處:把這三重限定讀成一種資格的褒貶,以為『能斷善』竟成了某種能耐。恰恰相反——論所指出的是:要把善根斷得徹底,需要一種罕見的堅固;那堅固用在惡的一面,就成了最深的災難。落地上:這一條反過來讀最有用——心不夠定的人壞不徹底,也就意味著他隨時可以回頭。
七、斷善根(五):斷的體是『非得』,續的緣是『疑』與『見』
先問:善根被斷,那被斷掉的東西到底是什麼?論答得極精密:善之斷是以『非得』為體。就是說,在斷善的那一位上,善法之『得』不再生起,而『非得』接續生起;用非得取代了善根之得而生起的那個位次,就叫作斷善根。
那麼斷了之後由什麼再續起來?論說:由『疑』或由『有見』。就是對於因果有時心裡生起疑——『這或許還是有的吧』;或者乾脆生起正見——『因果決定是有』。那時善根之得重新接續,所以叫作續善根。續起來是頓續而後漸現,論以一個極好的譬喻收之:如頓除病而氣力漸增——病是一下子好的,力氣是慢慢回來的。
現身之中能不能續?論說能,唯獨造了逆罪的人除外——那種人要到將從地獄命終之際、或即將於彼受生之時才能續。論還細分了兩組:由因力斷善的,將死時續;由緣力斷善的,將生時續。只是意樂壞而加行未壞的,這一世就能續;意樂壞加行也壞的,要身壞之後才續。
易誤處:把『非得』想成一個實實在在被拿走的東西。它不是被拿走,是得不生而非得生——像燈不是被搬走,是不再亮了。落地上:續善之緣竟然是『疑』——這是本卷最值得記住的一句。一個把因果否認得斬釘截鐵的人,救他的第一步不是說服他相信,而是讓那個『決定』動搖成一個問號。
八、斷善根(六):斷善與墮邪定不是同一件事
先問:斷了善根的人,是不是就等於墮入邪定聚?論在此作四句分別,明白告訴我們這是兩件事。第一句,斷善而不墮邪定:如布剌拏那一類。第二句,墮邪定而不斷善:如未生怨那一類。第三句,二者俱有:如天授那一類。第四句,二者俱非:就是除去前三種相的一切人。
易誤處:把兩個都很嚴重的名相當成同一件事,見到一個就推另一個。論用四句分別把它們拆開,正是為了防這種混淆——兩個範疇有交集,不等於它們相等。
落地上:四句分別是毘曇最常用的一件工具,這裡是本卷唯一一次現身。往後凡遇兩個名相看似重疊,先試著問:有沒有『甲而非乙』的例?有沒有『乙而非甲』的例?兩個問題都答得出來,兩個名相就必須分開立。至於論主在此已把三個現成的人名擺出來作四句之例,讀者不必另覓例證——論主自己就示範完了。
九、一心之中,能有幾個業道與思同時轉
先問:一個人一念之間,最多能有幾條業道跟那個『思』一起轉?論分兩面說。不善的一面,從一到八;善的一面,總說可開到十。
不善為什麼止於八?因為後面三種(貪、瞋、邪見)自力現前之時必定不能並行——一念之中不可能同時起貪又起瞋。前七是色業,可以由先前的加行在此刻一併究竟,所以最多七條色業道加上一條意業道,恰是八。九與十遂無。
善的一面何以能到十?因為無貪無瞋無癡三者可以並起,加上七支色善正好是十。論在此還細分了『別據顯相』與『通據隱顯』兩種算法——依顯相要遮去一、八、五三個數,依隱顯則什麼都不必遮,因為離開律儀另有一支、八支、五支的情形。
易誤處:把這一段當成單純的數字遊戲。它其實在回答一個很實的問題:惡是零碎的,善卻可以整片地起。不善之數受限於貪瞋不並起,善之數卻因三善根能俱轉而滿。
落地上:一念之中能同時成就的善多於惡,這不是修辭,是毘曇算出來的。讀到這裡若只記住了一到八、一到十兩個區間,就把這一段最要緊的一句漏掉了。
十、諸趣諸處:『成就』與『現行』是兩把尺
本節的頌把答案壓得極緊,先照著頌讀一遍再看長行,就不會迷路。不善的一面:「不善地獄中,麁雜瞋通二,貪邪見成就,北洲成後三,雜語通現成,餘欲十通二」——地獄之中麁惡語、雜穢語與瞋這三條『通二』(成就與現行皆通),貪與邪見則只成就;北俱盧洲『成後三』(貪瞋邪見唯成就),而雜穢語一條『通現成』;其餘欲界諸處則十條全『通二』。善的一面:「善於一切處,後三通現成,無色無想天,前七唯成就,餘處通成現,除地獄北洲」——無貪無瞋無癡三條一切處皆通現成,身語七支在無色界與無想天唯成就,其餘各處通成現而除去地獄與北俱盧洲。
先問:說某一趣『有』某一業道,是說那裡的眾生真的在做,還是說他們身上帶著這一條?論在此把兩件事分成兩把尺——成就(身上帶著、種子未斷)與現行(當下真的起)。同一條業道,可能只成就而不現行。
於是地獄之中的圖景很奇特:麁惡語、雜穢語、瞋三條是二者皆通——彼此相罵故有麁惡語,悲號叫喚故有雜穢語,身心麁強乖戾、互相憎恨故有瞋。而貪與邪見只成就不現行,因為那裡沒有可愛之境(貪無所貪),業果又當下現見(撥無因果撥不下去)。至於殺、盜、邪行、妄語、離間五條,論一條一條給了理由:業盡而死故無殺,無財物無女人故無盜無邪行,說謊無用故無妄語,常在乖離之中故無離間。
北俱盧洲則是另一種奇特:貪瞋邪見決定成就而不現行,唯有雜穢語二者皆通——因為那裡的人有時會以染心歌詠,卻沒有惡的意樂。論還順手記了那裡的人怎麼行非梵行:男女起了染心便牽手走到樹下,樹枝垂覆下來就知道是可以的,樹枝不垂就一同羞愧而散。
至於善的一面,無貪無瞋無癡三條在三界五趣皆通二者;身語七支在無色界與無想天只能成就而必不現行。光記於此把差別析得更細:天、鬼、傍生三類,前七業道只有『處中』所攝的一分而沒有不律儀;人三洲則處中與不律儀二種俱有。
易誤處:把『地獄沒有殺生』讀成『地獄裡沒有互相傷害』。論說的是沒有殺生業道——因為那裡的有情是業盡而死,不是被殺死的,所以構不成殺業道的『他死』一支。
落地上:這一段最實用的一句是那兩把尺。往後凡讀到『某處有某法』,先問一句:這是說成就,還是說現行?兩把尺一分開,許多看似矛盾的經文就自己解開了。
十一、十業道的三果:異熟、等流、增上
先問:造一條惡業道,會招來什麼?論說三種——異熟果、等流果、增上果。
異熟果是就總報說:習修多作,由此力量生那落迦。等流果是就從地獄出來以後在人中領受的那一分說,而且十條各有各的樣子:殺生者壽量短促、不與取者資財乏匱、欲邪行者妻不貞良、虛誑語者多遭誹謗、離間語者親友乖離、麁惡語者恒聞惡聲、雜穢語者言不威肅;貪者貪更盛、瞋者瞋更增、邪見者癡更增。增上果是就身外資生之具說:殺生故外物光澤稀少、不與取故多遭霜雹、欲邪行故多諸塵埃、虛誑語故多諸臭穢、離間語故所居險曲、麁惡語故田多荊棘磽确醎鹵而稼穡不宜、雜穢語故時候變改;貪故果少、瞋故果辣、邪見故果少或無。
三果既立,論隨即在增上果之後補一問,追問異熟與等流二果究竟出於一因還是二因:「為一殺業感那落迦異熟果已復令人趣壽量短促?為更有餘?」——是同一個殺業先招了地獄的異熟,再接著使人趣壽短;還是另有別的因?論列二說而不作取捨。第一說(有餘師言)主一因:「即一殺業先感彼異熟後感此等流」——同一個殺業,先感那邊的異熟,後感這邊的等流。第二說(有餘復言)主二因:「二果因別,先謂加行、後謂根本」——感異熟的是加行那一段,感等流的是根本那一段;所以雖然口頭上總說一個『殺生』,其實是把根本與眷屬一併收進來說的。二說並列,論到此為止,不判勝負。
這一段之後論還補一句要緊的收煞:這裡所說的『等流果』,「非越異熟及增上果,據少相似假說等流」。也就是說,人中短壽這一格並不是在異熟果、增上果之外真的另立一個果體——若望善業它是異熟,若望殺業它是增上;只因為『斷他命』與『壽命短促』之間有那麼一點相似(同是命的減損),才假名為等流。讀到這裡要留心:三果之『三』是就義門而分,不是說一件業必然生出三個彼此不相干的果體。
論主在此還自設一難:人中的壽命本來也是善業所感,怎麼可以說短壽是殺的等流?答:並不是說人的壽命就是殺業之果,只是說由於殺而使壽量變短——殺業是給命根作障礙的因,令它不能久住。寶疏把這一問點得更白:善趣的命根無論長短都是善業之果,那麼短命怎麼會是殺的等流果呢?答案就在『障礙因』三個字上。
易誤處:把等流果讀成『因果報應的一一對應』,於是遇到善人短命就覺得論說錯了。論的說法要精密得多:壽是善業給的,短是惡業奪的——一件事上有兩股力量,不是一股。
落地上:三果之立,最實用的是它把一件業的影響分成三層來看——自己下一生落在哪裡(異熟)、再回人間帶著什麼習性與遭遇(等流)、連身外的山川田土都跟著變成什麼樣(增上)。第三層最容易被忽略,卻正是這一段給讀者的震撼:一個人的惡,會改變一片土地的樣子。
十二、邪命為什麼要從邪語邪業之外另立一支
先問:八正道的反面有邪語、邪業、邪命三支。可是『命』既然也是靠身語二業活的,離開邪語邪業之外,哪裡還另有一個邪命?論答得極巧:確實沒有另一個東西,這是同一批業的重新分組——從瞋、癡所生的語業身業,依次叫邪語、邪業;從貪所生的身語二業,因為難以除遣,所以另立一個名字叫邪命。
為什麼貪所生的特別難除?論說:貪能奪去有情的心,貪所起的業難可禁護。為了讓人在『正命』這一分上殷重地修習,佛才特地把它分出來單說。
易誤處:以為邪命是第三類新東西,於是去找它的別體。它沒有別體——它是從邪語邪業裡按『所依的煩惱』重新切出來的一塊。
落地上:這一段示範了佛立名相的一種手法——同一堆法,換一個切法,就多出一個要緊的提醒。三支不是三堆,是兩種切法疊在一起。而所以要多切這一刀,理由只有三個字:難除故。凡是特別容易滑過去的,就特別要單獨標出來盯著;這是立名相的一種悲心,不是分類的癖好。
十三、邪命之範圍:一條被經文擋回去的收窄
先問:既然邪命是『貪所生的身語業』,那要不要再收窄一點,說唯有為了活命而起的貪所生者才算?論在此錄了一師之執:唯有緣『命所資之具』的貪欲所生的身語二業才叫邪命,其餘的貪所生者不算——理由是,為了自己嬉戲取樂而作歌舞等並不是為了資養性命。
論主在此不並錄,直接破:這是違背經文的,所以道理上決定不然。《戒蘊經》中說到觀看象鬪等事,世尊也把它安立在邪命之中——因為那是邪受外境而虛度性命。
易誤處:把這一段當成又一次的『二說並錄』。不是——本卷凡遇異說多半是先敘後正、二造並陳,而這一處論主是引聖教直接駁回,語勢明顯更重。讀論要能分辨這兩種語氣:一種是『另有一說』,一種是「理定不然」。
落地上:那一師的收窄看似謹嚴,其實是把邪命縮成了『貪吃貪穿』一件事;經文把觀象鬪也收進來,等於說:凡是邪受外境而把命虛虛地拖過去的,都在邪命之內。這一擴,這一支才真正管得住日常。
十四、果門之始:先把『門』的問法立好
先問:本論說果有五種——異熟、等流、離繫、士用、增上。那麼各類業各有幾果?這一問一出,論就進入了本卷後半那一長串數目字。讀之前必須先把問法立清楚,否則整段就只剩表格。
論的問法是這樣的:取一類業作『因』,再取一類法作『果』,問這一對之間能對上五果中的幾個。所以每一格都是一個『甲業以乙法為幾果』的三段式。第一門先問『斷道』——所謂道,是既能證得擇滅、又能斷除煩惱的,也就是無間道。斷道有有漏無漏二種:有漏的斷道之業五果全具,無漏的除異熟(無漏不感異熟),其餘的有漏善惡業除離繫(不能證擇滅),其餘的無漏業與無記業則除異熟與離繫而只剩三果。
論在此把五果一一給了定義:異熟果是自地中斷道所招的可愛異熟;等流果是自地中後起的相等或增長的相似之法;離繫果是由這道的力量斷惑所證的擇滅無為;士用果是這道所牽的俱有、解脫、所修與所斷;增上果是離開自體以外的其餘有為法,唯除先前已生者。光記於『士用果』一詞更析為四種:俱生士用果、無間士用果、隔越士用果、不生士用果;寶疏則逕以三語簡釋——俱有者謂俱生法,解脫者謂無間生即解脫道,所修者謂未來修斷。
易誤處:一見數目就去背,背完了仍不知道那個數是怎麼來的。其實每一格都可以自己推:先問這一對之間有沒有『招異熟』的關係,有沒有『相似而流』的關係,有沒有『證擇滅』的關係,有沒有『功用所辦』的關係,有沒有『不障礙』的關係——五問答完,那個數就出來了。
落地上:這一段要學的不是那些數字,是這五個問題。 學會了五問,下面五個門都可以自己算一遍;算完再對論文,就成了自驗。
十五、第一門:善、不善、無記三業相望
先問:善業以善法為果有幾個?論答四果,除異熟——因為善業所感的異熟是無記性的,不會是善法。以不善為二果(士用、增上)——善業不會流出不善的等流,也不感不善的異熟,更不能證擇滅。以無記為三果,除等流與離繫。
不善業以善法為二果(士用、增上);以不善為三果,除異熟及離繫;以無記為四果,除離繫。這裡有一格特別要解釋:不善業以無記為等流果,這怎麼可能?論自己設問自答:那是指遍行的不善以及見苦所斷的其餘不善業,以有身見、邊執見那一品的無記法為等流。
無記業以善法為二果;以不善為三果,除異熟及離繫;以無記為三果,除異熟及離繫。這裡也有一格要解釋:無記業以不善為等流——就是有身見、邊執見那一品的無記業,以諸不善為等流。
易誤處:以為『善不感不善的等流』是絕對的,於是看到那兩格就以為論文有誤。論恰恰在這兩格上停下來自問自答,正表示它知道這是最容易被卡住的地方。
落地上:這一門教的是一個要訣——遇到某一格的數目與直覺不合,先去找論文有沒有在那一格上加註。本卷凡是加了註的格子,都是有例外的格子。
十六、第二門:過去、現在、未來三業相望
先問:業與果之間有沒有時間的方向?論答有,而且是硬性的。頌只有四句:「過於三各四,現於未亦爾,現於現二果,未於未果三」——『過於三各四』是說過去業對三世之法各為四果,『現於未亦爾』是說現在業對未來之法也是四,『現於現二果』是說現在業對現在之法只有二,『未於未果三』是說未來業對未來之法有三。四句之中沒有一句說到『後業對前法』,這個空白就是下文那條理由所在。過去業以三世之法各為四果,唯除離繫。現在業以未來為四果(同前),以現在為二果(士用、增上)。未來業以未來為三果,除等流與離繫。
最要緊的是收尾那一句理由:之所以不說『後起的業有先前的果』,是因為在前之法決定不會是在後之業的果。
易誤處:把這一句讀成一句順口的補充。它其實是整個果門的地基——果不能跑到因的前面去。一旦這一條鬆動,前面所有的格子都要重算。
落地上:這一門給了讀者一個最省力的檢查法:看到任何一格說『某業以更早的法為果』,那一格一定錯了。 一條規矩就能篩掉一整類的誤讀,這是毘曇最經濟的地方。
十七、第三門:同地與異地相望
先問:同一地的業與果,跟跨地的業與果,會不會不一樣?論答會。隨便哪一地的業,以同地之法為四果,除離繫。若這業是有漏的,以異地之法只有二果(士用、增上)——因為有漏落在界地之內,跨地就流不過去。若這業是無漏的,以異地之法為三果,除異熟與離繫;論在此特地補一句:因為無漏不墮界繫,所以這裡不遮去等流。
易誤處:把有漏無漏跨地的兩個數(二與三)背下來卻不知差在哪。差就差在等流那一格:有漏的等流被界地擋住,無漏的等流擋不住。
落地上:這一門其實在說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有漏之善是有籍貫的,無漏之善沒有籍貫。同一段功夫,若還帶著漏,它的影響只能在自己那一層裡流;若無漏了,它就能流過層去。這一句可以一直帶到後面的學無學門去用。
十八、第四門:學、無學、非學非無學三業相望
先問:修行位次不同的三類業互相對望,果數為什麼那樣不對稱?論列:學業對學法三果、對無學法三果、對非二三果(各除異熟及離繫,最後一格除異熟及等流)。無學業對學法只有一果(增上)、對無學法三果、對非二二果。非二業對學法二果、對無學法二果、對非二五果全具。
最不對稱的是無學業對學法只剩一個增上果。為什麼?因為修行的次第是由學而入無學,不是倒過來。光記釋此云:本論是就同性相望、漸次相生而說,所以學可以與無學為因,無學不與學為因——無學位的業既不再是學位之法的同類因,連等流都對不上,只剩一個『不障礙』的增上。
易誤處:看到『五果全具』只出現在非學非無學對非學非無學那一格,就以為凡夫的業最有力量。不是的。要看清楚這一格所收的法有多寬:能感異熟的有漏善惡業在其中,能斷惑證滅的有漏斷道(即世俗無間道)也在其中;而所望的非二之法又兼收擇滅無為。所以異熟、等流、離繫、士用、增上五格樣樣對得上。尤其離繫果那一格不可誤讀——論在前面第一門自下的定義是「離繫果者,謂此道力斷惑所證擇滅無為」,擇滅是無為法,本來就不在有漏世間之內;非二一格之所以有離繫果,正因為它收得進那條能斷惑證滅的有漏斷道,而不是因為它『全在世間之內』。愈是往上,能對上的格子反而愈少,正因為上位之法已經脫出了那些關係。
落地上:這一門讀完可以回頭看第十七門的那句話——沒有籍貫的東西,關係反而少。果數的減少不是力量的減少,是牽連的減少。
十九、第五門:見所斷、修所斷、非所斷三業相望
先問:三種業依『被什麼道所斷』來分,互相對望又如何?論列:見所斷業對見所斷法三果(除異熟及離繫)、對修所斷法四果(除離繫)、對非所斷法一果(增上)。修所斷業對見所斷法二果、對修所斷法四果、對非所斷法三果(除異熟及等流)。非所斷業對見所斷法一果、對修所斷法二果、對非所斷法四果(除異熟)。
論以「皆如次者,隨其所應遍上諸門,略法應爾」一句作結。頌疏把這一句的用處講得很清楚:前半是說隨其所應而通貫上面各門所配的因果,後半是說論主行文的省略慣例本來如此。這一句一立,讀者才知道本卷後半何以到處是『後例應知』『例此應釋』『如理應思』而不逐格寫盡。
易誤處:把『皆如次』當成一句沒有內容的套語而跳過。它其實是論主給讀者的授權書——論已經把方法教完了,剩下的格子請你自己算。
落地上:本卷後半的六個門,論文真正逐格寫盡的其實不多;能不能讀懂,端看讀者有沒有真的學會第十四節的那五個問題。到這裡可以自我檢驗一次:把任何一格遮起來自己推一遍,推得出來,這一章就算讀通了。
二十、應作與不應作:兩把寬窄不同的尺
先問:本論說有應作業、不應作業、非應作非不應作業三種,它們的相貌是什麼?論在此並錄二說而不判。
第一師說:染污之業叫不應作,因為它從非理作意所生;善業叫應作,因為它從如理作意所生。這是一把窄尺,只量染與善。
第二師說:凡是壞損軌則的身語意業也叫不應作——應當這樣行、這樣住、這樣說、這樣穿衣、這樣飲食,若不照著這樣,就是不應作,因為不合世俗禮儀;反過來,合於軌則的身語意業也叫應作。這是一把寬尺,把威儀舉止也收了進來。
於是第三類(非應作非不應作)的範圍也隨之不同。頌疏把這一層點得極簡:依初說,第三類唯是無記業;依第二師之釋,則要除去軌則那一分,只剩其餘的無記。
易誤處:以為兩說有高下,急著挑一個。論末逕曰「隨其所應二說差別」,明白表示不作取捨。
落地上:這兩把尺的差別,落在日常上就是一句話——威儀算不算戒?第一師說不算(那是無記),第二師說算。論把兩把尺都擺在桌上讓讀者看見,正因為這是一個古今都會反覆碰到的分寸問題。
二十一、一業引一生,多業把這一生填滿
先問:一個業能牽引幾生?一生又是被幾個業牽引的?論主自標宗而答:只由一個業唯獨牽引一生。這裡的『一生』是指一個眾同分——得到同分才叫作生。
隨即論於此設一難:尊者無滅自己說,他從前在殊勝福田上供養一次飲食,那異熟便使他七次生到三十三天、七次生在人中作轉輪聖帝,最後生在大釋迦家豐足珍財——這不正是一業引多生嗎?論給了兩個答案並列。初釋說:他是由一個業感得一生之中的大富多財與宿生之智,乘著這股力量再造能感其餘各生之福,如此輾轉到最後身——他是就『由最初那股力量而來』這一點才那樣說的;譬如有人拿著一枚金錢輾轉貿易而得千金,於是說『我本來是因為有一枚金錢才獲得大富樂』。後釋說:他當時以一施食為所依而起了許多殊勝的思願,有的感天上、有的感人中,剎那不同而成熟有先有後——所以並不是一業引多生。
至於『圓滿』這一面,論說雖然只是一個業牽引一個同分,而這個同分的圓滿則許由多業。譬如畫師先用一色畫出形狀,再填上眾彩。所以同樣稟受人身,而支體諸根形量色力莊嚴有的樣樣具足、有的多所缺減。頌疏把這個譬喻的對應點明:一色圖形喻一引業,後填眾彩喻滿業之多;並注出這一對名相的古譯——引業,舊云總報業;滿業,舊云別報業。
易誤處:把『一業引一生』讀成『一輩子只由一個業決定』。論說得很清楚:引是一個,滿是很多。決定你生為人的是一個業,決定你這個人長成什麼樣的是無數個業。
落地上:這一條是業感緣起在教學上的樞紐。它同時給了兩個消息——投生那一格是被一個業定住的(所以不必四處歸因),而一生之中的種種差別是被無數業填出來的(所以處處都還可以下手)。
二十二、二無心定與『得』為什麼不能牽引
先問:既然一切有異熟的法都可以通於引滿,那有沒有例外?論答有兩個。二無心定(無想定與滅盡定)雖然有異熟,卻沒有力量牽引眾同分,因為它們與諸業不是俱有的;『得』也沒有力量牽引,因為它與諸業不是同一果的。其餘的一切都通於引滿。
論在此還把通則說完整:一切不善法與有漏善法因為有異熟,所以都可以通於引滿;只因為業的力量最勝,才單標一個『業』字作代表。其中與業俱有的能引也能滿,不與業俱有的就只能滿而不能引,因為勢力薄弱。
易誤處:看到「二無心定雖有異熟」就困惑——既有異熟,怎麼不能引?答案在『俱有』二字:牽引眾同分要與業同時而有,無心定入定之時心行已息,與業不俱,所以有果而無引力。
落地上:這一節其實在給前一節補一條界線——能引的門檻比能滿高得多。有異熟只是入場券,還要與業俱有、與業同果,才夠格去定一期生命的骨架。讀到這裡再回看『一業引一生』,就知道那個『一』字有多重。
二十三、三障:業障、煩惱障、異熟障
先問:薄伽梵說重障有三,這三者的體各是什麼?論一一出之。業障是五無間業——害母、害父、害阿羅漢、破和合僧、惡心出佛身血。煩惱障要細分:煩惱有二類,一是數行(恒常生起的),二是猛利(上品的);而只有數行的那一類才叫煩惱障。異熟障是三惡趣的全部,加上人趣中的北俱盧洲與無想天。
為什麼猛利的反而不算障?論的理由極耐人尋味:上品煩惱雖然猛利,卻因為不是恒起,所以容易伏除;而下品之中的數行煩惱雖然不猛利卻難以伏除——因為它恒常現行,令人難得下手之便。論還把它的長法說出來:從下品為緣生中品,中品為緣復生上品,令能伏除之道無從生起。頌疏於此以一組簡潔的二分收之:數行者說為障,猛利而非恒起者不說為障。
那麼這障障的是什麼?論答:障礙聖道,以及障礙聖道的加行善根。論又補一句:業障之中按理也應說到其餘的決定業(決定感惡趣、卵生、濕生、女人身、第八有等),只是五無間業由處、趣、生、果、補特伽羅五種因緣而最容易見、最容易知,所以這裡偏就它說。
三障既立,論還要問三者之間有沒有輕重。論給的是兩重說法,而光記明標此處為兩師之解。初解即論文自己那一句:「此三障中煩惱與業二障皆重,以有此者第二生內亦不可治」——煩惱障與業障判為重。光記把理由說得很細:造無間業的人定墮地獄,起煩惱障的人墮惡趣而不得入聖,所以第二生之內都還治不了,要到第三生方可救療,故名為重;至於異熟障,這一生受完了,到第二生就容有入聖之分,可救療,所以是輕。第二師之解則明白標出部派之名:「毘婆沙師作如是釋:由前能引後,故後輕於前。」——光記與頌疏於此皆點明所謂『前引後』者,是煩惱引業、業引異熟這一條序;前者是本,後者是末,故末輕於本。此處是本卷唯一一處明標『毘婆沙師』的地方,論引其釋而不另置可否。
易誤處:把「二障皆重」與「後輕於前」讀成互相打架,於是急著在二者之間挑一個。光記既讀作兩師各出一解,本來就不必強合;何況二者所問也不同——前者問的是『幾生之內治得了治不了』,依此則煩惱與業二障同判為重、異熟障為輕;後者問的是『三者相望,孰為本孰為末』,依能引所引之序而分等第。一是約可治性而判,一是約本末之序而判,並行不悖。並錄二解而不代為取捨,正是本卷一貫的作法。
至於『無間』一名的意思,論給了兩解:一是就異熟果決定而說,再沒有別的業別的生能夠夾在中間隔開;二是造這業的人從此命終決定墮地獄,中間沒有間隔。那有情既有『無間』這件事,就得了無間之名——與無間之法相合故名無間,正如與沙門之法相合故名沙門。
易誤處:把三障讀成三種罪。它們其實是三種擋路——業障是自己造的、煩惱障是自己帶的、異熟障是自己生錯了地方;三者的共同點只有一個,就是擋住聖道。
落地上:這一節最該記住的是煩惱障那一段。它把一個修行上最常見的錯覺翻過來了——我們總以為最猛的煩惱最麻煩,論卻說:猛而不常的容易對付,弱而常在的才是障。 這一句可以用一輩子。
二十四、三障各在哪一趣
先問:這三障是不是五趣都有?論答不是。業障唯在人的三洲,不在北俱盧洲,也不在其餘各趣各界;而且在三洲之內也唯有女與男能造,扇搋等不能。其餘二障則五趣皆有——不過在人趣之中唯有北俱盧洲,在天趣之中唯有無想處。
扇搋等為什麼造不成無間?論給了兩層理由。第一層是回頭引用前面斷善根那一段:他們既沒有斷善根與受不律儀之因,也就是這裡沒有造逆罪之所以。第二層是新的:他們的父母對他們少恩——只給了一個有缺陷之身的增上緣,愛念也較少;他們對父母的慚愧之心也微薄——因為沒有現前的增上慚愧可說被壞掉,所以觸不到無間之罪。
由這個道理也解釋了另一件事:鬼與傍生雖然害了母親等,卻不成無間;若有人害了非人的父母,也不成逆罪,因為心與境都劣。
易誤處:把「少恩少羞恥」讀成對某一類人的貶低。論的推理其實是反向的——正因為那一段親情的重量不足,所以毀壞它的罪也構不成最重的那一級。無間罪之所以最重,是因為所毀的是最重的恩;恩若不重,罪也就不到那一級。
落地上:這一節與第六節(斷善根唯在三洲男女見行)用的是同一把尺,論自己也明說「即前所說」。能造最重之惡的條件,與能斷最深之善的條件,是同一組條件——都要一個夠強、夠定、恩義夠重的處境。一卷之終落在這一句上,正好把前後兩截扣起來。
承衍:三疏之鏡
以上是本卷論文自身之義。此下另立一節,收四事:三疏之判釋與互異、眾賢之破與補、真諦舊譯之異、可對讀之座標。鏡非論,只是換一種讀法看同一段文;並錄不判,各還其位。
一、三疏互異之處
一部全然無文可繫的疏。 本卷的疏有一個特別的情形:神泰疏是殘本,現存七卷分屬界品、根品、賢聖品,業品全闕,所以本卷沒有泰疏的逐文釋可繫。然而光記在本卷之內兩度點名批駁「泰法師」——一在思俱轉段,駁其「處中殺等由具緣故方成業道」之說;一在三果段,駁其「後起令他失威」之說,並引正理之正解。這說明泰法師確曾釋過這些論題,只是那部分今已不傳,唯藉他家轉引得見數語。不得反以這兩處駁文充作泰疏業品有文之證——據實標闕,不以他卷之文充之。
加行善心能不能發戒:光記獨有的三解。 光記於「加行善根先已退故」一句下自設一問,引空法師三解:一云加行善心不能發戒;二云能發而不能斷(諸論說加行善根先不成者是就劣弱者說的,強勝者牢固不捨);三云加行能發戒,而將斷善時必先作法捨戒然後斷善。寶疏與頌疏於此句都只逕釋論文,未見這三解。此為三家詳略之異,唯錄不判。
續善根的時位:寶疏獨引的婆沙問答。 寶疏引婆沙三十五之兩問——誰住疑心而續、誰住正見而續?一說轉身續者住疑心續、現法續者住正見續;而婆沙評家判「此不決定」。又問善根既續是否便能現起,評家同樣判『不決定』。古德自身於此存疑不決,光記與頌疏於本卷皆未引此段。並錄不判。
寶疏另有兩段獨引的婆沙問答。 其一問殺斷善的人與害蟻卵孰重,評家分兩個角度答:依罰罪則殺斷善人為重(得邊罪故),依業道則害蟻卵為重(因為蟻仍成就諸善法)。其二問斷善的邪見對眾同分是只能滿還是也能引,評家取「亦能牽引,亦能圓滿」。二段皆涉婆沙評家之判準而非本論所直說,故居此節。
無色界的有學是否成就過去七支:一家錄而不判,一家自下判斷。 光記詳引婆沙一百三十二與一百三十四之兩說並陳,唯錄不判;寶疏於同一問則明白表態「今詳二說,後說為正」,並自陳其理由——前師之通釋沒有交代本論何以不盡理而說,既然只據一邊而無切理,就應當順從本論。同一問題,一家不表態、一家表態,這是本卷三疏對照最鮮明的一組。並錄不判。
士用果之析:光記詳而寶疏簡。 光記把士用果析為四種——俱生士用果、無間士用果、隔越士用果、不生士用果;寶疏則逕以三語直釋『俱有』『解脫』『所修』三詞而不作科判式細分。三家詳略非單向:多數條目光記較詳,而在續善根與無色七支二處,反是寶疏較詳。
離繫果是否地法所攝:光記在此有明判。 光記於同地異地一門下另出一解,引雜心論「若正思惟地亦有解脫果」之文,指出若依那部論則離繫果也成了地法所攝;而離繫既是無為、不依地起,怎麼可以說地法所攝?故光記明判「此論所說為善」。此為疏評他論,非疏與疏互評,讀者宜知光記於此有明確取捨,不必代為調停。
無學業對學法之果數:正理與俱舍不同,而光記已代為會通。 光記引正理論之文「無學業以學法為一果,謂增上。理應言二,謂加等流」,並出二解:其一約鈍無學道與未來利學道為同類因,分現起與不現起而說——此解之末光記自下一語曰「此即論意各別,難為會釋」,是明言二論之意各別而難以強為會通,非會通之詞;其二謂俱舍是就同性相望(漸次相生,學與無學為因而無學不與學為因),正理是就異性相望(故說無學亦與學為因),「各據一義,亦不相違」。⇒ 光記於此實是先存異、後會通:稱之為『出二解會通』須帶此分寸,前解本身並不會通。後解方為古德自己示範的『二宗並存而不必互破』之法。
論主自宗的部派歸屬:唯頌疏具名。 本論於引滿一節自標「依我所宗」而不出部派之名,光記與寶疏於此都循論文之泛稱;唯頌疏逕釋作「依薩婆多宗」。這是本卷三疏之中唯一明標部派名的一處。頌疏又於引滿二名下注出古譯「舊云總報業也」「舊云別報業也」——古今譯語之對照,亦唯頌疏獨有。至於頌疏所稱的『舊譯』究竟指哪一家,本卷無明文,唯錄不判。
煩惱障的陳法:一詳一簡。 光記於煩惱障處以四句分別的科判形式陳述(數行非猛利、猛利非數行、數行亦猛利、非數行亦非猛利),頌疏則省去四句而直接以數行與猛利之二分陳述同一義理。深入者可取光記之四句,初學者可取頌疏之二分。
三家幾乎同文的一處。 三疏對『異熟障』的定義文字高度一致:光記與寶疏幾乎逐字相同(僅差一個『者』字),頌疏亦只是把論文複述一遍而改『異熟障』為『報障』。本卷三疏多有詳略互異,此條罕見地三家同文,並錄以誌之。
同一異說而三家標記體例不同。 本卷末段那位『大德』的異說(傍生若覺慧分明亦成無間,如聰慧馬),光記標作「敘異說」,寶疏標作「述異說也」並續其本事,頌疏則逕錄原文而不加任何科判標籤。這位『大德』究竟何指,三疏皆未明言,如實記之,不代為考定。
二疏於『誰在發問』有分寸之差的兩處。 其一,斷善根段中「若爾,彼文何理復說」一難,光記標作「引本論文難」(未指明是誰引),寶疏則標作「餘師引本論難」——寶疏似暗示這一詰難出自另一師之口,光記則作論主自設之文獻詰難。其二,引滿段中『若爾,何緣尊者無滅自言』一難,光記僅標一個『難』字,寶疏則明標為「經部等難」——這是本卷唯一一處寶疏對詰難者具名部派而光記未具名者。二處二疏之歸屬容有分寸差異,誌錄不判。
二、眾賢之破與補釋
眾賢兩部論在此品的品名不作『分別業品』而作『辯業品』——以本論的品名去搜眾賢,永遠是假的零命中。
點名之破:思俱轉段。 眾賢於『二俱轉』一段直呼世親為「經主」而逐句駁之:若殺業自身已足究竟,何須另說瞋心;於盜與邪行說貪也一樣;至於雜穢語處反而顯出闕減(只說起貪成雜穢語而未及其餘二種);他主張應改為「若先加行,於究竟時一一應言貪等隨一」的更嚴謹表述。這是本卷之內眾賢對本論最直接、最具名的批評。寶疏引之而不代為辯護,只照錄正理原文。唯錄二造,不判勝負。
術語之修正:短壽是等流還是近增上。 本論說殺生的等流果是人中短壽,眾賢改判為「近增上果」——理由是嚴格說來短壽並非殺業所招異熟種類的延續,而是殺業以增上力壓伏善業所致的近程效果;至於本論何以稱它為等流,眾賢自答「顯增上果中有最近故」。這是術語精確化之爭,不是否定本論的根本義理——二造都承認殺業與短壽之間有因果關係,所異者在這個果該歸哪一類。寶疏引之。誌錄不判。
譬喻之詰問:一色究竟喻什麼。 眾賢對「畫師先以一色圖其形狀」這個譬喻提出精細的詰問:那『一色』所喻的究竟是一類業還是一剎那?若喻一類業則違本宗(一類必多,多業引一生不應理),若喻一剎那則一剎那畫不出形狀而喻於證無能。他自己提出調和:一類業之中唯一剎那能引眾同分,同類異類的多剎那業則能為圓滿。這是對論證方式的商榷,不是否定『一業引一生』的結論。誌錄不判。
數目之異:果門矩陣唯一的一處。 本論說無學業以學法為一果(增上),眾賢則說「理應言二,謂加等流」。這是果門六門之中唯一明確的數目分歧,而其調和路徑已見於光記(見上節)。附帶一記:顯宗論於同一句只作「無學業以學法為一果」而未附『理應言二』之語——這是眾賢兩部論之間的詳略之異。
眾賢補入而本論未載的材料。 眾賢錄了一條「有餘師說:身三業道一一思俱轉」之說並加破斥。這一異說在本論、真諦異譯以及光記頌疏本卷的釋文中都未見,唯寶疏轉引正理時錄之。可見這是眾賢在自己的論中補入的部派內部材料,而非駁本論本身——性質與前列各條不同,據實誌之以免誤歸。
兩部論的立場輕重之別。 核顯宗論本卷的對應段,它確有本卷對應的內容(斷善根之因與位、在家人邪見難斷、士用果之釋、無學業之果數四處皆有命中),可見不是沒有對應段;然而順正理之中那些直指「經主」的尖銳語句,在顯宗論的同一位置都不見了。這與眾賢自撰顯宗論的宗旨(依本論科文重述有部宗義、態度較平)相符。此為二論本身之異,唯錄不判,不評騭孰優。
三、真諦舊譯之異
真諦《俱舍釋論》於本卷相應段自成一系,而且跨卷——起於其業品『之三』卷末,訖於『之四』卷中,所以本卷的對應段界只能以場景結構定,不能以卷題界充。玄奘本品分六卷、真諦分四卷,開合本來就不同。
兩處系統性的譯名差最為顯眼。 其一是果的名字:玄奘作『異熟果』,真諦作『果報果』;玄奘作『士用果』,真諦作『功力果』;玄奘作『離繫果』,真諦作『相離果』。五果之中唯有等流與增上二名兩本一致,其餘三名全異——這一組差別貫穿本卷後半的全部果門段。其二是心所之名:玄奘作『思』,真諦作『故意』。
最容易被誤判為義理相違的一處。 地獄三業道一段,玄奘作『麁惡語』與『雜穢語』,真諦作『惡語』與『非應語』;而兩本所繫的緣起在字面上看起來像是對調了。逐字細核則見對應關係其實一致——相罵配麁惡語(惡語),悲叫配雜穢語(非應語),只是譯名互異而視覺上的順序不同。這不是兩本義理不同,請勿誤判。
其餘的譯名之別。 上品/最上上品、本論/阿毘達磨藏或伽蘭他、妙行/善行、有漏無漏/有流無流、有餘師/餘部師、阿世耶/惡意、贍部洲/剡浮洲、北俱盧/北鳩婁、斷道/滅道、見所斷修所斷/見諦所滅修道所滅、應作不應作/如理作非理作。其中『阿世耶』一名最堪玩味:玄奘存音譯而由古德另作訓詁,真諦逕以『惡意』意譯而把音譯省掉——一存一省,正是兩位譯師處理音義的兩種取向。
開合之異。 玄奘作『頌曰/論曰』整頌先出而後長行逐句釋;真諦作『偈曰/釋曰』,句式雖同,而在果門諸段常以偈句本身承載大部分術語、釋曰只補細節,不再逐頌分段。這是開合之差,不是刪節。
誠實記一條。 斷善根處所一段,真諦本用字作『智』而玄奘作『慧』,逐字照錄不改。二譯優劣不判。
四、可對讀之座標
本卷所立者,是『業能斷什麼』與『業能引什麼』兩條線。二者向唯識一系都有可對讀之處。
斷善根之體。 本卷說善之斷以『非得』為體——善之得不生、非得續生。瑜伽行系的根本論於同一法則說得另一路:那裡明言種子並未被永拔,只是安立現行善根相違的相續而名為斷善根;至於續善之緣,那裡列出四項而其中兩項恰與本卷相對——『因生猶豫』對本卷的『疑』,『證決定』對本卷的『有見』。續善之緣二系逐字相對,而所斷之體二系所立不同:一系繫之於非得,一系明言種子不拔。同一個問題、兩代答案,是本卷最可對讀的一處。
斷善與邪定聚。 本卷以四句分別辨明斷善根與墮邪定不是同一件事;瑜伽行系的抉擇部分則逕以『無間業及斷善根』二事並立為邪性定聚之體。二系所用的法數相同而所問的問題不同——一問二者是否互攝,一問邪定聚的體是什麼。可以並看,不作等同。
引業與滿業。 本卷立「一業引一生,多業能圓滿」而以眾同分為『一生』之量;唯識一系則以同一組概念安立兩類異熟——酬引業力而恒相續的立為異熟,酬滿業而從異熟起的名異熟生。引滿二業之分二系不改,所配的識體則異:一系繫之於同分的引與圓滿,一系繫之於第八識與前六識之酬。數目相同而所繫的義理框架不同,可以並看。
至於本卷「依我所宗」一語所指的部派歸屬,頌疏逕釋為薩婆多宗,而本論自身未出其名——一名之補,唯錄。
Before Reading This Fascicle
The fascicle before finished going through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one by one; this fascicle opens by asking only a single thing: since all ten have been treated, what after all do the two words ‘path of action’ mean? — a treatise that has come this far suddenly turns from ‘which are they’ to ‘how was this name established.’ The three ancient masters all let the knife of their outlines fall at the very same place: Puguang’s Record marks “this is the second of the main text, explaining the name ‘path of action’”; Fabao’s Commentary marks “below, the half stanza, the second of the main text, explaining the name of the path of action”;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marks “from here the second of the main text, explaining the name and sense of ‘path of action’” — the three agreeing word for word, from which it appears that this cut was opened by the text of the treatise itself and not forced upon it by later hands.
The frame of this fascicle divides into two stretches. The first half is still within the chapter on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following the author’s own order: the name of the path of action, wrong view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the number of paths of action that turn together with volition, the destinies and the places, the three results, wrong livelihood — of which the passage on ‘wrong view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is the longest, and which the author himself calls an incidental discussion made ‘as the sense conveniently allowed,’ expressly drawing the thread back at its close with “now the sense of the paths of action proper should be made clear again.” The latter half begins from the sentence “as was said above, results are of five kinds” and changes chapters — Puguang, Fabao, and Yuanhui alike mark this place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miscellaneous explanations of the actions.’ That is to say, within one fascicle it straddles the boundary of two chapters. The two chapter-level boundaries of this chapter never did fall upon a fascicle boundary — the other one (the beginning of the chapter ‘explaining the actions in the sūtras’) falls within Fascicle Fifteen, and this one (the beginning of ‘the miscellaneous explanations of the actions’) falls within the present fascicle; and it is precisely in this that this fascicle is the most densely outlined of the whole chapter.
One thing should be said before all else. This fascicle reads like two books: the first half thick with questions, answers, and divergent accounts, the latter half thick with numbers. Yet the two stretches are in truth doing one and the same work — taking the measure, line by line, of every line that the one word ‘action’ sets moving. The first half measures ‘what action can cut off, where it can arise, what it can summon’; the latter half measures ‘how many cells action and result can be matched in.’ Keep this in mind while reading, and that heap of ‘four, two, three’ in the latter half ceases to be a table and becomes one and the same question asked over and over six times.
I. The Name ‘Path of Action’: Why the Last Three Are Path Alone While the First Seven Are Both Action and Path
First ask: all ten are called ‘paths of action’ — are the ten then of the same standing? The treatise answers that they are not. The last three (greed, hatred, wrong view) are path alone and not action — the action is that ‘volition’ which arise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m; and that volition turns and proceeds along with greed, hatred, and wrong view and does its doing by their force, so that greed, hatred, and wrong view are the road that volition walks, and this is ‘the road of action.’ The first seven (killing, theft, misconduct, false speech, divisive speech, harsh speech, frivolous speech) are themselves bodily and verbal action, and hence are ac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volition able to set going bodily and verbal action must turn with them as its object-field, and hence they are also the road that action walks. The two layers of sense taken together establish the single name ‘path of action.’
The easy error is to suppose that ‘path of action’ is one label held in common by all ten, and that once stuck on the matter is done. It is not so — the treatise is here expressly taking a compound word apart into two senses, to show that it governs at once two classes of dharma of different standing. Hence the treatise says, “in saying ‘path of action’ it fully displays both the sense of action and the sense of the road of action”: the two occurrences of ‘path of action’ in that one sentence are not of one meaning.
Will it not then be confusing for one name to take in two classes of differing entity? The treatise answers: this is a usage commonly allowed in the writings of the world. Puguang here brings out two ready examples that make the point through: what is commonly allowed in the world, as with the word ‘cart-ox,’ where cart and ox are by nature not of one kind and yet are named in common by one name; and what is commonly allowed in the treatises, as with the word ‘station of consciousness,’ where the four stations of consciousness are likewise not of one kind and yet share one name. Where this lands: when in reading Abhidharma one meets a compound technical name, the first step is not to hunt for its ‘definition’ but to ask, ‘of how many standings is this name put together?’ — so with the path of action, and so likewise with the projecting and completing actions further on.
II. Why the Preparatory and Consequent Stages Do Not Count as Paths of Action
First ask: in taking a life there are always three stretches — the getting ready before setting to work (the preparatory), the moment of the killing itself (the basic), and the momentum left over after the killing is done (the consequent). Since all three stretches are that same matter of killing, why is only the middle stretch counted a path of action?
The treatise gives three grounds, which Puguang takes apart one by one: first, the sentence “because for this and in dependence upon this they turn” is in fact a double fastening — the preparatory turns for the sake of the basic (the sense of heading toward), the consequent turns in dependence upon the basic (the sense of relying on); and since both are established only by looking to the basic, they cannot in turn serve as the basic themselves. Second, it was said above that what a path of action gathers is ‘the coarse grade’ (the weighty portion), and the preparatory and the consequent are not the weighty portion. Third, and most important: to be established as a path of action means that by it the things within and without have increase and decrease; apart from this stretch there is no such working. Puguang here cites the Mahāvibhāṣā to gloss the words: what one dwells in is called ‘outer,’ and lifespan and the rest are called ‘inner’ — that is, ‘outer’ points to the lands and vessels of the environing result, and ‘inner’ to the body and life of the direct result.
The easy error is to read the three grounds as three sentences of one meaning. Their points of view differ entirely — the first asks ‘which depends upon which,’ the second asks ‘light or weighty,’ the third asks ‘is there a real working of increase and decrease.’ The third is the standard; the first two are the grounds.
Where this lands: this is a measuring rule for the whole chapter on action. Thereafter, whenever it is asked whether something counts as a path of action, one first measures it by the third: has it really made the things within and without increase or decrease? If the answer is no, then however long the preparatory work goes on, it is still outside the door.
III.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1): Just Which Kind of Wholesome Is Cut Off
First ask: when it is said that someone has ‘cut off his wholesome roots,’ is it all his wholesome that is cut off? The treatise answers as narrowly as can be — only the wholesome roots of the desire realm acquired by birth. The wholesome acquired by birth is that portion which is had from birth and needs no applied cultivation; as for the wholesome acquired through preparation (that portion which arises only when effort is put in), the treatise says, “because the wholesome roots acquired through preparation had already fallen away before this” — that portion was lost long before the cutting off of the wholesome, and its turn does not come now. And the wholesome of the form and formless realms was never accomplished to begin with, so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cutting it off.
The author here also reconciles an objection drawn from the text of another school’s treatise: the Treatise of Designations says, ‘by just this much it is said that this person has cut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of the three realms.’ If the three realms are really cut off, does that not contradict ‘only the desire realm is cut off’? The treatise answers: that is said with regard to the wholesome roots of the upper realms becoming thereby yet more remote — this continuum is no longer a vessel for the wholesome dharmas of the upper realms; it is not that the wholesome of the upper realms is really cut off.
The easy error is to hear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and imagine ‘this person has not one particle of the wholesome left in him.’ The scope the treatise establishes is in fact very small: only that portion of the wholesome of the desire realm which is had without effort. Where this lands: this point first reins in a terrifying picture, and also lays the ground for how ‘restoring the wholesome roots’ is possible at all —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the scope of the cutting off is narrow that the restoring can be.
IV.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2): What Kind of Wrong View Is Able to Cut
First ask: there are ten unwholesome paths of action; why is it wrong view alone that can cut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and why must it further be restricted to a wrong view ‘of the high grade and complete’? The treatise answers: a wrong view able to cut off the wholesome must be one that decisively denies cause and result. To deny cause is decisively to refuse that there are good conduct and evil conduct; to deny result is decisively to refuse the maturations felt from those deeds. If either is wanting, the force is not enough.
Why then does the root treatise say in another place that ‘what cuts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are the unwholesome roots of the high grade’? The author’s answer is a fine one: it is because the unwholesome roots are able to draw forth wrong view, and so people push the credit for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onto the unwholesome roots — as when fire burns a village and the fire was set by a thief, and the world says ‘that thief burned the village.’ What burned the village was in fact the fire.
The easy error is to read ‘wrong view’ as ordinary crookedness of opinion. The wrong view the treatise speaks of has a hard threshold — it must be decisive, and it must deny both cause and result. Half believing and half doubting does not count; denying only one half does not count. Where this lands: this point is at the same time the key to ‘restoring the wholesome roots’ further on — the conditions for restoring are ‘doubt’ or ‘right view’; and since cutting off requires a ‘decision,’ then as soon as that decision loosens into a doubt, the wholesome roots have a road back. Cutting off and restoring, the opening and the shutting, turn upon the same hinge.
V.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3): One Stroke of the Blade, or a Grinding Away Portion by Portion
First ask: are the wholesome roots of the nine grades cut through all at once by a wrong view of a single instant, or ground away grade by grade? Here the treatise records two accounts together. One holds cutting off all at once, with the simile of the path of seeing where the afflictions abandoned through seeing are exhausted at one stroke; the correct sense the author takes is cutting off by degrees — the wholesome roots of the nine grades being cut off by degrees by wrong views of the nine grades matched against them in reverse, with the simile of the path of cultivation where the afflictions abandoned through cultivation are cut off grade by grade: the lowest of the low grade of wrong view cuts off the highest of the high grade of wholesome root, and so on down to the lowest of the low grade of wholesome root being cut off by the highest of the high grade of wrong view.
The account of cutting off by degrees has the wording of the root treatise for its proof: the root treatise says, ‘what are called the wholesome roots that occur together with feebleness? They are that portion last relinquished at the time of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 since there is a ‘portion last relinquished,’ it appears that others were relinquished before, and this is precisely gradation. How then is the root treatise’s other saying, ‘the unwholesome roots of the high grade can cut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to be reckoned? Puguang states this layer very plainly: the root treatise speaks of the cutting off in reverse order, and though the cutting off of the first eight grades is also called cutting off, it is not yet exhausted; only when the ninth grade is cut is it ultimately exhausted, and so that sentence is a statement of hidden intent made with regard to ‘the ultimate,’ not a saying that the first eight grades cannot cut off the wholesome.
Here, by the way, the form of the passage on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should be made clear, for it is the densest passage in the fascicle. Within this one long passage there are five matched pairs of ‘first setting out a divergent account, then stating the correct sense,’ and the pattern is invariably this: first there comes a sentence with “there is another master who says” or “there is another master who declares,” and thereafter “stated thus” leads out the correct sense the author takes. The five pairs are, in order — the realm taken as object by the wrong view that cuts off the wholesome (one master holding that it takes only what has outflows and only its own realm; the author taking that it takes all things for its object); the manner of cutting off the nine grades (one master holding cutting off all at once; the author taking cutting off by degrees, as in this section); whether one may stop midway in the course of cutting off (one master holding that there is never a stopping midway; the author taking that both stopping and not stopping occur); which is relinquished first, discipline or the wholesome roots (one master holding that discipline is relinquished first; the author taking that both are relinquished together); and whether the restoring of the wholesome is by degrees or all at once (one master holding restoration by degrees in nine grades; the author taking restoration all at once and thereafter manifesting by degrees). Besides these five pairs there are three places that do not follow the pattern: one is the account that the two wrong views denying cause and denying result have a before and after like the uninterrupted and the liberation paths, which is an added divergent account with no correct sense set against it; the second is the account of Jambudvīpa alone, and the third the account that a woman’s body cannot cut off the wholesome — and in these last two the author does not use the manner of “stated thus,” but cites the text of the root treatise and strikes back directly, in a plainly weightier ton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reading this passage is that, at each sentence of divergent account, one should first make out whether the next sentence is ‘stating the correct sense’ or ‘refuting.’
The easy error is to see two accounts standing side by side and suppose the author vague. He is not — the author here plainly takes cutting off by degrees, and cites the text of the root treatise for proof. Where this lands: that the cutting off of the wholesome roots is a process and not an instant matters most of all in practice — for so long as one grade of wholesome root remains, the other grades may be raised again through it, and then it does not yet count as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Leave one portion, and a road is left.
VI.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4): Where It Is Cut, in What Body, and by What Sort of Person
First ask: can this matter of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happen anywhere and to anyone? The treatise’s answer is a threefold restriction.
First, the place: only in the three continents of the human destiny, not in the evil destinies, and not in the destiny of the gods. The reason is very concrete — in the evil destinies neither defiled nor undefiled discernment is firm enough to bear up such a ‘decision’; in the destiny of the gods the results of action are seen directly before one, so that one could not deny cause and result even if one wished. And within the three continents Uttarakuru must further be excluded, since the people there have no exceedingly evil ‘āśaya.’ Fabao here glosses it expressly: āśaya, which here means inclination of mind — that is, the leaning of the heart. Once this gloss is set, the whole passage’s “an evil āśaya too unsettled” and “an evil āśaya exceedingly firm and deep” become clear.
Second, the body: only the body of a man or of a woman, since the will and intent of these two bodies are decisive.
Third, the class of conduct: only a person who walks by views, not one who walks by craving. One who walks by craving has an evil inclination too unsettled — wavering and unstable, striking no deep root; one who walks by views has an evil inclination exceedingly firm and deep. By this principle the ṣaṇḍha and the rest also cannot cut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since they belong to the class that walks by craving.
The easy error is to read these three restrictions as a rating of qualifications, as though ‘being able to cut off the wholesome’ had become a kind of capacity. It is quite the reverse — what the treatise points out is that to cut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thoroughly requires a rare firmness; and that firmness, turned to the side of evil, becomes the deepest of disasters. Where this lands: this point is most useful read backward — a person whose mind is not settled enough cannot be thoroughly bad, and that means he can turn back at any moment.
VII.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5): The Entity of the Cutting Off Is ‘Non-Acquisition’; the Conditions of the Restoring Are ‘Doubt’ and ‘View’
First ask: when the wholesome roots are cut off, what after all is the thing that is cut off? The treatise answers with great precision: the cutting off of the wholesome has ‘non-acquisition’ for its entity. That is to say, at the stage of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the ‘acquisition’ of the wholesome dharmas no longer arises and ‘non-acquisition’ arises in succession; the stage at which non-acquisition has arisen in place of the acquisition of the wholesome roots is what is called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By what, then, are they restored after being cut off? The treatise says: by ‘doubt’ or by ‘the holding of view.’ That is, with regard to cause and result there sometimes arises in the mind a doubt — ‘perhaps there is such a thing after all’; or else right view arises outright — ‘cause and result decidedly are.’ At that time the acquisition of the wholesome roots is restored, and so it is called restoring the wholesome roots. The restoring is all at once and only thereafter manifests by degrees, and the treatise closes it with an excellent simile: as when illness is removed all at once while strength returns by degrees — the sickness ends in a moment, the strength comes back slowly.
Can the wholesome be restored within the present body? The treatise says it can, save only for one who has committed a deed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 such a person can restore it only when he is about to end his life from the hells, or when he is about to take birth there. The treatise further divides two pairs: one who cut off the wholesome by the force of a cause restores it when about to die; one who cut it off by the force of a condition restores it when about to be born. One whose inclination alone was spoiled while his preparatory conduct was not can restore it in this very life; one whose inclination was spoiled and his preparatory conduct as well must wait until the body is destroyed.
The easy error is to imagine ‘non-acquisition’ as some solid thing carried away. It is not carried away; it is that acquisition does not arise and non-acquisition does — as the lamp was not carried off, but simply stopped shining. Where this lands: the condition for restoring the wholesome turns out to be ‘doubt’ — this is the sentence in the fascicle most worth remembering. For a man who denies cause and result with flat finality, the first step in saving him is not to persuade him to believe, but to shake that ‘decision’ loose into a question mark.
VIII.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6):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and Falling into the Class Fixed in Wrongness Are Not One Matter
First ask: is a man who has cut off his wholesome roots thereby fallen into the class fixed in wrongness? The treatise here makes an analysis by four alternatives, and tells us plainly that these are two matters. First alternative,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without falling into the class fixed in wrongness: as with Pūraṇa and his sort. Second alternative, falling into the class fixed in wrongness without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as with Ajātaśatru and his sort. Third alternative, having both: as with Devadatta and his sort. Fourth alternative, having neither: namely all persons apart from the three marks above.
The easy error is to take two names both very grave for one and the same matter, and to infer the one wherever the other is seen. The treatise uses the analysis by four alternatives to take them apart precisely to guard against such confusion — that two categories overlap does not make them equal.
Where this lands: the analysis by four alternatives is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tool in Abhidharma, and this is its only appearance in this fascicle. Thereafter, whenever two technical names look as though they overlapped, first try asking: is there an instance of ‘the first without the second’? Is there an instance of ‘the second without the first’? If both questions can be answered, the two names must be established apart. As for the author, he has already set out three ready personal names as instances of the four alternatives, so that the reader need seek no further examples — the author has finished the demonstration himself.
IX. How Many Paths of Action Can Turn Together with Volition in a Single Mind
First ask: in one thought-moment of one man, how many paths of action at most can turn together with that ‘volition’? The treatise speaks of two sides. On the unwholesome side, from one to eight; on the wholesome side, spoken of generally, up to ten.
Why does the unwholesome stop at eight? Because when the last three (greed, hatred, wrong view) are present by their own force they decidedly cannot run side by side — one cannot in a single thought-moment give rise to greed and to hatred at once. The first seven are actions of form and can, by preparatory work done earlier, all be brought to completion at this moment, so that at most seven paths of action of form plus one of mental action makes exactly eight. Nine and ten therefore do not occur.
Why can the wholesome side reach ten? Because non-greed, non-hatred, and non-delusion can arise together, and with the seven limbs of the wholesome of form added they make just ten. The treatise here further divides two ways of counting, ‘taken separately with regard to what is displayed’ and ‘taken generally with regard to both hidden and displayed’ — by what is displayed, the three numbers one, eight, and five must be blocked out; by hidden and displayed together, nothing need be blocked out, since apart from discipline there are the cases of one limb, eight limbs, and five limbs.
The easy error is to treat this passage as mere play with numbers. It is in fact answering a very concrete question: evil comes piecemeal, whereas the wholesome can arise in one whole sheet. The number of the unwholesome is limited by greed and hatred not arising together, while the number of the wholesome is filled out because the three wholesome roots can turn together.
Where this lands: that more wholesome than unwholesome can be accomplished at once within a single thought-moment is not a figure of speech but a reckoning of Abhidharma. If in reading this far one has retained only the two ranges of one-to-eight and one-to-ten, one has dropped the most important sentence of the passage.
X. The Destinies and the Places: ‘Possession’ and ‘Being in Act’ Are Two Rules
The stanza of this section presses the answer very tight; read it through first and then look at the prose, and one will not lose the way. The unwholesome side: “of the unwholesome, in the hells, harsh, frivolous, and hatred extend to both; greed and wrong view are possessed; Uttarakuru possesses the last three; frivolous speech extends to being in act and possession; the remaining desire-realm ten extend to both” — in the hells the three of harsh speech, frivolous speech, and hatred ‘extend to both’ (to possession and to being in act), while greed and wrong view are only possessed; Uttarakuru ‘possesses the last three’ (greed, hatred, and wrong view being possessed alone), while frivolous speech alone ‘extends to being in act and possession’; and in the rest of the desire realm all ten ‘extend to both.’ The wholesome side: “of the wholesome, in all places the last three extend to being in act and possession; in the formless realm and the Heaven of Non-Percipient Beings the first seven are possessed alone; in the remaining places they extend to possession and being in act, save the hells and Uttarakuru” — non-greed, non-hatred, and non-delusion extend to being in act and possession in all places; the seven limbs of body and speech are possessed alone in the formless realm and the Heaven of Non-Percipient Beings; and in the remaining places they extend to possession and being in act, save the hells and Uttarakuru.
First ask: when it is said that a certain destiny ‘has’ a certain path of action, is it said that the beings there are really doing it, or that they carry it about with them? The treatise here divides the two matters with two rules — possession (carrying it, the seed uncut) and being in act (really arising here and now). One and the same path of action may be possessed without being in act.
The picture within the hells is thus a strange one: harsh speech, frivolous speech, and hatred extend to both — they rail at one another, hence harsh speech; they wail and cry out, hence frivolous speech; they are coarse and hard and perverse in body and mind and hate one another, hence hatred. Whereas greed and wrong view are possessed only and not in act, since there is no lovable object-field there (greed having nothing to be greedy for) and the results of action are seen directly before them (so that denial of cause and result cannot be carried through). As for the five of killing, theft, misconduct, false speech, and divisive speech, the treatise gives a reason for each: they die when their action is spent, hence no killing; no possessions and no women, hence no theft and no misconduct; lying is of no use, hence no false speech; they are constantly in estrangement, hence no divisive speech.
Uttarakuru is strange in another way: greed, hatred, and wrong view are decidedly possessed and not in act, and only frivolous speech extends to both — because the people there sometimes sing and chant with a defiled mind, and yet have no evil inclination. The treatise also notes in passing how the people there practice what is not the pure life: when a man and a woman have given rise to a defiled mind they take hands and walk to a tree; if the branches droop and cover them, they know it is permitted; if the branches do not droop, they are ashamed together and part.
As for the wholesome side, non-greed, non-hatred, and non-delusion extend to both throughout the three realms and five destinies; the seven limbs of body and speech in the formless realm and the Heaven of Non-Percipient Beings can only be possessed and decidedly are not in act. Puguang here takes the difference finer still: among the three classes of gods, ghosts, and animals, the first seven paths of action have only the portion gathered under ‘the intermediate’ and no non-discipline; in the three human continents both the intermediate and non-discipline are found.
The easy error is to read ‘there is no killing in the hells’ as ‘there is no mutual injury in the hells.’ What the treatise says is that there is no path of action of killing — because the beings there die when their action is spent and are not killed to death, so that the limb of ‘the other’s dying’ required by the path of action of killing is not made up.
Where this lands: the most useful sentence in this passage is the two rules. Thereafter, whenever one reads that ‘a certain place has a certain dharma,’ first ask: is this said of possession, or of being in act? Separate the two rules, and many an apparently contradictory scriptural passage unties itself.
XI. The Three Results of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Maturation, Homogeneous Outflow, and Dominance
First ask: what does one summon by doing one evil path of action? The treatise says three things — the maturation result, the homogeneous outflow result, and the dominance result.
The maturation result is said with regard to the general retribution: practicing, cultivating, or doing much, by that force one is born among the nārakas. The homogeneous outflow result is said with regard to that portion experienced among humans after coming forth from the hells, and each of the ten has its own shape: one who kills is short in the measure of life; one who takes what is not given is destitute of goods; one who commits sexual misconduct has a wife who is not chaste; one who speaks falsely meets with much slander; one who speaks divisively is estranged from kin and friends; one who speaks harshly forever hears words unpleasant to hear; one who speaks frivolously has speech that carries no weight; one who is greedy grows the more greedy, one who hates has his hatred the more increased, one of wrong view has his delusion the more increased. The dominance result is said with regard to the goods of livelihood outside the body: by killing, outward things have little luster; by taking what is not given, there is much frost and hail; by sexual misconduct, much dust; by false speech, much foul stench; by divisive speech, the dwelling place is steep and crooked; by harsh speech, the fields have many brambles and are stony, thin, and salt so that they are unfit for tillage; by frivolous speec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go awry; by greed, few fruits; by hatred, acrid fruits; by wrong view, few fruits or none.
The three results established, the treatise at once adds a question after the dominance result, pressing whether the two results of maturation and homogeneous outflow come from one cause or two: “is it one action of killing that first summons the maturation result of the nārakas and afterward makes the measure of life in the human destiny short? Or is there something further?” — is it the same action of killing that first summons the maturation there and then makes the human lifespan short, or is there another cause? The treatise sets out two accounts and makes no choice between them. The first account (“there is another master who declares”) holds one cause: “it is just that same action of killing that first summons the maturation there and afterward the homogeneous outflow here” — one and the same action of killing, summoning the maturation there first and the homogeneous outflow here afterward. The second account (“and there is another who says”) holds two causes: “the causes of the two results are not the same — the former means the preparatory stage, the latter the basic stage” — what summons the maturation is the preparatory stretch, what summons the homogeneous outflow is the basic stretch; so that although one speaks in general of a single ‘killing,’ it is in truth spoken of as gathering in both the basic and its retinue. The two accounts stand side by side, and the treatise goes no further, passing no verdict.
After this passage the treatise adds one important closing sentence: the ‘homogeneous outflow result’ spoken of here is “not beyond the maturation and dominance results; it is conventionally called homogeneous outflow with regard to a small likeness.” That is to say, this cell of short human life is not really a further entity of result established beyond the maturation result and the dominance result — set against wholesome action it is a maturation, set against the action of killing it is a dominance; only because there is that small likeness between ‘cutting off another’s life’ and ‘shortness in the measure of life’ (both being a diminishing of life) is it conventionally named homogeneous outflow. Read this with care: the ‘three’ of the three results is a division by gates of sense, and does not mean that one action necessarily produces three mutually unrelated entities of result.
The author here also poses an objection of his own: the span of human life is itself summoned by wholesome action; how can a short life be called a homogeneous outflow of killing? Answer: it is not said that a person’s span of life is the result of the action of killing; only that because of killing the measure of life becomes short — the action of killing is a cause that makes an obstruction to the life faculty, so that it cannot abide long. Fabao puts this question still more plainly: the life faculty in a good destiny, long or short, is a result of wholesome action; how then should a short life be the homogeneous outflow result of killing? The answer lies in those three words, ‘cause of obstruction.’
The easy error is to read the homogeneous outflow result as ‘a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of deed and retribution,’ and then, meeting a good man who dies young, to think the treatise mistaken. The treatise’s account is far more precise: the lifespan is given by wholesome action, the shortening is taken by evil action — two forces at work upon one matter, not one.
Where this lands: what is most useful in the establishing of the three results is that it divides the effect of one action into three layers — where one falls in the next life (maturation), what habits and circumstances one carries on returning among humans (homogeneous outflow), and what even the hills, streams, and fields outside the body become (dominance). The third layer is the most easily overlooked, and it is just there that this passage strikes the reader: one man’s evil will change the look of a whole stretch of land.
XII. Why Wrong Livelihood Must Be Established as a Limb Apart from Wrong Speech and Wrong Action
First ask: the reverse of the eightfold noble path has the three limbs of wrong speech, wrong action, and wrong livelihood. Yet since ‘livelihood’ too is carried on by the two actions of body and speech, where is there a wrong livelihood apart from wrong speech and wrong action? The treatise’s answer is very deft: indeed there is no further thing; this is a regrouping of the same set of actions — the verbal and bodily actions arising from hatred and delusion are called, in that order, wrong speech and wrong action; the two actions of body and speech arising from greed are, because they are hard to be rid of, separately given the name wrong livelihood.
Why are those arising from greed peculiarly hard to be rid of? The treatise says: greed can rob a sentient being of his mind, and the action raised by greed is hard to restrain and guard against. So that people might cultivate earnestly in the portion of ‘right livelihood,’ the Buddha expressly divided it out and spoke of it apart.
The easy error is to suppose wrong livelihood a third new thing and to go hunting for an entity of its own. It has no entity of its own — it is a piece cut out afresh from wrong speech and wrong action according to ‘the affliction it depends upon.’
Where this lands: this passage demonstrates one of the Buddha’s ways of establishing technical names — the same heap of dharmas, cut a different way, yields one more important warning. The three limbs are not three heaps; they are two ways of cutting laid one upon the other. And the reason for making this extra cut is only three words: because it is hard to be rid of. Whatever is peculiarly easy to slip past must be peculiarly singled out and watched; this is a compassion in the establishing of technical names, not a fondness for classification.
XIII. The Scope of Wrong Livelihood: A Narrowing Turned Back by the Text of a Sūtra
First ask: since wrong livelihood is ‘the bodily and verbal action arising from greed,’ ought it to be narrowed further, so that only what arises from a greed aimed at keeping oneself alive should count? The treatise here records one master’s holding: only the two actions of body and speech arising from a greed that takes ‘the requisites of life’ for its object are called wrong livelihood, and those arising from any other greed are not — the ground being that to perform song and dance for one’s own sport and delight is not for the sustaining of life.
The author here does not record it alongside but refutes it outright: this contradicts the text of the sūtra, and so decidedly does not stand in principle. In the Sūtra on the Aggregate of Precepts, the World-Honored One establishes even the watching of elephant fights and the like within wrong livelihood — since that is a wrong taking in of outward object-fields whereby life is spent in vain.
The easy error is to take this passage for one more instance of ‘two accounts recorded together.’ It is not — in this fascicle, when a divergent account is met with, it is mostly first set out and then corrected, both parties being set forth; but here the author cites the sacred teaching and strikes back directly, in a plainly weightier tone. In reading a treatise one must be able to tell these two tones apart: the one is ‘there is a further account,’ the other is “it decidedly does not stand in principle.”
Where this lands: that master’s narrowing looks scrupulous, but it in fact shrinks wrong livelihood down to the single matter of ‘greed for food and clothing’; the sūtra, by taking in the watching of elephant fights as well, says in effect: whatever is a wrong taking in of outward object-fields whereby life is dragged emptily along falls within wrong livelihood. Widened thus, this limb at last really governs daily life.
XIV. The Beginning of the Gates of Result: First Set Up the Way of Asking at the ‘Gate’
First ask: the root treatise says that results are of five kinds — maturation, homogeneous outflow, release from bondage, human effort, and dominance. How many results, then, has each class of action? With this one question the treatise enters that long string of numbers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fascicle. Before reading it the way of asking must be set up clearly, or the whole passage is nothing but a table.
The treatise’s way of asking is this: take one class of action as ‘cause,’ take one class of dharma as ‘result,’ and ask how many of the five results this pair can be matched in. So every cell is a three-part question of the form ‘such an action has such a dharma for how many results.’ The first gate asks first about ‘the path that cuts off’ — what is called a path is that which can both realize cessation through discernment and cut off the afflictions, that is, the uninterrupted path. The path that cuts off is of two kinds, with outflows and without: action of the path that cuts off with outflows has the five results in full; that without outflows lacks maturation (what is without outflows summons no maturation); the remaining wholesome and unwholesome actions with outflows lack release from bondage (they cannot realize cessation through discernment); the remaining actions without outflows and the indeterminate actions lack both maturation and release from bondage, and only three results remain.
The treatise here gives a definition of each of the five results: the maturation result is the lovable maturation summoned within its own level by the path that cuts off; the homogeneous outflow result is the like dharmas arising afterward within its own level, equal or increased; the result of release from bondage is the unconditioned cessation through discernment realized by cutting off the afflictions through the force of this path; the result of human effort is the coexistent dharmas drawn along by this path, the path of liberation, what is cultivated, and what is cut off; the dominance result is the remaining conditioned dharmas apart from its own entity, excepting only those already arisen beforehand. Puguang analyzes the term ‘result of human effort’ further into four kinds: the co-arisen result of human effort, the uninterrupted result of human effort, the result of human effort at an interval, and the result of human effort not arising; Fabao merely glosses it briefly in three phrases — by ‘coexistent’ are meant co-arisen dharmas, by ‘liberation’ what arises uninterruptedly, that is, the path of liberation, and by ‘cultivated’ the future cultivation and cutting off.
The easy error is to see numbers and set about memorizing them, and after memorizing still not to know how the numbers came about. In fact every cell can be worked out for oneself: first ask whether between this pair there is a relation of ‘summoning a maturation,’ whether there is a relation of ‘flowing on in likeness,’ whether there is a relation of ‘realizing cessation through discernment,’ whether there is a relation of ‘what is achieved by function,’ and whether there is a relation of ‘not obstructing’ — answer the five questions, and the number comes out.
Where this lands: what is to be learned in this passage is not the numbers but the five questions. Learn the five questions, and all five gates below can be worked out for oneself; work them out and then check against the text of the treatise, and it becomes self-verification.
XV. The First Gate: Wholesome, Unwholesome, and Indeterminate Action Set Against One Another
First ask: how many results has wholesome action with a wholesome dharma for its result? The treatise answers four, all but maturation — because the maturation summoned by wholesome action is of indeterminate nature and cannot be a wholesome dharma. With the unwholesome it has two (human effort and dominance) — wholesome action does not flow out an unwholesome homogeneous outflow, does not summon an unwholesome maturation, and still less can realize cessation through discernment. With the indeterminate it has three, all but homogeneous outflow and release from bondage.
Unwholesome action with a wholesome dharma for its result has two (human effort and dominance); with the unwholesome, three, all but maturation and release from bondage; with the indeterminate, four, all but release from bondage. Here one cell in particular needs explaining: unwholesome action having the indeterminate for a homogeneous outflow result — how can that be? The treatise poses and answers the question itself: it means the all-pervading unwholesome and the remaining unwholesome actions abandoned through the seeing of suffering, which have for their homogeneous outflow the indeterminate dharmas of the grade of the view of a real person and the extreme view.
Indeterminate action with a wholesome dharma for its result has two; with the unwholesome, three, all but maturation and release from bondage; with the indeterminate, three, all but maturation and release from bondage. Here too a cell needs explaining: indeterminate action having the unwholesome for a homogeneous outflow — namely that the indeterminate actions of the grade of the view of a real person and the extreme view have the unwholesome dharmas for their homogeneous outflow.
The easy error is to suppose that ‘the wholesome does not summon an unwholesome homogeneous outflow’ is absolute, and so, seeing those two cells, to think the text of the treatise mistaken. The treatise stops precisely at those two cells to pose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itself, which shows that it knows these are the places where one is most easily stuck.
Where this lands: what this gate teaches is a rule of thumb — when the number in some cell does not agree with intuition, go first and see whether the treatise has appended a note to that cell. In this fascicle, every cell that has a note appended is a cell that has an exception.
XVI. The Second Gat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ction Set Against One Another
First ask: is there a direction in time between action and result? The treatise answers that there is, and a rigid one. The stanza has only four lines: “past with respect to the three, each four; present with respect to future, likewise; present with respect to present, two results; future with respect to future, three results” — ‘past with respect to the three, each four’ says that past action has four results with respect to the dharmas of each of the three times; ‘present with respect to future, likewise’ says that present action with respect to future dharmas likewise has four; ‘present with respect to present, two results’ says that present action with respect to present dharmas has only two; ‘future with respect to future, three results’ says that future action with respect to future dharmas has three. In all four lines not one speaks of ‘a later action with respect to an earlier dharma,’ and this blank is where the reason given below lies. Past action has four results with respect to the dharmas of each of the three times, excepting only release from bondage. Present action has four with respect to the future (as above), and two with respect to the present (human effort and dominance). Future action has three with respect to the future, all but homogeneous outflow and release from bondage.
Most important is that closing sentence of reason: the reason it is not said that ‘a later action has an earlier result’ is that a dharma that is before decidedly cannot be the result of an action that is after.
The easy error is to read this sentence as a smooth supplementary remark. It is in fact the foundation of the whole set of gates of result — the result cannot run ahead of the cause. Once this point loosens, every cell above must be reckoned anew.
Where this lands: this gate gives the reader the most labor-saving check of all: wherever a cell says that some action has an earlier dharma for its result, that cell is certainly wrong. One rule sifts out a whole class of misreadings, and this is where Abhidharma is at its most economical.
XVII. The Third Gate: The Same Level and a Different Level Set Against Each Other
First ask: will action and result within the same level differ from action and result across levels? The treatise answers that they will. The action of any level whatever has four results with respect to dharmas of the same level, all but release from bondage. If this action is with outflows, it has only two results with respect to dharmas of a different level (human effort and dominance) — because what has outflows falls within a realm and level, and cannot flow across a level. If this action is without outflows, it has three results with respect to dharmas of a different level, all but maturation and release from bondage; and the treatise here expressly adds a sentence: because what is without outflows does not fall under affiliation to a realm, the homogeneous outflow result is not blocked out here.
The easy error is to memorize the two numbers for the with-outflows and without-outflows crossing of levels (two and three) without knowing where the difference lies. The difference lies exactly in the cell of homogeneous outflow: the homogeneous outflow of what has outflows is blocked by realm and level; that of what is without outflows cannot be blocked.
Where this lands: this gate is in fact saying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 the wholesome with outflows has a native place; the wholesome without outflows has none. The same stretch of effort, while it still carries outflows, can have its effect only within its own storey; once without outflows, it can flow across storeys. This sentence can be carried straight on to the gate of learner and beyond learning that follows.
XVIII. The Fourth Gate: The Learner, the One beyond Learning, and Neither Set Against One Another
First ask: when the three classes of action of different stages of practice are set against one another, why are the numbers of results so unsymmetrical? The treatise sets them out: the action of a learner has three results with respect to the dharmas of a learner, three with respect to those of one beyond learning, three with respect to those of neither (the first two excepting maturation and release from bondage, the last excepting maturation and homogeneous outflow). The action of one beyond learning has with respect to the dharmas of a learner only one result (dominance), with respect to those of one beyond learning three, with respect to those of neither two. The action of neither has with respect to the dharmas of a learner two, with respect to those of one beyond learning two, with respect to those of neither the five results in full.
The most unsymmetrical is that the action of one beyond learning has with respect to the dharmas of a learner only a dominance result left. Why? Because the order of practice runs from the learner into the beyond-learning, and not the reverse. Puguang explains it: the root treatise speaks with regard to like nature set against like and to the successive producing of one from another, so that the learner may be a cause for the one beyond learning while the one beyond learning is not a cause for the learner — the action of the stage beyond learning being no longer a homogeneous cause for the dharmas of the learner’s stage, not even homogeneous outflow can be matched, and only a dominance of ‘not obstructing’ is left.
The easy error is to see ‘the five results in full’ appearing only in the cell of neither set against neither, and to suppose that the actions of the ordinary being are the most powerful. It is not so. One must see clearly how wide are the dharmas that this cell gathers: the wholesome and unwholesome actions with outflows able to summon a maturation are within it, and so is the path that cuts off with outflows (that is, the mundane uninterrupted path) able to cut off the afflictions and realize cessation; while the dharmas of neither that are set against it further take in the unconditioned cessation through discernment. Hence all five cells — maturation, homogeneous outflow, release from bondage, human effort, dominance — can be matched. The cell of release from bondage in particular must not be misread: the definition the treatise gave itself at the first gate is “the result of release from bondage means the unconditioned cessation through discernment realized by cutting off the afflictions through the force of this path,” and cessation through discernment is an unconditioned dharma, never within the world of outflows at all; the reason the cell of neither has a result of release from bondage is precisely that it can take in that path with outflows which cuts off the afflictions and realizes cessation, and not that it is ‘wholly within the world.’ The higher one goes, the fewer the cells that can be matched, precisely because the dharmas of the higher stages have already escaped those relations.
Where this lands: having read this gate one may look back at the sentence of the seventeenth — what has no native place has, on the contrary, fewer relations. The dwindling of the number of results is not a dwindling of power; it is a dwindling of entanglement.
XIX. The Fifth Gate: Action Abandoned through Seeing, through Cultivation, and Not Subject to Abandonment Set Against One Another
First ask: when the three kinds of action are divided by ‘which path abandons them,’ how do they stand when set against one another? The treatise sets them out: action abandoned through seeing has with respect to dharmas abandoned through seeing three results (all but maturation and release from bondage), with respect to dharmas abandoned through cultivation four (all but release from bondage), with respect to dharmas not subject to abandonment one (dominance). Action abandoned through cultivation has with respect to dharmas abandoned through seeing two, with respect to dharmas abandoned through cultivation four, with respect to dharmas not subject to abandonment three (all but maturation and homogeneous outflow). Action not subject to abandonment has with respect to dharmas abandoned through seeing one, with respect to dharmas abandoned through cultivation two, with respect to dharmas not subject to abandonment four (all but maturation).
The treatise closes with the sentence, “‘all in their order’ means that according as it applies this runs through the several gates above; the practice of abridgment is of its own nature just so.” Yuanhui states the use of this sentence very clearly: the first half says that according as it applies it runs through the causes and results assigned in the several gates above; the second half says that the author’s habit of abridgment in composition is by nature just so. Once this sentence is set, the reader knows why the latter half of the fascicle is everywhere ‘to be known by the example below,’ ‘to be explained on this example,’ ‘to be pondered as is fitting,’ and does not write out every cell.
The easy error is to take ‘all in their order’ for an empty formula and skip it. It is in fact the author’s warrant given to the reader — the treatise has finished teaching the method; the cells that remain, please work out for yourself.
Where this lands: of the six gates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is fascicle, few are really written out cell by cell in the text; whether one can read them turns entirely on whether one has really learned the five questions of section XIV. Here one may test oneself once: cover any cell and work it out, and if it comes out, this chapter has been read through.
XX. What Ought and Ought Not to Be Done: Two Rules of Different Width
First ask: the root treatise says there are three, action that ought to be done, action that ought not to be done, and action that neither ought nor ought not to be done — what are their marks? The treatise here records two accounts together without adjudicating.
The first master says: defiled action is called what ought not to be done, since it arises from improper attention; wholesome action is called what ought to be done, since it arises from proper attention. This is a narrow rule, measuring only the defiled and the wholesome.
The second master says: whatever bodily, verbal, or mental action damages the norms is also called what ought not to be done — one ought to walk thus, stand thus, speak thus, wear one’s robes thus, eat and drink thus, and if one does not do accordingly it is what ought not to be done, since it does not accord with the ceremonial usages of the world; and conversely, bodily, verbal, and mental action that accords with the norms is also called what ought to be done. This is a wide rule, taking in deportment and bearing as well.
Hence the scope of the third class (what neither ought nor ought not to be done) differs accordingly. Yuanhui puts this layer with the utmost brevity: by the first account the third class is indeterminate action alone; by the second master’s explanation, the portion of the norms must be taken out and only the remaining indeterminate is left.
The easy error is to suppose the two accounts ranked and to hasten to pick one. The treatise says at the close simply, “this differs in the two accounts according as each applies,” plainly declaring that no choice is made.
Where this land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rules comes down in daily life to a single question — does deportment count as precept? The first master says no (it is indeterminate); the second says yes. The treatise lays both rules on the table for the reader to see, precisely because this is a question of proportion that recurs in every age.
XXI. One Action Projects One Birth; Many Actions Fill That Birth Out
First ask: how many births can one action project? And by how many actions is one birth projected? The author declares his own school’s position in answer: by one action alone is one birth projected. The ‘one birth’ here means one commonality of sentient beings — it is upon obtaining a commonality that one is said to be born.
At once the treatise poses an objection here: the Venerable Aniruddha says of himself that he once made an offering of a single meal upon an eminent field of merit, and the maturation of it caused him seven times to be born in the Heaven of the Thirty-Three and seven times among humans as a wheel-turning noble emperor, and at last to be born in the great house of the Śākyas abounding in treasure — is this not one action projecting many births? The treatise gives two answers side by side. The first explanation says: he obtained by one action great wealth and abundant goods within a single birth together with the knowledge of former lives, and mounting on that force did further actions able to summon the merits of the remaining births, and so on to the last body — he spoke as he did with regard to the point that ‘it came of that first force’; as when a man takes one gold coin and by trading back and forth obtains a thousand, and then says, ‘it was because I had one gold coin that I gained great wealth.’ The latter explanation says: taking that one offering of a meal as his support, he then gave rise to many eminent volitions and aspirations, some summoning birth among the gods, some among humans, differing instant by instant and ripening earlier and later — so that it is not one action projecting many births.
As for the side of ‘completing,’ the treatise says that though it is but one action that projects one commonality, yet the completing of that commonality is allowed to be by many actions. It is as when a painter first draws the shape with one color and then fills it in with many hues. Hence, though men receive the human body alike, some are complete in every point of limb, faculty, figure, measure, color, strength, and adornment, while others are much diminished. Yuanhui points out the correspondences of this simile: drawing the shape with one color is the simile of the one projecting action, filling in the many hues afterward the simile of the many completing actions; and he notes the old renderings of this pair of names — the projecting action, anciently called the action of general retribution; the completing action, anciently called the action of particular retribution.
The easy error is to read ‘one action projects one birth’ as ‘a whole life is settled by one action.’ The treatise says it very plainly: the projecting is one, the completing is many. What settles that you are born a human is one action; what settles what sort of human you grow into is a countless number of actions.
Where this lands: this point is the pivot in teaching the arising of the world through action. It gives two pieces of news at once — that one cell, the birth you take, is fixed by one action (so there is no need to look everywhere for causes), and that all the manifold differences within a life are filled in by countless actions (so that everywhere there is still something to be done).
XXII. Why the Two Absorptions without Mind and ‘Acquisition’ Cannot Project
First ask: since all dharmas having a maturation extend alike to projecting and completing, are there any exceptions? The treatise answers that there are two. The two absorptions without mind (the absorption without perception and the absorption of cessation), though they have maturation, yet have no force to project the commonality of sentient beings, because they are not coexistent with the several actions; ‘acquisition’ likewise has no force to project, because it does not share one result with the several actions. All the rest extend to both projecting and completing.
The treatise here also states the general rule in full: all unwholesome dharmas and the wholesome dharmas with outflows, having maturation, extend alike to projecting and completing; it is only because the force of action is most eminent that the single word ‘action’ is set up to stand for them. Of these, what is coexistent with action can both project and complete; what is not coexistent with action can only complete and not project, its force being feeble.
The easy error is to be puzzled at “the two absorptions without mind, though they have maturation.” Since they have maturation, why can they not project? The answer is in the two words ‘coexistent’: to project the commonality of sentient beings a thing must exist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action, and in the absorptions without mind the workings of mind have ceased at the moment of entry, so that they are not coexistent with action, and therefore have result but no force of projecting.
Where this lands: this section is in fact supplying a boundary line to the section before — the threshold for projecting is far higher than the threshold for completing. Having a maturation is only the ticket of entry; the thing must further be coexistent with action and share a result with action to be fit to fix the skeleton of a period of life. Reading this and looking back at ‘one action projects one birth,’ one sees how weighty that word ‘one’ is.
XXIII. The Three Obstructions: The Obstruction of Action, of the Afflictions, and of Maturation
First ask: the Bhagavat says that grave obstructions are three; what is the entity of each? The treatise brings them out one by one. The obstruction of action is the fiv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 harming one’s mother, harming one’s father, harming an arhat, splitting a harmonious Saṅgha, drawing blood from the Buddha’s body with an evil mind. The obstruction of the afflictions requires a finer division: afflictions are of two classes, the first of frequent occurrence (arising constantly), the second fierce (of the high grade); and only that class of frequent occurrence is named the obstruction of the afflictions. The obstruction of maturation is the whole of the three evil destinies, together with Uttarakuru within the human destiny and the Heaven of Non-Percipient Beings.
Why should the fierce ones not count as an obstruction? The treatise’s reason is worth long pondering: the afflictions of the high grade, though fierce, are easily subdued and removed because they do not arise constantly; whereas the afflictions of frequent occurrence among the low grade, though not fierce, are hard to subdue and remove — because their constant occurrence makes an opening hard to come by. The treatise also states the manner of their growth: with the low grade as condition the middle arises, with the middle as condition the high arises again, so that the path able to subdue and remove them has no chance to arise. Yuanhui closes this with a neat twofold division: those of frequent occurrence are spoken of as an obstruction; those that are fierce but do not arise constantly are not spoken of as an obstruction.
What, then, does this obstruction obstruct? The treatise answers: it obstructs the noble path, and the wholesome roots that are the preparatory practice for the noble path. The treatise further adds: within the obstruction of action the other determinate actions ought in principle to be spoken of as well (those that decidedly summon an evil destiny, birth from the egg, birth from moisture, the body of a woman, an eighth existence, and the like); only, the fiv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are by the five causes and conditions of place, destiny, birth, result, and person the most easily seen and the most easily known, and so it is of them in particular that we speak here.
The three obstructions established, the treatise must also ask whether there is gravity and lightness among them. What it gives is a twofold statement, and Puguang expressly marks this place as the explanations of two masters. The first explanation is that sentence of the treatise itself: “among these three obstructions the obstruction of the afflictions and the obstruction of action are both grave, since one who has these is still not to be treated within a second birth” — the obstruction of the afflictions and the obstruction of action are adjudged grave. Puguang states the reason very finely: one who commits a deed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decidedly falls into the hells, and one in whom the obstruction of the afflictions arises falls into an evil destiny and cannot enter the noble state, so that neither can be treated within a second birth but must wait until a third birth to be helped, and hence they are called grave; whereas the obstruction of maturation, once this life is undergone, admits of a share in entering the noble state in a second birth and can be helped, and hence is light. The second master’s explanation expressly brings out a school name: “the Vaibhāṣika masters explain it thus: since the former can draw forth the latter, the latter is lighter than the former” — and Puguang and Yuanhui alike point out that what is meant by ‘the former drawing forth the latter’ is the sequence in which the afflictions draw forth action and action draws forth maturation; the former being root and the latter branch, the branch is lighter than the root. This is the one place in the fascicle where ‘the Vaibhāṣika masters’ is expressly named, and the treatise cites their explanation without setting down any further verdict of its own.
The easy error is to read “both obstructions are grave” and “the latter is lighter than the former” as contradicting each other, and to hasten to choose between them. Since Puguang reads them as two masters each giving an explanation, there is no need to force them together; and besides, the two do not ask the same thing — the first asks ‘within how many births can it be treated,’ by which the obstructions of the afflictions and of action are alike adjudged grave and the obstruction of maturation light; the second asks ‘set against one another, which is root and which branch,’ and ranks them by the sequence of drawing forth and being drawn forth. The one adjudges by treatability, the other by the order of root and branch, and they run side by side without conflict. To record two explanations together without choosing on the treatise’s behalf is just the consistent practice of this fascicle.
As for the sense of the name ‘immediate,’ the treatise gives two explanations: the first with regard to the fixedness of the maturation result, no other action and no other birth being able to be interposed between; the second that the man who does this action decidedly falls into the hells from here at the ending of his life, with nothing intervening. Since that sentient being has this matter of ‘nothing intervening,’ he obtains the name of the immediate — being joined with the dharma of the immediate he is called one of the immediate, just as being joined with the dharma of an ascetic one is called an ascetic.
The easy error is to read the three obstructions as three kinds of sin. They are in fact three kinds of blocking of the road — the obstruction of action is what one has made oneself, the obstruction of the afflictions is what one carries oneself, the obstruction of maturation is that one was born in the wrong place; and the one thing the three have in common is only this, that they block the noble path.
Where this lands: what should most be remembered in this section is the passage on the obstruction of the afflictions. It turns over the commonest illusion in practice — we always suppose the fiercest afflictions the most troublesome, whereas the treatise says: what is fierce but occasional is easy to deal with; what is feeble but constant is the real obstruction. This one sentence will serve a lifetime.
XXIV. In Which Destiny Each of the Three Obstructions Is Found
First ask: are the three obstructions found in all five destinies? The treatise answers that they are not. The obstruction of action is only in the three continents of the human destiny, not in Uttarakuru nor in the other destinies and realms; and within the three continents it is only a woman and a man who can commit it, the ṣaṇḍha and the rest cannot. The other two obstructions are in all five destinies — yet within the human destiny only in Uttarakuru, and within the destiny of the gods only in the place of non-perception.
Why can the ṣaṇḍha and the rest not accomplish a deed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The treatise gives two layers of reason. The first layer looks back and cites the earlier passage on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since they have no cause of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and of taking on non-discipline, that is here the reason why they commit no deed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The second layer is new: their parents are toward them of little kindness — having given them only the dominant condition of a defective body, and their loving thought being little; and their conscience and shame toward their parents is likewise slight — since there is no present dominant conscience and shame that can be said to have been spoiled, and so they do not touch the sin of the immediate.
By this same principle another matter too is explained: ghosts and animals, though they harm their mothers and the rest, do not accomplish a deed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and if a man harms the parents of a non-human, he likewise does not accomplish such a deed, since both mind and object-field are inferior.
The easy error is to read “little kindness and little sense of shame” as a disparagement of a certain class of persons. The treatise’s reasoning in fact runs the other way —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the weight of that filial bond is insufficient that the sin of destroying it does not come up to the gravest grade. The sin of the immediate is gravest because what is destroyed is the weightiest kindness; if the kindness is not weighty, the sin does not reach that grade either.
Where this lands: this section and section VI (that the cutting off of the wholesome roots is only in the three continents, in men and women, in those who walk by views) use one and the same rule, as the treatise itself says with “just that which was said before.” The conditions for committing the gravest evil and the conditions for cutting off the deepest wholesome are the same set of conditions — all requiring a situation strong enough, settled enough, and weighty enough in kindness and duty. That the end of the fascicle falls upon this sentence buckles the two stretches, before and after, together.
Further Resonances: The Mirror of the Three Commentaries
The above is the sense of the treatise’s own text in this fascicle. Below, a further section is set up to gather four matters: the adjudications of the three commentaries and their divergences, Saṅghabhadra’s refutations and supplements, the divergences of Paramārtha’s earlier translation, and coordinates for parallel reading. A mirror is not the treatise; it is only looking at the same text by another way of reading. Both are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each restored to its own place.
1. Where the Three Commentaries Diverge
One commentary with nothing at all to hang upon. The commentaries on this fascicle are in a special situation: Shentai’s commentary is a fragment, and the seven fascicles extant belong to the Chapter on the Elements, the Chapter on the Faculties, and the Chapter on the Worthy and the Noble; the Chapter on Action is wholly wanting, and so there is no line-by-line commentary of Shentai to hang upon this fascicle. Yet within this fascicle Puguang twice names and refutes “Master Tai” — once in the passage on turning together with volition, refuting his account that “intermediate killing and the rest become paths of action only through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conditions”; and once in the passage on the three results, refuting his account that “the consequent stage makes another lose his splendor,” and citing the correct explanation of the Correct Principle. This shows that Master Tai did once comment on these topics, and only that portion no longer survives, a few words of it being seen through another house’s citation. These two refutations may not in turn be made to stand as proof that Shentai’s commentary on the Chapter on Action exists — the want is marked as it stands, and text from other fascicles is not made to stand in for it.
Whether a mind of preparatory wholesome can issue discipline: Puguang’s three explanations, which he alone has. Under the sentence “because the wholesome roots acquired through preparation had already fallen away before this,” Puguang poses a question of his own and cites Master Kong’s three explanations: first, that a mind of preparatory wholesome cannot issue discipline; second, that it can issue it but cannot cut it off (the treatises’ saying that the wholesome roots acquired through preparation were not accomplished beforehand being said with regard to the feeble and inferior, while the strong and eminent are firm and not relinquished); third, that the preparatory can issue discipline, but that when one is about to cut off the wholesome one must first relinquish the discipline by a formal act and only then cut off the wholesome. Fabao and Yuanhui under this sentence merely gloss the text of the treatise, and these three explanations are not seen in them. This is a difference of fullness among the three houses,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stage at which the wholesome roots are restored: the Mahāvibhāṣā questions and answers that Fabao alone cites. Fabao cites two questions from the thirty-fifth fascicle of the Mahāvibhāṣā — who restores while abiding in a mind of doubt, and who while abiding in right view? One account holds that one who restores after changing bodies restores while abiding in doubt, and one who restores in the present dharma restores while abiding in right view; and the appraiser of the Mahāvibhāṣā adjudges “this is not settled.” It is further asked whether, once the wholesome roots are restored, they can then be in act, and the appraiser likewise adjudges it ‘not settled.’ The ancient masters themselves here leave the matter doubtful and undecided, and neither Puguang nor Yuanhui cites this passage in this fascicle. Recorded together without adjudication.
Two further Mahāvibhāṣā questions and answers that Fabao alone cites. The first asks which is graver, killing a man who has cut off his wholesome roots or destroying the eggs of ants; the appraiser answers from two angles: by the penalty of the offense, killing the man who has cut off his wholesome roots is graver (since one incurs a border offense), and by the path of action, destroying the ants’ eggs is graver (since the ants still possess wholesome dharmas). The second asks whether the wrong view that cuts off the wholesome can only complete the commonality of sentient beings or can also project it; the appraiser takes “it can both project and complete.” Both passages concern standards of the Mahāvibhāṣā’s appraiser rather than anything the root treatise says directly, and so they are placed in this section.
Whether a learner in the formless realm possesses the past seven limbs: one house records without adjudicating, one house adjudges for itself. Puguang cites at length the two accounts of the one hundred thirty-second and one hundred thirty-fourth fascicles of the Mahāvibhāṣā and sets them side by side, recording without adjudicating; Fabao on the same question declares himself plainly, “examining the two accounts, the latter is correct,” and states his reason — the former master’s general explanation does not account for why the root treatise should speak without exhausting the principle, and since it takes only one side and has no cutting reason, one should follow the root treatise. On one and the same question, one house declines to take a position and the other takes one: this is the sharpest of the contrasts among the three commentaries in this fascicle. Recorded together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sult of human effort: Puguang full, Fabao brief. Puguang analyzes the result of human effort into four kinds — the co-arisen result of human effort, the uninterrupted result of human effort, the result of human effort at an interval, and the result of human effort not arising; Fabao merely glosses the three words ‘coexistent,’ ‘liberation,’ and ‘cultivated’ directly and makes no outline-style subdivision. The fullness of the three houses is not one-directional: in most items Puguang is fuller, but in the two places of restoring the wholesome roots and of the seven limbs in the formless realm it is Fabao who is fuller.
Whether the result of release from bondage is gathered under the dharmas of a level: here Puguang adjudges expressly. Under the gate of the same level and a different level Puguang gives a further explanation, citing the text of the Miscellaneous Heart Treatise, “if one rightly ponders, a level too has the result of liberation,” and pointing out that by that treatise the result of release from bondage would also be gathered under the dharmas of a level; yet since release from bondage is unconditioned and does not arise in dependence upon a level, how can it be said to be gathered under the dharmas of a level? Hence Puguang adjudges expressly, “what this treatise says is the better.” This is a commentary appraising another treatise, not commentaries appraising one another; the reader should know that Puguang here makes an express choice, and need not mediate on his behalf.
The number of results of the action of one beyond learning with respect to the dharmas of a learner: the Correct Principle differs from the Kośa, and Puguang has already reconciled them. Puguang cites the text of the Treatise Conforming to Correct Principle, “the action of one beyond learning has one result with respect to the dharmas of a learner, namely dominance; in principle it ought to say two, adding homogeneous outflow,” and brings out two explanations: the first taking the dull path beyond learning and the future keen path of the learner as a homogeneous cause and dividing them by being in act and not being in act — at the end of which explanation Puguang himself sets down a sentence, “this is that the intents of the treatises are each their own, and hard to reconcile,” which is an express statement that the intents of the two treatises are each their own and cannot be forced together, and not a reconciling; the second holding that the Kośa speaks with regard to like nature set against like (the successive producing of one from another, the learner being a cause for the one beyond learning while the one beyond learning is not a cause for the learner) and the Correct Principle with regard to unlike nature set against unlike (and so says that the one beyond learning too is a cause for the learner), so that “each takes hold of one sense, and they are not in conflict.” ⇒ Puguang here in fact first lets the difference stand and then reconciles: to call this ‘bringing out two explanations that reconcile them’ requires this measure of precision, for the first explanation does not itself reconcile. The latter explanation alone is the ancient master’s own demonstration of the method by which ‘two tenets stand together without needing to refute each other.’
The school to which the author’s own position belongs: only Yuanhui names it. In the section on projecting and completing, the treatise declares “according to the position of my own school” without bringing out a school name; Puguang and Fabao here both follow the treatise’s general phrase, and only Yuanhui explains it directly as “according to the Sarvāstivāda school.” This is the one place in this fascicle where any of the three commentaries expressly names a school. Yuanhui also notes under the two names of projecting and completing their old renderings, “anciently called the action of general retribution” and “anciently called the action of particular retribution” — a comparison of old and new renderings that likewise only Yuanhui has. As for which house the ‘old rendering’ Yuanhui speaks of points to, there is no express text in this fascicle, and it is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manner of stating the obstruction of the afflictions: one full, one brief. Puguang at the obstruction of the afflictions states it in the outline form of an analysis by four alternatives (of frequent occurrence but not fierce, fierce but not of frequent occurrence, both of frequent occurrence and fierce, neither of frequent occurrence nor fierce), while Yuanhui omits the four alternatives and states the same doctrine directly by the twofold division of frequent occurrence and fierceness. One who goes deep may take Puguang’s four alternatives; one who is beginning may take Yuanhui’s twofold division.
One place where the three houses have almost the same wording. The wording by which the three commentaries define ‘the obstruction of maturation’ agrees to a high degree: Puguang and Fabao are almost word for word the same (differing only by a single particle), and Yuanhui likewise merely restates the text of the treatise, changing ‘obstruction of maturation’ to ‘obstruction of retribution.’ In this fascicle the three commentaries differ much in fullness, and this item is a rare instance of the three houses agreeing in wording; it is recorded together to note the fact.
One and the same divergent account marked by the three houses in different forms. For the divergent account of that ‘Venerable’ at the end of the fascicle (that an animal, if its awareness and discernment are distinct, also accomplishes a deed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as with that intelligent horse), Puguang marks it “setting out a divergent account,” Fabao marks it “this is setting out a divergent account” and goes on to give the story, and Yuanhui simply records the original wording without adding any outline label at all. Whom this ‘Venerable’ points to none of the three commentaries says expressly, and it is recorded as it stands, without being determined on their behalf.
Two places where the two commentaries differ in nicety as to ‘who is asking.’ First, in the passage on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the objection “if it be so, on what principle does that text further say,” which Puguang marks as “an objection citing the text of the root treatise” (without saying who cites it), Fabao marks as “another master objects citing the root treatise” — Fabao seeming to hint that this challenge comes from the mouth of another master, while Puguang takes it as a documentary challenge the author sets for himself. Second, in the passage on projecting and completing, the objection “if it be so, why then does the Venerable Aniruddha say of himself,” which Puguang marks with the single word ‘objection,’ Fabao marks expressly as “the Sautrāntikas and others object” — this being the one place in this fascicle where Fabao names a school for the challenger while Puguang does not. In these two places the two commentaries may differ in nicety of attribution, and it is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2. Saṅghabhadra’s Refutations and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s
The chapter name in Saṅghabhadra’s two treatises is not ‘Analysis of Action’ but ‘Adjudication of Action’ — to search Saṅghabhadra with this treatise’s chapter name is forever a false zero.
Refutation by name: the passage on turning together with volition. Saṅghabhadra, at the passage on ‘two turning together,’ calls Vasubandhu ‘the Sūtra-master’ outright and refutes him sentence by sentence: if the action of killing is itself enough to be completed, why need a mind of hatred be separately spoken of; the same for speaking of greed in theft and misconduct; and at frivolous speech a deficiency is displayed instead (only greed being spoken of as completing frivolous speech, without reaching the other two); he holds that it ought to be altered to the stricter statement, “if the preparatory work is done beforehand, then at the time of completion one ought in each case to say ‘greed or one of the rest.’” This is the most direct and the most explicitly named criticism of this treatise by Saṅghabhadra within this fascicle. Fabao cites it without defending on the treatise’s behalf, merely setting down the Correct Principle’s own wording. Recording the two parties only, without adjudicating which prevails.
A correction of terminology: is short life a homogeneous outflow or a near dominance? This treatise says that the homogeneous outflow result of killing is a short life among humans; Saṅghabhadra re-adjudges it a “near dominance result” — the reason being that strictly speaking a short life is not a continuation of the kind of maturation summoned by the action of killing, but a near effect brought about by the action of killing overpowering wholesome action by dominant force; and as for why this treatise calls it homogeneous outflow, Saṅghabhadra answers himself, “to show that within the dominance result there is what is nearest.” This is a dispute over precision of terminology, not a denial of the root doctrine of this treatise — both parties admit a relation of cause and result between killing and short life, and what they differ over is which class the result belongs to. Fabao cites it.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A challenge to a simile: what after all does ‘one color’ stand for? Saṅghabhadra raises a fine challenge to the simile “the painter first draws the shape with a single color”: what does that ‘one color’ stand for, a class of action or a single instant? If it stands for a class of action, it contradicts the school’s own position (a class must be many, and many actions projecting one birth does not stand in principle); if it stands for a single instant, then a single instant cannot draw a shape, and the simile is of no force in the proof. He offers a reconciliation of his own: within one class of action only a single instant can project the commonality of sentient beings, while many instants of action of like and unlike class can complete it. This is a discussion of the manner of the proof, not a denial of the conclusion that ‘one action projects one birth.’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A divergence of number: the one instance in the matrix of the gates of result. This treatise says that the action of one beyond learning has one result (dominance) with respect to the dharmas of a learner, and Saṅghabhadra says “in principle it ought to say two, adding homogeneous outflow.” This is the one clear divergence of number among the six gates of result, and its path of reconciliation has already been seen in Puguang (see the section above). Noted in passing: the Treatise Revealing the Doctrine at the same sentence gives only “the action of one beyond learning has one result with respect to the dharmas of a learner” and appends no “in principle it ought to say two” — this is a difference of fullness between Saṅghabhadra’s two treatises.
Material supplied by Saṅghabhadra and not carried in this treatise. Saṅghabhadra records the account, “there is another master who says: the three bodily paths of action each turn together with a volition of their own, namely killing, theft, and misconduct,” and refutes it. This divergent account is nowhere to be seen in this treatise, in Paramārtha’s divergent translation, or in the wording of Puguang and Yuanhui within this fascicle, and only Fabao records it when citing the Correct Principle. It appears, then, that this is material internal to the schools supplied by Saṅghabhadra in his own treatise, and not a refutation of this treatise itself — differing in kind from the other items above, and set down as it stands so that it may not be wrongly assigned.
A difference in the weight of the two treatises’ postures. Checking the corresponding passage of the Treatise Revealing the Doctrine for this fascicle, it does have the content corresponding to this fascicle (the cause and stage of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the wrong views of householders being hard to cut off, the explanation of the result of human effort, and the number of results of the action of one beyond learning all being found), and so it is not that 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passage; yet those sharp sentences in the Conforming to Correct Principle that point directly at ‘the Sūtra-master’ are none of them to be seen at the same places in the Revealing the Doctrine. This accords with the aim with which Saṅghabhadra composed the Revealing the Doctrine (restating the Sarvāstivāda tenets upon this treatise’s outline, in a more even posture). This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reatises themselves,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and no appraisal is made of which is the better.
3. The Divergences of Paramārtha’s Earlier Translation
Paramārtha’s Expository Treatise on the Treasury of Abhidharma forms a system of its own in the passage corresponding to this fascicle, and moreover it straddles two fascicles — beginning at the end of ‘part three’ of his Chapter on Action and ending in the middle of ‘part four’; and so the boundaries of the passage corresponding to this fascicle can be fixed only by the structure of the scenes, and the fascicle titles may not be made to stand for them. Xuanzang divides this chapter into six fascicles and Paramārtha into four, and the opening and gathering were different to begin with.
Two systematic differences of rendering are the most conspicuous. The first is the names of the results: Xuanzang has ‘maturation result,’ Paramārtha ‘retribution result’; Xuanzang has ‘result of human effort,’ Paramārtha ‘result of the power of effort’; Xuanzang has ‘result of release from bondage,’ Paramārtha ‘result of separation.’ Of the five results, only the two names of homogeneous outflow and dominance agree in the two texts, the other three differing entirely — and this set of differences runs through the whole of the gates of result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is fascicle. The second is the name of the mental factor: Xuanzang has ‘volition,’ Paramārtha ‘intention.’
The one place most easily misjudged as a divergence of doctrine. In the passage on the three paths of action in the hells, Xuanzang has ‘harsh speech’ and ‘frivolous speech,’ Paramārtha ‘evil speech’ and ‘unfitting speech’; and on the face of it the occasions the two texts fasten them to look as though they had been exchanged. Checked word for word, however, the correspondence is in fact the same — railing goes with harsh speech (evil speech), wailing with frivolous speech (unfitting speech), and only the renderings differ so that the visual order is not the same. This is not a difference of doctrine between the two texts; do not misjudge it.
The remaining differences of rendering. High grade / highest of the high grade; the root treatise / the Abhidharma Treasury or grantha; good conduct / wholesome conduct; with outflows and without outflows / with flow and without flow; another master / a master of another school; āśaya / evil mind; Jambudvīpa / Yanfu continent; Uttarakuru / the northern Kuru; the path that cuts off / the path that extinguishes; abandoned through seeing and abandoned through cultivation / extinguished by seeing the truths and extinguished by the path of cultivation; what ought not and ought to be done / improperly done and properly done. Of these the name ‘āśaya’ is the most worth savoring: Xuanzang keeps the transcription and lets an ancient master gloss it separately, while Paramārtha renders the sense directly as ‘evil mind’ and drops the transcription — the one keeping, the other dropping, which is just the two translators’ two ways of handling sound and sense.
A difference of opening and gathering. Xuanzang has ‘the stanza says / the treatise says,’ the whole stanza coming out first and the prose glossing sentence by sentence after; Paramārtha has ‘the verse says / the explanation says,’ and though the pattern of the sentences is the same, in the sections of the gates of result he often lets the verse lines themselves carry most of the technical terms and lets the explanation supply only the details, no longer dividing the sections stanza by stanza. This is a difference of opening and gathering, not an abridgment.
One honest record. In the passage on the place where the wholesome roots are cut off, Paramārtha’s text uses the word ‘knowledge’ where Xuanzang has ‘discernment,’ and this is set down word for word without alteration. No adjudication is made as to the merits of the two translations.
4. Coordinates for Parallel Reading
What this fascicle establishes are the two lines of ‘what action can cut off’ and ‘what action can project.’ Both have places that may be read in parallel with the Yogācāra system.
The entity of the cutting off of the wholesome roots. This fascicle says that the cutting off of the wholesome has ‘non-acquisition’ for its entity — the acquisition of the wholesome not arising, non-acquisition arising in succession. The root treatise of the Yogācāra lineage states it upon another road for the same dharma: there it is expressly said that the seeds are not permanently uprooted, and that it is only the establishing of a continuum contrary to the wholesome roots in act that is named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and as for the conditions of restoring the wholesome, that text lists four, of which two answer exactly to this fascicle — ‘giving rise to hesitation’ answering to this fascicle’s ‘doubt,’ and ‘realizing what is settled’ to this fascicle’s ‘the holding of view.’ The conditions of restoring the wholesome answer word for word in the two systems, while what the two systems establish as the entity of what is cut off differs: the one fastens it upon non-acquisition, the other says expressly that the seeds are not uprooted. One and the same question with the answers of two ages — this is the place in this fascicle most open to parallel reading.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and the class fixed in wrongness. This fascicle makes an analysis by four alternatives to show that cutting off the wholesome roots and falling into the class fixed in wrongness are not one matter; the Section on Ascertainment of the Yogācāra lineage simply sets the two matters, ‘th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and the cutting off of the wholesome roots,’ side by side as the entity of the class fixed in wrongness. The two systems use the same set of doctrinal numbers while asking different questions — the one asking whether the two include each other, the other asking what the entity of the class fixed in wrongness is. They may be looked at side by side, but are not to be made equivalent.
The projecting and the completing action. This fascicle establishes “one action projects one birth, and many actions can complete it,” taking the commonality of sentient beings as the measure of ‘one birth’; the Consciousness-Only lineage uses the same pair of concepts to establish two kinds of maturation — what requites the force of the projecting action and continues constantly is established as maturation, and what requites the completing action and arises from the maturation is named maturation-born. The division of the projecting and completing actions is unchanged in the two systems, while the bodies of consciousness assigned to them differ: the one fastens them upon the projecting and completing of the commonality, the other upon the requital by the eighth consciousness and by the first six. The numbers agree while the doctrinal frames they are fastened to differ, and they may be looked at side by side.
As for the school to which the phrase ‘according to the position of my own school’ in this fascicle belongs, Yuanhui explains it directly as the Sarvāstivāda school, while the treatise itself brings out no name — the supplying of a name, recorded only.
五無間·破僧·相業·施戒修The Fiv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 Splitting the Saṅgha · The Action Producing the Marks · Giving, Discipline, and Cultivation
全文五層 →Full five layers →讀這一卷之前
業品走到這裡是第六卷,也是最後一卷。前五卷把業的體性、律儀的得捨、經中所說的種種業門、十業道一一辨過,末後立了三重障——業障、煩惱障、異熟障。這一卷開口就接住那個尾巴:「於前所辯三重障中,說五無間為業障體」。三重障之中的第一個,它的體是什麼?答案是五無間業。於是全卷從這裡展開。
三家古德在這一刀上判得完全一致。光記標「此下第二別明業障。就中,一出業障體;二別明破僧;三明成逆緣;四明加行定;五罪重、大果;六無間同類」,寶疏標「第二別明業障」,頌疏標「從此第二,別明業障,就中分六」——連六個子目的次第都逐一相同。這在本論的科判史上並不多見,可見卷界即是科界,不是後人硬切的。
這一卷的結構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形狀:前半極重、後半極勝。前半講的是造得最深的惡——五種無間業,其中又用了整整八頌之力專講「破僧」一事,把體、能破的人、被破的人、地點、人數、時限、不可能發生的六個時位一一釘死。後半忽然轉身,講菩薩的妙相業(三無數劫、百劫修相、逆次逢佛、超九劫、六度四位圓滿),再講施、戒、修三種福業事——施的名義與四句、施主與財與田、業的輕重六因、造作與增長、制多之施、戒的兩種、等引名修、梵福之量、法施、順三分善。末後以書印算文數之體與「善無漏名妙」一頌收束全品。
所以整卷可以當成一張業的極端量表來讀:往下探到最深的一格(破僧的那一句誑語),往上探到最高的一格(感八萬大劫的那個思、與三無數劫的六度圓滿)。中間那條線始終沒有變——業的輕重不由事相的大小決定,由田、由心、由所壞的東西決定。這一條下文逐段都會碰到。
還有一件事要先說在前頭。本論在這一卷裡三次『並錄不判』(一一福量三說、戒淨二異說、梵福量二說),論主一次判語也沒有下。讀的時候不要急著找『正確答案』,先看清每一家把重量壓在哪裡。
一、五無間業的體
〔一之一〕四身一語·三殺一誑·一加行。 先問:五無間是五件事,為什麼頌要把它拆成「四身一語」「三殺一誑」「一加行」三組來說?因為這是三把不同的尺。第一把量業的種類——「五無間中四是身業、一是語業、三是殺生、一虛誑語根本業道、一是殺生業道加行」:害母、害父、害阿羅漢、出佛身血四者動的是身,破僧動的是口。第二把量業道的歸屬——前三者是殺生業道,破僧是虛誑語業道。第三把最要緊:出佛身血雖然是身業,卻不是殺生業道,只是殺生的加行,理由一句話——「以如來身不可害故」。業道要成立,得有『所殺者死』這一果;佛身不可害,果永遠不成,所以只能停在加行這一格。
易誤處:以為「無間」是說五件事一樣重。不是——五件事同名無間,是就『必墮無間、不隔他生』說的;它們在業道上的身分並不齊。落地上:讀本論的任何法數,先問『這一組名目是用哪一把尺編的』;同一組東西換一把尺,格子就會重排——這一卷後面講三福業事、講施的四句,用的都是這個手法。
二、破僧章之一 · 僧破是什麼、誰身上成就
〔二之一〕僧破的體是「不和合」。 先問:破僧既然是最重的罪,它的體應該是什麼樣的法?直覺會答『一定是極惡的心』。論的答案卻出人意料——「僧破體是不和合性,無覆無記心不相應行蘊所攝」。所謂僧破,指的是僧團和合狀態的破失,這是一個心不相應行(不是色、不是心心所,是行蘊中另立的那一類法),而且性質是無覆無記,既不善也不惡。論自己也設了這個難:既然無覆無記,怎麼會是無間?答得極乾脆——「如是僧破因誑語生,故說破僧是無間果」。僧破是果,那句誑語才是因。
更關鍵的是它落在誰身上:「非能破者成此僧破,但是所破僧眾所成」。破僧的那個人並不成就「僧破」這個法,成就它的反而是被破的那一群僧。易誤處:把「僧破」與「破僧罪」混作一物。二者分屬二人——法在僧眾那一邊,罪在破者這一邊。落地上:這是本論處理「事」與「罪」分家的樣板;後面講「捨類福/受類福」時,同一種分家手法會再出現一次。
〔二之二〕能破者成的是誑語罪·一劫熟·多逆苦增。 先問:既然僧破不在破者身上,破者身上到底成了什麼?答:「能破僧人成破僧罪」——而這罪「誑語為性,即僧破俱生語表無表業」,果報是「此必無間大地獄中經一中劫受極重苦」。五逆之中只有破僧一定是無間地獄一中劫,其餘四者則「餘逆不必生於無間」。這裡論主自己設了一個很尖的問:既然多種逆罪都在下一生成熟,一生怎麼裝得下五份果報?自答是——「隨彼罪增苦還增劇」:不是加生數,是加苦的密度,感得極大而柔軟的身、與眾多猛利的苦具,於是苦成二三四五倍。光記於此標問答,並自申「造多逆中,初是引業,後是滿業」——引業定了『生哪裡』,滿業定了『在那裡受到什麼程度』。
易誤處:以為「多逆同感一生」是打折。恰恰相反,是加倍。落地上:引業與滿業這一對工具在此第一次落到極端案例上;日後讀到六道差別、讀到同生一趣而苦樂懸殊,用的是同一對工具。
三、破僧章之二 · 誰能破、破誰、在哪裡、多久
〔三之一〕能破的人有三重門檻。 先問:任何人都能破法輪僧嗎?論設了三道門檻。其一身分——「能破僧者要大苾芻,必非在家、苾芻尼等」。其二行類——「唯見行者,非愛行人」:偏重推度見解的人才做得成,偏重情愛貪著的人做不成。其三戒行——「住淨行人,非犯戒者」,理由是「以犯戒者言無威故」。三道門檻合起來說明一件事:破僧不是靠惡,是靠威信。一個破戒的人說話沒有分量,帶不動僧眾。
至於所破的一邊,也有門檻——「唯破異生非破聖者,以諸聖者證法性故」;論並錄一說「有說:得忍亦不可破」,於是頌用「愚夫」二字含攝兩層。易誤處:讀成『聖者道心堅固所以不上當』。論給的理由是證法性,是所證的境界問題,不是意志力問題。落地上:這一段告訴讀者一個現實的判準——僧團最危險的破口不在明顯的惡人,在有戒有威信而見解偏走的人。
〔三之二〕在別處破·九人才夠·一夜必和。 先問:為什麼破僧一定要「異處」?論說「要異處破,非對大師」,因為「以諸如來不可輕逼,言詞威肅對必無能」——當著佛的面沒有人做得成。光記於此留下一條地望之考:「異處謂羯闍尸利沙山,此云象頭山,山頂如象頭故以名焉」,並辨正俗訛「舊云伽耶山者,訛也」。人數上,「要八苾芻分為二眾,以為所破,能破第九,故眾極少猶須九人」;頌疏釋此句作「九等者,要須九人」,並分四為正眾、四為邪眾。地域上「非於餘洲,以無佛故」——沒有佛出世的地方,連『另立一位異師』這件事都無從談起。時限上「此夜必和不經宿住」,所以破法輪僧從成到解不過一夜。
易誤處:把『一夜必和』讀成『破僧不嚴重』。它嚴重的地方不在持續多久,而在那一夜之中「大千世界法輪不轉」。落地上:破羯磨僧則寬得多——「唯破羯磨通在三洲,極少八人,多亦無限」,只要「要一界中僧分二部別作羯磨,故須八人」。二者一嚴一寬,讀者由此可知本論所謂「破僧」其實是兩件性質不同的事。
〔三之三〕六個時位不會有破法輪。 先問:為什麼要專門列出『不可能發生』的時候?因為這反過來界定了破法輪成立的條件。六位是——「初謂世尊轉法輪未久,後謂善逝將般涅槃時,此二時中僧一味故」;「於正戒見皰未起時,要二皰生方可破故」,『皰』是初起的隆腫,借喻戒與見上剛萌動的裂痕,要有兩個裂口才裂得開;「未立止觀第一雙時,法爾由彼速還合故」,止觀二上首弟子在,僧眾自然很快復合;「佛滅後時,無真大師為敵對故」,沒有佛,『另立異師』就失去對象;「未結界時,無一界中分二部故」。
易誤處:把六位當成六條孤立的規矩。它們其實是同一個條件的六種缺法——破法輪要同時具備『有佛可對抗』『僧已有裂縫』『無強力調停者』『界已結』,缺一即不成。落地上:論末補一句「非破法輪諸佛皆有,必依宿業有此事故」——不是每一位佛都會遇上;遇上與否繫於宿業。這一句把整段從制度問題拉回業感問題,正是本卷的主軸。
四、逆緣章 · 為什麼偏偏是父母與阿羅漢
〔四之一〕棄恩田·壞德田,與轉形、誤殺、出血、後得無學的四道簡別。 先問:害人的事很多,為什麼只有這幾種成無間?論答「由棄恩田、壞德田故」。光記把這一段的問答結構逐層拆開——標「由棄恩田壞德田故者,總答」,續標「如何有恩者,徵」·「身生本故者,答」·「如何棄彼者,問」·「謂捨彼恩者,答」。這是論主自問自答的釋詞結構,不是外人來詰難,讀的時候不要把它讀成辯論。德田一邊則作「德田謂餘阿羅漢等,具諸勝德及能生故」,害之即「壞德所依,故成逆罪」。
接著論設了四道簡別,一道比一道細。轉形——「逆罪亦成,依止一故」,性別轉了身還是那個身。血分——羯剌藍掉出而由他婦生下的公案,判準是「因彼血者身生本故」,給血分的是母,養育的是後母。誤殺——「若於父母起殺加行,誤殺餘人無無間罪」,反過來也一樣不成逆;一加行同時害母與餘人,則「若一加行害母及餘,二無表生,表唯逆罪」,理由是「以無間業勢力強故」。出佛血——「要以殺心方成逆罪,打心出血無間則無」。後得無學——「於無學身無殺加行故」,所以殺一個將死才證果的人不成逆。
易誤處:以為逆罪是『對象身分』決定的。四道簡別合起來說的正好相反:身分是必要條件,心與加行才是充分條件。落地上:這一段是全論『業之成不成』最細的一次操作示範;日後讀十業道之究竟不究竟,回頭看這四道簡別就有現成的手感。
〔四之二〕加行既定,中間無路可退。 先問:一個人已經動手往無間業上走了,中間還有沒有可能忽然開悟、忽然離欲?論答得極斷——「無間加行若必定成,中間決無離染得果」。而其餘惡業道則不然:加行中間如果聖道生起,業道就不會完成,因為「依止與彼定相違故」——所依的身心與那個業道決定相違,聖道一起,惡業道就走不下去了。
易誤處:把這一頌讀成『造逆的人永無翻身之日』。論說的是這一段加行之中不能離染得果,不是說此人永無得度之時。落地上:兩句對照著讀最有味道——其餘惡業,聖道能中途攔下;唯獨無間加行,一旦「必定成」就攔不住。這正說明無間之所以名為「無間」,不只是果報無間,連因位上也不容間隔。
五、最重的罪與最大的善
〔五之一〕破僧的那一句話,與感八萬大劫的那個思。 先問:五逆之中哪一個最重?論答破僧,理由是「由此傷毀佛法身故、障世生天解脫道故」——它壞的不是一個人的色身,是佛的法身(教法之身);它擋的不是一個人的路,是整個世間生天與解脫的路。論接著把那一夜的景象攤開:僧一破,直到未合之間,世間入聖、得果、離染、盡漏全被遮住,習定溫誦思等業息,大千世界法輪不轉,天人龍等身心擾亂。所以其餘四逆依次是「餘無間罪如其次第,第五三一後後漸輕」,而「第二最輕,恩等少故」。光記於此補一條輕重之理:「恩、德二田中,德田勝恩田,以彼德田能拔有情生死苦故」。
此處有一輪外人的詰難:既然破僧的語業最重,何以經中說三罰業中意罰最大、又說諸罪中邪見最大?論主答「據五無間說破僧重,約三罰業說意罪大,就五僻見說邪見重」——三句話分屬三個不同的評比範圍,並不相妨。頌之後半則翻到善的一邊:世間善中果最大的是能感第一有的那個思,「感八萬大劫極靜異熟故」;若論離繫果,則「據離繫果,則金剛喻定相應思能得大果」,所以頌特地加「世善」二字作簡別。
易誤處:把三句會通讀成『論主含糊其詞』。它其實是一條方法——任何「最」字都要先問『在哪一個集合裡最』。落地上:這一節把「最重」與「最大」並列,正是全卷結構的縮影:一端是那一句誑語,一端是那一個思。二者都不是『事情大小』的問題,是『所壞/所成之物』的問題。
六、五無間同類與三個最怕業的時候
〔六之一〕同類的五種。 先問:既然叫「同類」,是不是與五逆一樣重?論說「如是五種隨其次第,是五無間同類業體」——污辱身為阿羅漢尼的母親、殺住定菩薩、殺有學聖者、奪僧和合之緣、破壞窣堵波,依次與五逆一一相配。首句古來有二讀:光記兩讀並錄,作「謂有於母阿羅漢尼,或於母及阿羅漢尼行極污染」——前讀以「母阿羅漢尼」為一人,後讀以「母」與「阿羅漢尼」為二人二境;頌疏逕取二境讀,作「污母及污無學尼」;真諦則作一人讀,「若人污壞自母阿羅漢」。此處並錄不取捨。它們是同類而不是同名:性質相近、所壞相近,但不算五無間本身。至於它們是否也定生地獄,論在頌前錄了一說「有餘師說:非無間生」——同類雖然定生地獄,卻不一定是死後緊接著就生。
易誤處:把「同類」讀成「等罪」。論並沒有說它們也感一中劫的無間果。落地上:五同類逐一與五逆對照著看最清楚——污母阿羅漢尼對害母、殺住定菩薩對害父、殺有學聖者對害阿羅漢、奪僧和合緣對破僧、破窣堵波對出佛身血。這張對照表本身出於頌疏,它逐條標作「殺母罪同類」「殺父罪同類」「殺羅漢罪同類」「破僧罪同類」「出佛身血罪同類」;論本只說「隨其次第」而未逐條繫名。至於何以相似,光記逐一補出理據:「言同類者是相似義」,殺住定菩薩之所以配害父,是因「菩薩恩深猶如父故」;殺有學聖者之所以配害阿羅漢,是因「以學、無學同聖福田故」;奪僧和合緣之所以配破僧,是因「和合資緣與僧義等」;破窣堵波之所以配出佛身血,是因眾人恭敬此塔「與佛相似」。這五句是光記之增釋,不是論文自有。對照表與理據合看,本論編這五條的邏輯就完全透明了。
〔六之二〕將得忍、將得不還、將得無學。 先問:業什麼時候最會作障?論指出三個時位——「若從頂位將得忍時,感惡趣業皆極為障,以忍超彼異熟地故」;將得不還果時,欲界繫業皆極為障,只除順現法受業「唯除隨順現法受業」;將得無學果時,色無色業皆極為障,同樣除順現。論給的譬喻極生動:「如人將離本所居國,一切債主皆極為障」。
易誤處:以為「業為障」是隨時都一樣。論明說是將要跨界的那一刻最凶——因為那一刻等於要註銷那一地的異熟,該地的業自然全部湧上來攔。落地上:這一節其實是修行地圖上的三個關口預告;賢聖品講忍位、講不還、講無學時,這三個關口會再出現一次。此處先給讀者一個心理準備——越接近突破,舊業的牽扯越明顯,這不是退步,是關口的常態。
七、住定菩薩與妙相業
〔七之一〕「住定」這個名字從哪裡開始。 先問:前面說「殺住定菩薩」是無間同類,那麼菩薩從什麼時候起算「住定」?論答「從修能感妙三十二大丈夫相異熟果業,菩薩方得立住定名」——從開始修妙相業那一刻起。所謂「定」,論用四件事來界定:常生善趣(人天二趣)、常生貴家(婆羅門、剎帝利、巨富長者、大婆羅門家)、恆具男身(「於貴家中根有具缺,然彼菩薩恒具勝根」)、念力堅固(「生生常能憶念宿命,所作善事常無退屈」)。末後論用了一個很特別的譬喻——「如世傳有無價䭾娑,當知此言目彼菩薩」,並釋其所以:由久習無緣大悲,任運恆時繫屬於他人,以無慢心攝一切有情同己,甚至「常觀己如彼僕使」。
易誤處:把「住定」讀成『入了某種禪定』。此處的「定」是決定不退的定,不是定學之定——光記於此明界之:「此中言定,謂彼決定生善趣等名之為定,非是得定。菩薩住此,名為住定」。落地上:這一段是本論——一部部派系的論——對菩薩道最正面的一段描述。它的重心不在神通功德,在「難求事中皆能堪忍,勞迫事中皆能荷負」這一句上。
〔七之二〕修妙相業的五個條件。 先問:這個業不是隨處隨時能修的,條件是什麼?頌給了五條,論逐一釋。處所——必在贍部洲,「此洲覺慧最明利故」。身分——「唯是男子非女等身,爾時已超女等位故」。所緣與心地——「唯現對佛,緣佛起思是思所成,非聞修類」:必須現前對著佛,緣佛而起,而且屬於思所成慧這一格,不是聞所成、修所成。時量——「唯餘百劫造修非多,諸佛因中法應如是」。莊嚴——每一相各以百福嚴飾。釋迦則是特例,「精進熾然能超九劫」,九十一劫就修成,於是有那句「我憶九十一劫以來,不見一家因施我食有少傷損,唯成大利」。
論在此並錄一師之說(「宿舊師說」,光記訓其為「宿舊師者,謂自部中宿舊諸師」),又自設「何等名為一一福量」而三說並陳,末一說是「有說:此量唯佛乃知」。易誤處:把三說之末當成論主的定論。論文自身沒有下判語。落地上:這一節最實用的一句是「思所成」——妙相業不是靠聽、也不是靠定,是靠對著佛而起的那一念思。它把福德之修的樞紐指回到心的一剎那。
八、三無數劫與逆著次第的四位佛
〔八之一〕七萬五千、七萬六千、七萬七千。 先問:三大無數劫這個時量,論給的是空話還是實數?論給的是實數——「初無數劫中供養七萬五千佛」,次劫七萬六千,後劫七萬七千。三個數字每劫遞增一千——論所給的就是這三個數,遞增之所以然論未出,此處只依數錄之。
易誤處:把這串數字當作只能仰望的天文數字而跳過去。它在本論的作用是校準比例尺——前面剛講完一句誑語感一中劫的無間,這裡就用三無數劫的供佛數把善的那一端也拉到同一張圖上。落地上:讀阿毘達磨的數字,先問『這個數是要和哪一個數對照著看的』。此處要對照的正是前半卷那一中劫。
〔八之二〕逆次逢佛與最初的那一個願。 先問:什麼叫「逆次」?論釋「言逆次者,自後向前」——第三劫滿逢勝觀,第二劫滿逢然燈,第一劫滿逢寶髻,而最初發心時所逢的是釋迦牟尼。這一段最動人的是最後一節:菩薩最初逢的那位佛也名釋迦牟尼,他就在那位佛前發願「願我當作佛,一如今世尊」;而那位佛也在末劫出世、滅後正法亦住千年,所以今日的如來一一與那位佛相同。
易誤處:把「逆次」讀成佛出世的次序顛倒了。顛倒的是敘述的次序,論是從近往遠數的。落地上:這一段把「發願」與『成佛之相』扣成一條因果——最初那一念願所描的樣子,就是最後成就的樣子。本論在這裡難得地把一個極長的時量壓縮成一句很具體的話,讀者不妨把它當作全卷福德論的總綱來記。
九、六波羅蜜多的四個圓滿位
〔九之一〕四位配六度。 先問:六度為什麼配四位,而不是六位?論的排法是一、二、又一、二。第一位——「所行惠捨但由悲心,非自希求勝生差別」,能施一切乃至眼髓而只出於悲心,此時布施波羅蜜多圓滿。第二位——「若時菩薩被析身支,雖未離欲貪而心無少忿」,此時戒與忍二度同時圓滿。第三位是讚底沙佛而超九劫,精進圓滿。第四位——「將登無上正等菩提,次無上覺前住金剛喻定」,此時定與慧二度同時圓滿。末後論釋其名:「能到自所往圓德彼岸,故此六名曰波羅蜜多」;光記為此音義作訓——「六。波羅,此云彼岸。蜜多,此云到」。
易誤處:以為「圓滿」是指某一度修到不能再修。論標的是那一度到達彼岸的那個事件——布施之滿,滿在「但由悲心」四字上,不在施了多少。落地上:四位之中最可帶回自身的是第二位。戒與忍為什麼同時滿?因為身被支解而心無少忿,這一刻同時證明了不犯與不瞋——戒是不作,忍是不動;同一境上二者一起被驗到。
〔九之二〕那首讚佛的伽他,與「超九劫」。 先問:整卷只引了三首非本頌的伽他,為什麼要在此處引一首?因為它是「超九劫」這件事的現場。論敘其境:菩薩遇見底沙如來坐寶龕中入火界定,威光赫奕特異於常,於是專誠瞻仰而忘了放下另一隻腳,就這樣「經七晝夜無怠,淨心以妙伽他讚彼佛曰」,讚畢即「如是讚已便超九劫」。這首伽他的意思是說:天上地下、此界的多聞室、逝宮天處以至十方,都沒有可比的;大丈夫、人中牛王、大沙門,尋遍地與山林也沒有相等的。
易誤處:把「超九劫」讀成走捷徑。論給的因是「精進熾然」——七晝夜單足而立、目不轉睛、心無懈怠,這是把百劫的功課壓進七天的密度。落地上:這一則是全卷唯一帶場景的敘事,它把前面那些天文數字忽然拉回到一個站著不動的人身上。福德的量可以極大,起處卻始終是一念的專與誠。
十、施戒修三福業事的立名
〔十之一〕福、業、事三個字要分開讀。 先問:既然叫「三福業事」,是不是三件事都同樣是福、是業、又是事?論說「三類皆福,或業或事,隨其所應如業道說」——要像十業道那樣分格。十業道之中有的既是業又是道、有的是道而非業;這裡則分四格:有福亦業亦事、有福業非事、有福事非業、有唯是福非業非事。論逐一配:施類之中「且施類中身語二業具福業事三種義名」,能引起它的思只名福業,思俱有法只受福名;戒類唯身語業性,故皆具三名;修類之中慈只名福事(它是業所依的事),慈相應思與慈俱之戒只名福業,餘俱有法只受福名。論另出一種讀法:福業之名顯「作福」之義,事顯所依。末後並錄一說「有說:唯思是真福業」。
易誤處:把「福業事」當成一個不可拆的複合詞。它是三個判準疊在一起,拆開才讀得通。落地上:這一節是後面整個施戒修章的入口。凡讀到『某某是福業事』,先問這一句用的是三格中的哪一格——是在說它是福、是業、還是它是所依之事。
十一、施的體與施的名
〔十一之一〕施體不是所施之物。 先問:布施的體,是被送出去的那個東西嗎?論答不是——「捨具名施,謂由此具捨事得成,故捨所由是真施體」。真正的施體是能捨的那一具(身語業與能發起它的心心所),不是所捨之物。論並作一道簡別:「或由怖畏希求貪等捨事亦成」——因怖畏、希求、貪等而捨,捨的事一樣成立,卻不是此處所說的施;為簡別它們,頌才說「為供為益」。所謂「具」是什麼?「謂身語業及此能發」;能發又是什麼?「謂無貪俱能起此聚」——與無貪相應而能生起這一聚的那一分。
易誤處:把施的成立繫在物的多寡上。論繫的是心與業的那一具,並且用「無貪俱」三字把根繫死。落地上:這一節給出一條很硬的檢查——凡因害怕、因交換、因貪求而捨,物照樣出去,卻不落在「施」這一格裡。判準不在手上,在無貪那一念上。
〔十一之二〕一剎那善蘊即立施名。 先問:論引那首「若人以淨心,輟己而行施」的頌,是要補什麼?補的是時量。頌說這一剎那的善蘊,總起來就立名為施——施不是一個延續的過程,是一個剎那的善蘊之聚。論隨即說明「施類福」三字的構詞法:「言施類福者,顯施為體義,如葉類器草類舍等」,就像『葉類的器』是用葉子做的器、『草類的舍』是用草搭的舍,「施類福」就是以施為體的福;戒類、修類比照可知。
易誤處:把引頌讀成論主自己的頌。它前文明作「謂無貪俱能起此聚。如有頌曰」,冠「如有」二字,是他說之頌,不入本論之頌數。落地上:這一節把施的量度從『捨了多少』改成『那一剎那的善蘊有多純』。與上一節的「無貪俱」合看,施的判準至此完全收在心上。
十二、施的四句與果之三因
〔十二之一〕為自、為他、為二、不為二。 先問:施總是利他的,怎麼會有「唯為自益」的施?論用二個變項排出四句——施者是凡是聖(是否已離欲貪),受者是有情還是制多(佛塔)。未離欲與已離欲的凡夫奉施制多,是「唯為自益」,因為制多不受用,他人不由此得益。聖者已離欲而施諸有情,是「唯為益他」,因為「以他由此獲饒益故,非為自益,超果地故」——他自己已超過那個果地,不再由此得益。凡夫施諸有情,是「為二俱益」。聖者奉施制多,則是「不為益二」,因為「此施名曰不為益二,以此唯為恭敬報恩」。
易誤處:把「唯為自益」讀成自私。它說的是利益的落點,不是動機的高下——制多不受用,所以益不落在他方。落地上:四句一擺,可知本論衡量施的框架有兩軸——施者的位次、受者能否受用。這兩軸接下來就展開為主、財、田三因。
〔十二之二〕果的差別繫於三處。 先問:同樣是施,果為什麼有差別?論答「施有差別,由三種因,謂主、財、田有差別故」,並補一句因果鏈——施有差別,所以果有差別。三因即施主、所施之財、所施之田。
易誤處:以為果的差別只看田(施給誰)。論明白列了三項,田只是其一;施主的德與所施財的品質同樣入帳。落地上:這是本論福德論最重要的一張表。後面三節就是這三因的逐一展開,讀的時候把三因當作三個獨立的欄位,各自都能單獨拉高或拉低果報。
十三、主、財、田三因逐一展開
〔十三之一〕施主的四種德配四種果。 先問:施主的「德」指什麼?論答「由施主成信、戒、聞等差別功德,故名主異」。而果的差別則繫於他行施的方式,四種方式配四種果——「若施主行敬重施,便感常為他所尊重」;自手而施,感得於廣大財愛樂受用;應時而施,感應時之財,所須不過時;「若無損施,便感資財,不為他侵及火等壞」。
易誤處:把四果讀成隨機的酬報。四者其實一一對應——恭敬感尊重、親手感受用、應時感及時、無損感不壞,形式與果報是同構的。落地上:這一節可以當成一張自檢表。同樣一筆施,換一種行施的方式,果就換一個樣子;而四種方式全都不必多花一分錢。
〔十三之二〕所施之財的四塵配四果。 先問:財的差別怎麼量?論用色香味觸四塵來量——所施之財色具足,便感妙色;「香具足故便感好名,如香芬馥遍諸方故」;味具足故感眾人所愛;「觸具足故感柔軟身及有隨時生樂受觸」。反之「果有減者,由因闕故」。
易誤處:把『色香味觸具足』讀成非要昂貴之物。論說的是這一份供養在四塵上是否完整——好看、好聞、好味、觸感好,這四項與價格不是一回事。落地上:這一節與上一節合起來,等於說施的品質有八個可調的旋鈕(四種行施方式、四塵),全都在施者可控的範圍內。本論談福德,從來不談運氣。
〔十三之三〕田的四種差別。 先問:所施之田怎麼分?論分四項——趣、苦、恩、德。就趣說,「若施傍生受百倍果,施犯戒人受千倍果」。就苦說,如七有依福業事中「先說應施客行病侍、園林常食及寒風熱隨時食等」,其後說成就此七種者所獲福德不可取量。就恩說,「如父母、師及餘有恩」,並舉本生經中熊鹿等有恩之類。就德說,「若施持戒人,受億倍果等」。
易誤處:把四項當成一條線性的階梯。它們是四個並列的維度——一個正在受苦的畜生同時落在『趣低』與「苦重」兩格上,帳要分開算。落地上:四項之中「苦」與「恩」二項最容易被忽略。論特地把「客行病侍」「寒風熱隨時食」這些極平常的事列進七有依福業事,正是要說明福田不必遠求。
十四、最勝之施與五種不必是聖者的田
〔十四之一〕三重「最勝」。 先問:施福最勝的是哪一種?論給了三個並列的最勝。其一是薄伽梵所說——「若離染者,於離染者施諸資財,於財施中此為最勝」,離染者施於離染者。其二是菩薩之施——「雖不名為脫施於脫,而於施福亦為最勝」,因為它是普利樂一切有情之因。其三是八種施中的第八,論列八施之名「八施者何?一隨至施、二怖畏施、三報恩施、四求報施、五習先施、六希天施、七要名施、八為莊嚴心為資助心為資瑜伽為得上義而行惠施」,並逐一略釋前列數種,其中怖畏施是「謂見此財壞相現前,寧施不失」,習先施是沿習先人父祖家法而施。光記於「要名施」補一句訓——「求美名而行惠施,名要名施」。
易誤處:以為八施是八種好施。前七其實一路從被動、恐懼、交易、求名排下來,只有第八是為了莊嚴自心、資益瑜伽、求得上義而施。落地上:把八施當作一條動機的階梯來讀最有用——同一個布施的動作,動機停在哪一級,果就停在哪一級。
〔十四之二〕五種田即使是凡夫,施果亦無量。 先問:不是說田的德越高果越大嗎?那麼「設非證聖者」為什麼果也無量?論列五種——父、母、病人、說法師、最後生菩薩,「如是五種設是異生,但施亦能招無量果」。其中最後生菩薩即「住最後有,名最後生」。論特別為說法師設問:他在四田之中屬哪一田?答「是恩田攝」,理由是「為諸世間大善友故」——他能施給被無明所盲的人以慧眼、為世間開示安危、令有情生起無漏法身,簡要地說,善說法師乃至能作佛所作的事。
易誤處:把這一頌讀成推翻了前面的『德田最勝』。它並沒有推翻,只是指出恩田與苦田也能獨立地把果拉到無量——父母是恩之極,病人是苦之極,說法師論明判為恩田所攝、而論所出之理由已見其重,最後生菩薩則是位次之極。落地上:這一節最實際的一句是「病」。一個正在生病的普通人,在本論的帳上與說法師並列,這一點值得反覆記取。
十五、業的輕重六因與增長業的五因
〔十五之一〕輕重由六因。 先問:業的輕重憑什麼定?論列六因——後起(「後起者,謂作已隨作」,作了以後還接著作)、田(於彼作損作益)、根本(根本業道本身)、加行(引起身語的那一段)、思(由它使業道究竟)、意樂(「意樂者,謂所有意趣」,我應當造作如此如此)。頌疏於此逐一標序,作「此有六因:後起者,第一因也」以下,體例最清。論並舉三種偏重的情形:或唯由後起攝受而成重,或由田成重,或於同一田而由根本力成重——「如父母田行殺罪重」,而對父母行盜等業則不成這等重罪;至於由其餘(加行、思、意樂)而成重的,論以「例此應思」括之。光記於此逐字補足:「如父、母田行殺罪重成無間業,非於父、母作盜等業成無間罪」。末後定總則:「若有六因皆是上品,此業最重」,翻此最輕,中間則非最輕重。
易誤處:把六因讀成六個加分項。它們是六個獨立的檔位,各自可以是下品或上品,六者全上才是最重。落地上:六因之中「後起」最容易被忽略——作完之後還一再重作、一再隨喜,這一項單獨就能把業推成重品。
〔十五之二〕造作與增長的分界。 先問:經說有造作業、增長業,分界在哪裡?論答由五因——審思(「由審思故者,謂彼所作業,非先全不思、非率爾思作」)、圓滿(量已足夠應墮惡趣,「未圓滿時但名造作不名增長」)、無惡作對治(「由無惡作對治故者,謂無追悔無對治業」)、有伴(「由有伴故者,謂作不善業,不善為助伴」)、異熟(定與異熟)。善業翻此可知。頌疏同樣逐一標序,作「此有五因:由審思者,第一因也」。
易誤處:以為「增長」只是『多做幾次』。五因之中真正吃重的是無惡作對治——一個追悔、一個對治,業就停在「造作」而不成「增長」。落地上:這是全卷最可直接用上的一節。造作業與增長業之別,等於給了一條業還能不能被攔下的判準;追悔與對治不是心理安慰,是五因之一的實際缺口。
十六、沒有受者的福,與惡田裡的好果
〔十六之一〕捨類福與受類福。 先問:奉施制多而制多不受用,福從何生?論先分二類——「福有二類,一捨、二受」;「捨類福者,謂由善心但捨資財施福便起」,「受類福者,謂所施田受用施物施福方起」。制多之施沒有受類福,卻有捨類福。這一段有一輪往復要分清楚,光記逐句標定其說者:外人問「彼既不受,福由何生」〔光記標「問」〕;論主反責外人,追問憑什麼知道福一定要由受而生〔光記標「論主反責外人」〕;外人答「不受於他,無攝益故」〔光記標「外人答」〕;論主總非之〔光記標「論主總非,正釋下句」〕——這不是決定的證據,若福必由攝益他成,則修慈等、修正見等就不應生福了。於是結論是「是故應許供養制多有多福生,如修慈等」。其後有一輪外人的詰難:「豈不唐捐此施敬業?不爾,發業心方勝故」——論主以害怨家之喻答之:怨家命終而仍懷怨想、發起惡身語業,生多非福,並不是只起個心;供養已滅度的大師亦然。
易誤處:把『無受者亦有福』讀成『有沒有對象都一樣』。論說的是捨類福不待受,受類福仍然要待受;二類並存,不是二取其一。落地上:這一節解決了一個非常實際的疑問——對已經過去的人、對佛塔、對修慈的所緣,供養與修習到底有沒有用。論的答案是有,而且理由不在對方受不受,在「發業心方勝」。
〔十六之二〕惡田也有可愛果。 先問:若施給惡田,是不是只能招不可愛的果?論答不是,並用農事作證——「從末度迦種末度迦果生,其味極美」,「從賃婆種賃婆果生,其味極苦」,種什麼得什麼,「非由田力,種果有倒」。所以施主雖然在惡田中,只要以利益他人之心種下施種,招的仍是可愛之果。但論隨即補一句限定:「然由田過,令所殖種或生果少或果全無」。
易誤處:把這一節讀成『田好田壞都無所謂』。田的過失不改變果的性質,卻改變果的分量——這是兩件事。落地上:這一節與上一節合起來,構成本論福德論最能安人的一段——施給不值得的人,善心不會變成惡果;只是收成可能打折。判準始終在自心那一念。
十七、戒類福業事
〔十七之一〕戒的體與清淨的四德。 先問:「戒」是什麼?論從反面立起——「諸不善色名為犯戒」,其中的性罪立犯戒之名;「遮謂所遮非時食等」,這些雖非性罪,然而「雖非性罪而佛為護法及有情別意遮止」,受戒者違犯亦名犯戒。遠離這二者即是戒——「離性及遮,俱說名戒」;各有二種,即表與無表,以身語業為自性。
清淨則另立四德:「一者不為犯戒所壞」;二者不為彼因所壞(貪等煩惱隨煩惱);三者依治(依念住等,能對治犯戒及其因);「四者依滅,謂依涅槃迴向涅槃非勝生故」。頌中的「等」字則開出二說——「有說:戒淨由五種因」,即根本淨、眷屬淨、不被尋所害、為正念攝受、迴向寂滅;「有餘師說:戒有四種」,即怖畏戒、希望戒、順覺支戒、清淨戒,末者「四清淨戒,謂無漏戒,彼能永離業惑垢故」。
易誤處:把「性罪」與「遮罪」讀成有高下的兩類。論說遮罪之所以另立名目,是因為它本身不是惡,而是佛「別意遮止」——違之所以有罪,罪在違佛所制,不在事相本身。落地上:四德是一張很好用的自檢表——不犯、不被煩惱所侵、有對治可依、迴向處正確;四者缺一,戒仍在而不名清淨。而第二說的四種戒,正是一條動機的階梯:怕、求、為覺支、無漏。
十八、修類福業事與戒修所感
〔十八之一〕為什麼獨稱定地之善為「修」。 先問:一切善都要修,為什麼只有等引之善叫「修」?論先問其體——「言等引善,其體是何」,答是三摩地的自性及與它俱有之法。再問其義——「修名何義?謂熏習心」,以定地之善在心相續中極能熏習,令它成為有德之類。論給的譬喻是「如花熏苣蕂。是故獨名修」:把花與胡麻放在一起,胡麻便帶了花香。
易誤處:把「修」理解為『反覆練習』。論取的是熏習義——不是次數多,是能不能留下氣味。散心的善做得再多也留不住,定地的善一次就能著色。落地上:這一節解釋了為什麼本論把定學單獨列為一類福業事。花熏胡麻這個喻不妨常記——修的成效不看你做了多久,看心有沒有被熏上。
〔十八之二〕戒感生天、修感解脫。 先問:三福業事各感什麼果?前面已說施感大富,此處說「戒感生天,修感解脫」。但論立刻加一道簡別:頌中「勝」字是就殊勝的一面說——「謂施亦能感生天果,就勝說戒」,持戒也能感離繫果,只是就殊勝說修。
易誤處:把三配三讀成一一封死——以為施只能得財、戒只能生天、修才能解脫。論明說不是;三者的果域是重疊的,配對只取其最勝。落地上:這一節示範了讀阿毘達磨配對表的通則——凡見『某某感某某』一式,先問這是唯感還是就勝而說。本論在此親自把答案給了,讀者可以拿它當作往後所有配對表的解鎖鑰匙。
十九、梵福之量
〔十九之一〕先軌範師的算法。 先問:什麼叫梵福?論先引經列四人能生梵福——「一為供養如來䭾都建窣堵波於未曾處」,二為供養四方僧伽而造寺施園四事供給,三是佛弟子把已破的僧眾重新和合,四是對有情普修慈等。那麼它的量是多少?第一說是先軌範師的——「隨福能感一劫生天受諸快樂是一福量」,理由是所感的受樂之時「同梵輔天一劫壽故」,並引餘部伽他為證。
易誤處:把四種梵福讀成四件大事業。第三項「破已能和」與第四項「普修慈等」都不需要財力——把破裂的僧眾重新接起來,與前半卷破僧的極重恰成一對。落地上:這一節與卷首破僧遙相呼應,是全卷結構上最漂亮的一次回照——壞和合是最重之罪,成和合是梵福之一。
〔十九之二〕餘部的那首伽他,與毘婆沙師的算法。 先問:論引「有信正見人,修十勝行者,便為生梵福,感劫天樂故」這首伽他,是要證什麼?證的是『一劫天樂』這個量——所以前文明作「以於餘部有伽他言」,標明它出於餘部,是引來作證的頌,不是本論之頌。第二說則是「毘婆沙師作如是說:即於分別妙相業中,所辯福量此即同彼」——梵福之量就等同於前面分別妙相業時所辨的那個福量。末後論以「等言為顯如是異說」收之。
易誤處:把二說讀成有高下。論文自身沒有判語,頌的「等」字正是為容納異說而設。落地上:這是本卷第三次『並錄不判』(前二次是一一福量三說、戒淨二異說)。三處之中,一一福量與梵福量二處確是量的問題,戒淨一處則是戒淨之因與戒之種類的問題,並不同科。讀者遇到本論不下判語之處,要看的是論主在該處究竟有沒有下判語,不必先預設它屬於哪一類。
二十、法施與順三分善
〔二十之一〕法施的兩個條件。 先問:財施已說,法施的界限在哪裡?論給了二個條件——如實、無染:「若能如實為諸有情以無染心辯契經等令生正解,名為法施」。反面則說得極重:「故有顛倒或染污心求利名譽恭敬辯者」,這種人「是人便損自他大福」——不是無功,是損,而且是自他俱損。
易誤處:以為說法總比不說好。論明說顛倒或染污心而說,是損自他大福。落地上:兩個條件各對一邊——「如實」對所說之法,「無染」對能說之心。二者缺一,法施就翻面成損。這一節與前面『施之體在無貪俱』一句同一機杼:本論衡量福德,始終先看心。
〔二十之二〕順福分、順解脫分、順決擇分。 先問:這三個「順」字各順向哪裡?論釋「言順福分者,謂感世間可愛果善」,順的是世間可愛果;「順解脫分者,謂定能感涅槃果善」,順的是涅槃;「順決擇分者,謂近能感聖道果善」,順的是聖道,也就是煖等四位——「即煖等四,後當廣說」。最動人的是中間一段:順解脫分善一旦生起,「此善生已,令彼有情名為身中有涅槃法」;怎麼知道自己已種下了?論給了一個可以自驗的徵相——聽到說生死有過、諸法無我、涅槃有德,便身毛豎立、悲泣墮淚。並以「如見得雨場有芽生,知其穴中先有種子」為喻。
易誤處:把三分讀成三個階段。它們是三種朝向——同樣是善,朝向可愛果、朝向涅槃、朝向聖道,性質就完全不同。落地上:這一節是本卷留給讀者最私人的一段。順解脫分善看不見摸不著,論卻給了一個徵相:聽到無我與涅槃而動容。那不是情緒,是穴中先有種子的證據。
二十一、書印算文數,與品末的四個異名
〔二十一之一〕世間技藝也用三業來解。 先問:書、印、算、文、數是世間的技藝,論為什麼要為它們定體?因為本品的任務是把一切「作」都收進業的框架。論釋「如理起者,正加行生」——由正加行而生;三業即身語意;能發即隨其所應的受想等法。分配則是「此中書印以前身業及彼能發五蘊為體」,算與文以語業及能發五蘊為體,數以意業及能發四蘊為體,因為「但由意思能數法故」。光記於此釋其字面——「書謂手書,印謂手印」。
易誤處:看到「五蘊為體」「四蘊為體」而不解其異。數之所以只用四蘊,是因為它唯由意思而成,不涉色蘊。落地上:這一節看似枝節,實則是全品方法的收尾示範——任何一件世間的作為,都可以被拆成『哪一業+能發它的哪幾蘊』。這把刀學會了,讀者自己遇到任何行為都能照樣拆。
〔二十一之二〕妙、劣、應習、無上——全品的收束。 先問:品末忽然講一組異名,用意何在?這是把全論常用的四個評價詞一次定義清楚。「善無漏法亦名為妙」;「諸染污法亦名有罪有覆及劣」,比照這一妙一劣,中間一類自然成立,所以頌不再辨;「諸有為善亦名應習」。論並自設一問:無為法為什麼不名應習?答有二——「不可數習令增長故」,又習是為了求果而無為法無果。末後「解脫涅槃亦名無上」,理由是「以無一法能勝涅槃,是善是常超眾法故」;其餘諸法皆有上,義准已成。全品即止於「餘法有上,義准已成」。
易誤處:把「應習」與「無上」讀成同一個層級的讚詞。二者恰好相反——應習是可以數數修習令增長的,所以限於有為善;無上是無可再上的,所以唯屬涅槃。落地上:整卷從最重的一句誑語起,到這裡以「無一法能勝涅槃」收。一頭是壞法輪的那一夜,一頭是超眾法的那一法;業品六卷的全部計量,最後就落在這一組對照上。
承衍:三疏之鏡
以上是本卷論文自身之義。此下另立一節,收四事:三疏之判釋與互異、眾賢之破與補、真諦舊譯之異、可對讀之座標。鏡非論,只是換一種讀法看同一段文;並錄不判,各還其位。
一、三疏互異之處
一部完全缺席的疏。 本卷只有三家可校。神泰疏是殘本,現存七卷分屬界品、根品與賢聖品,業品全闕,所以本卷沒有泰疏的逐文釋可繫。據實標闕,不以他卷之文充之。
三家在同一刀上判得逐字相同。 這在本帙並不多見:光記「此下第二別明業障。就中,一出業障體;二別明破僧;三明成逆緣;四明加行定;五罪重、大果;六無間同類」,寶疏作「第二別明業障」而六目起於「一出業體、二別明僧破」,頌疏作「從此第二,別明業障,就中分六:一明業障體、二明破僧、三明成逆緣、四明加行定、五明罪重大果、六明無間同類」。三家獨立分卷而科名與六目次第逐一相合,可作卷界即科界之旁證。
破法輪僧與破羯磨僧體同不同——二位古德之解與光記的自難。 光記自設「問:破法輪僧、破羯磨僧,為體同不?古德休法師解云:破僧體有二種:若破法輪僧,以非擇滅為體。若破羯磨僧,以不和合為體」,隨即難之「難云:若說破羯磨僧以不和合為性,此亦無違。若言破法輪僧以非擇滅為體,此即不然。諸論皆說所破僧體不和合性」;又錄「空法師意解:若破法輪僧,以法輪理和合上非得為體。若破羯磨僧,以羯磨事和合上非得為體」,亦難之「難云:總言非得,義亦不違」。⇒ 論文自身只說僧破體是不和合,並未分二;二位古德之異解與光記之難皆屬疏家判釋,並錄不判。
「有說:得忍亦不可破」——光記無標而寶疏補足。 本論此句未言其故。逐字檢索光記卷十八,此句並無另立的說者標記,光記僅於釋「愚夫」二義時一併帶過。寶疏則引《正理》補其理據——「有說得忍亦不可破,由決定忍佛所說故」。⇒ 此為寶疏詳於光記之一處:底本的空白由對辯之論與古德注疏之互證填補,然其理由並非底本自身明文,引用時須明示出處。並錄不判。
一加行害二人時表業是一是二——「前師/後師」是光記之科。 本論只說「若一加行害母及餘,二無表生,表唯逆罪」而後錄「尊者妙音說有二表」,並未標前後二師。光記以己語分之——「前師意說:從強表一」·「後師意說:皆有二表二無表生,表微各異」,並引《婆沙》為證「尊者妙音說曰:諸有表業極微所成,害母及餘極微各異,故有表罪於二人邊得」。寶疏同判「此師意說,表亦有二」。⇒ 「前師/後師」之分屬光記之科,非論文自身結構,誌錄不判。
始欠持公案的敘事,是二疏所補。 論本只說「佛告始欠持:汝已造二逆」,未言其始末。光記標「若爾喻說至殺阿羅漢者,引經為難」,並補其本事「昔佛在世,南印度國有一國王」以下,末以「彼顯一逆至訶責彼罪者,答」收之;寶疏同引此公案而標籤亦作「難」。⇒ 敘事之補筆可供讀者知其本事,「引經為難」之說者標籤本身則屬疏家之科。二疏於此標籤一致。
一一福量三說——光記獨出判語。 論文三說並陳而無判。光記則明標「此中三說,如文可知,且以後師為正」,並引《婆沙》評家語「唯佛能知非餘所測」。⇒ 論文自身無判語,判在光記;引之須明繫屬,不得逕作論之定論。並錄不判。
八施逐名釋——光記詳而寶疏略。 光記逐名略釋並補「求美名而行惠施,名要名施」;寶疏於此節僅標科而不逐名展開。
戒淨二異說的序次——光記分序而寶疏不分。 光記標「此即初師。有說:戒淨由五種因」並引《雜心》為證「根本淨者,離起根本業道」以下;又標「此即第二師。說戒有四種」。寶疏則但作「等言為顯至五迴向寂,釋頌『等』字顯有異說」與「有餘師說至永離業惑垢故,敘異說也」,未逐一標序。⇒ 三家詳略深淺互異之一例。
梵福初師之宗屬——光記一句猶疑三宗。 光記於「先軌範師」云「有二師說。此即初師,是經部,或是大眾部師,或是當部異師」,一句之內並列三種可能;至第二師則逕依底本用詞「此即第二師說。說梵福量指同前解」。⇒ 同一段中,光記對二師的態度一疑一定,誌錄不判。
⭐ 二疏所引真諦「十勝行」六種的次序恰好相反。 光記「真諦師解云:十勝行者」以下,一作救母、二作救父;寶疏「真諦云:謂前四梵福更加六種」以下,一作救父、二作救母。⇒ 同一位古德之說而二疏所引次序相反,此為本卷三疏互異最具體的一處,唯錄不判;引「十勝行」時宜註明另家次序有異。
書印之體——這一次是寶疏詳而光記略。 光記只釋字面「書謂手書,印謂手印」;寶疏於「明書印體同」處補出《婆沙》之出處。⇒ 與八施一節的方向恰好相反(彼處光記詳、寶疏略),不得執一為通例。
頌疏的長處在標序。 業輕重六因與增長業五因二節,頌疏逐一標其序次——「此有六因:後起者,第一因也」·「此有五因:由審思者,第一因也」;寶疏於五因亦作逐一標序。三家於此節體例互異而無義理之爭。
古德一致之處也要記。 制多福業「豈不唐捐」一句,光記標「豈不唐捐此施敬業者,外難」,寶疏標「外人難」——二疏說者標籤一致,皆判為外人之難而非論主自設。此節本文之繫屬即依此。
三疏純覆述之處,據實記。 五無間同類逐一之釋、品末諸法異名一頌之釋,三疏皆與底本論曰逐字近同,未見異說或增義。零命中亦誠實記,義疏此二節逕依底本教清即可。
二、眾賢之破與補釋
本卷的論敵換人了。 業品前五卷,眾賢屢用「經主」二字點世親的名而逐句反破;到了本卷則不然。以容錯法逐字覆核,「經主」一詞於《順正理論》辯業品全篇共五十五見,然全數落在本卷對應段之前的範圍,本卷對應段之內零見;《顯宗論》同理。⇒ 眾賢於本卷所破的是「上座」一系,不是「經主」。 這是一條經二式覆核的負命題,它所能證的只有這一件事——標名的轉移,不能由此推論本卷無爭。
五無間的體是否唯意業——眾賢先破上座而後立宗。 眾賢於本卷開篇即引上座之說而破之:「且上座言:三業為體,身業語業一一獨能招異熟果。理難成故,以但意業所作事重,故許能感殊勝異熟,此極疎怳」。難之曰「汝已許思依身語轉名身語業,今許意業為無間體,便應暫起欲造逆思即成無間」,末判「其理難成,故彼所言在聖教外」,而後方引與俱舍逐字相同的頌立為己宗。⇒ 這一輪對辯先於俱舍頌本身而發,是眾賢自加的框架,俱舍論文中並無此難。一義二宗並錄,不判勝負。
羯剌藍墮胎轉生之例,上座質其為虛設。 俱舍設此例以問害母之逆罪落在誰身上。眾賢引上座之難:「上座於此作如是言:若羯剌藍有命無墮,若有墮者必已命終,有情必無住糞穢故。由無是事,為問唐捐」——意謂這個案例根本不可能發生,問了也是白問。眾賢答之曰「上座決定於業趣中,不能審知功能差別」,以中有穿度金剛、母腹之火能消金石而羯剌藍於中增長為證,並舉「曾聞經中說,有尊者童子迦葉如是而生」為先例。⇒ 所爭者是案例本身可否成立,非害母逆罪之義理。並錄不判。
制多之施一節,眾賢與俱舍同旨。 眾賢於此非另立異說,乃申論俱舍已有之答,且更詳——「於有德田追生勝解,起極尊敬奉施制多」,並用與俱舍近乎逐字相應的害怨家之喻。⇒ 此段不入對辯之屬,是承取而非反破,誌錄之。
梵福二師的稱謂,二論用語不同。 俱舍玄奘本作「先軌範師」與「毘婆沙師」,而眾賢所載之對應論本文兩處俱作「有餘師說」——「有餘師說,隨福能感一劫生天受諸快樂,齊是名曰一梵福量」·「有餘師說:此如所辯妙相業中所說福量」。⇒ 同一玄奘譯場所出二論而稱謂互異,唯錄不判,不臆斷孰為梵本原貌、孰為譯語之選擇。與上文光記『一句猶疑三宗』並觀,可知這一師承的歸屬自古即無定說。
「得忍亦不可破」的理據,三處異口同聲。 眾賢二論皆補「有說得忍亦不可破,由決定忍佛所說故」,寶疏引《正理》同此句。而俱舍本文與光記皆未明標。⇒ 這是跨本比對的一個好例——底本的空白,可由異譯、對辯、古德注疏三面互證而補其所以然,然仍屬補充材料,不得逕作底本固有之理。
三、真諦舊譯之異
真諦《俱舍釋論》於本卷相應段自成一系。段界只能以場景結構定——起處作「此無間業體性云何?四身業為體,一口業為體,三殺生為性,一妄語為性,一殺生前分為性」,逐字回應玄奘開卷之問;迄處作「尚無法等涅槃,何況有上」,與玄奘品末同一收束。二本分卷不同,本卷所對的一段落在真諦「之四」卷內而不與卷界相合,以玄奘的詞去搜真諦本永遠找不到界。
體例基差:一頌拆成幾枚短偈。 玄奘「頌曰/論曰」整頌先出,真諦「偈曰/釋曰」逐句嵌釋。本卷之中,玄奘一頌四句者,真諦每每拆為二至四枚短偈——僧破一頌拆二(「偈曰:僧破非和合,性非相應法,無染無記法」與「偈曰:眾與此相應」),能破者一頌拆三,六波羅蜜多一頌拆四,品末結頌亦拆四。也有玄奘立頌而真諦逕用長行者——五無間體與三無數劫供佛數二處皆然。此為體例之異,非個別脫落。
譯名自成一系。 苾芻作比丘、贍部洲作剡浮洲、無間作毘指、窣堵波與制多皆作支提、不還作那含、無數劫作阿僧祇、思作故意、等引作寂靜地、解脫果作相離果、蘊作陰、福業事作福業類。佛名亦異——勝觀作毘婆尸、寶髻作寶光,唯然燈同名。⇒ 佛名之異是否同指一佛之異譯,抑或所據傳承有別,非文字所能斷,唯錄不判。
⭐ 三首引頌,恰好排出譯法差的全幅。 讚底沙佛一頌,二本逐字全異——玄奘作「天地此界多聞室,逝宮天處十方無,丈夫牛王大沙門,尋地山林遍無等」,真諦作「地天梵靜處皆無,三世十方未曾有,遍行尋此地山林,何人等尊由三德」。施類福一頌則逐句可對——「此剎那善蘊,總立以施名」對「此剎那善陰,說此名施業」。餘部梵福一頌則近乎逐字合——首句「有信正見人」二本全同,餘三句僅一二字之易。同一卷之內、同為引頌,而三首從全異到全合,正可見引頌之譯法本無定則。並錄不判。
戒之立名,二本一正一反。 玄奘正面立戒——離犯戒及遮即名戒;真諦則先立反面「偈曰:邪戒謂惡色,正戒離此二」,由「邪戒」反顯「正戒」。⇒ 這是論說次第的開合之異,不是字誤。
一處措辭的詳略。 五無間同類之首,玄奘明標「污母無學尼」(點出比丘尼身分),真諦但作「污母阿羅漢」而不著「尼」字;然其長行自釋作「若人污壞自母阿羅漢,由行非梵行故」,義仍相通。並錄不判。
四、可對讀之座標
本卷所立的兩組法數,在瑜伽行系之根本論中皆有同名者,可以逐字並看。
五無間業與無間業同分。 本卷立五無間之目為害母、害父、害阿羅漢、破僧、出佛身血,其同類則作污母無學尼、殺住定菩薩、殺有學聖者、奪僧和合緣、破壞窣堵波。《瑜伽師地論》於同一法數所列之五目,逐一即害母、害父、害阿羅漢、破僧、於如來所惡心出血——五無間之目二系全同;而彼系別立『無間業同分』一目,其首舉者是於阿羅漢尼及於母所行穢染行、打最後有菩薩,以下續列殺羊立法、損害親友、對已施無畏者後返加害、劫奪僧門等目。⇒ 同名之法數而所收之目顯異——本論之五同類一一與五逆相配,瑜伽之同分則廣攝諸種背恩害善之行。同名而目異,唯錄不判。
三無數劫與波羅蜜多。 本卷以三無數劫配供佛之數、以四位配六度之圓滿。《成唯識論》於同一時量則以三無數劫配波羅蜜多之三重大小,其第三重逕以第三無數劫為『大波羅蜜多』。⇒ 時量之數二系相同,而所繫的義理框架不同——本論繫之於妙相業與六度四位,唯識繫之於十地十度之修相。數目相同而框架不同,可以並看。
至於本卷施戒修三福業事、業輕重六因、造作與增長四句、順三分善諸目在彼系的逐字對應,本層未逐條徵得,據實標闕,不以他處之文充之。
Before Reading This Fascicle
The Chapter on Action, arriving here, is at its sixth fascicle, and its last. The five preceding fascicles adjudged one by one the nature of the entity of action, the obtaining and relinquishing of discipline, the several gates of action spoken of in the sūtras, and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and at the end set up the three obstructions — the obstruction of action, the obstruction of the afflictions, and the obstruction of maturation. This fascicle opens by catching hold of that very tail: “among the three obstructions adjudged above, it was said that the fiv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are the entity of the obstruction of action.” Of the three obstructions, what is the entity of the first? The answer is the fiv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And so the whole fascicle unfolds from here.
The three ancient masters adjudge this one cut in complete agreement. Puguang’s Record marks it, “below, the second, explaining the obstruction of action separately. Within it, first setting out the entity of the obstruction of action; second, explaining the splitting of the Saṅgha separately; third, explaining the conditions that make a deed one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fourth, explaining that the preparation is fixed; fifth, the heaviness of the offense and the greatness of the result; sixth, what is of the same class as th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Fabao’s Commentary marks it, “second, explaining the obstruction of action separately”;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marks it, “from here the second, explaining the obstruction of action separately, and within it a division into six” — and even the sequence of the six subsections is one by one the same. This is not often met with in the history of the outlines of this treatise, and it may be seen from it that the boundary of the fascicle is itself the boundary of the outline, and not a cut forced upon the text by later hands.
The structure of this fascicle has a shape well worth noticing: the first half is utterly heavy, the second half utterly excellent. The first half speaks of the deepest evil that can be done — the fiv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and within them the force of a full eight stanzas is spent upon the single matter of “splitting the Saṅgha,” nailing down one by one its entity, the person who can split, the persons who are split, the place, the number, the term of time, and the six occasions on which it cannot happen at all. The second half turns of a sudden and speaks of the bodhisattva’s action producing the excellent marks (the three incalculable aeons, the hundred aeons of cultivating the marks, the meeting with Buddhas in reverse order, the leaping over of nine aeons, the fulfillment of the six pāramitās in four stages), and then of the three bases of meritorious action, giving, discipline, and cultivation — the name and sense of giving and its four alternatives, the donor and the goods and the field, the six causes of an action’s lightness or heaviness, action done and action increased, giving to a caitya, the two kinds of discipline, equipoise being called cultivation, the measure of the merit of Brahmā, the giving of Dharma, and the three wholesome things that are conducive. At the end it closes the whole chapter with the entities of writing, seals, calculation, letters, and numbers, and with the stanza “the wholesome without outflows is called excellent.”
The whole fascicle can therefore be read as a scale of the extremes of action: probing downward to the deepest notch (that one lying sentence that splits the Saṅgha), and upward to the highest notch (the volition that draws down eighty thousand great aeons, and the fulfillment of the six pāramitās over three incalculable aeons). The line running between them never changes — the lightness or heaviness of an action is not settled by the size of the deed but by the field, by the mind, and by the thing destroyed. This will be met with in passage after passage below.
There is one more thing to say at the outset. Three times in this fascicle the treatise records both accounts without adjudicating (the three accounts of the measure of a single merit, the two divergent accounts of purity of discipline, the two accounts of the measure of the merit of Brahmā), and the author passes not one sentence of judgment. In reading, do not hurry to look for “the correct answer”; look first, and clearly, at where each party puts the weight.
I. The Entity of the Fiv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1.1〕Four of body and one of speech · three of killing and one of lying · one a preparation. First the question: the fiv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are five matters, so why must the stanza take them apart into three groupings, “four of body and one of speech,” “three of killing and one of lying,” “one a preparation”? Because these are three different measures. The first measures the kind of action — “among the fiv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four are bodily action, one is verbal action; three are killing, one is the root path of action of false speech, one is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path of action of killing”: killing one’s mother, killing one’s father, killing an arhat, and drawing blood from the body of a Buddha all set the body in motion, while splitting the Saṅgha sets the mouth in motion. The second measures the assignment to a path of action — the first three are the path of action of killing, splitting the Saṅgha is the path of action of false speech. The third is the most important: drawing blood from the body of a Buddha, though a bodily action, is not the path of action of killing but only a preparation for killing, and the reason is one sentence — “since the body of a Tathāgata cannot be killed.” For a path of action to be established there must be the result “the one killed dies”; the body of a Buddha cannot be killed, the result can never come about, and so it can only stop in the square of preparation.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immediate retribution” means that the five matters are equally heavy. It does not — the five matters share the name “immediate retribution” with regard to falling inevitably into the hell without interval and not being separated off by another birth; as to the paths of action, their standing is not the same. In practice: with any set of enumerated dharmas in this treatise, ask first “by which measure was this set of headings compiled?”; give the same set of things another measure and the squares are rearranged — this same move is used later in this fascicle in treating the three bases of meritorious action and the four alternatives of giving.
II. The Chapter on Splitting the Saṅgha, Part One · What the Split in the Saṅgha Is, and in Whom It Is Possessed
〔2.1〕The entity of the split in the Saṅgha is “non-concord.” First the question: since splitting the Saṅgha is the heaviest of offenses, what sort of dharma ought its entity to be? Intuition answers, “surely some utterly evil state of mind.” But the treatise’s answer is unexpected — “the entity of the split in the Saṅgha is the nature of non-concord; it is gathered under the aggregate of formations, unobscured-indeterminate and not associated with mind.” What is called the split in the Saṅgha means the loss of the concord of the Saṅgha; this is a formation not associated with mind (not form, not mind or a mental factor, but that other class of dharmas set up within the aggregate of formations), and its quality is unobscured-indeterminate, neither wholesome nor unwholesome. The treatise itself raises the difficulty: if it is unobscured-indeterminate, how can it be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The answer is thoroughly brisk — “such a split in the Saṅgha arises from a lie, and so the splitting of the Saṅgha is said to be a result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The split in the Saṅgha is the result; that one lie is the cause.
More decisive still is in whom it falls: “it is not the one who splits that possesses this split in the Saṅgha; it is possessed only by the Saṅgha that is split.” The man who splits the Saṅgha does not possess the dharma “split in the Saṅgha” at all; what possesses it is on the contrary the very body of monks who are split. The easy error: to confound “the split in the Saṅgha” with “the offense of splitting the Saṅgha” as one thing. The two belong to two different persons — the dharma is on the side of the Saṅgha, the offense on the side of the splitter. In practice: this is the model of how the treatise parts “the thing” from “the offense”; later, in treating “the merit of the class of relinquishing and the merit of the class of enjoyment,” the same parting is performed once again.
〔2.2〕What the splitter possesses is the offense of lying · maturing for an aeon · the more the deeds, the greater the suffering. First the question: since the split in the Saṅgha is not in the splitter, what after all does the splitter come to possess? The answer: “the man who splits the Saṅgha possesses the offense of splitting the Saṅgha” — and this offense “has false speech for its nature, that is, the manifest and nonmanifest verbal action arising together with the split in the Saṅgha,” and its retribution is that “he must undergo the most extreme suffering for an intermediate aeon in the great hell without interval.” Of the five deeds, splitting the Saṅgha alone is inevitably an intermediate aeon in the hell without interval, whereas of the other four “the remaining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are not necessarily born in the hell without interval.” Here the author raises for himself a very sharp question: since many such deeds all mature in the next birth, how can one birth hold five portions of retribution? He answers himself — “as those offenses increase, so does the suffering increase in severity”: it is not the number of births that is increased but the density of the suffering; one obtains a body vast and soft, together with many keen instruments of suffering, and so the suffering becomes twofold, threefold, fourfold, fivefold. Puguang’s Record marks question and answer here, and states for itself that “among the several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done, the first is the projecting action and the later ones are the completing action” — the projecting action settles “where one is born,” the completing action settles “to what degree one undergoes things there.”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many deeds drawing one birth together” is a discount. Just the contrary — it is a multiplication. In practice: the pair of tools, projecting action and completing action, comes down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upon an extreme case; hereafter, in reading of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six destinies, and of beings born into one and the same destiny yet worlds apart in pleasure and pain, it is this same pair of tools that is used.
III. The Chapter on Splitting the Saṅgha, Part Two · Who Can Split, Whom, Where, and for How Long
〔3.1〕The one who can split must pass three thresholds. First the question: can anyone at all split the Saṅgha of the wheel of Dharma? The treatise sets up three thresholds. The first is standing — “the one who splits the Saṅgha must be a full bhikṣu; he is certainly not a householder, a bhikṣuṇī, or the like.” The second is class of conduct — “only one whose conduct is of views, not one whose conduct is of craving”: only a man who leans toward reckoning out views can bring it off; a man who leans toward affection and greedy attachment cannot. The third is observance — “one abiding in pure conduct, not one who has broken discipline,” the reason being “since one who has broken discipline has no weight in his words.” The three thresholds together make one thing plain: splitting the Saṅgha is not accomplished by evil but by prestige. A man who has broken discipline speaks without weight and cannot move the body of monks.
As for the side that is split, there is a threshold as well — “only ordinary beings are split, not noble ones, since the noble ones have realized the nature of dharmas”; and the treatise records alongside it another account, “some say: one who has gained receptivity also cannot be split,” so that the stanza uses the two words “the foolish” to cover both layers.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is as “the noble ones are firm in the resolve of the path and so are not taken in.” The reason the treatise gives i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nature of dharmas; it is a matter of what has been realized, not a matter of strength of will. In practice: this passage gives the reader a realistic criterion — the most dangerous breach in a body of monks is not the obviously evil man, but the man of discipline and prestige whose views have gone askew.
〔3.2〕The splitting must be elsewhere · nine men are needed · concord returns within one night. First the question: why must the splitting of the Saṅgha take place “elsewhere”? The treatise says “it must be split elsewhere, not in the presence of the Great Master,” because “the Tathāgatas may not be lightly pressed upon, and their words being majestic and grave, no one has the power to do it face to face” — in the presence of the Buddha, no one can bring it off. Puguang’s Record leaves here a note on the geography: “‘elsewhere’ means Mount Gayāśīrṣa, which here is called Elephant-Head Mountain, since the summit of the mountain is like an elephant’s head,” and corrects the vulgar error, “the old rendering ‘Mount Gayā’ is a corruption.” As to number, “eight bhikṣus must divide into two assemblies to be the party split, and the splitter is the ninth, and so the assembly at its smallest still requires nine men”;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explains this line as “‘nine and upward’ means that nine men are required,” and divides four as the correct assembly and four as the deviant. As to region, “not in the other continents, since there is no Buddha there” — where no Buddha appears in the world, there is no talk even of “setting up another master.” As to term of time, “that same night concord must return, and it does not last past the night,” and so the splitting of the Saṅgha of the wheel of Dharma, from its accomplishment to its undoing, does not exceed a single night.
The easy error: to read “concord must return within a night” as “splitting the Saṅgha is not serious.” Where it is serious is not in how long it lasts but in that during that one night “in the great thousandfold world the wheel of Dharma does not turn.” In practice: splitting the Saṅgha in its formal acts is much broader — “the splitting of formal acts alone extends to three continents, at the least eight men, and at the most without limit,” it being only required that “within one boundary the Saṅgha divide into two parties and perform formal acts separately, and so eight men are required.” The one strict and the other broad, the reader may know from this that what the treatise calls “splitting the Saṅgha” is in truth two matters different in nature.
〔3.3〕Six occasions on which there is no splitting of the wheel of Dharma. First the question: why set out expressly the times when it “cannot happen”? Because this defines, from the other sid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splitting the wheel of Dharma can be established. The six occasions are — “‘first’ means when the World-Honored One has not long turned the wheel of Dharma, ‘last’ means when the Well-Gone One is about to enter parinirvāṇa; in these two times the Saṅgha is of one taste”; “when the blisters upon right discipline and right view have not yet arisen, since two blisters must arise before there can be a splitting,” a “blister” being a swelling newly raised, borrowed here as a figure for the fissures just budding upon discipline and view, and it takes two openings before a thing can be torn apart; “when the first pair is not yet established, since it is the very nature of things that through them concord swiftly returns,” the two chief disciples of calm and of insight being present, the body of monks naturally comes together again quickly; “after the Buddha has passed away, since there is no true Great Master to be opposed,” there being no Buddha, “setting up another master” loses its object; “when a boundary has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since within one boundary there is no dividing into two parties.”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e six occasions as six isolated rules. They are in fact six ways of lacking one and the same condition: splitting the wheel of Dharma requires all at once that “there be a Buddha to be opposed,” that “the Saṅgha already have a fissure,” that “there be no powerful reconciler,” and that “a boundary have been established”; lacking any one, it does not come about. In practice: at the end of the passage the treatise adds one sentence, “not all Buddhas have the splitting of the wheel of Dharma; there must be past action for this thing to occur” — it is not that every Buddha meets with it; whether he meets with it hangs upon past action. This one sentence pulls the whole passage back from a question of institutions to a question of action drawing its result, which is precisely the spine of this fascicle.
IV. The Chapter on the Condition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 Why It Is Parents and Arhats in Particular
〔4.1〕Forsaking the field of kindness · destroying the field of virtue, and the four distinctions of change of sex, killing by mistake, drawing blood, and one who becomes beyond learning afterward. First the question: harming people takes many forms, so why do only these few becom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The treatise answers, “because one forsakes the field of kindness and destroys the field of virtue.” Puguang’s Record takes apart the structure of question and answer in this passage layer by layer — marking “‘because one forsakes the field of kindness and destroys the field of virtue’ is the general answer,” then “‘how is there kindness?’ is the probing question” · “‘because they are the root of the body’s arising’ is the answer” · “‘how does one forsake them?’ is the question” · “‘it is forsaking their kindness’ is the answer.” This is a structure of the author asking and answering himself and glossing his own words, not an outsider coming to challenge him; do not read it as a debate. On the side of the field of virtue it gives “the field of virtue means the remaining arhats and the like, who are furnished with all excellent virtues and are able to produce them,” and to harm such a one is to “destroy the support of virtue, and so it becomes an offense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The treatise then sets up four distinctions, each finer than the last. Change of sex — “the offense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is likewise accomplished, since the support is one”: the sex has changed and the body is still that body. The portion of blood — the case of the kalala that has fallen out and been borne by another woman, where the criterion is “because she from whose blood it came is the root of the body’s arising,” the one who gave the portion of blood being the mother, and the one who reared him the later mother. Killing by mistake — “if one raises a preparation to kill one’s father or mother and by mistake kills another, there is no offense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and conversely too it is no deed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where one preparation harms the mother and another together, then “if by one preparation one harms the mother and another as well, two nonmanifests arise, but the manifest is only the offense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the reason being “since the force of the deed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is the stronger.” Drawing the Buddha’s blood — “it must be with a mind to kill that it becomes an offense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if with a mind only to strike one draws blood, there is no immediate retribution.” One who becomes beyond learning afterward — “since there was no preparation to kill directed at a body beyond learning,” and so to kill a man who realizes the fruit only when he is about to die is not a deed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an offense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is settled by “the standing of the object.” The four distinctions taken together say exactly the opposite: standing i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mind and preparation are the sufficient condition. In practice: this passage is the finest demonstration in the whole treatise of “whether an action is accomplished or not”; when one later reads of the completion or non-completion of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a look back at these four distinctions gives a ready feel for the thing.
〔4.2〕Once the preparation is fixed, there is no road back in the middle. First the question: a man has already set his hand to a deed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 is it still possible that in the middle he should suddenly awaken, suddenly become free of desire? The treatise answers with the utmost decision — “if the preparation for a deed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is bound to be accomplished, then in the interval there is definitely no freeing from defilement and no gaining of a fruit.” With the other paths of unwholesome action it is not so: if in the midst of the preparation the noble path arises, the path of action will not be completed, because “the support is definitely opposed to it” — the body and mind that support it are definitely opposed to that path of action, and once the noble path arises, the unwholesome path of action can go no further.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is stanza as “one who has done a deed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can never rise again.” What the treatise says is that within this stretch of preparation one cannot be freed from defilement or gain a fruit; it does not say that this man can never be delivered. In practice: the two lines are most savory read against one another — with the other unwholesome actions, the noble path can halt them midway; with the preparation for a deed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alone, once it is “bound to be accomplished,” it cannot be halted. This shows precisely why immediate retribution is named “immediate”: not only is the retribution without interval, but the causal stage too admits of no interval.
V. The Heaviest Offense and the Greatest Good
〔5.1〕That one sentence that splits the Saṅgha, and that volition which draws down eighty thousand great aeons. First the question: which of the five deeds is heaviest? The treatise answers, splitting the Saṅgha, the reason being “because it wounds and destroys the Dharma body of the Buddha, and obstructs the path of birth in heaven and of liberation for the world” — what it destroys is not the physical body of one person but the Dharma body of the Buddha (the body that is the teaching); what it blocks is not one man’s road but the road of the whole world to birth in heaven and to liberation. The treatise then spreads out the scene of that night: once the Saṅgha is split, until concord returns, entering the noble state, gaining the fruits, freedom from defilement, and the exhaustion of the outflows are all blocked in the world; the works of practicing absorption, reciting, and reflecting cease; in the great thousandfold world the wheel of Dharma does not turn; and gods, men, nāgas, and the rest are disturbed in body and mind. Accordingly the other four deeds are, in order, “the remaining offense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grow lighter one after another in the order fifth, third, first,” while “the second is lightest, since the kindness and the rest are less.” Puguang’s Record adds here a principle of light and heavy: “of the two fields, kindness and virtue, the field of virtue surpasses the field of kindness, since that field of virtue is able to draw sentient beings out of the suffering of birth and death.”
Here there is a round of challenge from an outsider: if the verbal action of splitting the Saṅgha is the heaviest, why does a sūtra say that among the three punitive actions the punishment of mind is greatest, and again that among all offenses wrong view is greatest? The author answers, “with regard to the fiv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splitting the Saṅgha is heavy; with regard to the three punitive actions, the offense of mind is great; with regard to the five deviant views, wrong view is heavy” — the three sentences belong to three different ranges of comparison and do not conflict. The latter half of the stanza then turns to the wholesome side: the greatest in result among worldly wholesome things is the volition that can draw down the foremost existence, “since it draws down a maturation utterly still, of eighty thousand great aeons”; but if the result of release from bondage is in question, then “with regard to the result of release from bondage, it is the voli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vajra-like concentration that gains the great result,” and so the stanza deliberately adds the two words “worldly wholesome” to mark the distinction.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 reconciling of the three sentences as “the author speaking vaguely.” It is in fact a method — every “most” must first be asked, “most within which collection?” In practice: this section sets “heaviest” and “greatest” side by side, which is a miniature of the whole structure of the fascicle: at one end that one lie, at the other end that one volition. Neither is a question of “the size of the affair”; both are questions of “the thing destroyed or brought to fullness.”
VI. The Class Like the Five Deeds, and the Three Times When Action Is Most Feared
〔6.1〕The five of the same class. First the question: since they are called “of the same class,” are they as heavy as the five deeds? The treatise says, “these five, in that same order, are the entities of the actions of the same class as th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 defiling one’s mother who is an arhat nun, killing a bodhisattva abiding in certainty, killing a noble one who is still a learner, seizing away the requisites of the Saṅgha’s concord, and destroying a stūpa, matched one by one and in order with the five deeds. The opening line has been read in two ways since ancient times: Puguang’s Record records both readings, giving “that is, one who commits an act of extreme defilement toward his mother who is an arhat nun, or toward his mother and toward an arhat nun” — the former reading takes “mother who is an arhat nun” as one person, the latter takes “mother” and “arhat nun” as two persons and two objects;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takes the two-object reading outright, giving “defiling one’s mother and defiling a nun beyond learning”; while Paramārtha takes the one-person reading, “if a man defiles his own mother who is an arhat.” Here both are recorded and neither is chosen. They are of the same class, not of the same name: near in nature and near in what they destroy, but not th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themselves. As to whether they too are certainly born in the hells, the treatise records before the stanza one account, “some other master says: not born without interval” — although the same class is certainly born in the hells, it is not necessarily born there immediately after death.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 same class” as “an equal offense.” The treatise does not say that they too draw down the intermediate aeon of the retribution without interval. In practice: the five of the same class are clearest when set one by one against the five deeds — defiling one’s mother who is an arhat nun against killing one’s mother, killing a bodhisattva abiding in certainty against killing one’s father, killing a noble learner against killing an arhat, seizing away the requisites of the Saṅgha’s concord against splitting the Saṅgha, and destroying a stūpa against drawing blood from the body of a Buddha. This table of correspondences comes from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which marks them one by one as “of the same class as the offense of killing one’s mother,” “of the same class as the offense of killing one’s father,” “of the same class as the offense of killing an arhat,” “of the same class as the offense of splitting the Saṅgha,” “of the same class as the offense of drawing blood from the body of a Buddha”; the treatise itself says only “in that same order” and does not fasten a name to each. As to why they are alike, Puguang’s Record supplies the grounds one by one: “‘of the same class’ means the sense of resemblance”; killing a bodhisattva abiding in certainty is matched with killing one’s father because “the bodhisattva’s kindness is deep, like a father’s”; killing a noble learner is matched with killing an arhat because “the learner and the one beyond learning are alike a noble field of merit”; seizing away the requisites of the Saṅgha’s concord is matched with splitting the Saṅgha because “the requisites of concord are equal in sense to the Saṅgha”; and destroying a stūpa is matched with drawing blood from the body of a Buddha because the multitude reveres that stūpa “as resembling the Buddha.” These five sentences are Puguang’s added explanation, not something the text of the treatise has of itself. Table and grounds read together, the logic by which the treatise compiled these five items becomes wholly transparent.
〔6.2〕About to gain receptivity, about to gain non-return, about to gain the state beyond learning. First the question: when is action most apt to obstruct? The treatise points out three occasions — “if from the stage of the summit one is about to gain receptivity, all actions that draw down the evil destinies are the greatest obstruction, since receptivity passes beyond the levels of their maturation”; when one is about to gain the fruit of non-return, all actions bound to the desire realm are the greatest obstruction, excepting only actions to be experienced in the present life, “excepting only action that conforms to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present life”; when one is about to gain the fruit beyond learning, the actions of the form and formless realms are the greatest obstruction, and again with the same exception. The simile the treatise gives is exceedingly vivid: “like a man about to leave the country where he has lived, whom all his creditors obstruct to the utmost.”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action obstructs” in the same way at all times. The treatise says expressly that it is fiercest at the very moment one is about to cross a boundary — because that moment amounts to writing off the maturation of that level, and the actions of that level naturally all surge up to bar the way. In practice: this section is really three passes announced in advance upon the map of practice; when the Chapter on the Worthy and the Noble treats receptivity, non-return, and the state beyond learning, these three passes will appear once more. Here the reader is given a preparation of mind: the nearer the breakthrough, the more evident the drag of old action; this is not a falling back but the ordinary condition of a pass.
VII. The Bodhisattva Abiding in Certainty and the Action Producing the Excellent Marks
〔7.1〕Where the name “abiding in certainty” begins. First the question: since it was said above that “killing a bodhisattva abiding in certainty” is of the same class as th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from what point is a bodhisattva reckoned as “abiding in certainty”? The treatise answers, “it is from cultivating the action that draws down as its maturation result the excellent thirty-two marks of a great person that a bodhisattva first gains the name of abiding in certainty” — from the very moment he begins to cultivate the action producing the excellent marks. As for “certainty,” the treatise marks it out by four things: he is always born in a good destiny (the two destinies of men and gods); he is always born into a noble house (of brahmans, kṣatriyas, wealthy elders, or great brahman families); he always has the body of a man (“within noble houses the faculties may be complete or defective, yet that bodhisattva always has excellent faculties”); and his power of recollection is firm (“birth after birth he can always recollect his former lives, and in the good he does he never draws back”). At the end the treatise uses a very unusual simile — “as the world hands down that there is a priceless tuosuo, one should know that this saying points at that bodhisattva” — and explains why: through long practice of the great compassion without object, he is spontaneously and always bound to others, gathering all sentient beings to himself as his own equals with a mind free of pride, and even “always regarding himself as their servant.”
The easy error: to read “abiding in certainty” as “having entered some absorption.” The “certainty” here is the certainty of being fixed beyond falling back, not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training in absorption — Puguang’s Record marks the boundary plainly: “‘certainty’ here means that his birth in the good destinies and the rest is fixed, and this is called certainty; it is not the gaining of an absorption. The bodhisattva abiding in this is called abiding in certainty.” In practice: this passage is the most positive description of the bodhisattva path in this treatise — a treatise of the schools. Its weight lies not upon supernormal powers and merits but upon the sentence “in all things hard to seek he can be patient, and in all things toilsome and pressing he can bear the burden.”
〔7.2〕The five conditions for cultivating the action producing the excellent marks. First the question: this action cannot be cultivated in any place at any time — what are its conditions? The stanza gives five, and the treatise explains each. Place — it must be in Jambudvīpa, “since in this continent the awakened discernment is keenest and clearest.” Standing — “only a man, and not the body of a woman and the rest, since by then he has already passed beyond the stage of a woman and the rest.” Object and mental ground — “only in the direct presence of a Buddha, the volition arisen with a Buddha for its object, formed through reflection and not of the classes formed through hearing or through cultivation”: he must be face to face with a Buddha, and it must arise with a Buddha for its object, and it falls in the square of discernment formed through reflection, not of that formed through hearing or through cultivation. Term of time — “only the remaining hundred aeons of cultivation, and not more; among the causes of Buddhas the norm is such.” Adornment — each mark is adorned with a hundred merits. Śākyamuni is the exception: “blazing in vigor, he could leap over nine aeons,” accomplishing it in ninety-one aeons, whence the saying, “I recollect that in ninety-one aeons I have not seen one household suffer the least loss by giving me food, but only accomplish great benefit.”
Here the treatise records alongside the account of one master (“the masters of old say,” which Puguang’s Record glosses as “the masters of old means the old masters within one’s own school”), and further sets up for itself the question “what then is the measure of a single merit?” and sets out three accounts, the last being “some say: this measure is known to a Buddha alone.”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e last of the three accounts as the author’s settled conclusion. The text of the treatise itself passes no judgment. In practice: the most serviceable phrase in this section is “formed through reflection” — the action producing the excellent marks rests neither upon hearing nor upon absorption, but upon that one thought of volition raised while facing a Buddha. It points the pivot of the cultivation of merit back to a single moment of mind.
VIII. The Three Incalculable Aeons and the Four Buddhas Met in Reverse Order
〔8.1〕Seventy-five thousand, seventy-six thousand, seventy-seven thousand. First the question: is the span of the three great incalculable aeons an empty figure of speech, or does the treatise give a real number? The treatise gives a real number — “in the first incalculable aeon he made offerings to seventy-five thousand Buddhas,” in the second to seventy-six thousand, in the third to seventy-seven thousand. The three figures increase by a thousand in each aeon — these three numbers are what the treatise gives, and it does not set out why the increase is so; here they are recorded simply as the numbers stand.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is string of figures as an astronomical quantity fit only to be gazed at, and to skip it. Its function in the treatise is to calibrate the scale: just above, one lie was said to draw down an intermediate aeon in the hell without interval; here the number of Buddhas served over three incalculable aeons pulls the wholesome end onto the same chart. In practice: in reading Abhidharma numbers, ask first “against which other number is this one to be read?” Here what is to be read against it is precisely that intermediate ae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fascicle.
〔8.2〕Meeting Buddhas in reverse order, and that first vow. First the question: what is meant by “reverse order”? The treatise explains, “‘reverse order’ means from the later toward the earlier” — at the fulfillment of the third aeon he met Excellent Insight, at the fulfillment of the second Burning Lamp, at the fulfillment of the first Jewel-Topknot, while the Buddha met at the first raising of the aspiration was Śākyamuni. The most moving part of this passage is the last section: the Buddha the bodhisattva first met was also named Śākyamuni, and it was before that Buddha that he made the vow, “may I become a Buddha, in all things as this World-Honored One is now”; and that Buddha too appeared in a final aeon, and after his passing his true Dharma likewise abode a thousand years, so that the Tathāgata of today is in every point the same as that Buddha.
The easy error: to read “reverse order” as though the order in which the Buddhas appeared in the world were inverted. What is inverted is the order of the telling; the treatise is counting from the near toward the far. In practice: this passage buckles “making a vow” and “the marks of Buddhahood” into one line of cause and result — the shape drawn by that first thought of aspiration is the shape of the final accomplishment. Here the treatise rarely compresses an enormous span of time into one very concrete sentence, and the reader may well remember it as the general outline of the whole fascicle’s treatment of merit.
IX. The Four Stages at Which the Six Pāramitās Are Fulfilled
〔9.1〕Four stages matched to six pāramitās. First the question: why are the six matched to four stages and not to six? The treatise’s arrangement is one, two, one more, two. The first stage — “the giving he practices is by compassion alone, and not out of seeking for himself a difference of excellent birth”: able to give all things, even his eyes and marrow, and out of compassion alone; here the pāramitā of giving is fulfilled. The second stage — “when the bodhisattva has the limbs of his body cut apart, though not yet free of the greed of desire, yet in his mind there is not the least resentment”; here the two pāramitās of discipline and of patience are fulfilled together. The third stage is the praising of the Buddha Tiṣya and the leaping over of nine aeons, where vigor is fulfilled. The fourth stage — “about to mount to unsurpassed perfect awakening, abiding in the vajra-like concentration just before unsurpassed awakening”; here the two pāramitās of absorption and of discernment are fulfilled together. At the end the treatise explains the name: “because they are able to reach the far shore of the fullness of virtue toward which they go, these six are called pāramitā”; and Puguang’s Record glosses the sound and sense for this — “six. Pāra here means the far shore. Mitā here means to reach.”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fulfillment” means that a given pāramitā has been cultivated until it can be cultivated no further. What the treatise marks is the event of that pāramitā’s reaching the far shore — the fulfillment of giving is fulfilled in the four words “by compassion alone,” not in how much was given. In practice: of the four stages, the one most to be carried back into oneself is the second. Why are discipline and patience fulfilled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the body is cut apart and the mind has not the least resentment, and this one moment proves at once both not transgressing and not stirring — discipline is not doing, patience is not being moved; upon one and the same object the two are verified together.
〔9.2〕That gāthā in praise of the Buddha, and “leaping over nine aeons.” First the question: only three gāthās that are not root stanzas are quoted in the whole fascicle — why quote one here? Because it is the very scene of “leaping over nine aeons.” The treatise narrates the setting: the bodhisattva came upon the Tathāgata Tiṣya seated within a jeweled niche in the absorption of the fire element, his majestic radiance blazing beyond the ordinary, and so he gazed with single-hearted devotion and forgot to set down his other foot, and thus “for seven days and nights without slackening, with a purified mind he praised that Buddha in an excellent gāthā,” and having praised him “he thereupon leapt over nine aeons.” The sense of the gāthā is this: in heaven above and on earth below, in the hall of much hearing of this world, in the palaces of the departed and the abodes of the gods, and out to the ten directions, there is nothing to compare with him; great man, bull among men, great śramaṇa — searching through the earth and the mountain forests, there is none his equal.
The easy error: to read “leaping over nine aeons” as taking a shortcut. The cause the treatise gives is “blazing in vigor” — seven days and nights standing on one foot, eyes unmoving, mind without slackening; this is pressing the work of a hundred aeons into the density of seven days. In practice: this is the one narrative with a scene in the whole fascicle, and it draws all those astronomical figures back at a stroke to a single man standing motionless. The measure of merit may be immense, but the place it starts from is always the concentration and sincerity of a single thought.
X. The Naming of the Three Bases of Meritorious Action, Giving, Discipline, and Cultivation
〔10.1〕The three words merit, action, and basis must be read apart. First the question: since they are called “the three bases of meritorious action,” are all three alike merit, and action, and basis? The treatise says, “all three classes are merit; some are action and some are basis, each according to what fits it, as was said of the paths of action” — it must be divided into squares as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were. Among the ten paths of action some are both action and path, some are path and not action; here there are four squares: some are merit and action and basis; some are merit and action but not basis; some are merit and basis but not action; and some are merit alone, neither action nor basis. The treatise assigns them one by one: within the class of giving, “within the class of giving, the two actions of body and speech are furnished with all three of the names merit, action, and basis”; the volition that can raise them is called merit and action only; the dharmas coexistent with that volition receive only the name of merit. The class of discipline is of the nature of bodily and verbal action only, and so all of it is furnished with the three names. Within the class of cultivation, loving-kindness is called merit and basis only (being the basis upon which action depends); the volition associated with loving-kindness and the discipline arising together with loving-kindness are called merit and action only; and the remaining coexistent dharmas receive only the name of merit. The treatise offers another reading as well: the name “meritorious action” displays the sense of “doing merit,” and “basis” displays the support. At the end it records alongside one account, “some say: volition alone is true meritorious action.”
The easy error: to take “basis of meritorious action” as an indivisible compound. It is three criteria laid one upon another, and only taken apart does it read through. In practice: this section is the doorway into the whole chapter on giving, discipline, and cultivation that follows. Wherever one reads “such and such is a basis of meritorious action,” ask first which of the three squares the sentence is using — whether it is saying that the thing is merit, or that it is action, or that it is the basis upon which these depend.
XI. The Entity of Giving and the Name of Giving
〔11.1〕The entity of giving is not the thing given. First the question: is the entity of giving the thing that is sent out? The treatise answers no — “the equipment of relinquishing is called giving; that is, it is by this equipment that the act of relinquishing is accomplished, and so that by which one relinquishes is the true entity of giving.” The true entity of giving is the equipment by which one is able to relinquish (bodily and verbal action, together with the mind and mental factors that can raise it), and not the thing relinquished. The treatise also makes a distinction: “or the act of relinquishing may be accomplished out of fear, out of hope, out of greed, and the like” — where one relinquishes out of fear, out of hope, out of greed, the act of relinquishing is accomplished just the same, and yet it is not the giving spoken of here; and it is to mark these off that the stanza says “for the sake of offering, for the sake of benefit.” What then is the “equipment”? “It means bodily and verbal action, and what can raise them”; and what is “what can raise”? “It is what, together with non-greed, is able to raise this collection” — that portion which, associated with non-greed, can give rise to this collection.
The easy error: to fasten the accomplishment of giving upon the quantity of goods. What the treatise fastens it to is that equipment of mind and action, and it nails the root down with the three words “together with non-greed.” In practice: this section yields a very hard test — wherever one relinquishes out of fear, out of exchange, out of greedy seeking, the goods go out just the same and yet do not fall into the square of “giving.” The criterion is not in the hand but in that one thought of non-greed.
〔11.2〕A single moment’s wholesome aggregates already receive the name of giving. First the question: the treatise quotes the stanza “if a man with a purified mind stints himself and practices giving” — what does it supply? It supplies the term of time. The stanza says that the wholesome aggregates of this one moment, taken together, receive the name of giving — giving is not a continuing process but a collection of wholesome aggregates in a single moment. The treatise then explains at once the word-formation of the phrase “merit of the class of giving”: “‘merit of the class of giving’ displays the sense of having giving for its entity, as with ‘a vessel of the class of leaves’ or ‘a hut of the class of grass’” — just as a “vessel of the class of leaves” is a vessel made of leaves and a “hut of the class of grass” a hut thatched with grass, so the “merit of the class of giving” is merit having giving for its entity; and the classes of discipline and of cultivation may be understood on the same pattern.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 quoted stanza as a stanza of the author’s own. The text just before it reads “it is what, together with non-greed, is able to raise this collection. As there is a stanza that says,” and the two words “as there is” crown it: it is a stanza of another’s saying, and does not enter into the count of the treatise’s own stanzas. In practice: this section changes the measure of giving from “how much was relinquished” to “how pure the wholesome aggregates of that one moment were.” Read together with “together with non-greed” in the section above, the criterion of giving is by now wholly gathered into the mind.
XII. The Four Alternatives of Giving, and the Three Causes of Its Result
〔12.1〕For oneself, for another, for both, for neither. First the question: giving is always for the benefit of another, so how can there be a giving that is “only for one’s own benefit”? The treatise arranges four alternatives out of two variables — whether the giver is an ordinary being or a noble one (whether he is already free of the greed of desire), and whether the recipient is a sentient being or a caitya (a stūpa of the Buddha). When ordinary beings, whether or not yet free of desire, make an offering to a caitya, this is “only for one’s own benefit,” since the caitya does not make use of it and others gain no benefit thereby. When a noble one already free of desire gives to sentient beings, this is “only for the benefit of another,” since “others obtain benefit thereby, and it is not for his own benefit, since he has passed beyond that stage of fruition” — he himself has already passed beyond that stage of fruition and no longer gains benefit from it. When ordinary beings give to sentient beings, this is “for the benefit of both.” When a noble one makes an offering to a caitya, this is “not for the benefit of either,” since “this giving is called not for the benefit of either, because it is only out of reverence and requital of kindness.”
The easy error: to read “only for one’s own benefit” as selfishness. What it speaks of is where the benefit lands, not the height or lowness of the motive — the caitya does not make use of it, and so the benefit does not land on the other side. In practice: with the four alternatives set out, one can see that the treatise’s framework for weighing giving has two axes — the standing of the giver, and whether the recipient can make use of the gift. These two axes open out next into the three causes: the donor, the goods, and the field.
〔12.2〕The difference of result hangs upon three things. First the question: giving being the same, why do the results differ? The treatise answers, “giving has differences by three causes, namely differences in the donor, in the goods, and in the field,” and adds a sentence of causal linkage: giving having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have differences.The three causes are the donor, the goods given, and the field given to.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e difference of result depends only upon the field (upon whom one gives to). The treatise lists three items plainly, and the field is only one of them; the virtue of the donor and the quality of the goods given enter into the account just as much. In practice: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able in the treatise’s treatment of merit. The three sections that follow are the opening out of these three causes one by one, and in reading them one should treat the three causes as three independent columns, each of which can by itself raise or lower the result.
XIII. The Three Causes, Donor, Goods, and Field, Opened Out One by One
〔13.1〕The donor’s four virtues matched to four results. First the question: what do the donor’s “virtues” mean? The treatise answers, “because the donor is accomplished in the several virtues of faith, discipline, learning, and the rest, he is called differing as donor.” But the difference of result hangs upon the manner in which he gives, and four manners are matched to four results — “if a donor practices giving with reverence, he obtains being constantly honored by others”; giving with his own hand, he obtains delight in the use of vast wealth; giving in due season, he obtains wealth in due season, so that what he needs does not come too late; “if he gives without injury, he obtains resources not to be encroached upon by others nor destroyed by fire and the like.”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 four results as random recompense. The four in fact correspond one to one — reverence draws honor, one’s own hand draws use, due season draws timeliness, absence of injury draws indestructibility; the manner and the retribution are of one structure. In practice: this section may be taken as a table for self-examination. With one and the same gift, change the manner of giving and the result changes its shape; and not one of the four manners costs a single coin more.
〔13.2〕The four sense-objects of the goods given matched to four results. First the question: how is the difference of the goods measured? The treatise measures it by the four sense-objects, visible form, scent, taste, and touch — the goods given being complete in visible form, one obtains excellent form; “because complete in scent, one obtains a good name, as fragrance spreads its perfume through all quarters”; because complete in taste, one obtains being loved by the multitude; “because complete in touch, one obtains a supple body, and touches that give rise to pleasant feeling in due season.” Conversely, “where the result is diminished, it is because the cause was lacking.”
The easy error: to read “complete in form, scent, taste, and touch” as requiring costly things. What the treatise speaks of is whether this offering is complete in the four sense-objects — good to see, good to smell, good to taste, good to touch; and these four are not the same thing as price. In practice: this section together with the one above amounts to saying that the quality of giving has eight adjustable knobs (the four manners of giving and the four sense-objects), all of them within the giver’s control. When this treatise speaks of merit, it never speaks of luck.
〔13.3〕The four differences of the field. First the question: how is the field given to divided? The treatise divides it into four — destiny, suffering, kindness, and virtue. With regard to destiny, “if one gives to an animal one receives a hundredfold result; if one gives to a man who has broken discipline, a thousandfold result.” With regard to suffering, as among the seven bases of meritorious action that have a support, “it is first said that one should give to travelers, to the sick and their nurses, and give groves, regular food, and food in due season against cold, wind, and heat,” and afterwards it is said that one who accomplishes these seven obtains merit beyond all measure. With regard to kindness, “such as father and mother, teachers, and others who have shown kindness,” and it adduces the bears, deer, and the like of the birth stories as kinds that have shown kindness. With regard to virtue, “if one gives to a man who keeps discipline, one receives a hundred-millionfold result,” and so on.
The easy error: to take the four items as one linear ladder. They are four parallel dimensions — an animal that is at this moment suffering falls at once into the two squares of “low destiny” and “heavy suffering,” and the two accounts must be reckoned apart. In practice: of the four, “suffering” and “kindness” are the two most easily overlooked. The treatise deliberately enters such utterly ordinary matters as “travelers, the sick and their nurses” and “food in due season against cold, wind, and heat” into the seven bases of meritorious action that have a support, precisely to make plain that a field of merit need not be sought far off.
XIV. The Most Excellent Giving, and the Five Fields That Need Not Be Noble Ones
〔14.1〕Three “most excellents.” First the question: which giving is most excellent in merit? The treatise gives three most excellents side by side. The first is what the Bhagavat said — “if one free of defilement gives resources to one free of defilement, this is the most excellent among gifts of goods,” one free of defilement giving to one free of defilement. The second is the giving of a bodhisattva — “though it is not called the freed giving to the freed, yet in merit of giving it too is most excellent,” because it is the cause of universally benefiting and gladdening all sentient beings. The third is the eighth of the eight kinds of giving, and the treatise lists the names of the eight, “what are the eight kinds of giving? First, giving to whoever comes; second, giving out of fear; third, giving in return for kindness; fourth, giving in hope of return; fifth, giving after the custom of forebears; sixth, giving in hope of heaven; seventh, giving to secure a name; eighth, giving in order to adorn the mind, to support the mind, to further the practice of yoga, and to gain the higher sense,” and then briefly explains several of the earlier ones, among which giving out of fear is “that is, seeing before one the marks of this wealth’s destruction, one would rather give it than lose it,” and giving after the custom of forebears is giving in continuation of the household usage of fathers and ancestors. Puguang’s Record adds a gloss to “giving to secure a name” — “to practice giving in search of a fine reputation is called giving to secure a name.”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e eight kinds of giving are eight good ways of giving. The first seven in fact run down the line from the passive, the fearful, the transactional, to the reputation-seeking; only the eighth is given in order to adorn one’s own mind, to further the practice of yoga, and to gain the higher sense. In practice: the eight are most useful read as a ladder of motives — with one and the same act of giving, at whatever rung the motive stops, there the result stops too.
〔14.2〕Five fields where, even if they are ordinary beings, the result of giving is measureless. First the question: was it not said that the higher the virtue of the field the greater the result? Then why is the result measureless even for those who are “not realized noble ones”? The treatise lists five — father, mother, the sick, one who preaches the Dharma, and a bodhisattva in his last birth — “these five, even if they are ordinary beings, yet giving to them can draw down a measureless result.” Of these the bodhisattva in his last birth is one who “abides in his final existence and is called of the last birth.” The treatise sets up a question especially about the preacher of the Dharma: to which of the four fields does he belong? The answer: “he is gathered under the field of kindness,” the reason being “because he is the great good friend of the several worlds” — he can give the eye of discernment to those blinded by ignorance, can open out for the world what is safe and what is perilous, and can cause sentient beings to give rise to the Dharma body without outflows; in brief, one who preaches the Dharma well can do even what a Buddha does.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is stanza as overturning the earlier “the field of virtue is most excellent.” It does not overturn it; it only points out that the field of kindness and the field of suffering can also, independently, draw the result up to the measureless — father and mother are the extreme of kindness, the sick are the extreme of suffering, the preacher of the Dharma is adjudged by the treatise to be gathered under the field of kindness, and the reason the treatise gives already shows his weight, while the bodhisattva in his last birth is the extreme of standing. In practice: the most practical word in this section is “the sick.” That an ordinary person who is at this moment ill stands, on this treatise’s books, side by side with a preacher of the Dharma — this is worth remembering over and over.
XV. The Six Causes of an Action’s Lightness or Heaviness and the Five Causes of Increased Action
〔15.1〕Lightness and heaviness by six causes. First the question: by what is an action’s lightness or heaviness settled? The treatise lists six causes — the after-effect (“the after-effect means that having done it one goes on doing it,” doing it and then doing it again), the field (doing harm or benefit to that object), the root (the root path of action itself), the preparation (the stretch that raises the bodily or verbal act), the volition (that by which the path of action reaches its end), and the intent (“the intent means whatever inclination of purpose there is,” that I ought to do such and such).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here numbers them one by one, giving “there are six causes here: the after-effect is the first cause,” and so on, the clearest in form. The treatise also adduces three cases of one-sided weight: some become heavy by the after-effect alone taking hold of them; some become heavy by the field; and some, upon one and the same field, become heavy by the force of the root — “as killing upon the field of one’s father or mother is a heavy offense,” whereas stealing and the like directed at father and mother do not constitute such a heavy offense; while as to those that become heavy by the remaining causes (preparation, volition, and intent), the treatise gathers them up with “from this one should reason out the rest.” Puguang’s Record fills it out word for word: “as killing upon the field of father or mother is a heavy offense and constitutes a deed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whereas stealing and the like done to father or mother do not constitute an offense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At the end it settles the general rule: “if all six causes are of the higher grade, this action is heaviest,” and the reverse of this is lightest, while what lies between is neither lightest nor heaviest.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 six causes as six bonus points. They are six independent notches, each of which may be of the lower or the higher grade, and only when all six are high is an action heaviest. In practice: of the six, “the after-effect” is the most easily overlooked — doing the thing again and again after it is done, rejoicing in it again and again, this item by itself can push an action up into the heavy grade.
〔15.2〕The boundary between action done and action increased. First the question: the sūtras speak of action done and action increased — where is the boundary? The treatise answers, by five causes — deliberation (“‘because of deliberation’ means that the action he does is neither done wholly without prior thought nor done upon a sudden thought”), completeness (the measure being already enough that one should fall into an evil destiny, “so long as it is not complete it is called only done and is not called increased”), the absence of regret and of counteraction (“‘because there is no regret and no counteraction’ means that there is no remorse and no action that counteracts it”), having companions (“‘because it has companions’ means that in doing an unwholesome action, unwholesome things serve as its helpers”), and maturation (its being fixed to give a maturation). For wholesome actions the reverse is to be understood.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likewise numbers them one by one, giving “there are five causes here: ‘because of deliberation’ is the first cause.”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increased” is merely “doing it a few more times.” Of the five causes the one that truly bears weight is the absence of regret and of counteraction — one act of remorse, one counteragent, and the action stops at “done” and does not become “increased.” In practice: this is the section of the whole fascicle that can be used most direct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ction done and action increased amounts to a criterion for whether an action can still be headed off; remorse and counteraction are not psychological consolation but an actual gap in one of the five causes.
XVI. Merit Where There Is No Recipient, and a Good Result in a Bad Field
〔16.1〕The merit of the class of relinquishing and the merit of the class of enjoyment. First the question: an offering is made to a caitya and the caitya does not make use of it — whence then does merit arise? The treatise first divides two classes — “merit is of two classes, first relinquishing, second enjoyment”; “the merit of the class of relinquishing means that with a wholesome mind one merely relinquishes resources and the merit of giving arises at once,” and “the merit of the class of enjoyment means that the field given to makes use of the thing given, and only then does the merit of giving arise.” Giving to a caitya has no merit of the class of enjoyment, yet it has merit of the class of relinquishing. In this passage there is a round of exchange that must be kept clear, and Puguang’s Record marks the speaker of each sentence: the outsider asks, “since he does not receive it, whence does the merit arise” 〔Puguang marks this “the question”〕; the author reproaches the outsider in return and asks him on what ground he knows that merit must arise from receiving 〔Puguang marks this “the author reproaches the outsider in return”〕; the outsider answers, “not being received by another, there is no gathering in of benefit” 〔Puguang marks this “the outsider answers”〕; the author denies this in general 〔Puguang marks this “the author denies in general, properly explaining the following line”〕 — this is no decisive proof, for if merit must be accomplished by gathering in benefit for another, then cultivating loving-kindness and the rest, or cultivating right view and the rest, ought not to give rise to merit. And so the conclusion is “therefore it should be granted that in making offerings to a caitya much merit arises, as in cultivating loving-kindness and the rest.” Thereafter there is a round of challenge from an outsider: “is not this act of giving and reverence then thrown away for nothing? It is not so, for the mind that raises the act is what is excellent” — and the author answers with the simile of harming an enemy: the enemy’s life has ended and yet one still bears the thought of enmity and raises evil bodily and verbal actions, producing much demerit, and not merely a thought of mind; and it is the same in making offerings to a Great Master who has passed away.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re is merit even without a recipient” as “it makes no difference whether there is an object or not.” What the treatise says is that the merit of the class of relinquishing does not wait upon receiving, while the merit of the class of enjoyment still waits upon receiving; the two classes stand together, and it is not a matter of choosing one of two. In practice: this section settles a very practical doubt — whether making offerings to one already gone, to a stūpa of the Buddha, or to the object of the cultivation of loving-kindness, and cultivating in that way, is of any use at all. The treatise’s answer is that it is, and the reason lies not in whether the other receives but in “the mind that raises the act is what is excellent.”
〔16.2〕Even a bad field has a lovely result. First the question: if one gives in a bad field, can it draw down only an unlovely result? The treatise answers that it cannot, and proves it by farming — “from the seed of the madhuka the fruit of the madhuka arises, and its taste is exceedingly sweet,” “from the seed of the nimba the fruit of the nimba arises, and its taste is exceedingly bitter”; one gets what one sows, and “it is not by the power of the field that seed and fruit are inverted.” Therefore, though the donor be in a bad field, so long as he sows the seed of giving with a mind to benefit others, what he draws down is still a lovely result. But the treatise at once adds a limiting sentence: “yet by the fault of the field, the seed sown may bear little fruit or no fruit at all.”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is section as “it makes no difference whether the field is good or bad.” The fault of the field does not alter the nature of the result, but it does alter the quantity of it — and these are two different matters. In practice: this section together with the one above forms the most reassuring stretch of the treatise’s treatment of merit — giving to one who does not deserve it does not turn a wholesome mind into an evil result; only the harvest may be reduced. The criterion remains always that one thought in one’s own mind.
XVII. Discipline as a Basis of Meritorious Action
〔17.1〕The entity of discipline and the four virtues of purity. First the question: what is “discipline”? The treatise sets it up from the negative side — “the several unwholesome forms are called breaking discipline,” and among them the offenses that are so by nature are given the name of breaking discipline; “‘what is prohibited’ means eating at the wrong time and the rest that are prohibited,” and these, though not offenses by nature, yet “though not offenses by nature, the Buddha prohibited them with a further purpose,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Dharma and of sentient beings,” and one who has taken the precepts and transgresses them is likewise said to break discipline. Keeping away from these two is discipline — “keeping away from what is an offense by nature and from what is prohibited, both are called discipline”; and each is of two kinds, the manifest and the nonmanifest, having bodily and verbal action for their own nature.
Purity is then set up with four virtues of its own: “first, not being destroyed by the breaking of discipline”; second, not being destroyed by the causes of that (greed and the rest, the afflictions and the secondary afflictions); third, being founded on counteraction (founded on the foundations of mindfulness and the rest, which can counteract the breaking of discipline and its causes); “fourth, being founded on cessation, that is, founded on nirvāṇa and turned toward nirvāṇa, and not for the sake of an excellent birth.” The word “and the rest” in the stanza opens out into two accounts — “some say: purity of discipline is by five causes,” namely purity of the root, purity of the retinue, not being injured by applied thought, being taken up by right mindfulness, and being turned toward the quiescent; “some other master says: discipline is of four kinds,” namely discipline out of fear, discipline out of hope, discipline conducive to the factors of awakening, and pure discipline, of which the last is “fourth, pure discipline, that is, discipline without outflows, since it can forever part one from the grime of action and affliction.”
The easy error: to read “offenses by nature” and “offenses by prohibition” as two classes ranked higher and lower. The treatise says that offenses by prohibition are given a separate heading precisely because they are not in themselves evil, but were “prohibited with a further purpose” by the Buddha — the offense in transgressing them lies in transgressing what the Buddha laid down, not in the deed itself. In practice: the four virtues make a very serviceable table for self-examination — not transgressing, not invaded by the afflictions, having a counteragent to rely on, and turned toward the right place; lacking any one of the four, discipline still stands but is not called pure. And the four kinds of discipline of the second account are precisely a ladder of motives: fear, hope, for the sake of the factors of awakening, and without outflows.
XVIII. Cultivation as a Basis of Meritorious Action, and What Discipline and Cultivation Draw Down
〔18.1〕Why the wholesome of the concentrated stage alone is called “cultivation.” First the question: all wholesome things must be cultivated, so why is only the wholesome of equipoise called “cultivation”? The treatise first asks after its entity — “as for the wholesome of equipoise, what is its entity?” — and answers that it is the own-nature of concentration together with the dharmas coexistent with it. Then it asks after its sense — “what does the name ‘cultivation’ mean? It means perfuming the mind” — since the wholesome of the concentrated stage is supremely able to perfume the continuum of mind and make it a thing of virtue. The simile the treatise gives is “as flowers perfume sesame; therefore it alone is named cultivation”: set flowers and sesame together, and the sesame takes on the fragrance of the flowers.
The easy error: to understand “cultivation” as “repeated practice.” What the treatise takes is the sense of perfuming — not that the times are many, but whether a scent can be left behind. The wholesome of a scattered mind, however much of it is done, leaves nothing behind; the wholesome of the concentrated stage takes color at a single stroke. In practice: this section explains why the treatise sets the training in absorption apart as a class of the bases of meritorious action. The simile of flowers perfuming sesame is well worth keeping in mind — the effect of cultivation is measured not by how long you have done it, but by whether the mind has taken the scent.
〔18.2〕Discipline draws down birth in heaven, cultivation draws down liberation. First the question: what does each of the three bases of meritorious action draw down? It has already been said that giving draws down great wealth; here it is said that “discipline draws down birth in heaven, cultivation draws down liberation.” But the treatise at once adds a distinction: the word “excellent” in the stanza is said with regard to the more excellent side — “that is, giving too can draw down the result of birth in heaven, and it is with regard to the more excellent that discipline is spoken of”; keeping discipline too can draw down the result of release from bondage, and it is only with regard to the more excellent that cultivation is spoken of.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 matching of three to three as sealed one to one — to suppose that giving can only obtain wealth, discipline only birth in heaven, and cultivation alone liberation. The treatise says plainly that it is not so; the domains of the three results overlap, and the pairing takes only what is most excellent. In practice: this section demonstrates the general rule for reading the pairing tables of Abhidharma — wherever one meets a form of the type “such and such draws down such and such,” ask first whether this is drawing it down exclusively or said with regard to the more excellent. Here the treatise hands over the answer itself, and the reader may take it as the key that unlocks every pairing table hereafter.
XIX. The Measure of the Merit of Brahmā
〔19.1〕The reckoning of the preceptors of former times. First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merit of Brahmā? The treatise first cites a sūtra listing four men who can produce the merit of Brahmā — “first, one who, in order to make offerings to the relics of a Tathāgata, erects a stūpa in a place where none has been before”; second, one who, in order to make offerings to the Saṅgha of the four quarters, builds a monastery, gives a garden, and supplies the four requisites; third, a disciple of the Buddha who brings a Saṅgha that has been split back into concord; and fourth, one who universally cultivates loving-kindness and the rest toward sentient beings. What then is its measure? The first account is that of the preceptors of former times — “the merit that can draw down one aeon of birth in heaven and the enjoyment of every pleasure is one measure of merit,” the reason being that the time of enjoying pleasure so drawn down is “as long as the aeon-lifespan of the Brahmapurohita gods”; and a gāthā of another school is adduced in proof.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 four merits of Brahmā as four great undertakings. Neither the third item, “bringing back into concord what has been split,” nor the fourth, “universally cultivating loving-kindness and the rest,” requires any wealth at all — joining together again a body of monks that has been torn apart forms an exact pair with the utter heaviness of splitting the Saṅgh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fascicle. In practice: this section answers from afar to the opening of the fascicle, and is the most beautiful piece of reflection in the whole structure: destroying concord is the heaviest of offenses, and making concord is one of the merits of Brahmā.
〔19.2〕That gāthā of another school, and the reckoning of the Vibhāṣā masters. First the question: the treatise quotes the gāthā “a man of faith and right view who cultivates the ten excellent practices thereby produces the merit of Brahmā, drawing down an aeon of heavenly pleasure” — what is it to prove? It proves the measure “one aeon of heavenly pleasure” — and so the text just before it says “since among another school there is a gāthā that says,” marking that it comes from another school and is a stanza adduced in proof, not a stanza of this treatise. The second account is “the Vibhāṣā masters say thus: it is the same as the measure of merit adjudged in the analysis of the action producing the excellent marks” — the measure of the merit of Brahmā is just equal to the measure of merit adjudged earlier in the analysis of the action producing the excellent marks. At the end the treatise closes with “the word ‘and the rest’ is to display divergent accounts such as these.”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 two accounts as higher and lower. The text of the treatise itself passes no judgment, and the word “and the rest” in the stanza is set there precisely to make room for divergent accounts. In practice: this is the third place in the fascicle where both are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first two being the three accounts of the measure of a single merit and the two divergent accounts of purity of discipline). Of the three, the measure of a single merit and the measure of the merit of Brahmā are indeed questions of quantity, while purity of discipline is a question of the cause of purity of discipline and of the kinds of discipline, and they are not of one kind. Where the reader meets a place in this treatise at which no judgment is passed, what is to be looked at is whether the author did or did not, in that very place, pass a judgment; there is no need to presuppose which kind it belongs to.
XX. The Giving of Dharma and the Three Conducive Wholesome Things
〔20.1〕The two conditions of the giving of Dharma. First the question: the giving of goods has been spoken of; where does the giving of Dharma have its bounds? The treatise gives two conditions —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al, and undefiled: “if one c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al, expound the sūtras and the rest for sentient beings with an undefiled mind so that they give rise to right understanding, this is called the giving of Dharma.” On the reverse side it speaks with the utmost weight: “therefore one who expounds with inversion or with a defiled mind, seeking gain, reputation, or reverence,” such a man “thereby injures the great merit of himself and of others” — not that he is without merit, but that he injures it, and injures it in both himself and others.
The easy error: to suppose that preaching is always better than not preaching. The treatise says plainly that to preach with inversion or with a defiled mind is to injure the great merit of oneself and others. In practice: the two conditions each answer to one side —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al” answers to the Dharma spoken, “undefiled” to the mind that speaks. Lacking either, the giving of Dharma turns over into injury. This section is of one workmanship with the earlier sentence that “the entity of giving lies in being together with non-greed”: in weighing merit, this treatise always looks first at the mind.
〔20.2〕Conducive to merit, conducive to liberation, conducive to penetration. First the question: toward what does each of these three words “conducive” incline? The treatise explains, “‘conducive to merit’ means the wholesome that draws down the lovely results of the world,” which inclines toward the lovely results of the world; “‘conducive to liberation’ means the wholesome that is fixed to draw down the result that is nirvāṇa,” which inclines toward nirvāṇa; “‘conducive to penetration’ means the wholesome that nearly draws down the result that is the noble path,” which inclines toward the noble path, that is, toward the four stages of warmth and the rest — “namely the four, warmth and the rest, which will be explained at length later on.” The most moving is the middle passage: once the wholesome conducive to liberation has arisen, “once this wholesome has arisen, it makes that sentient being one who is said to have the dharma of nirvāṇa within his body”; and how is one to know that one has sown it? The treatise gives a sign that can be verified in oneself — on hearing that birth and death have fault, that dharmas are without self, that nirvāṇa has virtue, the hairs of the body stand up and one weeps and sheds tears. And it gives the simile, “as when one sees a sprout come up in a rain-soaked field, one knows that there was a seed in the ground before.”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he three conducives as three stages. They are three orientations — one and the same wholesome, inclined toward lovely results, toward nirvāṇa, or toward the noble path, is altogether different in nature. In practice: this section is the most personal stretch the fascicle leaves to its reader. The wholesome conducive to liberation can neither be seen nor touched, and yet the treatise gives a sign for it: to be moved on hearing of no-self and of nirvāṇa. That is not an emotion; it is evidence that there was already a seed in the ground.
XXI. Writing, Seals, Calculation, Letters, and Numbers, and the Four Divergent Names at the End of the Chapter
〔21.1〕Even worldly arts are explained by the three actions. First the question: writing, seals, calculation, letters, and numbers are worldly arts, so why should the treatise settle their entities? Because the task of this chapter is to gather every “doing” into the framework of action. The treatise explains “‘what is raised in accordance with principle’ means what arises from a right preparation” — arising from a right preparation; the three actions are those of body, speech, and mind; and “what raises them” is feeling, perception, and the rest, according to what fits each. The assignment is that “among these, writing and seals have the bodily action spoken of above and the five aggregates that raise it for their entity,” calculation and letters have verbal action and the five aggregates that raise it for their entity, and numbers have mental action and the four aggregates that raise it for their entity, since “it is by mental volition alone that dharmas are counted.” Puguang’s Record glosses the words themselves here — “writing means writing by hand, seals mean sealing by hand.”
The easy error: to see “the five aggregates for its entity” and “the four aggregates for its entity” and not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Numbers use only four aggregates because they are accomplished by mental volition alone and do not involve the aggregate of form. In practice: this section looks like a side matter but is in fact the closing demonstration of the method of the whole chapter — any worldly deed whatever can be taken apart into “which action, plus which aggregates that raise it.” Once this knife has been learned, the reader can take apart in the same way any behavior he meets with.
〔21.2〕Excellent, inferior, to be practiced, unsurpassed — the close of the whole chapter. First the question: at the end of the chapter it suddenly treats a set of divergent names; what is the point? This is to define at one stroke four terms of evaluation constantly used in the whole treatise. “Wholesome dharmas without outflows are also called excellent”; “the several defiled dharmas are also called blameworthy, obscured, and inferior,” and by comparison with this one excellent and one inferior the middle class is established of itself, so that the stanza does not adjudge it again; “the several conditioned wholesome dharmas are also called to be practiced.” The treatise also sets up a question for itself: why are unconditioned dharmas not called to be practiced? There are two answers — “because they cannot be practiced again and again so as to increase,” and further, practice is for the sake of seeking a result, and unconditioned dharmas have no result. At the end, “liberation, nirvāṇa, is also called unsurpassed,” the reason being “since there is no single dharma that can surpass nirvāṇa, it being wholesome and permanent and passing beyond the host of dharmas”; while all remaining dharmas have something above them, established by inference from the sense. The whole chapter stops at “that the remaining dharmas have something above them is established by inference from the sense.”
The easy error: to read “to be practiced” and “unsurpassed” as terms of praise on one and the same level. They are exactly opposite — what is to be practiced is what can be practiced again and again so as to increase, and is therefore restricted to the conditioned wholesome; the unsurpassed is what has nothing further above it, and belongs therefore to nirvāṇa alone. In practice: the whole fascicle begins from the heaviest of lies and closes here with “no single dharma can surpass nirvāṇa.” At one end is that one night in which the wheel of Dharma was broken, at the other that one dharma which passes beyond the host of dharmas; and all the measuring of the six fascicles of the Chapter on Action comes to rest at last upon this one pairing.
Further Resonances: The Mirror of the Three Commentaries
The above is the sense of the treatise’s own text in this fascicle. Below, a further section is set up to gather four matters: the adjudications of the three commentaries and their divergences, Saṅghabhadra’s refutations and supplements, the divergences of Paramārtha’s earlier translation, and coordinates for parallel reading. A mirror is not the treatise; it is only looking at the same text by another way of reading. Both are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each restored to its own place.
1. Where the Three Commentaries Diverge
A commentary wholly absent. For this fascicle there are only three houses to collate. Shentai’s commentary is a fragmentary text: the seven fascicles now extant belong to the chapters on the elements, on the faculties, and on the worthy and the noble, and the Chapter on Action is wholly wanting, so that for this fascicle there is no line-by-line explanation of Shentai’s to be fastened on. The lack is marked as it stands, and the text of other fascicles is not made to fill it.
The three houses adjudge this one cut word for word alike. This is not often met with in this treatise: Puguang’s Record has “below, the second, explaining the obstruction of action separately. Within it, first setting out the entity of the obstruction of action; second, explaining the splitting of the Saṅgha separately; third, explaining the conditions that make a deed one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fourth, explaining that the preparation is fixed; fifth, the heaviness of the offense and the greatness of the result; sixth, what is of the same class as th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Fabao’s Commentary has “second, explaining the obstruction of action separately,” with its six items beginning from “first setting out the entity of action, second explaining the split in the Saṅgha separately”; and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has “from here the second, explaining the obstruction of action separately, and within it a division into six: first explaining the entity of the obstruction of action, second explaining the splitting of the Saṅgha, third explaining the conditions that make a deed one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fourth explaining that the preparation is fixed, fifth explaining the heaviness of the offense and the greatness of the result, sixth explaining what is of the same class as th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That three houses dividing their fascicles independently should agree one by one in the names of the outline and in the order of the six items may serve as collateral evidence that the boundary of the fascicle is the boundary of the outline.
Whether the splitting of the wheel of Dharma and the splitting of formal acts are the same in entity — the explanations of two ancient masters and Puguang’s own objections. Puguang’s Record sets up for itself, “question: as to splitting the Saṅgha of the wheel of Dharma and splitting the Saṅgha in its formal acts, are they the same in entity or not? The ancient master, the Dharma Master Xiu, explains: the entity of splitting the Saṅgha is of two kinds. If it is splitting the Saṅgha of the wheel of Dharma, it has cessation independent of discernment for its entity. If it is splitting the Saṅgha in its formal acts, it has non-concord for its entity,” and at once objects, “objection: to say that splitting the Saṅgha in its formal acts has non-concord for its nature is not amiss. But to say that splitting the Saṅgha of the wheel of Dharma has cessation independent of discernment for its entity is not so. All the treatises say that the entity of the Saṅgha that is split is the nature of non-concord”; it also records, “the Dharma Master Kong explains the sense thus: if it is splitting the Saṅgha of the wheel of Dharma, it has the non-acquisition upon the concord in the principle of the wheel of Dharma for its entity. If it is splitting the Saṅgha in its formal acts, it has the non-acquisition upon the concord in the affair of the formal acts for its entity,” and objects to this too, “objection: to speak of non-acquisition in general is likewise not amiss.” ⇒ The text of the treatise itself says only that the entity of the split in the Saṅgha is non-concord, and does not divide it in two; the divergent explanations of the two ancient masters and Puguang’s objections belong alike to the layer of commentarial adjudication, and are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Some say: one who has gained receptivity also cannot be split” — Puguang gives no marking, and Fabao supplies it. The treatise does not state the reason for this sentence. Searching Puguang’s Fascicle Eighteen word for word, there is no separate marking of a speaker for this sentence; Puguang merely passes over it in explaining the two senses of “the foolish.” Fabao’s Commentary however cites the Correct Principle to supply its ground — “some say that one who has gained receptivity also cannot be split, since the Buddha said that receptivity is fixed.” ⇒ This is one place where Fabao is fuller than Puguang: a blank in the base text is filled by the mutual evidence of the treatise of debate and of the ancient commentaries, yet the reason is not expressly in the base text itself, and in citing it the source must be made plain.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Whether the manifest action is one or two when one preparation harms two persons — “the earlier master / the later master” is Puguang’s outline. The treatise says only “if by one preparation one harms the mother and another as well, two nonmanifests arise, but the manifest is only the offense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and thereafter records “the Venerable Ghoṣa says that there are two manifests,” without marking an earlier and a later master. Puguang divides them in words of his own — “the earlier master’s sense is: from the stronger, one manifest” · “the later master’s sense is: in both there arise two manifests and two nonmanifests, the atoms of the manifest being distinct in each” — and cites the Mahāvibhāṣā in proof, “the Venerable Ghoṣa said: manifest actions are formed of atoms, and the atoms in harming the mother and in harming the other are distinct in each, and so the offense of the manifest is obtained on the side of two persons.” Fabao’s Commentary adjudges likewise, “this master’s sense is that the manifest too is twofold.” ⇒ The division into “earlier master / later master” belongs to Puguang’s outline and is not a structure of the treatise’s own text; it is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narrative of the case of Shiqianchi is a supplement of the two commentaries. The treatise says only “the Buddha told Shiqianchi: you have already done two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and does not tell how it came about. Puguang’s Record marks “‘if that is so, how is the simile’ down to ‘killing an arhat’: citing a sūtra to raise a difficulty,” and supplies the story, “of old, when the Buddha was in the world, in a kingdom of southern India there was a king,” and so on, closing the difficulty with “‘that shows one deed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down to ‘reproaching him for that offense’: the answer.” Fabao’s Commentary cites the same case and gives the same label, “a difficulty.” ⇒ The supplied narrative lets the reader know the story behind the text, while the speaker-label “citing a sūtra to raise a difficulty” is itself a matter of commentarial outline. The two commentaries agree in their labels here.
The three accounts of the measure of a single merit — Puguang alone passes judgment. The text of the treatise sets out three accounts and passes no judgment. Puguang however marks plainly, “of the three accounts here, they may be known from the text, and the later master is to be taken as correct,” and cites the appraisers’ words in the Mahāvibhāṣā, “only a Buddha can know it; it is not to be fathomed by others.” ⇒ The text of the treatise itself has no judgment; the judgment is in Puguang; in citing it the attribution must be made plain, and it may not be taken outright as the treatise’s settled conclusion.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eight givings name by name — Puguang is full and Fabao brief. Puguang explains each name briefly and supplies “to practice giving in search of a fine reputation is called giving to secure a name”; Fabao at this section merely marks the outline and does not open out the names one by one.
The ordering of the two divergent accounts of purity of discipline — Puguang numbers them and Fabao does not. Puguang marks “this then is the first master. Some say: purity of discipline is by five causes,” and cites the Miscellaneous Heart Treatise in proof, “purity of the root means keeping away from raising the root path of action,” and so on; and again marks “this then is the second master. He says discipline is of four kinds.” Fabao however gives only “‘the word and the rest is to display’ down to ‘fifth, turned toward the quiescent’: explaining the word ‘and the rest’ in the stanza as displaying that there are divergent accounts” and “‘some other master says’ down to ‘since it forever parts one from the grime of action and affliction’: setting out a divergent account,” without numbering them one by one. ⇒ One instance of the three houses differing in fullness and depth.
The school to which the first master on the merit of Brahmā belongs — Puguang wavers among three schools in one sentence. Of “the preceptors of former times” Puguang says, “there are two masters’ accounts. This then is the first master, who is of the Sautrāntikas, or is a master of the Mahāsāṃghikas, or is a divergent master within our own school,” setting out three possibilities within a single sentence; while for the second master he simply follows the wording of the base text, “this then is the account of the second master. He says that the measure of the merit of Brahmā points to the same as the foregoing explanation.” ⇒ Within one and the same passage Puguang’s attitude to the two masters is in the one case doubtful and in the other settled;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 The order of the six “ten excellent practices” cited by the two commentaries from Paramārtha is exactly reversed. Puguang’s “Master Paramārtha explains: as for the ten excellent practices,” and what follows, gives first saving one’s mother and second saving one’s father; Fabao’s “Paramārtha says: to the four merits of Brahmā above six more are added,” and what follows, gives first saving one’s father and second saving one’s mother. ⇒ The same ancient master’s account, and the order in which the two commentaries cite it is reversed; this is the most concrete instance of divergence among the three commentaries in this fascicle, and it is recorded only, without adjudication; in citing the “ten excellent practices” it is well to note that the other house has a different order.
The entity of writing and seals — this time it is Fabao who is full and Puguang who is brief. Puguang explains only the words themselves, “writing means writing by hand, seals mean sealing by hand”; Fabao at the place where he marks “explaining that the entities of writing and seals are the same” supplies the source in the Mahāvibhāṣā. ⇒ The direction is exactly the reverse of that in the section on the eight givings (where Puguang was full and Fabao brief), and neither may be taken as the general rule.
Yuanhui’s strength lies in numbering. In the two sections on the six causes of an action’s lightness or heaviness and the five causes of increased action, Yuanhui’s Verse Commentary numbers them one by one — “there are six causes here: the after-effect is the first cause” · “there are five causes here: ‘because of deliberation’ is the first cause”; and Fabao likewise numbers the five causes one by one. The three houses differ in form at this section without any dispute over doctrine.
Where the ancient masters agree must also be recorded. At the sentence “is it not then thrown away for nothing” in the section on the meritorious action of the caitya, Puguang marks “‘is not this act of giving and reverence then thrown away for nothing’: an outsider’s difficulty,” and Fabao marks “an outsider’s difficulty” — the two commentaries agree in their speaker-labels, both adjudging it a difficulty from an outsider and not one set up by the author himself. The attribution in the main text of this section follows this.
Where the three commentaries merely restate, that is recorded as it stands. I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five of the same class one by one, and i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single stanza of divergent names of dharmas at the end of the chapter, all three commentaries are word for word nearly identical with the base text’s prose commentary, and no divergent account or added sense is to be found. A zero result is recorded honestly as well; in these two sections the exposition may simply teach the base text plainly.
2. Saṅghabhadra’s Refutations and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s
The adversary of this fascicle has changed. In the first five fascicles of the Chapter on Action, Saṅghabhadra repeatedly names Vasubandhu with the two words “the Sūtra-master” and refutes him sentence by sentence; in this fascicle it is not so. Collating word for word by a fault-tolerant method, the term “the Sūtra-master” occurs fifty-five times in the whole Chapter Adjudicating Action of the Treatise Conforming to Correct Principle, yet all of them fall within the range preceding the passage corresponding to this fascicle, and within the passage corresponding to this fascicle there are none; and it is the same with the Treatise Revealing the Doctrine. ⇒ What Saṅghabhadra refutes in this fascicle is the lineage of “the Elder,” and not “the Sūtra-master.” This is a negative proposition collated in two ways, and the only thing it can prove is this one thing — a shift in the name marked; one may not infer from it that there is no dispute in this fascicle.
Whether the entity of the fiv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is mental action alone — Saṅghabhadra first refutes the Elder and then establishes his own tenet. At the very opening of this fascicle Saṅghabhadra cites and refutes the Elder’s account: “now the Elder says: the three actions are its entity, and bodily action and verbal action can each alone draw down a maturation result. This is hard to establish in principle, for it is only because what mental action does is weighty that it is granted to be able to draw down a special maturation; this is utterly vague.” He objects, “you have already granted that volition proceeding in dependence upon body and speech is called bodily and verbal action; now if you grant that mental action is the entity of a deed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then merely to raise for a moment a volition to do such a deed would be to accomplish a deed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and adjudges at the end, “its principle is hard to establish, and so what he says lies outside the holy teaching,” and only then cites the stanza, word for word identical with the Kośa’s, and establishes it as his own tenet. ⇒ This round of debate is raised before the Kośa’s stanza itself, and is a framework of Saṅghabhadra’s own adding; there is no such difficulty in the text of the Kośa. One sense and two schools are recorded together, and no verdict of victory is passed.
The case of the kalala that miscarries and is reborn, which the Elder questions as a fiction. The Kośa sets up this case to ask in whom the offense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for killing one’s mother falls. Saṅghabhadra cites the Elder’s difficulty: “the Elder says thus of this: if the kalala has life it does not fall out, and if it has fallen out it must already have died, for a sentient being can certainly not abide in filth. Sinc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the question is asked in vain” — meaning that the case cannot occur at all, and to ask it is to ask to no purpose. Saṅghabhadra answers him, “the Elder is certainly unable to know exactly the differences of capability within the destinies of action,” and adduces in proof that the intermediate existence pierces through vajra and that the fire in the mother’s womb can dissolve metal and stone while the kalala grows within it, and cites “it is heard that a sūtra says that the venerable Kāśyapa the Youth was born in just this way” as a precedent. ⇒ What is disputed is whether the case itself can stand, and not the doctrine of the offense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for killing one’s mother.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In the section on giving to a caitya, Saṅghabhadra is of one purport with the Kośa. Here Saṅghabhadra sets up no divergent account but expounds the answer the Kośa already has, and expounds it more fully — “upon a field endowed with virtue one gives rise to a strong resolve, and with the utmost reverence makes an offering to a caitya” — and uses the simile of harming an enemy, which corresponds almost word for word with the Kośa’s. ⇒ This passage does not belong to the class of debate; it takes up rather than refutes, and is recorded as such.
The designations of the two masters on the merit of Brahmā differ in the two treatises. Xuanzang’s Kośa has “the preceptors of former times” and “the Vibhāṣā masters,” whereas the corresponding text of the treatise as carried in Saṅghabhadra has in both places “some other master says” — “the treatise says: some other master says, the merit that can draw down one aeon of birth in heaven and the enjoyment of every pleasure, just this is called one measure of the merit of Brahmā” · “some other master says: this is as the measure of merit spoken of in the analysis of the action producing the excellent marks.” ⇒ Two treatises issuing from the same translation hall of Xuanzang and yet differing in designation; recorded only, without adjudication, and no conjecture is made as to which represents the original Sanskrit and which a choice of rendering. Read together with Puguang’s “wavering among three schools in one sentence” above, it may be seen that the attribution of this lineage has been without settled account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ground for “one who has gained receptivity also cannot be split,” with one voice in three places. Both of Saṅghabhadra’s treatises supply “some say that one who has gained receptivity also cannot be split, since the Buddha said that receptivity is fixed,” and Fabao cites the same sentence from the Correct Principle. Yet neither the Kośa’s own text nor Puguang marks it plainly. ⇒ This is a good instance of comparison across texts — a blank in the base text may have its reason supplied by the mutual evidence of a divergent translation, of the treatise of debate, and of the ancient commentaries — yet it remains supplementary material, and may not be taken outright as a principle inherent in the base text.
3. The Divergences of Paramārtha’s Earlier Translation
Paramārtha’s Expository Treatise on the Treasury of Abhidharma forms a system of its own in the passage corresponding to this fascicle. The boundaries of the passage can be fixed only by the structure of the scene: it begins with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 entity of thes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Four have bodily action for their entity, one has verbal action for its entity, three have killing for their nature, one has false speech for its nature, one has the fore-part of killing for its nature,” answering word for word Xuanzang’s question at the head of the fascicle; and it ends with “there is not even a dharma equal to nirvāṇa, how much less one above it,” the same close as Xuanzang’s at the end of the chapter. The two texts divide their fascicles differently, and the passage answering to this fascicle falls within Paramārtha’s “part four” without coinciding with the fascicle boundary, so that to search Paramārtha’s text with Xuanzang’s wording will never find the boundary.
A basic difference of form: one stanza split into several short verses. Xuanzang sets out the whole stanza first under “the stanza says / the treatise says,” while Paramārtha embeds his explanation line by line under “the verse says / the explanation says.” Within this fascicle, where Xuanzang has one stanza of four lines, Paramārtha again and again splits it into two, three, or four short verses — the stanza on the split in the Saṅgha is split into two (“the verse says: the split in the Saṅgha is non-concord, its nature is a dharma not associated, an undefiled and indeterminate dharma” and “the verse says: the assembly is associated with it”), the stanza on the one who splits into three, the stanza on the six pāramitās into four, and the closing stanza of the chapter into four as well. There are also places where Xuanzang sets up a stanza and Paramārtha uses prose alone — so at the entity of the fiv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and at the number of Buddhas served through the three incalculable aeons. This is a difference of form, not an omission here and there.
The renderings form a system of their own. Bhikṣu is rendered by another transcription, Jambudvīpa as the Jambu Continent, “without interval” by transcription, both stūpa and caitya by a single transcription, “non-returner” by a shortened transcription, “incalculable aeon” as asaṃkhyeya, “volition” as “intention,” “equipoise” as “the stage of tranquility,” “the fruit of liberation” as “the fruit of separation,” “aggregate” as skandha, and “basis of meritorious action” as “class of meritorious action.” The names of Buddhas differ too — Excellent Insight appears as Vipaśyin and Jewel-Topknot as Jewel-Light, while Burning Lamp bears the same name. ⇒ Whether the difference in the names of Buddhas is a divergent rendering of one and the same Buddha, or rests upon a different transmission, is not to be settled by the words, and is recorded only, without adjudication.
⭐ Three quoted stanzas that lay out the whole range of divergence in translation. In the stanza praising the Buddha Tiṣya the two texts are wholly different word for word — Xuanzang has “in heaven and earth, in the hall of much hearing of this world, in the palaces of the departed, the abodes of the gods, and the ten directions, there is none; great man, bull among men, great śramaṇa, searching the earth and the mountain forests there is nowhere an equal,” while Paramārtha has “in earth, heaven, and the quiescent abode of Brahmā there is none; in the three times and ten directions there has never been; going everywhere and searching this earth and the mountain forests, what man is equal to the Honored One in his three virtues?” The stanza on the merit of the class of giving, however, can be matched line by line — “these wholesome aggregates of a moment are together established under the name of giving” against “these wholesome skandhas of a moment, these are called the action of giving.” And the gāthā of another school on the merit of Brahmā is almost word for word the same — the first line “a man of faith and right view” is identical in both, and the remaining three differ only by a word or two. Within one and the same fascicle, and all of them quoted stanzas, the three run from wholly different to wholly identical, which shows well enough that there is no fixed rule for the rendering of quoted stanzas.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naming of discipline, positive in the one text and negative in the other. Xuanzang sets up discipline positively — keeping away from the breaking of discipline and from what is prohibited is called discipline; Paramārtha sets up the negative first, “the verse says: wrong discipline means evil form, right discipline is keeping away from these two,” displaying “right discipline” by way of “wrong discipline.” ⇒ This is a difference in the opening and gathering of the order of exposition, not an error of wording.
One place differing in fullness of wording. At the head of the five of the same class as th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Xuanzang marks plainly “defiling one’s mother who is a nun beyond learning” (bringing out her standing as a bhikṣuṇī), while Paramārtha has only “defiling one’s mother who is an arhat,” without setting down the word “nun”; yet his own prose explanation gives “if a man defiles his own mother who is an arhat, by practicing what is not the pure life,” and the sense still runs through. Recorded without adjudication.
4. Coordinates for Parallel Reading
The two sets of enumerated dharmas established in this fascicle both have namesakes in the root treatises of the Yogācāra lineage, and may be set side by side word for word.
The fiv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and the deeds of the same portion as th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This fascicle establishes the items of the fiv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as killing one’s mother, killing one’s father, killing an arhat, splitting the Saṅgha, and drawing blood from the body of a Buddha, and their same class as defiling one’s mother who is a nun beyond learning, killing a bodhisattva abiding in certainty, killing a noble learner, seizing away the requisites of the Saṅgha’s concord, and destroying a stūpa. The Yogācārabhūmi, on the same set of enumerated dharmas, lists five items which are one by one killing one’s mother, killing one’s father, killing an arhat, splitting the Saṅgha, and drawing blood with an evil mind from a Tathāgata — the items of the fiv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are wholly the same in the two systems; but that lineage sets up separately an item “deeds of the same portion as th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of which the first named are practicing a defiled act toward an arhat nun and toward one’s mother, and striking a bodhisattva in his last existence, and which continues with such items as slaughtering sheep and setting it up as a norm, injuring friends and kin, turning afterwards to harm one to whom one had already given fearlessness, and robbing the gate of the Saṅgha. ⇒ The same set of enumerated dharmas, and yet the items gathered under it are plainly different — the five of the same class in this treatise are each matched with one of the five deed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 while the same portion in the Yogācārabhūmi gathers broadly all sorts of conduct that turns against kindness and injures the wholesome. Namesakes with different items, recorded only, without adjudication.
The three incalculable aeons and the pāramitās. This fascicle matches the three incalculable aeons with numbers of Buddhas served, and the four stages with the fulfillment of the six pāramitās. The Treatis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sciousness-Only, on the same span of time, matches the three incalculable aeons with the threefold greatness and smallness of the pāramitās, and takes the third outright as the third incalculable aeon, “the great pāramitā.” ⇒ The number of the span of time is the same in the two systems, while the doctrinal framework upon which it is hung is different — this treatise hangs it upon the action producing the excellent marks and the six pāramitās in four stages, the Yogācāra lineage upon the marks of cultivation of the ten stages and ten pāramitās. The numbers being the same and the frameworks different, they may be set side by side.
As for the word-for-word correspondences in that lineage of this fascicle’s three bases of meritorious action of giving, discipline, and cultivation, the six causes of an action’s lightness or heaviness, the four alternatives of action done and action increased, and the three conducive wholesome things, this layer has not obtained them item by item; the lack is marked as it stands, and the text of other places is not made to fill it.